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格斯 -> 恩格斯研究指南（2021）

作为马克思经济学解释者的恩格斯

〔英〕克里斯多夫·亚瑟 *

孔智健 ** 译



导言


　　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事实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初是马克思的先行者。甚至在恩格斯1844年对英国工人阶级状态的经验研究之前，他就在1843年写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这篇文章到了当时作为《德法年鉴》编辑的马克思手中，并按时得到出版。[1]当马克思1844年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时，他重新阅读了这篇文章，并一直赞不绝口。当马克思表示他打算写一本关于经济学的大部头作品时，恩格斯很高兴地将这件事交给了他，因为他还有其他感兴趣的事要做。然而，作为马克思遗稿的保管人，恩格斯不仅要完成《资本论》剩下几卷内容的编辑工作，而且还要在各个论战当中解释和保卫马克思的理论。
　　本文关注的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一般来讲，恩格斯被看作是马克思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时可靠的领路人；但现在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应该否认恩格斯作为评论家和传播者的角色，认为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资本论》时，（有意或无意地）滥用了马克思给予他作为遗稿保管人的信任。尽管本文的主要兴趣在于认识恩格斯对马克思方法的阐释，但我还是要首先考察恩格斯作为马克思遗稿保管人的工作所招致的指控。
　　在考察这些指控前，我们应当注意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一个人的习惯从很早时候就已经根深蒂固[2]，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我们拿1975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霍华德（M.C.Howard）和金（J.E.King）的文章举例。他们在阐述所谓马克思“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时，实际上是把恩格斯所写的内容当作了马克思的东西来引用了（例如“在历史上……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3]这段话实际上来自恩格斯在1859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书评。我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这段话）。
　　霍华德和金还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开始论述的[4]。这个看法没有任何依据，原因很简单，《资本论》第一卷中从未出现过“简单商品生产”这个词。他们的脚注向我们呈现了全部三卷的相关段落，然而没有一段提到这个词，没有一个段落来自第一章，更为严重的是，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引用的最后一个段落居然是来自恩格斯所作的附录！
　　不过，霍华德和金只是复述了他们从罗纳德·米克（R.L.Meek）那里读来的东西，在米克所有的作品中，他都无意识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一个人来处理。自始至终、他都任意地引用恩格斯的话当作马克思的观点来评论。在他1967年的文章《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中，他既使用了1859年的评论（为了证明马克思的方法是“历史和逻辑的”），也使用了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为了证明马克思那里有他所说的“简单商品生产”模型，以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描述为一种“次要形式”）。[5]一直到了1973年，米克还是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仍然觉得，我特别强调马克思的‘逻辑的、历史的方法’，这样做是很正确的：的确，如果我觉得我低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被这种方式所指导的程度……马克思把《资本论》中的逻辑过渡（从商品关系本身过渡到这一关系的‘经资本主义修改的’形式）看作是历史过渡（从‘简单的’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一种镜像……”[6]
　　这段话中米克引用的材料来自恩格斯，并非是马克思。（有关“历史和逻辑的方法”和“简单商品生产”的奥秘——恩格斯创造的真理——将在下文讨论。）处理完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文本问题之后，我的文章将以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实质性问题作为结尾，分别考察恩格斯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以及问题本身应当如何。

