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三卷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44〕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导言〔45〕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46〕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20年的俾斯麦统治？对蛊惑者的迫害〔47〕不是换成了非常法〔48〕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兼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兼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20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的蹂躏；这场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只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1870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49〕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50〕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走在前面。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流放到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18〕。政府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51〕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狭窄、畏缩不前的体制下，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廉集在皇帝宫延周围，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帝国存在，要求收回———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莱茵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别无他法。这场战争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52〕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53〕。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由于这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人民就更欣然地同意组成这样的政府。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困的城内引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战斗团和别动队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54〕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转做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2]。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3]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压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5月16日执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订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种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当铺是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权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大军作战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当和梅斯被俘的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5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一天，梯也尔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4]及其他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5月3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据了旺沃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主墙的脚下，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准许凡尔赛t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有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不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尔维尔和美尼尔芒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更加肌人时，往往装做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遭到历史的嘲弄。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自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只是作为例外——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比如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适用（见《革命的总观念》〔55〕第3篇）。
其实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规定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5]，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6]，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20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3月18日以前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28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62〕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主张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7]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其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下令在巴黎、里昂、鲁昂、马赛、布雷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搜捕国际工人协会各个领导机构的成员，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试图密谋暗杀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57〕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行究竟何在？就在于他们曾经公开地大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全民投票。不幸，由于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形势发生了逆转。欧洲各国的证券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实际上这是个谋杀的信号，谋杀的对象已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民族。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58〕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荒谬得很，全法国都不肯相信当真要发动战争。他们宁肯相信那位把内阁的好战言论斥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8]。当7月15日立法团终于被正式告知要打仗的时候，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费用，甚至梯也尔也斥此事为“可憎”；巴黎所有独立的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谴责，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的巴黎会员也再次行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他们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摘引几段如下：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在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 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荒谬绝伦的犯罪行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持反对那些自己不付血税却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黯武叫嚣！…… 德国弟兄们！我们彼此分裂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管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并保证忠于牢不可破的团结。”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同样的宣言，我们这里只能援引其中一篇。塞纳河畔讷伊支部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宣言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只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拥护国际反对战争的声明。”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不久就发生一件奇事证明了这一点。原先在路易·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帮换上了工人的衣服，受指使跑上了巴黎的大街去表演战争狂热〔59〕，市郊的真正工人们当即出来举行了拥护和平的示威，声势异常浩大，以致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觉得还是立即禁止任何街头政治活动为妙。他提出的借口是，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地宣泄了他们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与高涨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进程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从德国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置于必须进行自卫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是俾斯麦恰恰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目的是要镇压普鲁士本国人民的反抗，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吞并全德。假定萨多瓦之役〔60〕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在德国到处横行。普鲁士在胜利之后，难道曾有过片刻想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普鲁士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政治面具与财政骗局，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手腕。波拿巴体制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称雄，如今在河的另一岸又出了个貌似一样的体制。在这种形势下，除了战争，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听任目前这场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46〕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传播非常广，扎根非常深，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唾弃对法国持民族对立态度的主张。会上通过的决议在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而首先反对的是王朝战争…… 我们为即将被迫参加一场无可避免的不幸的防御战争而深感悲痛，同时我们向德国全体工人阶级呼吁：一定要使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灾难不再重演。为此，工人阶级必须争取让各国人民自己都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9]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 我们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向我们伸出的兄弟之手…… 我们牢记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背离我们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奋斗的共同事业。”
好极了！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闪现着俄国的阴影。不祥的征兆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发出信号时，正赶上俄国政府刚刚建成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并且已经向普鲁特河方向集结军队。不论德国人在反对波拿巴侵略的防御战争中应该得到怎样的同情，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或者接受哥萨克的援助，那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立即失去。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甸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憎的战争进程如何，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暇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开路先锋就是国际工人协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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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尔加思 乔治·米尔纳
马丁·詹·布恩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埃尔·斯特普尼 乔治·奥哲尔
约翰·黑尔斯 詹姆斯·帕涅尔
威廉·黑尔斯 普芬德
乔治·哈里斯 吕尔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约瑟夫·谢泼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尔
W.林特恩 施穆茨
捷维·莫里斯 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乔万尼·波拉………………………意大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9—2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2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62〕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10]这样，在军事行动实际开始以前，我们就已经把那个波拿巴泡沫当做过去的事物来对待了。
我们对第二帝国生命力的看法没有错，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11]，也没有错。从事实本身来看，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但是还在这些事件之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腐朽透顶的情况刚一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普鲁士军事上的幕后操纵者就决定要打一场征服战争了。不过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39〕国会上发表的御座演说中，曾庄严地宣称，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曾发布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12]：
“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昨天和今天一直都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现在战局驱使我越过了法国的国界。”
威廉并不满足于宣称他只是“为了打退进攻”才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以此来表白战争的防御性质，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在“战局驱使”下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除“战局”所要求的进攻行动。
