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二卷
卡·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一
当英国硬逼天朝人签订了天津条约而受到普遍祝贺的时候，我曾试图说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必然重起。[1]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事情，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表面上的和平也已经消失。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大陆邮班传来的一些事实。
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在法国的全权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偕同下，带着一支英国远征队出发。这支远征队的任务是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北京。远征队由海军将军贺布统率，包括有7艘轮船、10艘炮艇、2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皇家陆军工兵队士兵。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取这条路进京。因此，贺布将军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从6月17日至25日停留了9天以后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因为两国公使已于6月20日来到舰队。贺布将军在到达白河口时，曾查明在上次战争中拆毁的大沽炮台确已修复，这里要顺便指出，此事他是应该早就知道的，因为“京报”〔393〕正式报道过。
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2万蒙古军队[2]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船只进行毁灭性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举，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远征队遭重创后只得退却。它损失了3艘英国船：鸬鹚号、避风号和小鸻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参加作战的60名法国人当中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连贺布将军自己也是带伤逃命的。这次失败以后，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英国舰队则奉命停泊在宁波府镇海县外的海面。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394〕，一致怒吼着要求实行大规模报复。当然，伦敦的《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顿派的次等报纸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疯狂的罗兰的角色。例如，我们来听听伦敦《每日电讯》怎样说：
“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取得物质上的保证，以免将来再受侵犯…… 我们应该用丸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麟衣官吏…… 应该把他们〈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槐杆上.把这些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槌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梅益的场面。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我们已经过分宽大了…… 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 起码可以一试的是攻占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接着就能把广州永远收归我国所有。我们会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东方最东端的商业中心，使我们针对俄国在帝国的满蒙边疆所取得的势力，为自己找到补偿，奠定一个新领地的基础。”
新的对华战争我想现在还是丢开帕麦斯顿的笔杆子们的这些胡言乱语来谈谈事实，并根据现有的不多的一点材料尽可能地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真实意义。
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使可以直接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国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违反了这个用海盗式战争强加于它的条约昵？从大陆邮班传来的消息中可知，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他们曾经表示普鲁斯先生应由陆路入京，不得用武装护送。天朝人对炮轰广州事件〔380〕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种武装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肯定可以这样说：英国人对英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的这种解释，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对华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一个帝国的城市，并不是对该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它的一个属地发生了局部的相互敌对行动。对于天朝人所提出的交还的要求〔395〕，英国人的回答是——按照他们自己说的——“采取了一切周密措施，务求获准进入北京，必要时使用武力”，以一支强大舰队上驶白河。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人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
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天津条约已经赋予英国派驻使节的抽象权利，可是额尔金勋爵不是决定至少在目前暂不实际行使此项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谕刊行的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特别使命的函件》，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深信：第一，准许英国公使进入北京一事不是在现在，而是在较晚的时候付诸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条约英文本中关于准许公使进入北京的那个专横的第三款，根据中国钦差们的要求在条约中文本中作了修改。额尔金勋爵自己也承认条约两个文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
“根据他所得到的训令，只好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文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
中国人根据条约的中文本行动，而不是根据连额尔金勋爵都承认与“该项规定的正确含义”有些偏离的英文本行动——难道可以凭这一点对他们加以非难吗？
最后，我要指出，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奇泽姆·安斯蒂先生在他致伦敦《晨星报》编辑的信中郑重宣称：
“这个条约不论其本身如何，早已因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暴力行动而失效到这样的程度，即至少大不列颠王室得自这个条约的一切利益和特权均被剥夺。”
英国一方面受着印度的重重困难的拖累〔396〕，另一方面又为防备欧洲战争一旦爆发而进行着武装，所以中国的这场新的、大约是帕麦斯顿一手造成的灾难，很可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危险。第二个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崩溃，因为该政府是以上次对华战争的制造者为首的，而它的主要成员又曾经对他们现在的首长因他进行那场战争而投过不信任票。不管怎样，米尔纳·吉布森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109〕必须要么退出现在的自由党人联盟，要么——这个可能性不很大——同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皮尔派〔397〕同僚们一致行动，迫使他们的首长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
二
内阁会议宣布在明天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决定对于在中国的惨败采取什么对策。法国《通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已作出决定。他们想要再发动一场对华战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E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纳·吉布森先生首先将就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提出质问，其次他将抗议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再次发出这样的信号，即帕麦斯顿的统治将要遭到新的冲击，曾使德比内阁倒台的这个自由党人联盟将要崩溃。据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吉布森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惶不安。吉布森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吉布森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本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收到关于内阁会议结果的消息。现在要对这里所谈的事件的真实情况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不能根据帕麦斯顿派报刊上登出来的东西，而要根据这些报刊在最初刊登上次大陆邮班带来的消息时故意不登的东西。
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完成批准手续和中国皇帝[3]已经谕令他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批准书的消息。隐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恐怕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麦斯顿派报刊所隐瞒，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表示，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上驶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要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谁都不会相信，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对上一次对华战争表面上要达到的目的进行的这种干扰，是他本人自作主张的行动；相反，谁都会看出他只不过是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德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阿伯丁勋爵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公使亨利·布尔沃爵士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西班牙驱逐出境；上院在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布尔沃不执行阿伯丁的正式训令，而是按照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
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刊又玩弄花招，这至少使熟悉近30年英国外交内幕的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败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安装在大沽炮台上把英国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大炮，是来自俄国而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操作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刊说得更明白，现引述于下：