恩格斯与《资本论》


　　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对恩格斯最显而易见的仇恨的作家是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这一态度在他的处女作（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的书名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将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评论作出完全与马克思相对立的解读。这体现在他1984年的著作《辩证法：内部对话》当中。[7]
　　为了努力证明恩格斯试图将马克思变为某种自然科学家，莱文声称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评论意味着要宣称政治经济学“普遍有效”：实际上恩格斯说的是“像数学一样仍旧是一种抽象的和普遍有效的科学……〔马克思〕使这种狭隘的观念就此终结”，[8]莱文接着说，恩格斯的评论将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归功于马克思。然而评论中并没有这么说，而是指出在马克思的工作之后，“不可能再把对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先前的状况”。[9]莱文认为，对马克思而言，这里所说的规律应当是普遍适用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一矛盾并没有证明雇佣劳动规律是错的，而是意味着旧的条件“为异端”。然而恩格斯在这里描述的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恰恰是与马克思观点相反的那些看法。[10]
　　谈到另一个评论时，莱文说“恩格斯赞赏马克思将‘经济规律视作永恒真理'”。然而，这里的评论说的是：“贯串于全书的历史观念不允许作者把经济规律看做是永恒的真理”。[11]
　　莱文显然患有恩格斯恐惧症。但是，令人感到最哭笑不得的是，当他正确引用恩格斯的话时，他总是决心要证明恩格斯是错误的。他拿出恩格斯在为《观察家报》所写的评论中一大段文字，指出恩格斯在讨论“科学”“规律”和“废除（资本主义）”时歪曲了马克思[12]。这里所谓的“证据”只有一个地方是错的——整个段落实际上是恩格斯从马克思那里抄录过来的，这一点通过将这段文字与马克思写给恩格斯、指导他如何撰写这篇评论的信进行比较就能看出来[13]。
　　很遗憾，莱文显示了自己是一个多么不靠谱的评论家[14]，因为他是为数很少仔细研究过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编辑工作的人。[15]或许在这一点上会有新的发现，但我们还是得等到手稿的历史考证版发表之后才能看到。[16]然而，不得不说莱文的抱怨有一点比较奇怪。原本马克思计划将《资本论》接下来的两卷合二为一，而莱文认为恩格斯故意无视了马克思的这一愿望，并且在编辑过程中留给了我们一个“臃肿的”文本。[17]@我们关于马克思写作所知道的一切都表明，原本承诺的“小册子”变成了好几卷的内容；无可置疑，假使马克思能够继续他的工作，我们到时侯幸运的话只要再多带两卷《资本论》就行了！
　　让我们现在看看恩格斯处理《资本论》第一卷的成果。他“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完成了英文部分的翻译，对其中的内容负“最后责任”。[18]由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编辑和翻译工作已经出现了很久，这一块领域内反对恩格斯的声音一直都存在。然而，他们在这里摔了一跤。
　　问题的关键就是法文版的存在，它实际上是马克思自己所写，当鲁瓦将译稿交给马克思时，马克思逐字逐句地检查，对每个段落都进行了校对，自由地编辑自己的文本，并且插入了许多新的段落，以至于他感到需要在书后增加一个说明来告诉读者法文版“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19]在这个条件下，通过将恩格斯指导的英文版和原初的德文版进行比较来说明恩格斯干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编辑工作，这个策略是行不通的，事实是，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一卷所做的变动是照着马克思在法文版中已经做出的变动来改的。
　　一个重要的证明是马克思写给丹尼尔逊（俄文版译者）的信，当中写道：“关于《资本论》第二版……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20]毫无疑问，马克思给了恩格斯同样的指示。
　　鉴于此，本·福克斯（BenFowkes）在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现代译本中将章节的划分归结为“恩格斯的安排”[21]而没有提到其中的原因，这个做法是很奇怪的。同样地，奥克莱（A.Oakley）继福克斯之后抱怨“恩格斯选择重新安排了”《资本论》各个的章节，因为英文版没有遵从德文版。确实是这样，英文版的篇章结构没有遵从德文版。[22]但它们遵从了法文版！[23]从第二版开始，德文版是25章，分成7个部分。法文版以及后来的英文版则是33章，8个部分。
　　考虑到哈尔·德拉博的博学，在他的巨著《马克思恩格斯百科全书》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在这本书的第二卷中，他说恩格斯为英文版中的章节重新进行了编序，然而没有解释原因；而当他处理法文版时，同样没有提到重新编序的事情。”[24]
　　拉娅·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尽管呼吁人们注意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重要性，但当她（可能受福克斯的影响）指控恩格斯为了“所谓原始积累”这个部分而创造了“新的第八部分"时，她自己也困惑了；在她看来这是一种错误做法，因为“那个部分…不能和论资本积累部分分开”。[25]然而，被指控的恰恰是马克思，是他自己在法文版中划分了第八部分“原始积累”。恩格斯只是照搬了这个做法来准备英文版的章节划分。
　　对于学生们而言，比重新编序更令人担忧的是恩格斯编辑的英文版标题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个事实。德文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恩格斯在1887年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是“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第一部分名为“资本主义生产”。[26]
　　在我看来，两者是不一样的，因为德文版中强调的似乎是资本作为价值形式（承诺通过循环来实现）如何生产自身，而英文版好像更加缺乏想象力：生产一般虽然存在，但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它的资本主义特定形式，不过，无论这种反思是否有意义，恩格斯并不是偏离德文版的始作俑者，因为马克思的法文版标题就直接是《资本论》，第一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英文版是上述两个更早版本的结合体。[27]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如果不进一步深入考察《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进行评价是不可能的，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指引恩格斯将法文版作为其他译本的指南，因为他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我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这样，今后再把它从法文译成英文和各种罗曼语，就更容易了。”[28]不过后来他也怀疑法文版，在1878年向丹尼尔逊抱怨：“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尽管在译成法文时，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29]几天之后，或许是考虑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决定“头两篇（《商品和货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应该完全根据德文本翻译”。[30]法文版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例如，当基于德文版来翻译时，法文版可被用作指导性参照。[31]
　　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注意到，恩格斯并不认为有义务像我们现在要求他所做的那样去仔细注解他所编辑的版本。例如，在英文版第21个注释中有关黑格尔的说明，就没有出现在德文版或者法文版当中，恩格斯没有特别说明就将其插入其中。[32]
　　由于在对《资本论》的结构主义解释当中，“承担者”（Triger）一词处于核心位置，所以在第二章中存在着的一个疏忽变得十分重要[33]。当马克思说完“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后[34]，他补充道：“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Trager）而彼此对立着的”。[35]恩格斯漏掉了这段话、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遵从法文版的做法.[36]（然而，奇怪的是，在MEGA编辑的法文版和英文版中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遗漏的地方！[37]）
　　不过恳格斯的编辑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漏掉一些东西。例如，在提到“蒸汽的压力”之后，他漏掉了论机器这一章中的“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这句话。[38]（福克斯的翻译声称要恢复“所有恩格斯遗漏的句子”[39]©，但却没有恢复这句话[40]@，即便这段话在他翻译出处的全集当中是存在的[41]。）
　　恩格斯在（资本论）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序言表明，他是基于马克思结合法文版而留下的注释进行编辑的。不过，恩格斯的补充并不总是一以贯之。法文版的“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42]@这句话被加进了英文版中，但他并没有放到德文版里。
　　单是一个词汇的变化就会造成整篇文章的阅读出现偏差的例子，出现在富有争议的熟练劳动话题上。伯恩施坦宣称，他发现在《资本论》的一个段落中，马克思直接从熟练劳动的劳动力价值较高推论熟练劳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更高的价值。引用的段落为：“但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43]。
　　希法亭在他1904年与庞巴维克论战性文章中，离题地指出，伯恩施坦引用的段落的意思与他宣称的意思并不一样。（事实上，这段话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违背，即产品的价值不能来自“劳动的价值”。）他进一步论证说，要做到这一点，“但是”（aber）必须改成“也就”（daher）[44]。伯恩施坦使用的是德文第二版，希法亭使用的则是德文第三版；但就像希法亭此书的译者在一个注释中指出的那样，在恩格斯编辑的第四版中，“但是”被“也就”代替了！[45]
　　正如希法亭指出的那样，这一段讨论的问题是价值增殖，所以马克思提出熟练劳动的目的是说明它对增殖的基本过程没有影响。即使熟练工人取得更高工资，资本家依旧能够获得剩余价值，因为熟练工人在相同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这样的话，显然需要用“但是”来强调这一点。如果我翻译的话：“虽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但是，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也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用“也就”代替的话，大大削弱了句子的力量，而且会像希法亭所说的那样，导致伯恩施坦式的阅读。实际上，恩格斯犯了双重错误，他在英文版中这句话的翻译很马虎：“具有更高价值的力量，它耗费的是更高级的劳动，即相同时间内等比例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46]“但是”直接消失了！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考察，不过现在我将转向另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即究竟恩格斯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方法的本质的。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论