可见，这位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意义的防御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他们那帮教授、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个在1846—1870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得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欣喜若狂。它再次要求它的公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摆出一副逼迫普鲁士政府的样子。逼迫政府干什么呢？逼迫政府接受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切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几乎像信奉宗教一样地深信路易·波拿巴永无谬误，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肢解法兰西共和国。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独特论据吧。
他们不敢公然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要塞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毁，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杀害！当然啦！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鉴赏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份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63〕。
但是，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相比而言），加上约在巴塞尔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半路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筑垒大城市，这就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孚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各个要塞。如果梅斯也被并入，当然，法国两个主要的对德作战基地一时就都失掉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有科布伦茨、美因茨、盖默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这些基地都是用于对法国作战的，并且在这次战争中都曾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果德国连法国在这一地带仅有的两个还算是有价值的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不肯给它留下，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况且，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成为与北德意志分离的势力时，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64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立即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任何时候都能够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办法是：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路易和兰道之间——在这次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并沿美因茨到梅斯的交通线进攻或应战。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么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从侧翼包围和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乱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么奥地利就仍然有权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就仍然有权为保护巴黎而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要大。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军事分界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就各民族来说和就个人来说都是如 此。为了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对方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对方的喉咙，而且要杀死对方。如果说过去有哪个战胜者曾经获取“物质保证”用以摧毁一个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65〕，并利用这个和约来宰割普鲁士以及德国其余部分。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烂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曾从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清醒的监护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1792年为了用刺刀镇压18世纪革命这一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的当然不是德国人呀！由于奴役意大利、压迫匈牙利和瓜分波兰而染污了双手的也不是德国人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军事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终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一看到法国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修筑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入侵带来的恐怖景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耻辱却若无其事。
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同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也和俾斯麦相互作出保证。〔66〕从前，路易·波拿巴曾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的最高主宰，同样，现在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的最高主宰。当年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如今专制的俄国也定会认为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对它是一个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动摇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话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13]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14]②，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15]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魇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有许多人战死，而回国后还要有许多人穷死饿死[16]。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白费，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67〕。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 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
[17]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18]。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51〕，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18〕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样一些重要据点，而自称共和党的人分到的则是那些说空话的部门。这个政府采取的最初几个步骤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如果说现在他们说了许多大话，以共和国的名义要求去做终归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其目的不是为了组建“可能存在的”政府而掀起一场喧嚣吗？这个共和国在它的某些资产阶级管理者的眼中，不是仅仅应当成为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19]，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①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68〕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为反雅各宾战争，为自己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不体面的草率态度弥补过失吧。〔69〕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20]。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20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那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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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尔加思 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凯希尔
约翰·黑尔斯 威·黑尔斯
乔治·哈里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洛帕廷 本·鲁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 普芬德
吕尔 约瑟夫·谢泼德
考埃尔·斯特普尼 斯托尔
施穆茨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乔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 …………… 美国
执行主席 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9月6—9日
原文是英文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印发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21]。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的混乱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
[22]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青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之流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23]，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确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70〕，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71〕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
[24]。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据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72〕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25]，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职位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73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证券投机商，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份千方百计地利用饥懂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之日，就是他受制裁之时。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26]，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圣日耳曼奥塞鲁瓦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74〕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75〕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的杰作。〔76〕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77〕震惊了全法国。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 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78〕，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奠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纯系议会语言）0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79〕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仅限于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76〕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耀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孚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成为他们泄愤的对象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气，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80〕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81〕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隐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做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做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82〕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赶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83〕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成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他也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鲸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在波尔多的时候[27]，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昔日在1830年的众议院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28]〕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投降书中的一项条款明确规定，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由它来签订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复活起来〔84〕。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在现代法兰西组阁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演说）来说，