“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了解到，大批哥萨克军队在贝加尔湖以东极遥远的地方、在迷迷茫茫的旧大陆边缘上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们注意到无数辐重队的行踪；我们侦察到一位俄国特使（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军）正带着秘密计划，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屠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我国的公众舆论当然会怒火冲天。”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又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而现在俄国想要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他就弄出个第三次对华战争来。他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却向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敌对行动使亚洲国家和英国疏远，用这种方法绕着圈子来迫使它们对俄国作出本来不愿做的让步。你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过去全部的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1859年6月8日下院命令刊印的阿富汗文件[4]。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过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险恶政策以及近30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1838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398〕，结果使一支英军遭到覆没。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英秘密同盟。为了证明这种说法，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388〕，其内容主要是英国驻喀布尔的使节亚·伯恩斯爵士同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伯恩斯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刺杀，但是他生前由于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自己的某些公务信札的副本寄给住在伦敦的哥哥伯恩斯医生。关于1839年发表帕麦斯顿所编寨的《阿富汗文件》一事，伯恩斯医生曾指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伯恩斯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印发了一些信件的原文。〔399〕可是直到今年夏天真相才大自于天下。在德比内阁的时候，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把所有关于阿富汗的文件一律全文发表。这个命令的执行使最愚钝的人也都懂得了：所提出的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这一指控属实无误。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报告书中仅部分刊出，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删节之处以括号（）标出。”
保证这份报告书真实性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要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编寨学家”。
帕麦斯顿是借口反对俄国而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可是目前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了。1837年到达喀布尔的俄国代表维特凯维奇携有一封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信。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了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伯恩斯本人的信件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都一再提到这件事。但沙皇书信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供的文件中被整个抹掉了，而且凡是提及此事的每一信件，出于隐瞒“俄国皇帝”同派人去喀布尔一事有关的需要，都做了删改。这样作假，其目的在于隐瞒那位独裁暴君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这个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出于自己的需要正式声明自己与此人无涉。在蓝皮书第82页上有一个删改的例子，那里有一封给多斯特—穆罕默德书信的译文，译文列后，括号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
“自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前来德黑兰，他奉命拜访坎大哈的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埃米尔…… 他携有（皇帝的密画和）俄国驻德黑兰公使的书信。俄国公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云云。”
帕麦斯顿为保全沙皇的脸面而干的诸如此类的作假行为并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示出的唯一怪事。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曾建议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这是挫败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伯恩斯爵士所做的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的”蓝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信件经过篡改和伪造被弄得与原意完全相反。
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正准备用挫败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
三
即将对天朝人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看来现在被英国报刊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己成定论的事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带头叫嚷要流血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像是着了爱国怒火的魔一样，雷霆般地斥责双重的背信弃义行为，这就是：卑怯的蒙古人用精心伪装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将军[5]这样的老实人，而北京朝廷更是不择手段，竟让这些蒙古吃人恶魔干这种该诅咒的恶作剧。说来奇怪，《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上下翻滚着，但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把其中对该诅咒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翼翼地从原文中抹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不管怎么说，9月16日，恰好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来了一个大转弯，若无其事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砍掉了一个。该报说：
“我们恐怕不能对那些抵抗我们攻打白向炮台的蒙古人控以背信弃义的罪名”；
但为了弥补后退的这尴尬的一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庄严的条约”。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请求清朝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本来是会获准前去履行条约批准手续的”。
既然如此，北京朝廷还有什么背信弃义的地方呢？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而《泰晤士报》肚里倒留下两点疑虑。该报说：
“企图用这样一支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来说是否明智，可能值得怀疑。而哪怕是动用一点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是否可取，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首家大报”那样义愤填膺地大发雷霆之后，得出的却是这样一个自打嘴巴的结论，不过，它以自己独有的逻辑，否定了进行战争的理由而并不否定战争本身。另一家半官方报纸，即曾以热心为炮轰广州辩护著称的《经济学家》，现在似乎更多地采取经济观点而较少空谈了，因为詹·威尔逊先生当上了印度财政大臣。《经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6]，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经济性的，前一篇文章的结尾说：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显然，赋予我国公使以去北京或驻留北京之权的条款，确确实实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如果认为使这个条款得到遵守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要求履行条款时，大有表现体谅与耐心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说：对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极端虚弱的表现，因而会是我们最大的失策。但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根据这样的理由，在对待这些东方国家政府方面，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毫无疑义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 ： 不愉快的让步，那么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以对我们自己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首尾一贯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时中国人克服了他们的畏惧心理，适当地显示一下武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以何种方式便条约生效——那么，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是有意要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要求赔偿。但是结果也可能证实是这样的：守卫白柯口，以防止像额尔金勋爵上一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那种事再度重演，并不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出自我方，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随时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卫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么，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还没有得到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的时候，我们认为有理由暂时不作判断，而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对待野蛮人方面，是否没有采用一套同野蛮人用到我们身上的相差无几的原则。”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意义。在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升到28760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在900万英镑以上，因此英国同中国的直接贸易总额估计在1200万英镑左右。但是除这种直接交易之外，还有其他三种重要贸易，英国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圆圈式的交易中发生密切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学家》说：