　　恩格斯第一次尝试向公众解释马克思的著作是在一篇书评当中，这篇书评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把马克思的方法理解为是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一种修正，这种观点正是恩格斯在《人民报》（Das Volk）[47]上分两期评论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开始进入公众视野。[48]更具体地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向马克思显示了逻辑与历史是如何相互作用，从简单关系走向更加复杂的过程。这种“逻辑—历史方法”[49]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被牢牢树立，以至于罗纳德·米克在1975年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不得不首先指出他的观点继承自一个长期的解释传统，并将恩格斯的评论引为回答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50]
　　问题在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权威文献，即马克思从未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导言》。作为更加复杂论述的一部分，《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51]某种程度上讲，考虑到《导言》不仅在德国（1903年），而且在英国（1904）[52]已经发表了相当长的时间，居然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它才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出现，这是十分令人惊讶的。[53]
　　许多基于《导言》去总结马克思关于方法论的真实观点的评论者，他们都假设了马克思不会在一年左右时间之内改变想法，因而恩格斯所说的“逻辑—历史方法”肯定是错误的，这是对马克思文本毫无理由的强加。〔凯因（P.Kain）[54]和卡弗[55]是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如果我们留意恩格斯发表评论的背景的话，这些对恩格斯的指控实际上是成问题的。马克思当时是《人民报》[56]的编辑，是他促使恩格斯来撰写评论文章的。[57]在向马克思提交文章第一部分时，恩格斯特意提醒马克思，如果不喜欢这部分评论可以“把它撕掉”，或者“修改一下”[58]（毫无疑问，这也适用更具争议的第二部分）。所以这篇评论看起来获得了马克思的认可。许多评论家们忽略了这一基本观点，不仅有上述批评恩格斯的卡弗[59]和凯因[60]，还包括了汉利[61]这样的恩格斯的辩护者。不过，米克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斯蒂德曼·琼斯（Stedman Jones）也是。[62]
　　如果这篇评论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出版的，那我们就不能够说马克思不赞成当中的内容，或者说这是一篇捏造的文章。[63]马克思的确给出了建议，但由于某种原因，恩格斯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东西。在一般性地问了“关于方法和内容上新颖之处”之后，马克思接着谈到了一些更加详细、不应被忘记的说明：“（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64]恩格斯的评论没有提到蒲鲁东，也没有涉及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当然，恩格斯可能已经打算好在他承诺的第三篇论“经济学内容”的文章里谈及这些观点[65]，但是在他可以推进时，马克思告诉了他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人民报》杂志已经垮了，恩格斯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是最后一期。[66]
　　我们现在来看评论的内容：马克思的书包括两章：一章论商品，一章论货币，和它们一起的是概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序言》（1857年所写的方法论导言被取消了）。评论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没有从马克思书中获得大量论证的情况下，恩格斯在第二篇文章（第一篇是关于序言的）中在德国哲学的一一更具体来说，是黑格尔思辨哲学———背景下定位了马克思的成果，接着将“逻辑—历史方法”置于当中。这导致了三个疑问：1.引入黑格尔适用吗？2.马克思的方法是“逻辑—历史方法”吗？3.如果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允许它通过呢（并在文章被广泛转载时欢呼雀跃呢[67]）？
　　关于第一点，卡弗已经指出，认为应当通过研究黑格尔来解释马克思作品的传统就是在恩格尔这篇评论中开始的。[68]不过，尽管如此，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二版中也坚持了这一传统。当中，马克思所运用的与黑格尔逻辑关联的“意识形态外衣”与“合理内核”比喻，是和恩格斯评论相适应的。我们可以往后追踪这个比喻：在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写道“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69]；恩格斯1859年的评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是对真正关系的颠倒”；进一步讲，“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70]马克思自己在早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1858年1月）曾表示，他的意图是让“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71]
　　至于黑格尔本人，恩格斯解释说，他的辩证逻辑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体系，是纯粹思维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真理，正如真理本身是毫无遮蔽，自在自为的那样”。[72]仿佛是预见到恩格斯的观点，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写道：“哲学的阐述方式不是随意任性，在人们长久用腿走路以后，也想有朝一日用头来行走”[73]
　　在试图解释为什么目前情况下黑格尔的方法是无用时，恩格斯把黑格尔的方法描述为，根据它自身的描述是“从无通过无到无”。[74]这是对黑格尔令人惊讶的一个粗鲁的攻击。或许这是对黑格尔核心范畴“绝对否定”的讽刺，但是，只要引用的文字与黑格尔任何东西相一致，那么它看起来就涉及黑格尔“反思”（在他的《逻辑学》中）的辩证法，它以自身的纯粹，或者说抽象为特征，来自无、通过无，最终返回自身。然而，介绍这一概念的部分不是黑格尔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而是他被别人指认为怀疑主义和康德主义的东西、是黑格尔要进一步加以批判的一个立场。[75]（这一公式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在黑格尔的《哲学全书》逻辑学部分中被隐藏了起来。）
　　马克思在这份文本中很少提及黑格尔[76]，那为什么恩格斯要在他的评论中搬出黑格尔呢？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看法外[77]，从上述他与马克思的通信可以看到，他认为拿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有助于分析问题[78]。马克思在1858年5月访问恩格斯的时候讨论过自己的作品[79]，自己对黑格尔的热情可能感染到了恩格斯。[80]官方的看法认为，此行是为了保证马克思在写完《大纲》后能够恢复健康。但显然，理论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扰乱了他们计划。具体而言，我们知道马克思曾与恩格斯讨论过计划中的《资本章》。根据一月份的通信我们看到，正是在整理材料上，黑格尔的辩证法起到了帮助的作用[81]。进一步讲，就像恩格斯在他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自由地使用了“矛盾”一词[82]，并且在一个地方比照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不厌其烦使用三段论去写商品过渡[83]。
　　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恩格斯是经过授权去参考黑格尔的，然而问题是，马克思究竟从黑格尔那里学习到了什么？我们有必要区分系统辩证法（一种揭示给定整体内部接合的方法）和历史辩证法（一种揭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间内部联系的方法），这两者在黑格尔那里都有迹可循。而恩格斯却把两者混淆了。很明显，马克思在作品中受到了黑格尔按照逻辑原则安排范畴运动的影响。但是在恩格斯的评论中，他试图恢复黑格尔的声誉，指出他“巨大的历史感”。[84]接着往前迈进一步，发明了一种尽管是“逻辑的"，但“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85]
　　我之所以说“发明”，因为这不是某种像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是可以从黑格尔主义中推论出来的东西[86]。对于黑格尔而言，例如在《法哲学原理》当中，系统辩证法中的逻辑顺序运动发展是不同于历史的顺序的。的确，当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提到黑格尔时，他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正确地在家庭范畴之前提出占有范畴，尽管这个做法不具有历史意义。[87]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思想深处有来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一个段落，当中黑格尔用一个例子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系列定在形态的实际出现在时间上的次序，一部分跟概念逻辑的次序是互有出人的，例如，我们不能说，在家庭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所有权存在；但尽管这样，所有权必须放在家庭之前论述。”[88]
　　虽然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但《逻辑学》本身不可能“也是历史的”。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黑格尔把它几乎等同于永恒的形式：创世前的上帝意识。[89]
　　然而，当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著作时，他忽视了《逻辑学》[90]——马克思告诉了恩格斯自己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91]如果恩格斯认真考虑将《逻辑学》视为方法指南、那么他就会强调马克思方法当中的系统性：相反，回到他年轻时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热情，恩格斯看到的是文本当中历史建构起来的统一性。[92]
　　恩格斯的观点曾主导了20世纪的许多马克思研究者（例如希法亭、多布、米克、霍华德和金、曼德尔），但现在已经受到广泛争议，因为它与马克思1857年《导言》（恩格斯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中的表述——范畴不应当按照历史发展的次序排列，相反，应该根据现存系统的内部结构安排——明显相矛盾。[93]
　　然而，根据记载恩格斯是看过马克思计划中的写作纲要的，当中他指出范畴的过渡“也是历史的”[94]。可能恩格斯“逻辑—历史方法”的看法，正是在力图理解马克思文本时产生的[95]
　　此外，马克思总是尝试着通过回顾经济思想史来补充一些实质性论述。在1859年的文献中我们能找到三个插曲，第一个很明显就是历史的。在这里我们似乎能发现恩格斯之所以有如下说法的原因，即“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96]他将文献的对象与文献本身混同起来：“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97]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双重阐释，似乎是已经由恩格斯在对相关文献考察之后，通过一种对逻辑和历史的直接对比完成了，也就是说，文献是“反映了的历史”。
　　问题在于“反映”一词上。马克思给出了下面的例子：配第“受着货币主义的观念束缚，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解释成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98]。接着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配第“反映”了资本主义不发达阶段的状况；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即使在当时也是错误的。认为只有货币构成财富前提条件的看法，反映出的是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于婴儿时期，贸易是资本积累的基础这一事实。然而马克思没有就此打住。当他批评货币幻象和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时，他认为这些旧有的系统不仅在历史上可以理解，而且就它们寻求用充分的形式表达价值这个行为而言，它们是有合理性的。[99]
　　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按照逻辑发展顺序在讨论其“结晶”形式之前首先讨论了货币“流动”形式，即使在理论的历史当中是以相反的方式进行，因为一开始国际贸易的扩张是大于工业发展的。
　　需要重新审视的，还有恩格斯认为历史必须按照逻辑进行“修正”[100]的观点。这观点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没搞清楚；他有时说阐述应当从一些原初的东西开始（“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101]），而在其他地方，他认为这种方法要求不能这么做，而是要在“它们完全发展”的情况下研究商品、而且，一般来说，对每个要素必须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02]
　　理解这个做法的唯一方式就是、假定只能够在商品和货币的最发达形式中发现它们的真相，不过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们依旧有权回到它们的基础形式去阅读，这具有历史参考价值，因为恩格斯相信整个历史遵从同样的逻辑顺序。
　　马克思在1859年作品当中没有解释和说明这样的复杂过程。但是恩格斯提出的形式的完全发展是以马克思自己的阐释为基础的。比如，马克思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103]
　　但是逻辑和历史的真实关系——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可能是和恩格斯的设想相反的：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劳动一般这个“简单”范畴只有当资本主义成熟时才会获得“实践真理”。（与此相同，只是到了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才到达这个纯粹概念。[104]）他再一次指出，首先必须把资本，而不是土地（不论它曾经在历史上多么重要），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因素。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总结说按照某种历史顺序去安排经济范畴是错误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此时对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清楚。这篇文章给人一种探索性讨论的感觉，而它之所以被压下没有发表，正是因为马克思感到整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因为当他直接提出在历史上简单范畴是否早于具体范畴存在时，他的回答是要看情况而定，接着做更复杂的讨论。[105]尽管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恩格斯不同，但我认为马克思让恩格斯那篇评论通过，不仅仅是因为截止日期的紧迫性[106]，还可能是因为他依旧没有确定历史研究中依照逻辑安排范畴的关联性。不过我们可以说的是，如果逻辑发展与历史的关系是可变的，那么我们不可以如恩格斯似乎所想的那样以历史为指导。相反，我们必须把当前系统的内在关系作为出发点，发展出一种处理手头材料的纯粹逻辑方法，然后我们才可能注意到逻辑转变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的”。但它不是这种方法的必要特征，恩格斯在论述与历史进程的“不断接触”中已经暗示了这一点。[107]所以当下为我们看待过去提供了线索，但这不同于从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范畴发展的纯粹逻辑阶段的实例中确定它。
　　可能令恩格斯（包括像米克这样的追随者）印象深刻的是，如果我们考虑流通的基本形式，那么商品—货币—资本的顺序就可能既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每一个都不可能脱离前一个概念得到理解，幸运的话，每个概念都会通过辩证发展从它前者那里衍生出来，历史偶然性的确也会使这一进程可能发生。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从历史上的商品开始并不意味着从历史上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开始，因为在偶然条件下，在商品交换的不充分形式中，我们有的只是价格，而不是劳动价值（除非有人把它当作与价值相对的某种不确定的东西），马克思在《序言》中已经指出，劳动价值的产生需要工业的充分发展。我将在下一节“简单商品生产”更加详细地讨论价值规律。
　　我们来总结一下恩格斯的评论和他所评论的作品中的方法有多接近。米克过于慷慨了，他声称：“恩格斯所说的足够准确，足以当作恩格斯所评论的书中马克思运用的方法的一般概括”。[108]
　　在对比着两个文献之后，我们做如下总结：