“一向只依靠三种资源：外敌入侵、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85〕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86〕[29]。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87〕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88〕。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而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89〕，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90〕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凯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维努瓦〔91〕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92〕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凯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笔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1）据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佣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凯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2）据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么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亮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事实是这样的：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画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哪怕是最蹩脚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正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开端。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还以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得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不得不认降，以便求得一张由路易·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94〕。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娟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性命令放下武器，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冒一切风险抗击法国阴谋分子，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辞。但是，中央委员会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借 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尔·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他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光荣的三月十八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惊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81战斗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克莱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进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érant responsable[30]）和决斗打手的双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这是六月屠杀〔80〕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此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95〕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的科西嘉兵〔96〕——去蹂躏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eur（精粹）”的计划[31]。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后，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的信号。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97〕，都浮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惊吓。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关起来，反而是巴黎为他们敞开城门，让他们安然撤往凡尔赛。不仅没有触动“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个据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风差异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感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瓦用大炮和机关枪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足的人物，队伍里全都是纵祷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著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做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单独值勤的国民自卫军巡逻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着“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按常规发出sommations（在法国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98〕，此措施无效，国民自卫军的将领[32]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一摆出他们的“派头”来，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出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99〕。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33]）。在这帮家伙这次建功立业的现场，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100〕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先生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赤手空拳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在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但是现在“下层等级”处理这样的事情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干脆就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又能够纠合在一起，在海军上将赛塞率领下来了一次武装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窜逃凡尔赛收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87〕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胜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第二次对巴黎开战。被送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虏，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而厄内斯特·皮卡尔则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路意耍笑他们，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由她们的贞（？）女[34]们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欣赏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战斗团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杀。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加利费——这是个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袭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队长一并杀害。维努瓦这个逃跑者，因发布把在公社战士当中抓到的战斗团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雷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头目们的命的那个弗路朗斯〔101〕，剁成了碎块。梯也尔在国民议会扬扬自得地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议会里的一个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肢帖木儿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对敢于向他这个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剥夺他们依文明战争原则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救护站中立权也包括在内。再没有比伏尔泰所预见的这种得以暂时路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35]（见附录第35页[36]）。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声明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102〕。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并未停止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还从未这样痛心地目睹过代表一种堕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堕落的面孔”——所谓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尔和他的内阁里的假释犯那样的人。不过，枪杀俘虏还是暂时停止了一下。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将军们[37]发现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空洞的威胁，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恕，他们立刻就又开始大批枪杀俘虏，直到杀完为止。躲藏有国民自卫军的房屋，被宪兵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贝尔一埃皮纳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好部下）开枪一个个打倒在地。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认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尔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了此事。当托伦就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乡绅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回答。对于他们“光荣的”军队说来，谈论它的行为就是对它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宣布在穆兰—萨凯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战士和在克拉马进行集体枪杀这种事件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那么容易激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列举出那些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轰击巴黎、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刚刚才开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对这一切惨象，梯也尔竟忘记了他曾用议会辞令表白他对自己侏儒之肩所负的重任感到诚惶诚恐，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扬扬得意地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一片和平气氛），他还不断地大摆延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将军们狂饮，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峻如初，甚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人的鬼魂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
“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38]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39]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权从地主手里转到了资本家手里，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80〕，从而向工人阶级证明”社会”共和国就是保证使他们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向资产阶级中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秩序党”是一个由占有者阶级的所有相互倾轧的党派构成的联盟，是在这些党派现在公开宣布的同生产者阶级的对抗中形成的。他们合股执政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他们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说，像梯也尔所讲的那样，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不易分裂”[40]，那么，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却挖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还使国家政权受到制约，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征讨，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之权，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国民议会一脚踢开了。“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就是第二帝国。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通过打破议会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开为有产阶级当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最后，它声称它通过为所有的人恢复了国家荣誉的幻觉，而把一切阶级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性，恰恰被一心想把这个统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戳穿了。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既是旧政权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社会大本营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抗了梯也尔和乡绅议员们恢复并巩固帝国留给他们的这个旧政权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103〕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翻版。所以，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就恰恰被误认为是那最初产生于现代国家政权之先、尔后又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104〕的再现。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企图把各大国的统一——这种统一虽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现已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化为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105〕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公社与国家政权的对抗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这一古老斗争的被夸张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历史条件[41]阻碍了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典型发展，并使得像英国那样的情况能够存在：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控制着乡村，在路易—拿破仑时期，他们对乡村的控制为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取代。现在他们以为公社就是企图恢复他们过去的那种对乡村的控制。事实上，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这个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总是喜欢重操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鲁士的市政体制。普鲁士的市政体制不过是1791年法国旧的市政组织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42]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43]，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说来也奇怪，虽然近6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劳动解放[44]的高谈阔论和巨著，可是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决心由自己来做这件事，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地主现在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说话的喉舌，立刻就出来大唱辩护之歌，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自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它的欺人假象还没有被戳穿，它的丑恶现实还没有被揭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论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
