第二次英国之行〔爱·伯恩施坦〕

第二次英国之行

爱·伯恩施坦

忆恩格斯

　　我的第二次英国之行是在1884年。我以瑞士社会民主党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作为瑞士工人运动的代表，参加了在里昂举行的一次会议。然后，又应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读者俱乐部的邀请，在那里作了一个报告。恩格斯听说我在巴黎，就邀请我到伦敦去玩几天，住到他家里。这次旅行从其他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对我扩大英国风土人情方面的知识帮助甚少。1883年3月，马克思与世长辞了，他的全部遗著都转到恩格斯手里。为了使朋友的著作尽可能多地公之于世，恩格斯全力以赴，清理、编纂这些遗稿。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接连好几个晚上，他选择一部分手稿和一本书（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从美国人路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作的摘录为基础的）的草稿念给我听，一直念到深夜。这样一来，起床就更晚了。吃过早饭，看点报纸，处理来往信件，干些工作。接着就吃午饭，饭后一起散步，翻越樱草丘，穿过瑞琴特公园。然后又回到家里干些工作，7点钟享用晚上这顿正餐，接着恩格斯先是小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坐在壁炉旁给我讲述马克思的著作，或者念手稿。我们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恩格斯的工作时间内，只有两次我打乱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是为了去拜访流亡伦敦的德国党内的朋友。爱琳娜·马克思和艾伦·罗舍也偶尔到这里坐上半个来小时。罗舍是恩格斯亡妻的侄女，从小在恩格斯家长大，就像他们家的孩子一样。不过，当时我和英国人的接触，比第一次来时还要少。这时，我倒认识了忠实的琳蘅·德穆特。从马克思夫妇成家的第一天到马克思去世，她一直为这个家庭服务。恩格斯把这个优秀的人物留在身边料理家务，对待她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给予感人肺腑的热爱和尊重。尼米（马克思的孩子们喜欢这样称呼海伦·德穆特）或尼姆希（恩格斯喜欢这样叫她），对家里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对同马克思来往的人也有自己的评价，有时直言不讳地说出她的看法。
　　……
　　伊斯特本位于距布莱顿不远的南部海岸。这地方风景秀丽，是英国的一个较高级的浴场……
　　伊斯特本西面的比契角，白垩岩的礁石沿着海岸逐渐向上倾斜，高达500多英尺。它气势雄伟，顶部已有植被，上面坡度不大，但接着就形成陡峭的悬崖，直插入海。悬崖底部是千姿百态的海湾和岩洞。在陆地这一面，有一条极好的小路，通往岩顶。在退潮的时候，那些胆大的游客总喜欢从海滩这一边登上比契角，这往往有生命危险。如果他们爬不上岩顶，海潮又及时卷到，那他们就在魔鬼和深海之间进退两难了。岩顶的最高处设有一个海岸瞭望哨，但从哨所望不见悬崖正面发生的事，呼救声也传不到瞭望哨所。爬山的人只有从大海这一面被发现，才有获救的可能。
　　1895年秋天的一个孕育着风暴的日子，艾威林夫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还有我自己，就在离比契角五六浬的地方，把我们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骨灰瓮投入海中。恩格斯是1895年8月5日逝世的，他在一封附有遗嘱的信中吩咐将他的遗体火化，骨灰沉入大海。我们知道他生前特别喜欢迷人的伊斯特本，就把比契角外的海面作为实现恩格斯遗愿的最合适的地方。
　　……
　　恩格斯很好客，他常邀请政治上的朋友和私人朋友。星期日晚上，他们只要有空就到他家来作客。这时，不同国籍的可尊敬人士几乎总是济济一堂。因为这都是些有趣的人物，我要专门为他们写一段。这些晚上，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虽然也涉及严肃的话题，但这不是惟一的内容。也经常开玩笑，当在场的某个人演唱严肃或快乐的歌曲时，其他人就洗耳恭听。恩格斯所喜欢的红葡萄酒（波尔多酒），活跃了晚会的气氛。气氛越是生动活泼，我们的东道主越是喜形于色。有时，他甚至让人拿上香槟酒，亲自唱起一支青年时代唱过的古老的大学生歌曲。英国歌曲中，他尤其欣赏那首关于布雷牧师的古老政治民歌^[1]。
　　这首歌产生于18世纪的最初30年间。它通过一个牧师的口，叙述了他为保持自己的职务，在1685年至1715年期间每当政府更迭时，是怎样改变自己的教会政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通过这首歌，可以回想起一大段英国宪法史。歌曲开始于“善良的国王”查理二世时代，结束于韦耳夫王朝的乔治一世即位的时候。押的总是重叠韵：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这个好人鼓吹君主的绝对神权，极力宣扬英国高教会的教义。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他热情拥护对天主教徒实行宽容，讨取罗马教会的欢心，“如果不会闹革命（1688年），我要加入耶稣会”。威廉一世^[2]统治时期，他教人在王位面前要保持大丈夫气节：