　　a．恩格斯提出马克思那里的范畴辩证运动，以及指认黑格尔是其辩证方法重要来源是正确的。但是他应当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不是历史哲学；
　　b．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文献为马克思提供了“自然线索”，这是错的；[109]相反，马克思批判这些文献，因为它们在分析不同层次的范畴之间总是摇摆不定，无法一锤定音[110]；他只有在通过自己的逻辑工具已经独立掌握范畴的等级次序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在结束讨论前，观察一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当中说过而恩格斯在讨论黑格尔时没有提及的东西是十分有趣的。在阐述后来被马克思命名为“商品拜物教”[111]的理论这部分当中，他说商品交换的体系是“扭曲的”，不是在规范而是在认知意义上。在价值形式中，人与人的关系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112]这导致了“神秘化”。[113]尽管劳动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但它们需要某种社会中介，这是通过它们在价值形式上的同一实现的。“这种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114]它规定了劳动是社会的，但是在非常特殊的意义上讲，因为它们是由“特有的社会性”构成的，当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15]
　　在评论中，恩格斯看到，在黑格尔那里上升为“纯粹思维”的现实关系以“歪曲”的方式表现，被唯心主义的面纱所笼罩。[116]这里对黑格尔的批判难道没有跟马克思对商品关系的批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吗？在黑格尔那里，他的抽象现实关系的“歪曲”，以唯心主义的方式遮蔽现实；在商品交换当中，现实抽象推动价值形式形成，为现实社会关系蒙上了“物质面纱”。如果有人想要把“文献”和现实历史相关联，他将在这个类比中找到值得思考的东西！[117]
　　在1859年之后，马克思在世时，没有人对“逻辑—历史方法”再说过什么.[118]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一卷时，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这一说法也没有被提到。这或许非常重要（正如我们马上要看到的那样，尽管似乎在《序言》和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所作的补充时这一说法得到了应用[119]）。不过从恩格斯的回信中能够看出，他依旧渴望这个方法：“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就是说，用历史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检验”[120]。在讨论马克思计划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方法之前，我们看下恩格斯另一份相关文本。