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45]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46]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106〕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气得浑身颤抖。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107〕正是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为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出过力之后，立即被制宪议会毫不客气地交给他们的债主们去任意宰割。〔108〕但这还不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阶级的原因[47]。他们感觉到他们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进行抉择。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109〕；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事实上，在波拿巴派和资本家这样一些高等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真正的中等阶级秩序党就以共和联盟〔110〕的形式出现，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胡编乱造，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峻考验，将来自有分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111〕，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于凡尔赛、由光荣的欧洲报界文丐一传再传的所有谎言中最惊人的就是：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112〕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衍生丁的附加税〔113〕，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54〕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教士的薪俸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所以这里用不着细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更复杂但极重要的问题，例如：农民那小片土地负担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抵押债务，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因此而与日俱增，农民的土地恰恰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农场经营的竞争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剥夺。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第二帝国则是秩序党81的作品。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114〕，都是明目张胆压迫农民的措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对乡绅议员是不利的）错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
乡绅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所以他们才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第二帝国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对法国人民的掠夺。甚至此时此刻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它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隙找到了机会来表现它的爱国热情，其表现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国的德国人。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48]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替俄国干坏事。公社则请波兰的英雄儿子[49]荣任巴黎捍卫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公社所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当着由波拿巴派将军们率领的波拿巴军队的面，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115〕。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让面包工人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法警于一身，而且以罚款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丽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是与围城状态相适应的措施。鉴于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们在欧斯曼庇护下掠夺了巴黎大量钱财，公社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充足万倍。霍亨索伦家族和英国的政治寡头们的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夺教会得来的，而公社从没收教会财产上仅仅得到8000法郎，他们对此自然是大为震惊。
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地区设置暗探，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宗教裁判官似的宪兵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巴黎的一切来往信件；在国民议会中，谁如果斗胆要替巴黎说句话，立刻就会被呵斥住，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86〕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做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
就在乡绅议员〔87〕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怀抱里去的时候，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秘密〔116〕，这实在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将大把的大十字勋章随意掷给波拿巴派将军们以表彰他们打败仗、签降书和在威廉堡卷香烟〔117〕的本事，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讽刺。公社把一个只是因为无支付能力而在里昂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50]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那位伪造文据犯茹尔·法夫尔——也当时还在做法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向俾斯麦出卖法国，还在向比利时的那个模范政府发号施令——难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吗？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要挤进来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诚的幸存者，他们对当前的运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纯粹是由于传统力量，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空喊家，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语言大骂现政府，从而骗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声。在3月18日以后，确实也出现了上面说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碍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同以前这种人阻碍各次革命充分发展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的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118〕、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大贵族麇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杀人、偷盗和人身袭击事件；看来真好像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带到凡尔赛去了。”
[51]
与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民族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51〕。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1789年的样子，在Jeu de Paume[52]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梯也尔对塞纳—瓦兹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他竟对这个议会说：“它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54]，他对他的杂牌军队说，他们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优秀的军队”，他对外省说，传言他下令轰击巴黎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55]〕
巴黎公社战斗行动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后来他又对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向它开了几炮。”
[56]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的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 francs—fileurs〔119〕的巴黎，男女闲荡者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无所事事者的巴黎。这个巴黎目前正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痞、荡妇廉集在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的消遣，它从望远镜中观赏战斗的场面，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妇们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上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伤者的惨叫声也是实实在在的惨叫，而且这整个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59]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伦茨120的那帮人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的占领来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图制服巴黎，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出逃。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对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战斗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去增援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121〕，他们作战时打着自旗，每人胸前佩戴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呼喊着“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122〕、瓦朗坦手下的宪兵以及皮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这支军队要不是补充了一批批的帝国被俘兵员，那就会毫无用处而令人觉得可笑。 俾斯麦准予放回被俘兵员的人数，刚好既够打内战之用，又足以保持凡尔赛政府对普鲁士的屈从和依赖。真正打起来，凡尔赛的警察还得照应凡尔赛的军队，而在一切危险的地方，都是宪兵打头阵，拖着军队前进。陷落的炮台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
与此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没有接到一份可以使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高兴的表示拥护的宣言。恰恰相反。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给国家的检察官们的通令中命令他们把“呼吁和解”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下令在4月30日按照他自己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镇法在全国进行市镇选举。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长玩弄阴谋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机关进行威胁恫吓，这使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外省作出的裁决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前所未有的道义力量，并且他最终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的这场在他自己的公报中备受赞美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表演一出和解小戏。这出小戏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诱骗巴黎的中等阶级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够以对梯也尔的信任掩盖他们对巴黎的背叛。梯也尔在3月21日，即在他还没有军队的时候，对国民议会声明说：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站起来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我坚决维护它。”
[60]
“那一小撮与杀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有关的罪犯”
而且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国要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过的共和国，就像他在1830年对待路易—菲力浦那样。然而，就连这种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进行的官方解释而使之暧眯不明。不仅如此，他还让他的那位杜弗尔行动起来。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在历次戒严时期都充当最高法官；如今1871年梯也尔掌权时是如此，1839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时和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也是如此〔124〕。他在不担任部长职务时，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以反对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不仅赶快在国民议会通过一批镇压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后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125〕，他还把对他说来太缓慢的军事法庭审判程序加以简化〔126〕并且新炮制出一部严酷的流放法，以此预示巴黎未来的命运。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没有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机的统治。乡绅议会甚至还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者而是杀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将来对巴黎进行报复的手段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和解滑稽剧不是按照他的意图引起乡绅议员〔87〕们的一片怒吼声，他的这出滑稽剧就演不下去了。那些乡绅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既没有领会这套把戏，又不懂得玩弄这套把戏非用伪善、狡辩、拖延这样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做了一次精彩的和解表演。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讲假惺惺的漂亮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道：