“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逆差，都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因弥补这一交换上的不平衡而得到的报偿是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逆差外，又由于从澳大利亚进口黄金和从美国进口棉花而必须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在鸦片和棉花上面产生的对印度的逆差相抵消。我们这里要顺便指出，中国向印度输出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向中国输出的总额竟将近1000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说：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象的灾难还要大”；这一波动所引起的困窘，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反映出来，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当然，《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像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当前争端中的两个新特点”，这两个新特点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点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中国人反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语言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示的[7]，米尔纳·吉布森先生果然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暂时用这样一种声明防止了内阁的分裂和自由党人联盟的分裂，他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结在中国海面，但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暂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问题就得以延缓。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痞棍报刊《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最近有一期上说：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导致不利于政府的表决，肯定必将诉诸选民……下院将用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检验一下那些人活动的结果，因为必须看到，在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职业恶棍之外，还有一批宣称道理完全在蒙古人一边的世界主义者呢。”
托利党人〔55〕由于自己上当而陷入替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之弟）干出的事负责的窘境，这一情况我可能将另找机会加以评论。〔400〕
四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断言，白河冲突并非出于偶然，相反，是由额尔金勋爵事先策划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把当时是反对派领袖的高贵子爵[8]的这套计划算到托利党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账上。现在首先，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出自现任英国首相之手的“训令”所造成这一看法，决不是新的看法，早在辩论划艇战争时，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士——迪斯累里先生——已经向下院作过这样的暗示，而且说也奇怪，竟为一位非常权威的人士——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所确认。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产生于据称的那种原因，实际上产生于相当长时间之前从国内收到的训令。如果情况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有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控制住一种在我看来保持下去会危害我国利益的制度。”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这位尊敬的先生说，事变进程似乎是国内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毫无疑问确是如此。”
现在，我们约略地看一下题为《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1857—1859年》的蓝皮书〔388〕就会知道，6月25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额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已经有所预示了。在前述《函件》第484页，我们找到下面两封快函：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于怒涛号战舰
爵士阁下：兹就我于上月17日致阁下之快函向阁下谨陈：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就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做之决定——此决定我在昨日之谈话中己告知阁下——或许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适宜之接待。同时，毋庸置疑，此种可能亦有落空之虞。无论如何，我以为，
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我国公使
前往天津时有一支
大军护送。据此，敢请阁下考虑，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之期不会延迟过久，是否宜在上海尽速集结一批
足够之炮艇
以作此用。
顺颂……
额尔金—金卡丁”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
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
勋爵阁下：阁下1859年3月7日快函已收到。现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函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
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在上海集结一批炮艇，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
上驶白河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
可见，额尔金勋爵事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由“炮艇”组成的”一支大军”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准备好一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快函中，赞同了额尔金勋爵对海军少将提出的建议。全部信函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马姆兹伯里勋爵是仆从。额尔金勋爵总是采取主动，根据原来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的训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401〕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甘心一味听从他那傲慢的僚属预期他领会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他们无权进入中国的任何江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条款的问题上，他们对中国人应持较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自己过去讲过的话而声称有权用一支“由炮艇组成的大舰队”强行通过白河时，他也毫无难色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9]一模一样。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那么马姆兹伯里伯爵所显露出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惬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很可能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自己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在他心目中还铭记着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敢于公然抵制高贵的子爵[10]对印度的政策，为了酬答他的爱国勇气，他自己在德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402〕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现在使托利党人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对策这一点上处于很尴尬的两难境地。他们必须要么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他继续当政；要么抛弃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拼命吹捧的这位马姆兹伯里。〔403〕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令人头痛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指望从强迫开放的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从他们手里被夺走，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不发生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大规模对华战争，欧洲和印度的形势看来也已经够严重的了。他们没有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减少了2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这种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帝国的其他通商口岸。可是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这个使中国十分为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5754、5761和576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
[1] 见本卷第643—648、 649—653页。——编者注
[2] 指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编者注
[3] 咸丰帝。——编者注
[4] 《东印度文件。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目的决议刊印。——编者注
[5] 詹·贺布。——编者注
[6] 《中国的灾难》和《中国的贸易及其直接的与间接的重要意义》.载于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家》第 838期。——编者注
[7] 见本卷第657页。——编者注
[8]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9]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第4幕第2场。——编者注
[10]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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