简单商品生产


　　在他1859年的评论当中，恩格斯指出，尽管逻辑和历史方法都是可能的，但逻辑顺序“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21]。这里产生的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要素确实获得了“典型性”？——例如在价值问题上。
　　恩格斯在他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当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开头写道：“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他解释道：“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22]
　　这个段落出色地表达了辩证的观点，也完全适用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然而，恩格斯在应用它时提出了一种特别的解释，这种解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看待上述命题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一一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123]
　　虽然恩格斯没有在这里参考“逻辑—历史方法”，但他创造的“简单商品生产”概念，并指认这一制度的确存在，是价值规律的实体化，这些都可以被看作上述方法的应用。在文章中，恩格斯再次假定马克思的逻辑方法是建立在一个历史过程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从“简单商品生产"的历史前提开始，再到资本主义生产。
　　实际上，恩格斯从未完全明确地表明，什么时候价值才是现实的。所以，在回应《资本论》第三卷时，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提出第一卷当中讨论的“价值”是一个“必要的虚构”。恩格斯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情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经充分地实现……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实现”；“这种情形甚至在英国也还没有”。[124]不过，恩格斯回复的主旨是要说明，抛开它的“充分实现”观点先不谈，从“简单商品生产”开始，价值对于实践目标而言足够真实。在写信给施米特的前一天，恩格斯给威·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信中表达了几乎相同的观点，认为“价值曾经有其直接的、现实的存在”；但是“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存在就停止了，现在就不再有它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能够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125]
　　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此强烈，他专门写了相关主题文章，放在了第二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当中。他在那里主要是为了消除人们关于“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的任何怀疑。在用了很长篇幅阐述这个观点之后，恩格斯总结道：“只要经济规律发生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来说便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126]
　　当然我们要看到，恩格斯介入有关简单商品生产讨论的背景，是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当中已经放弃了价值规律，转向价格决定原则。然而，聪明的读者可以看到，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是形成第三卷中“生产价格”过程的一个阶段。有人指出，如果这种价值由于被生产价格所取代而无法在经验上呈现，那么它们就没有实质内容、不存在，仅仅是“虚构”的，即使是为了方便或是必要的虚构（像施米特所说的），面对这种说法，恩格斯的回应是历史地解释马克思表述的不同阶段，以此来保证价值确实在经验上可见，不过当然，是在以往资本主义“调整”这些关系之前，可是恩格斯对这些质疑让步太多，重新组织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把这些过时的价值判定为纯粹形式，而“资本主义调整”形式被判定为“次要的”形式。怀疑者有理由质疑这种价值观是否与当下有任何相关性。
　　在讨论恩格斯观点的优点之前必须指出，它在文本上的支撑很少。马克思肯定不会在相关讨论——也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前几章——中提出“简单商品生产”概念。这并没有阻止例如多纳·托雷将《资本论》第一卷中不少于20页的内容冠之以“商品生产，简单”的标题[127]——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编辑和评论者具有催眠力量的明显证据。
　　事实上，马克思一生从未使用过“简单商品生产”一词[128]。同样地，他肯定也不会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作一个次要的衍生形式。[129]
　　在全部三卷《资本论》当中，“简单商品生产”一词只是在第三卷中出现过，但正如恩格斯自己在“补充说明”中提醒我们的那样[130]，这是恩格斯编辑之后留给我们的段落。随着最近新MEGA的发表，我们现在有可能去参照着手稿本身进行对比。很清楚地看到，整段话都是恩格斯插进去的（紧接着的关于资本的“历史使命”内容同样如此）。[131]
　　这证明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思想解释者的巨大权威性，教科书长期重复着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132]大量学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和“简单商品生产"的区分为基础的。尽管这种方法源于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
　　恩格斯确实可以从第三卷手稿中去引用段落，当中一些内容似乎表明马克思讨论了作为一个阶段的简单商品生产。恩格斯激动地抓住了这一点，声称“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册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133]。然而，他也有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线索，并要排除它！[134]显然，《资本论》中奇怪地提到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在使用时并没有系统的意图。
　　让我们公允地看待恩格斯：为了澄清作家的意图而创造新的术语显然是允许的，即使作家本人没有使用这个词。问题在于，这个术语是否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这将是下个部分要讨论的内容。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像厄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这样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依旧坚定支持恩格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与简单商品生产有关，并且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135]即使如此，就像一般所说的“逻辑—历史方法”一样，这种方法的应用现在已经受到了质疑。
　　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在其辩证运动过程中，概念必须在它们的“形式”中被把握。但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获得完全形式的概念呢？我们又在什么时候有“半生不熟”的概念？我认为——粗略地讲——价值的“简单商品生产”就是一个"半生不熟”的概念。
　　我不打算去讨论“简单商品生产”的历史性问题，因为从理论上的角度看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模型在概念上有作用吗？价值规律真的会在商品交换发展的一个假定阶段中达到自身的成熟，或者是否只是与资本结合就达到完全发展？把“简单”商品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初级状态，而资本的产品某种意义上是“次要的”，以不那么“纯粹的”衍生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看法正确吗？
　　我们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谈论价值和受劳动价值规律支配的交换是否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有意义，或者更为纯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想象的社会当中，没有任何机制实施这个规律；价值没有任何必要超越其空洞的形式出现，不会带着发展出资本主义有意义内容的潜力。
　　要考虑的情况只有两种，要么存在着劳动的流动性，要么就没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按劳动时间的比例进行交换只能在规范的原则基础之上发生扩展。它可能是一个被广泛遵循的规则，但不是一个客观强加的、以科学方式在其必要性中加以把握的规律。即使能够找到这些规则的历史案例，但它显然与基于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不相关。在前一种情况下，“价值”交换应该发生，因为否则人们会转向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另一种情况一样，应当看到这是以所有都清楚他人劳动的费用为前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历史命题。[136]然而，即使它被接受为一种理想化的假设，但真相是我们没有像客观法律那样执行的东西（an objective law operative）。因为这里的假设是，影响个人选择的唯一因素是避免“辛苦和麻烦”[137]。这种主观设想与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当中存在的价值交换成为必要的客观价值规律的说法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一个人仅仅依赖对生产者的主观认识，那么与学习新方法的困难和对职业的偏好有关的主观考虑也可能起作用。
　　为什么会有建立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趋势？只有在现代工业，行业内部的竞争和不同行业间资本的流动，导致了共同的衡量标准的发展。只有在资本主义工业当中，茶歇时间才是次要的，如果可能，甚至可以完全取消。问题的核心不是理想型的经济理性人回到自然状态，而是资本主义竞争的客观合理化系统。当马克思说李嘉图“至少意识到（价值）规律的运行依赖一定的历史前提"时已经使这一点很清楚了。李嘉图认为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只有当商品通过人类工业的努力在数量上增涨，以及生产当中竞争不受限制”时才有效；马克思评论说，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138]
　　仅仅有产品的交换，这并不意味着价值的任何规律支配着交换比率。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形式上的中介，允许进行交换，但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价值实体。根据马克思，价值规律以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交换为基础，但在简单商品生产情况下，没有一种机制会迫使生产者达到这个目标。当包括劳动力本身在内的所有投入都具有价值，生产从属于增殖时，对资本回报率才可以有客观的比较，资本之间的竞争使得价值规律有必要实施。[139]
　　如果承认价值不是一个优先于交换的实体（例如使用价值），而是只以交换的形式和通过交换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实体，那么只有当我们已经能够证明价值在形式和内容上成为现实这一点时，它的逻辑已经将自身强加到经济运动中，以至于我们能讨论商品生产的规律在量上的规定时，它才获得充分发展。由于上述原因，这一规律不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假设模型。
　　在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写作意图的评论时，两个不同的问题需要分开谈。首先，《资本论》的前几章有没有涉及简单商品生产？我想这里很明白，从一开始马克思就假设了他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商品是其生产的基本单位，马克思追溯的是其存在条件。[140]接下来，尽管也是最后一点，马克思对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感兴趣，但这里提到的规律不能回溯到简单商品生产的真实或想象阶段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价值规律不能支配这种生产方式。
　　所以，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逻辑发展就是指明从“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一个“修正历史”的过程，恩格斯的这个看法在文本和实质层面都是错误的。