　　“昔日恭顺奴才相
　　如今迅即一扫光。”

　　随着安女王的统治，他成了托利党，谴责为国教教义所作的任何阐述。当乔治一世in pudding time〔适时地〕回到英国，辉格党^[3]获得全权时，他摇身一变，成了“温和进步党人”的辩护士，天天发誓反对教皇和王位追求者。于是，他将毫不动摇地效忠于汉诺威家族的君主——“as long they hold possession”〔“只要它的王座不倒”〕。
　　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出版的歌曲集《前进》（1886年苏黎世版）把这首歌译成了德文诗。其中有些段落译得很成功，而其他部分，由于恩格斯仍保留着韵律，再加上德语的烦琐，未能把英文歌词的粗犷精神全部再现出来。像弗莱里格拉特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翻译家，在把苏格兰民歌手罗伯特·白恩士的歌曲译成德文时，虽然总的说来是很出色的，但在某些地方，他也难免碰到同样的情况。
　　《布雷的牧师》^[4]的重叠韵，在恩格斯笔下音律优美：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最后一段诗文的音调也恰如其分：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已把教皇党羽除掉，
　　我誓为它尽忠效劳，
　　只要它的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我们就此和这首堪称见风使舵者楷模的歌曲分手，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想回忆一首英国古老的饮酒歌。赛姆·穆尔（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朋友、马克思《资本论》英译本的译者之一），出色地给我们演唱过几次这首歌。歌中说的是“三个快活的邮差”，坐在“天龙酒馆”，打碎了“几个瓶子”。歌词完全反映了Merry English〔美好的英国〕的精神面貌：

　　“好酒在手，
　　枉自空杯，
　　秋风枯叶，
　　落地无为。”

　　歌词的重叠韵可以这样再现：

　　“酒馆老板快拿酒，
　　斟满杯子任它流。
　　今朝有酒今朝醉（三遍），
　　明日无酒水为友。”