“只有巴黎的阴谋是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巴黎的阴谋迫使我们让法国人流血。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邪恶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通过和平协议停止惩罚，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断他讲话的乡绅议员说：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遗憾吗？忍心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这一番自以为像海上女妖歌声那样动听的议会讲话置若罔闻。在法国尚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51〕总共还占不到8000人。在后来的补充选举中他们更是受到绝对的敌视。这样，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即作为这个国家普选权体现者的资格也丧失了。而意味着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议会给凡尔赛的这个篡权的国民议会以公开的威胁，即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国民议会。
对俾斯麦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向梯也尔发号施令，要他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后的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地遵从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并以普耶—凯尔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一凯尔蒂埃是鲁昂“鼎鼎大名的”棉纺厂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奴颜姆膝的拥护者，对他说来，第二帝国是无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国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127〕。他在波尔多刚一当上梯也尔的财政部长，马上就抨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试图——虽然未能做到（因为做此盘算时没有请示俾斯麦）——立即对阿尔萨斯实行旧的保护关税，据他说那里没有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妨碍这样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做在鲁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注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后的卖国大业吗？
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一到法兰克福，盛气凌人的俾斯麦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娟和条件！”他的条件里有这样的内容：缩短战争赔款分期交付的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继续占领巴黎各炮台，直到将来傅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主宰者。作为回报， 俾斯麦愿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不食言，他把赔款第一期交付时间推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在和约上签了字；5月18日，他们就让凡尔赛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返回这一段时间，梯也尔觉得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为血洗巴黎而进行的准备。直到5月8日，他还对一个主张和解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决定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唯有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他为此诺言而遭到乡绅议员们激烈质问时，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释，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这些人还得再忍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那时就会有与他们的勇气和能力相称的任务了。”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当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对国民议会说”我将毫不留情1”他对巴黎说，它末日将临，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说，政府准许他们任意向巴黎复仇。最后，在叛徒已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的情况下，梯也尔于5月22日向乡绅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 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80〕也要相形见剑。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鹏儿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128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 F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大规模地处决公敌，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恐怖景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种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绘的另一副更加丑恶的面貌吧。
伦敦的一家托利党〔129〕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雄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措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61]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有些太轻供了，我们担心以后还会越来越糟。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这实在不协调，令人难过，要是我们不想被叫做堕落时代的巴黎人，就必须消除这种现象。”
[62]
“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堕落和腐败的罗马就又开始沉湎于毁坏其躯体、玷污其灵魂的酒色之中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酒楼）．”
[63]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帮“秩序”恶狗变成了地狱。这一惊人巨变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看来证明了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阴谋反对文明！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夺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恶魔把她们变成了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两个月内表现得十分温和宽厚，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在保卫战中则表现得英勇无比。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两个月内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温和宽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盖其凶残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在垂死挣扎时发地出来！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对无产阶级刀砍斧劈，那他们就休想在得胜后回到他们的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做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有的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实行“杀、烧、毁”这是不是准许纵火？英国军队随心所欲地火烧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130〕，这是不是纵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沙托丹那样的城市和无数村庄，这是不是纵火？梯也尔炮轰巴黎达六个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这是不是纵火？在战争当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样，也是合法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房屋来进攻。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这个道理竟不适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做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为了封锁欧斯曼特意为便于开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凡尔赛军队使用火炮却是为了进攻，他们用炮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杀害俘虏时，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131〕。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为此，特罗青还给它准备了煤油。但它这样说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却十分爱惜他们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尔已经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当他这边刚一把军队准备好，同时普鲁士人那边刚一把各出口截断，他就立刻宣布说：“我决不会手软！抵罪要彻底，审判要严厉！”如果说巴黎工人的行为是汪达尔行为〔132〕的话，那么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行为，而不是在胜利后干出的汪达尔行为，如基督徒对待异教世界真正无价的古代艺术珍品所采取的那种行为。就是这后一种汪达尔行为，也有历史学家为之辩护，他们认为这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夷为平地的那种汪达尔行为！可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64]为首的64个人质啊！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在1848年6月恢复了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这一早已绝迹的战争惯例。自此以后在欧洲和印度，凡是镇压民众动乱的时候，就都不同程度地严格照此野蛮惯例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曾恢复扣留人质的做法——硬要一些无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为负责。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133〕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难道连这一遏制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暴行的最后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装装样子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元凶是梯也尔。公社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而且还加上许多个教士，来交换当时被梯也尔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为死尸之后对他最有用。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过污蔑起义者是杀害大主教阿弗尔的凶手而掀起了一片义愤填膺的喧嚣吗？他们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枪杀的。当时在场的大主教的代理雅克美先生事后立刻向他们提交了证词。
秩序党在他们的血腥闹宴上总是少不得要对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诽谤一番。这一切诽谤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已把自己看做旧封建主的合法继承人。旧封建主认为自己用任何武器镇压平民都是正当的，而平民拥有武器，不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利用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内战来镇压革命的阴谋，即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9月4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杀告终。俾斯麦满意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当他还只是1849年普鲁士无双议院〔134〕中一名普通的乡绅议员时就盼望着把大城市都加以消灭。现在他大概认为巴黎变为废墟就意味着他的这一愿望的初步实现。他满意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被消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政治家一样，目光短浅，看到的只是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历史上何曾有过战胜者不仅为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还充当受雇杀手以求胜利完美无缺这种怪事？普鲁士和巴黎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约，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扮演了杀手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怯懦的杀手，因为这不会带来危险；它是一个受雇的杀手，因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后要付给它5亿行凶酬金。这样，上天为惩罚不信神的荒淫堕落的法国而授命虔诚的仁义道德的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其真正的性质终于暴露无遗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法学家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未能提醒欧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傀儡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各国之公敌，却只是促使它们去琢磨要不要把为数很少的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受害者送交凡尔赛的刽子手！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135〕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际工人协会，把这个与之对立的、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梯也尔指责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自己却装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将法国的国际会员同国外的国际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切断；梯也尔的1835年的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所有文明国家政府的大事。乡绅议员们对国际狂吼，全欧洲的报刊都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这样说：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 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
正面意义上的狂热。”