关于整体的问题


　　在恩格斯的领导下，主流的辩证理论家们把辩证法看作是（主要是历史）运动的原则。而被遗忘的一个事实是，辩证法更适合重建一个有结构的整体的表达，而不管这个整体是稳定的还是可能转变为完全不同的其他东西。如果我们去看黑格尔或马克思就能清楚地发现，通过系统的辩证论证分析整体是他们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组成《资本论》中论证发展的逻辑方法究竟是什么？它必须与自己的对象相适应，而我认为对象是某种整体。那是哪种呢？它不只是一个集合，就像在一堆砖头当中一块砖随意放在另一块砖上。而是说，它是一个整体，当中每个部分都清楚地需要其他部分互补才会构成自已，因此内在关系凸显了整体，每个要素的本质取决于它与其他要素以及整体的关系。一个东西内在地与他者发生联系，如果这个他者是自身本质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不参考某物的关系和规定的整体语境就说“它是什么”。如果在整体当中各个要素结合起来了，我们就可以言说整体的因果关系，它们造成了相关领域的实质性转变。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整体不能直接地呈现出来，它的接合必须有所表现，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出发点，从它某个方面入手。在论述中，论点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起点出发，经过重构整体运动，因为我们可以沿着内部关系链，按照逻辑从一个要素到另一个要素。在严格逻辑上，问题中的要素有着恰当的意义（我要举例的是在价值形式中，商品—货币—资本各自都需要他者完成自己的意义或发展自己的概念），或者如果考虑其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话要有适当的限度（比如生产和增殖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黑格尔卷入方法论问题的原因。如上所述，恩格斯解释说，人们通常不能在马克思那里找到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定义，一旦被给定，那么就从那时候起效。[141]从辩证的观点看，概念承担的意义由于整体当中要素意义不可以在一开始被确定而会发生转换。在分析的视角中，最后是对假设的分析，也就是说，把对整体的分析变为对其要素的分析，结果就是得到一组“原子事实”，接着整体被理解为这些要素之间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是，如果与此相反，每个要素只有通过在整体当中的位置获得的自我规定才重要的话，那么，随着系统不断发展到更为复杂、更为具体关系的时候，概念的最初定义相应就会发生转换，朝向更为明确的方向、虽然有时概念的新的和更广泛的应用也会出现。辩证方法不是否定现实，相反，它依旧是对所有材料进行彻底重组、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理。比如，只有当商品被理解为资本的产物时，才能看到价值形式中被资本增殖力量注入的规定内容。而当商品只是被看作产品时，它与作为资本的产品完全不同。[142]
　　对于恩格斯来说，商品的价值从一开始就是真实的，它的真相在这一点上是透明的，只是后来的变化影响到原初假设时变得难以捉摸。我之所以认为这种逻辑不恰当，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一个整体，它通过将要素与自身分离、使之发生改变来构成这些要素。所以，价值的现实性依赖资本主义生产的充分发展，在资本主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然而，价值的“完成形式”不能人为地与完成前的形式分开。从辩证的方法去看，当生产价格的运动发生时，价值规律只会在它的否定中实现，因为给于它规定的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竞争，带来了转变实际价值的差异。但规律依旧非常重要——即使是在被否定的情况下，因为生产价格只有作为这种有差异的辩证统一的结果：潜在的价值和实现的价值时，才能被正确理解。
　　价值规律不是某种站在原点上的东西，无论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它都是一种要变成为资本总体的东西。
　　最后，让我们解决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预期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考察的对象是一个特殊意义上的整体。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应该如何处理整体的要素先于整体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工业统治以前就存在商品、货币，甚至是以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形式出现的资本了。
　　如果我们去看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他是以一种相当非历史的方式介绍货币的功能。的确，正如马克思本人意识到的那样，这些功能在历史上是由不同对象执行，并且各自都是约定俗成。[143]而资本主义一个明显的差别在于，作为形式规定的整体，价值的实现需要将原本不同的功能通过单一的货币商品的演变去整合。给定一个尽管复杂但单一的货币概念，那么我们可以以最适当的系统顺序阐述整体，无需任何历史的参与。因此作为资本的内在要素，货币扮演着关键角色，这赋予它较之其他在前资本主义承担特殊功能（例如流通中介）的“货币”相当不同的规定。
　　接下来，我们应当把马克思推出的M—C—M′（也就是用货币交换商品，然后用商品换取更多货币）看作是对资本的一般抽象，还是介绍资本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也就是商业资本？显然，它必须被系统地看作是资本的抽象形式，没有具体的参照。[144]从具体的解释来看，它可以是对商业资本循环的描述，但是马克思在后面叙述时正确地处理了这种资本，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商业资本是从属于工业资本的。由于这里的货币承担工业产品价值的流通和实现功能，以及基于这种功能获得收益，所以它有着全新的规定。这与它早先将孤立的经济活动连接起来套利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商业资本现在并没有像前资本主义那样促进剩余价值的流通并从中获利，而是和服务于市场的商品生产打交道，帮助资本增殖。[145]
　　这同样适用于货币借贷资本。我们必须区分起初为消费放贷的放贷人，然后是那种向投机者和商人放贷的夏洛克式放贷人，最后是现代银行业，它们大部分贷款流向了企业。因而生息资本的抽象形式，M—M′，根据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水平，具有非常不同的功能。所以再一次，简单性要求叙述的发展是系统的而不是历史的。[14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以论述工业资本和商品生产为重点，尽管历史上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出现得更早，但它们相较于工业资本缺少现实前提，马克思只是在第三卷中提及它们，因为现在它们在工业资本作用下处于次要地位，因而放在后面论述。当马克思明确工业资本是资产阶级时代资本的主导形式时，这不是简单地说它像过去那样，已经抛弃了诸如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等非劳动性收入基础，而是说它已经成为整体中压倒一切的要素，它重构了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条件，因而在根本上转变了它们自身的规定性，以及它们在整体和工业资本再生产当中的角色[147]。所以说，在资本主义以前存在的“资本”与现在存在的资本不是一回事儿，马克思论述道：“产业资本是惟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148]
　　我要说的是，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要素有其特定功能，那么这些要素在前资本主义背景下可能有相当不同的规定，其本质也不一样，即使表面上会有名词定义上的相同之处。现在，它们的实质定义是资本赋予的。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49]
　　通常来说，使“逻辑”符合“历史”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因为资本整体中通过内部联系追踪到的要素，与它们在之前不同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要素的意义不能脱离它在整体当中指定位置得到把握，那么即使是在较早时期存在着名义上相同的要素，两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作用环境不一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特殊的历史的性质。”[150]
　　尽管这种自我联系、自我区分和以自我为基础的整体不是无中生有，它的要素在某种相同或不同形式先于它存在，但它们——正是由于它们不是由这里讨论的整体形成—并不具有相同的本质、形式、功能和规律。就如我在前面（讨论“简单商品生产”部分）说的那样，这对价值规律本身而言是正确的。