恩格斯的家和他的宾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思想非常民主，待人接物也格外民主。从他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就可看出。他出身于讲究资产阶级礼仪的家庭，但是他却和一位出身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下层社会的姑娘结为伴侣。同样，他在结交朋友时也是不分阶级的，但择交毕竟还是慎重的。凡是想要参加他的社交晚会的人，必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做出过良好成绩，或者是有些才华。而这个人作为社会主义者，并非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点看来，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学究气很少。甚至非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受到接待。例如，《柏林评论》的前社会保守派编辑，卡尔·洛贝尔图斯的朋友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在伦敦逗留期间，就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他之所以享有这种权利，是由于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具有专门知识以及受俾斯麦迫害流亡国外。这个典型的易北河东岸人并非戒酒主义者。一天晚上，他在恩格斯那里喝了个痛快。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一遍又一遍地用有些发硬的舌头喊道：“不，人家会对我说，我这个普鲁士保守派，有一天在伦敦这个地方，在革命的共产党人身边喝醉了。”他当时那副样子滑稽极了。这是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当然这种时候，在恩格斯家里谁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恩格斯家是以英国方式庆祝圣诞节的，和查理·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一书中所作的精彩描述很相似。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绿色树枝，在树枝中间合适的地方露出背信弃义的槲寄生树枝。每个男子有权同在树枝下面站着或经过时被抓住的任何女子接吻。至于酒席，主菜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雄吐绶鸡，如有可能，还有一只煮熟的大火腿作补充。几道副菜都是加了上等烧酒烹调的，其中的甜食叫tipsy-cake（直译是醉蛋糕），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当天的荣誉菜是葡萄干布丁，它是在灯光熄灭以后，放在燃烧着的甜酒里端上来分给大家的。每个人都必须拿一份受过好烧酒洗礼的带着火的布丁。这样就可能使那些一上菜就不断喝酒而不能适可而止的人酩酊大醉。
　　这里，我不得不回忆一下恩格斯家圣诞节前之节。这是为圣诞节布丁准备面团或者说备料的日子。这里做的布丁，数量很大，因为凡是这家的朋友，谁都从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收到一份圣诞节布丁。曼彻斯特的卡尔·肖莱马教授和恩格斯的医务顾问龚佩尔特博士，约克郡的赛姆·穆尔朋友，老宪章主义者泽稷岛的朱利安·哈尼，尊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彼得·拉甫罗夫，以及马克思的女婿巴黎的保尔·拉法格和沙尔·龙格，伦敦的各位知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几位德国朋友——所有这些人通常都是馈赠的对象。因而，在圣诞节前的某一天，大约是前两个星期，家里的女友们上午很早就要到这里来，一直干到傍晚：把大量的苹果、核桃、杏仁、牛油等等切成小块，把许多磅的葡萄干去核、切碎（我估计大家是知道的：英文的plum-pudding就是德文的葡萄干布丁）。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非常活跃的。弄好的东西，放进一个大桶。黄昏时分，家里的男朋友们陆续来了。每人的任务是，用一把插在桶里的大勺子把配备好的料搅动三次，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活儿，是要花大力气的。但这活儿更多地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凡是力不从心者，可以免做。恩格斯亲自收场：他走进酒窖，取出香槟酒，大家为预祝圣诞节快乐和诸事顺利干杯。这一切当然都是在下面厨房里进行的，这使整个过程更加迷人，因为呆在大厨房里，总归有一些乡土风味。有钱人不是早就把厨房也用作饭厅了嘛。其实，在恩格斯家要是这样做的话也是不错的，因为厨房很大，炉灶按照英国方式砌在壁炉里，不占地方。就像英国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这也是新旧结合的。炉灶的结构在当时算是新式的；但并不缺少老式的铁叉旋转器（英文叫做Jack），上面可以吊着烤牛肉，下边放个盆接滴下来的油。在小住宅里，不得不把厨房当成一间住房，这在我国也是常见的，但或许还不如英国那样普遍。在英国，住宅广告上把小住宅的厨房干脆叫做living room［起居室］，以区别于客厅（这里叫siting room）。当然，就是在这些住宅中，洗涤室也总是和厨房分开的。
　　恩格斯家的厨房从未作过饭厅，但由于离酒窖近，有时也当饮酒间用。恩格斯本人就给我讲过，至少有过这样的事。有一回，他和一位好友在厨房里坐了一个通宵，边议论边喝酒，直到清晨，他夫人走下楼来给他们煮咖啡时才罢手。

^[1] 《布雷的牧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9-563页。

^[2] 应为威廉三世，指英国国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3] 辉格党和托利党是17世纪末80年代初在英国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17世纪时，辉格党代表工商业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托利党代表旧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利益；大约1840年以后，辉格”是对自由党党员的称呼；大约1830年以后，“托利”是对保守党党员的称呼，这两个政党曾长时期轮流执政。

^[4] 《布雷的牧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9-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