[65]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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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 弗·布拉德尼克
G.H．巴特里 凯希尔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纳 罗赫纳
约·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尔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埃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P.乔瓦基尼……………………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 …………… 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1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
附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赶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 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惰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 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人，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 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位加利费，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战时曾有法国的“毕斯托军曹”之称。”
“《时报》———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可怕的消息，说有些人被枪击并未当场毙命，在气绝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无所察觉，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常被隐约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早晨，他们看见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因此，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 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证实。布吕内尔同他的情妇一起子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拍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救护站。虽然她身中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旗帜晚报》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136〕：
致《泰晤士报》编辑
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先生向欧洲各大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呼吁它们清除国际工人协会。只需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明这个文件的性质。
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66]成立的。茹尔·法夫尔出于他个人的目的，把国际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说他引证了“他们〈国际〉1869年3月25日的传单”。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这种伎俩，当他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律师，替那家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作辩护时，就曾经采用过。当时他假装宣读从卡贝的小册子里摘出的一些话，实际上他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属于国际的。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文件。相反，它发表了一个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尔·法夫尔引证的那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67]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也装出一些反对帝国样子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帝国检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谈怪论来反对国际，这些奇谈怪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68]，谴责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的——由总委员会发动一次反对俾斯麦、支持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及共和国。鉴于茹尔·法夫尔预计前来伦敦，有人做了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这当然是出于善意，然而却违背了总委员会的意愿。总委员会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须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通告，谈一谈茹尔·法夫尔，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69]，那么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先生，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6月24日）作为虔诚的告密者在玩弄其他许多类似的把戏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为国际的文件加以引证，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还更完整。而且此事发生于上述的反驳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11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说：所有耶稣会〔92〕会士中最坏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稣会会士。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月中旬—5月底
原文是英文
1871年6月中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
《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公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事件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图卢兹等地曾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137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九月四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95〕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当时运动的其他领袖们相信了这样一些言而有信的人，这些人当时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脱以后就遭到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的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未经过一次笑剧般的全民投票。〔138〕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省事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唯一不愿食言的人[70]去职的机会，任命克莱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干的事同科西嘉兵替路易—波拿巴干的事一样〔96〕；对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说来，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利用中等阶级对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惧怕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制造一个盲目行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为保住他们篡夺的政权所一贯使用的手法。既然他们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像反动恐怖时期那样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建成公社（当时，法国各大城市已开始组建，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激情，就像目前巴黎的英勇战斗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高举19世纪的社会革命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的战争。结果就可能像电流似的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者群众，而不致使得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71]被派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场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 ：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72]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国得以恢复，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是在其敌人领导下战斗——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这个共和国，而且，这一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正逐步深入人心。共和国不再是一个过去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狡猾的律师和花言巧语之徒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在世人的眼前加以遮盖，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伏时起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时伏时起的运动中也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都被国防政府的阴谋诡计和“投降计划”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破坏而流产了，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建成，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命力的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仅仅看做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军奋战。
国防政府只是作为在初遭意外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出于战争的需要才被容忍存在的。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除了波拿巴体制的台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掀起的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对阴谋家们首次告捷的，但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71〕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和大炮是他们的财产，而且 正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会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投降普鲁士之机同时达到控制巴黎的目的。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加在他们头上——就是派4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30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派这4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83〕）巴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以现行军事组织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政治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组织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委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委派总代表即军团首长，由他们来代表1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仍在坚守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的种种劣迹、因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一二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鳞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教会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特权；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公职人员代替封建显贵，把掌握在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实行系统分工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计划调节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进行专制君主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就是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权的范围和特权，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苍天及天上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同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139〕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1848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要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甩掉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它还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借以打出国门，为法国的利益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大体与法国相仿的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暴力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且还成为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它终于充当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它已经无须再使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武装同盟这样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身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即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迫把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 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谓的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当做求解放的法宝来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的幻影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的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可能形式。它虽然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遭到剥夺，但它却使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恶行丑事得以大肆泛滥。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充当了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那最后一次胜利的经济基础。无产者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农民的被动的支持同无产者进行的主动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其最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在反对无产者的斗争中诞生。摧毁它的也正是无产者，但无产者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集权化政府权力的某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的、被故意弄得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因而也是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从头到脚污点累累，其集中表现是：在国内腐败透顶，在国外极端无能。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它的最后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它的那个帝国，正是它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也如法炮制——但那只是滑稽剧而已，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革命当然不是要把它从死亡中唤醒。
