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和跋
· 第一版序言(卡尔·马克思,1867年7月25日) |
卡尔·马克思 |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17]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卡尔·马克思 |
卡尔·马克思 |
卡尔·马克思 |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弗·恩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