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共和党的倒台

二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被打断的话题上来。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正式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54]，和“辩论日报”^[55]一样地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第一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小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国主义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国主义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胜利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leading　articles〔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政治经济上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政治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屠杀事件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大胆的想望。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是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就是说，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活的树上落下来，而是从认识的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总结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56]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Ⅱ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续的条件下才能被破坏。”（同上，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顶上罢了，或者不如说是在全部建筑物顶端的两个头脑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力量的赌博，依据1848年的宪法，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部长，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命运，因为正好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五十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部队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的土地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条在提醒他：《frère，il　faut　mourir！》^[57]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威严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58]！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七百五十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它们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议员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地方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七百五十个议员，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是亲自和国民发生联系。国民议会的各个议员的确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比较起来，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的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共和国的创建人即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愈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欺骗命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五百个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要在他们已经事先预察到自己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一条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故意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虚构、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制宪议会分娩共和国时的产前阵痛中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末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形式，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队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钱包也搜查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一万五千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御用军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末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59]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充当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60]。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61]已经详细谈过，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光荣，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些人有充分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有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学院和报界的高官显贵，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地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的时候了。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力以对抗行政权力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过去的影子，每当问题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每当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时，这些影子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且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即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得到的，不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劲敌即耶稣会派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被污辱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国家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12月2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国民立法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未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熟读了这些说法，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殷勤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手续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在会战前夕一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让步，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让步，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是什么呢，岂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那样的coup　d’état〔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迫使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62]的故事。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所谓构成法——教育法、信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所谓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coup〔打击〕防止了这一coup。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运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当制宪议会在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对它进行了无情的迫害。他们不放过一个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顽固的拿破仑观念，竟公开利用议会权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谴责内阁让乌迪诺将军占领契维塔未克基亚，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原来的目标时^[63]，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装出一副宽大为怀的袒护军队的姿态。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愚弄他。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而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但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baÏonnettes　intelligentes〔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他们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所谓议会总务官法案^[64]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他的回答还博得了山岳派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12月2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注释：

^[54]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132页。

^[55]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的观点。——第132页。

^[56] 法国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通过的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警察官僚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第134页。

^[57] 《Frère，il　faut　mourir！》（“兄弟，要准备牺牲！”）——是特拉普天主教修道会的成员在见面时的互相问候词。特拉普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名。——第136页。

^[58] 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第137页。

^[59] 指1849年5—7月那不勒斯王国参加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的事。
　　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行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的手里。在共和国存在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在土地政策中表现出了共和国的阶级局限性；由于拒绝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农民所有，共和国失去了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的同盟者。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第139页。

^[60]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的生平中的以下一些事实：1832年路易·波拿巴曾在土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1848年在英国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曾志愿充当特别警察（特别警察是英国的一种由公民组成的警察后备力量），与警察当局一起反对1848年4月10日由宪章派组织的工人示威。——第139页。

^[61] 指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1848年12月10日选举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51页）。——第139页。

^[62] 罗马皇帝卡利古拉（37—41）是由于御用军的拥戴而即皇位的。——第143页。

^[63] 1849年4月法国政府在援助皮蒙特抗击奥地利和保卫罗马共和国的借口下，从制宪议会那里得到一笔装备去意大利的远征军的拨款。而远征的真正目的却是干涉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第143页。

^[64] 指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勒夫洛、巴兹和帕纳及立法议会的议会总务官（议会负责经济、财政及安全保卫事务的特派员）提出的法案，法案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在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时山岳党人将保皇党人看成是主要危险而支持波拿巴主义者。——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