但是，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其后果就是行政权即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摆脱它的敌人的政府而得到解放…… 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政权（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140〕
（人民只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一下子既消除这样一个捐税与国债之源，也消除这样一个一直存在着的危险，即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僭取政府权力。）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并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维持耗资巨大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血税，使农民不再成为所有国税和国债的不竭泉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独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恶棍。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干薪的人，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借口国家机密和国家权利玩弄的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所得报酬就像弥尔顿写《失乐园》一样只是几个英镑；他们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混乱局面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论公社的各项具体措施多么可贵，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还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论点。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陷于敌人之手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但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袭击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将代替常备军，国家寄生虫大军将被搬掉；教师将代替各级僧侣；国家法官将换成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 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劳动的解放——公社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实现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厉行节约，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交付。”[73]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交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么，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捐税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通过经手这笔生意牟利。由谁来清偿战争费用，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87〕们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争捐税就会转嫁到农民的肩上。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跟着“乡绅议员”们叫喊什么他们——大土地占有者——代表农民，而农民当然心地质朴，迫不及待地要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10亿革命赔偿金〔112〕的好“地主们”再交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些人对农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税〔113〕，蓄意以此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转嫁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81〕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于农民之身。秩序党要派税吏死死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让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抓住他们那小块土地的典押债魔的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勤务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一整张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继续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神职人员的薪律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强制征收，而是由他们依自己的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帝国则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隐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制定的各项反动法律〔114〕其核心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乡绅议员”、城堡领主、榨取10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时期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权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那时它还是现实的，还是一种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现在，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过时。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额勒索，这一切使得他们沦落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从而沦为农村无产者。因此，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喽罗门客、国家寄生虫、暗探爪牙、“荡妇”，以及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之补充的下等流氓（普通刑事犯）跟随下，离开了巴黎（演出了一幕“出巴黎记”[74]）。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显出他们的真正本色。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110〕，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
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乡绅议员”最害怕的是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中，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108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显示出它同时也是债权人即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债权人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75]。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挥霍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证券投机商、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73〕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
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粉碎了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选”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这样一种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粉碎了关于“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另外那种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51〕——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这是阶级的隐名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
乡绅议会〔87〕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经过了1848—1851年的试验，经过了镇压巴黎的内战，还是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81之需要这种形式，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玩弄阴谋的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1848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他们通过镇压六月起义18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铺平了建立隐名统治的道路为止。1871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到后边，在那里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Salle des Paume（网球场）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141〕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他 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不去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种人和乡绅议员们的侮辱，迷恋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哀鸣诉苦，脸面丢尽！
工人和孔德
如果说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纷争的时期，那么不应忘记，工人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拒绝。〔142〕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76]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更受欢迎，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秀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这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运用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来谋取私利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体面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灵，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粗野的叫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管理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 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一定会坚决背弃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实上，工人们并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143〕，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144〕。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所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所创造的那些乌托邦寓言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compris）： 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
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77]
但是，这里同样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横蛮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使这场防御战争陷于瘫痪；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145〕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精心制造的运动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吗？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78]（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拆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115〕！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指令下行事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却通过打击本国的阶级统治者而打败了外敌；通过取得世界各国工人之先锋的地位而消除了国界！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乡绅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中央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既然使外省的全部权势都这样归之于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们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和资本家的巴黎的压制，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落入农民敌人之手的外省权力的压制。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81〕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与其说是因为巴黎宣布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因为巴黎这样做就是发出了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4月1日公社《公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
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极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
它要为法国
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一夺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 巴黎
放弃了它的囊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的地位对巴黎说来等于是自我损害——而没有放弃那种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
[79]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全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为法国在思想、道德、行政、经济诸方面的复兴，为法国的光荣和繁荣而战斗、牺牲。”（