结论


　　在讨论恩格斯是否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的方法这个问题时，那些支持或反对恩格斯的人都能找到——而且已经找到——合适的引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在《资本论》中他清楚地阐释了一个整体的结构，但我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完全阐述过自己的逻辑方法和历史的关系。我希望我说的足够证明，尽管恩格斯显然意识到了叙述需要辩证的形式，但如此坚持“逻辑—历史方法”并没有多大帮助，反而指明了一种严格的系统辩证法，谨慎地把现存整体中的各个要素与其前资本主义形式联系起来。
　　要更忠实地理解恩格斯关于概念辩证叙述的观点，那不能把《资本论》的起点作为历史前提或者一个简单模型去看待、应当将其视为复杂整体当中暂时的、不成熟的抽象要素，叙述应该通过展示价值如何在它的完整、完成形式中实现价值规律、通过将其根植于发达价值形式——首先是货币，然后是资本，接着是生产劳动，最后是资本的循环和积累——来补充出发点的不足。
　　恩格斯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要理解这样一个体系，需要的不是对价值作出“严格定义”，而是对它的发展作出叙述，展现它的不同形式，发现每个阶段的深层本质规定。在这样的论述中，这种形式系统必须被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系列独立的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一种考验，但这个历史是未来的历史，因为只有当资本获得成熟形式时，其积累的必然规律才会起作用。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完成了《资本论》的抄录和编辑工作，并且组织了各语种翻译工作，所以我们都欠着恩格斯巨大的债务。我相信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做大部分工作都无可挑剔。至于他在另外两卷中所做的工作，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得出最终结论，而我已经证明了是恩格斯将“简单商品生产”写进马克思作品当中。
　　对于恩格斯试图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方法这件事，我认为他指明辩证法的重要性完全正确，但问题是他不应该主要参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解释，而是应当注意黑格尔系统辩证法的重要性。[151]



* 克里斯多夫·亚瑟（Christopher J.Arthur），前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哲学系教授，“新辩证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劳动辩证法：马克思及其与黑格尔的关系》（1986），《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2002），主编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70）、《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的〈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1989），《马克思的〈资本论〉：学生版》（1992）、《今日恩格斯：百年纪念》（1996）等。本文选自亚瑟主编的《今日恩格斯：一百周年的评价》（Engels Today：A Centensry Appreciution），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6年版。

** 孔智键，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1] 文章的英文版可见Karl Marx and Fredenick Engels Collected WurksVal，3，相关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可参見Gregory Claeys，“Engels' Outlines of a Critique uf Political Economy（1843）and the oripins of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anomy，Vol 16，1984.

[2] 实际上早在1856年，马克思就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抱怨过一名记者：“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3] M.C.Howard & J.E.King，The Political Ecomomy of Marx，Harlow；Longman， 1975，P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4] M C.Howard & J.E.Ki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Harlow：Longman，1975，p.48，

[5] R.L.Meek.Erons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ic Thought，London：Chapman and Hall Lad.，1967，pp.96，98，99ff.

[6] R.L. Metk，“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in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p.xv.

[7] 以下所有出自《辩证法：内部对话》的引文都在英文版第21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31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412页。

[14] 汉利和里格比都有看过南文的研究，但没有在自己研究中提到，或者回复过莱文的这部分内容，参见Hunley，Thr Life and Thuug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etation，New HavensYole University Press. 1991；Rigly.“Review of 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in Political Stadies， 1992.pp.586—587.

[15] 汉利反对莱文的批评，为恩格斯《资本论》后几卷的编辑工作做了辩护。斯蒂德曼·琼斯引用了莱文的部分研究，但却设有提到或回应莱文对恩格斯评论的错误指控（“F.Engels”，in The New Palgrate：Marxian Ecommics，London；Macmillan.1990.p.163）。

[16] 莱文在《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说《资本论》第2卷中有一些部分遗漏了。但实际上，MEGA和MEGA2，4.1（198B）中都出版了相关部分。

[17] Levine，Dialogur Wishin the Dialectir，London：Goerge Allen &. Unwin1984，pp.201—202.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4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21] 参见《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Capital，Volume 1 （trans. Fowkes），p.110.

[22] Allen Oakley，The Making of Marx's Critical Thesry；A Biblingraphical Analyuiz，Bosnon：Routledge &Kegan Paul， 1983，p.98.

[23] 保罗在根据德文第四版进行翻译，处理与以往版本不同的章节次序时，错误地告诉了读者以往的《资本论》德文版有更多的章节。

[24] Hal Draper，“The Marx-Engels Register”， in Volume Ⅱ of The Mura-Engels Cyclopedia，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5，pp.28.27.188.

[25] Talk of 5 Aug 1986. Published in News &. Letters，November 1990.p.4.或参见Dunayerskaya，Rasa Luz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urx's Philosophy of Rerolations，Atlanit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82.p. 139n；Wowen's Liberation and the Dialecticof Revolution， Atlamic Highlands：Humanitirs Press.1985。pp.254,200，and 59。

[26] 由萨穆埃尔·摩尔（SamuelMoore）和爱德华·艾福林（EdwardAveling）根据德文第三版翻译。参见MEGA 11.9.

[27] 由莫斯科外国语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版本延续了恩格斯的书名。不过在1965年，根据同样的翻译（现在是由进步出版社出版）出现的标题已经和德文版相一致，变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一部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1983年伦敦劳伦斯&维沙特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版（在苏联印刷），标题也是这样；根据以上综合考虑，我以这个版本为基础按照新的格式编写了学生版（Lawrence& Wishart.1992）。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31] 请参阅我1990年发表在《科学与社会》的说明，当中使用法文版作为重要案例，解释了恩格斯的版本比福克斯的现代译本更受欢迎的原因。

[32] 参见《资本论》英文版1983年版，第63页，或MEGAⅡ.9，p.49.在1887年首个英文版《资本论》第1卷的历史考证版中，附上了它和德文第三版之间翻译出现偏差的细节。

[33] 相关的争论来源于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所写的《读〈资本论〉》，参见其索引和词汇表。

[34] Copital，Volume I（1983 cda）p.89；MEGAⅡ.9，p.74.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04页。

[36] MEGA Ⅱ，7，p.64；MEGA Ⅱ，9，p.74.

[37] MEGA Ⅱ，7，p.790；MEGA Ⅱ，9，p.739.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页。

[39] 参见《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译者序言，第87页。

[40] 《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第508页，Capinal，Volume（trans.Fookes），p 508.

[41] Das Kapital，Erster Band，Marx-Engels Werke，Vol，23 （〔Berlin.1962〕 1983），p407.普舒同已经指出了福克斯译本的这一缺漏，参见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Postone，Time，Laber，and Social Duminution；A Reinterpretu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a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338）。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43] 在法文版中，这句话被省略掉了，用其他的内容代替了它。MEGAⅡ.7，p.162.

[44] Rudolf Hilfcrding，Böhm-Baurrt's Criticism of Marx， E.and C.Pual（trans）， P，Sweezy（ed.），London：Merlin Press，1975，pp.141—143.

[45] Ibid.，p.143n.我们并不请楚为什么希法亭没有使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四版。

[46] 《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第192页。福克斯根据第四版翻译，当然看到的是“daher”。

[47] 在马克思此前公开发表的主要作品《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中，对黑格尔的讨论是非常粗糙的。

[48] 原载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第14号和16号，原文为德文。

[49] R.L.Meek，Stadies in the Labour Throry of Valu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148，在恩格斯那里没有这个称谓，但这么概括是可以的。

[50] The Eemomic Journal， Vol B6，1976，pp.342—347.更长的一个版本参见R.L.Meek. Smith，Mary，& After：Tex Essays in thr Dr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Chapean & Hall，1977，pp.131—145.其中他已经使用了恩格斯的这篇评论。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52]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附录发表，由斯通（NLStone）翻译，1904年Charles Kerr出版社出版。

[53] 的确，在英国它早就先于恝格斯的评论出版了。恩格斯的文章首次发表是在1935年，作为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吉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发表。”

[54] P.Kain，Marx' Method， Epistemology， and Humanim：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6，p 113.