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
[80]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乡绅们，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中央集权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的现今的阶级形式———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市政体制。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法兰西内战》初稿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二月革命曾被称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宣布那次革命时高呼“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给贪污腐败以更广阔的舞台！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展现，工人阶级的巴黎是英勇的，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艰巨任务满怀热情！尸体认领处里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荡妇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巴黎的英勇妇女！刚劲的、严肃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胸怀广阔的巴黎！同敌人的野蛮暴行相对照，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
“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曾经把这座巨大城市抓在手里作为自己私产加以利用的这批无用处、无信仰、自私自利的败类。第二帝国的任何头面人物都将无权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
[82]
“巴黎的个人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行使警察职能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接到一次夜间抢劫事件的报案。”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
《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6）公社
在色当事件之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加以摧毁。〔137〕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地发难举事，但一次又一次地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优秀继承者——以莫须有的理由所镇压。〔96〕工人们发难举事就是企图以公社代替骗子手的政府。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普鲁士帝国的迷梦中惊醒时听到的是巴黎雷鸣般的呼声：“公社万岁！”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公告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83]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81〕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把议会纯粹当做嘲弄对象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同样地给一切阶级以屈辱，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不复存在的法国议会所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他们所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什么也没有。
像蟒蛇似的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寄生政府，诞生于专制君主制时代。那时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来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外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18世纪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时期、七月王朝〔139〕、秩序党共和国时期的各种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苦难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组织、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强烈，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来。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146〕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16〕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行的。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只能在第二帝国面前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20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147〕，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证券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薮。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而普鲁士本身还一心想要把这个充满金钱、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欧洲的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必须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 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一种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借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将不可能存在，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的税款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支付于各项公共需要（用于各项公共需要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这样，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5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2] 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载于1871年3月3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0号。——编者注
[3] 指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发布的命令的内容，见1871年5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32号。——编者注
[4] 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5] 参看本卷第105页。——编者注
[6] 参看本卷第158—159页。——编者注
[7] 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8] 茹·法夫尔。——编者注
[9] 《德国工人对国际宣言的答复》，载于1870年7月22日《马赛曲报》第153号。——编者注
[10]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11] 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12] 在马克思翻译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接下来一直到“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编者注
[13] 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的前面加有“独立”。——编者注
[14]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符合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编者注
[15]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就是昏暗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
[16]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非爱国主义的国际性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现在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工人阶级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
[17]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致全体德国工人！》，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编者注
[18] 在1870年德文版中是“它在德国刺刀之下空出来的位子。——编者注
[19] 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责”的后面加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编者注
[20] 在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
[21] 见本卷第127页。——编者注
[22] 引自《巴黎每日要闻》，载于1871年3月19日《费加罗报》第74号。——编者注
[23] 路·茹·特罗胥《告巴黎市民书。1871年1月6日于巴黎》．载于1871年1月7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7号。——编者注
[24] 《宣言》．载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编者注
[25]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26] 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在英国，普通刑事犯服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发给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出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编者注
[27] 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28] 沙·贝累《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公民梯也尔。1871年4月24目》．载于1871年4月28日《口令报》第64号。——编者注
[29]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地方官和地主的议院）”。——编者注
[30]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其职务是代表报馆坐牢服刑”。——编者注
[31] 克莱尔蒙—托内尔《1871年3月5日的信》．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第21号。———编者注
[32] 茹·贝热瑞。——编者注
[33] 路·马尔儒纳尔。——编者注
[34] 在英语里，侍候女王、王后、公主等尊贵妇女的女侍称做“贞女”（maid of honour或 lady of honour）。这里显然指的是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身边的女侍。——编者注
[35] 参看伏尔泰《老实人》第22章。——编者注
[36] 见本卷第183—184页。——编者注
[37] 指波拿巴派的将军们。——编者注
[38] 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39] 在187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编者注
[40] 《梯也尔先生的计划》，载于1871年3月29日《形势报》第163号。———编者注
[41]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此处有“在其他国家”。——编者注
[42]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军队”。——编者注
[43]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
[44] 在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工人解放”。——编者注
[45]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即有产者”。——编者注
[46] 在德文各版中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
[47]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唯一原因”。——编者注
[48] 莱·弗兰克尔。——编者注
[49] 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
[50] 让·普里尔，教名布朗舍。——编者注
[51] 保·拉法格《巴黎访问记。4月7—18日》．载于1871年4月24日《波尔多论坛报》。——编者注
[52] 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网球场，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编者注
[53] 阿·梯也尔《致市长、副市长、市参议员大会委员会的声明》，载于1871年4月28日《号召报》第684号。——编者注
[54] 阿·梯也尔《1871年4月2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29日《号召报》第685号。——编者注
[55] 《梯也尔先生的通告》，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第21号。——编者注
[56] 《市镇通报……》，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第692号。——编者注
[57] 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58] 阿·梯也尔《关于穆兰一萨凯的公报。1871年5月4日于凡尔赛》 I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第692号。——编者注④
[59]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具有何等的世界历史意义啊》——编者注
[60] 《梯也尔先生的宣言》．载于1871年4月1日《爱尔兰人报》第13卷第39期。——编者注
[61] 1871年6月2日《旗帜报》第14613号刊登的《暴动之结局》，这段话转引自爱·埃尔韦发表在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的文章。——编者注
[62] 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编者注
[63] 塔西佗《历史》第3篇第83章。——编者注
[64] 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65] 让·罗比耐《有关法兰西和巴黎当前局势的政治笔记》1871年伦敦版。——编者注
[6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7页。——编者注
[67] 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68] 见本卷第113—119、120—130页。——编者注
[69] 见本卷第133—134页。———编者注
[70] 弗·塔米西埃。——编者注
[71] 阿·梯也尔。——编者注
[72]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73] 引自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交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载于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74] 这里显然是套用了《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的标题。——编者注
[75]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编者注
[76] 奥·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巴黎版第1—6卷。——编者注
[77] 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78] 莱·弗兰克尔。——编者注
[79] 1871年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1号社论。——编者注
[80] 1871年4月19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载于1871年4月21日《每日新闻》第7793号。——编者注
[81] 路易·勃朗《给〈世纪报〉编辑的信。1871年4月20日》．载于1871年4月26日《每日新闻》第7797号。——编者注
[82] 1871年4月23日《观察家报》第4170号。——编者注
[83] 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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