[55] 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r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righton：Harvester/Wheatshenf，1983，pp.96—117.

[56] Draper， The Marx-Engels Chronicle，Vol. 1 of The Marx-Engels Cyclopedia， New Yorks Schocken Books，1985，p.97；CW 16，Marx and Engels 1858—60.London：Luwrence &.Wishart，1980，pp.xvii and 674.

[57] 参见 1859年7月19日和22日写给恩格斯的书信。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页。

[59] 在卡弗写的恩格斯生平当中他提到这一点，但还是沿用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没有做评论。参见Terrell Carver，Friedrich Engels'；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Macmillan.1989.p.239.

[60] 凯因提到恩格斯错误地描述了马克思的方法（Kain，Marx’Mrthou，Epintemulogy，and Hamanism：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Durdrecht；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6，p.113），非常奇怪，他不是指控恩格斯没有看过《导言》当中关于方法论的论述，而恰恰是认为恩格斯注意到了《导言》，因而产生错误理解。卡弗也认为，恩格斯可能看过《导言》。但就是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论述。（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Brighton：Harvester/Wheatsheaf，1983.pp109—110）.我认为恩格斯并设有注意到《导言》，因为马克思从未向任何人提到或展示过它直到它被人发现。

[61] 参见 Hunley.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A Reinterprinta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p.89—90.

[62] 参见Meck，Smith，Marx， & After：Ten Ersays in the Deoclopment of Ecmumic Thought，London：Chapman & Hall，1977.p.136；Gareth Stedmam Jones，“F.Engels”，in J.Eatwellet al（eds.），Marxian Economies，London：Macmillan，1990，p.163.

[63] 麦克莱伦在看恩格斯的评论时加了一句“当中的主要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参见Karl Marx；His Life and Thouglt，St Albans：Paladin，1976.p.310.

[64] 《马克思恩怖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级，第445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66] 参见马克思1859年8月2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当中马克思完全没有提到恩格斯文章的第二部分。

[67] 参见马克1859年10月5日写给恩格斯的信和1859年11月6日写给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68—472页，第603—608页，

[68] 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righton：Harvester/Wheatshenf，1983.p.100.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72]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31页。

[73] 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75] 参见The Science of Logic，pp.400.445，and 499.

[76] 在《序言》当中。马克思批判地提到了黑格尔，并没有说从后者那里学到什么。

[77] 可能指出恩格斯对于写评论这件事是持有犹豫态度（1859年7月25日通信）是值得的，因为他感到经过长时间的间隔，写作一份理论文章有点困难。所以如果他回到了40年代的一些问题和争论上是能够理解的，参见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righon：Harvester/Wheatsheal，1983.p.115.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315页。

[80] 但恩格斯那时候也在运用黑格尔开始进行《自然辩证法》相关研究。在拜访时，马克思一定是许诺给恩格斯寄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在1858年7月14的信中抱怨还没有收到它。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箔490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3页。

[8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0页。

[89] “这个内容就是上帝的展示，展示出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自然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以前是怎样的”。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31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91] 在后来1891年11月1日写给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提到过这件事，但这里只有一些上面谈论过的线索。

[92] 卡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见 Terrell Carver，Marx and Engels：The Iratellectual Relationship，Brighton：Harvester/Wheatsheal.1983.p.103.

[93] 米克声称马克思的（导言》只是证实了恩格斯的论述，参见Meck，Smith，Marx，& After：TenEssays in the Deurlopremt of Eromomit Thought.London；Chapman & Hall.1977.p.138.

[9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9页。米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95] 恩格斯在1858年4月9日的国信中说：“这个abstract（纲要）的确非常abstract（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6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603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447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604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1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D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0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06] 参考马克思1859年8月1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5页。

[10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108] Meek，Smith，Marx，& After：Trm Enays in the Development o f Economic Thought，London：Chapman &. Hall.1977.p.139.

[1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603页。

[1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82页。

[111] 可以对比《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部分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一427页）与《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第四节。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1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1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423页。

[1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26页。

[1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117] 参考亚瑟《劳动辩证法》，以及科莱蒂尔为《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所写的《导言》还有普舒同的《实践、劳动与社会统治》。

[118] 马克思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大量参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没有参照恩格斯的这篇评论，尽管恩格斯其他作品受到了褒奖。在1873年第二版的后记里，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他的方法“几乎没有被你理解”，不过当中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要多，特别是关于黑格尔同证法的一些矛盾的论述。

[119]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设有说到逻辑和历史方法，纯粹是由于外在的原因，他的主要工作是解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独特性，他巧妙地用关于发现氧气的争论例子去说明，当其他人只是将剩余价值当作工人产品价值的一个扣除时，马克思看到了工人生产出的多余自身消费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他进一步阐明，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可能有自己的价值。

[1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1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1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409页。

[1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406页。

[1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3、1018页。

[127] 这是根据恩格斯编辑的1938年再版的《资本论》。

[128] 如果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这个词，那恩格斯是怎么会用到这个词的呢？有两种可能性，在第一卷中，马克思使用了“简单商品谎通”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进行比较。另外，在第一卷和第二卷讨论“简单再生产”章节中，讲到了一种情况，即所有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被非生产性地消费。

[129]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声称，他在《资本论》中探讨了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转变。他详细地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假定工人拥有自己的产品，但恩格斯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是用假设的方式写的。

[1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290页。

[1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132] 之前我们提到过，例如米克在引用恩格斯的论述时以为引用的是马克思的话。

[1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34] 森岛通夫（Morishima）和凯特佛瑞斯（Catephores）也说过同样的话。参见The Econumic Journal，1975.p.319.

[135] 参见曼德尔为英国企鹅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写的导言，以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136] 恩格斯、米克与曼德尔赞同这种情况，而森岛通夫和凯特佛瑞斯则相反，

[137]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第25页。马克思对斯密这个观点的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1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454页。

[139] 对恩格斯观点进行细致而全面性的批判，请参阅约翰·威克斯的《资本与剥削》（John Weeks.Capital and Exploitation，London，Edeard Amold，1981）。

[140]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1857年《导言》中强调，他所论述的主题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此，经济范畴的前后相继，以及范畴本身，必须表现出这个特定社会的存在形式。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作为绝对主导的经济力量，必须构成出发点和结论。

[141] 他在其他地方（《反杜林论》）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356页）。

[1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1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466页。

[1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级，第142页。

[1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365页。

[146] 关于借贷的论述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8—679页。

[147] 土地的例子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208页。特别是在关于土地与资本历史的离题的说明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已经生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

[1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1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

[151] 也就是说，系统的方法不会必然导致封闭，就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黑格尔的论述所说的那样，我会在其他地方另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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