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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210〕



  我认为,1852年巴黎任何一次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次战争将完全不同于1792—1794年的战争〔211〕,那时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国民公会〔49〕在军事上粉碎联军这样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藐视国民公会的14个军团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方面颇有理由。拿破仑常说,联军的错误起了主要作用,这完全正确。甚至在圣赫勒拿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年8月,9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1]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时而踌躇不前,时而快速推进,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戈讷高地的隘路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默努尔德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联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的行动不出大错,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联军甚至可以比较安全地前进,并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正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联军的数量多并且质量又好。联军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瓦尔米对他进行令人可笑的炮击,在战斗过程中,甚至在以纵队攻击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一再改变主意,时而莽撞,时而畏葸。两次攻击,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还是就力量和士气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过错不在士兵,而在指挥上举棋不定。这不是什么攻击,充其量不过是装装样子。如果全线坚决猛攻,无疑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步兵团陷于覆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不知所措地停在原地,一直到士兵染上疾病为止。
  热马普会战,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众多兵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封锁线体系、无限地拉长战线(由奥斯坦德到马斯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由于执意要夺取荷兰而犯了同样的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内尔温登会战和比利时的丧失。在内尔温登会战中,特别是在这次会战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大受称赞的英雄们,如果不是在杜木里埃的指挥下,打起仗来并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不久杜术里埃叛变,旺代暴动〔50〕,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向巴黎挺进,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就会被夺取。正像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做了蠢事,就会攻下巴黎了。但是联军首脑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停止在要塞前面,并竭尽全力,不'惜大量采用战略上陈旧的办法来逐一争取点滴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六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仍集结在一起的法军有近12万人。1792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1793年 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全民征集制〔212〕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万—35万人。全民征集制的实行使这个数字增加了约70万人。除去一切减员,法国人在1794年初,大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远远多于进攻法国的联军。
  1793年 4—10月,法国人到处挨打,只不过由于联军的拖延战术,这些打击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从10月起,双方互有胜负,到冬季暂时休战;1794年春,根据全民征集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投入了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勒吕斯的胜利〔211〕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可见,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213〕,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 3月,人们一直无所事事;几乎没有把义勇军当成一回事。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其中有10个月,由于吉伦特党人的垮台,革命的政党摆脱了一切束缚。在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国家中,只要能持武器的居民的比例正常,如果有一年的时间,召集100万士兵,建立75万人的现役部队(人口的3%)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虽然这在当时是尚无先例的事。
  所有国内的暴动,除了旺代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没有任何意义。除了里昂和土伦暴动274以外,其余的都仅在六个星期内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全民征集制征集的部队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为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被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万人和其他士兵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最初征集的 30万人中招来的,他们已经连续作战有的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战斗,至于刚入伍的新兵,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必须至少受过三个月的训练。拿破仑在远征西班牙时,曾经计算过随营训练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方面一般来说这类军官的素质较好),那么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对不是一群粗野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受“为共和国捐躯”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与敌军相当的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始终劳而无功的战法,这种战法使久经锻炼而特别适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处于守势的敌军受到训练并习惯于战争。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比敌方将军们高明得多;断头台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行动的协调,而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自己做了一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则不在此例。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1)众兵战术的初始想法源于热马普那次幸运的机动,这次机动与其说是出于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这个想法产生于法军极差的素质,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军事上多少具有一点自信心,他们不得不用数量来弥补训练的不足。卡诺对这一发明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完全不清楚。(2)众兵战术还处于极不成熟的状态,例如,在1794年图尔宽和弗勒吕斯会战〔211〕中,这种战术就完全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六天的皮埃蒙特远征〔215〕中,成功地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向人们表明了这种战术的意义,而在这以前,人们对它并不了解。(3)至于卡诺本人,这个家伙越来越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确定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指令。但是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他的前任帕希和布绍特的极端愚昧和无能,以及救国委员会的中其余所有的人对军事一窍不通。这真是“盲人国里独眼龙称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方军团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等等,特别是知道法军缺少什么。当然,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懂得,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因为在实行革命的全民征集制的情况下,反正会有许多浪费,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可以不计较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以便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尤其使我对众兵作战是卡诺发明的这一说法发生怀疑的是,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全面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法国军队,并对敌人侧翼作战,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经历: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充当道德卫士,他的勇敢的安特卫普保卫战〔216〕(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庸的、墨守成规的、但是赋有一定顽强精神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对安特卫普的围攻持续不到三个月);最后,他硬要拿破仑在1815年采用1793年的方法,与集中了120万人而且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体系行事的联军相对抗;还有他一贯的庸俗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像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217〕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这是从没有见过的!
  总而言之,国民公会之所以得救,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和老弗里茨在七年战争〔218〕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和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得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虽然当时法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全部敌军至少强大三倍,但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从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干的蠢事,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就已经能这样做了。1812年,俄国战局使俄国成为整个神圣同盟〔60〕在大陆战争中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主力,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后来才集结在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但是从1848年起,神圣同盟就已经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成为纯粹的附庸关系,就像莱茵联邦〔219〕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尼古拉,或者说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德是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此外,至于现代的军事艺术,拿破仑已经使它十分完善了。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某些情况出现之前,人们除了在情况许可时仿效拿破仑,便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但是,这种现代的军事艺术已经举世皆知。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佩缨候补军官考试之前,就早已背熟了其中可以死记硬背的部分。至于奥军,他们在匈牙利战局中认清并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地地道道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文迪施格雷茨、韦尔登、格茨之辈,以及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局——因为我们已经不再为《新莱茵报》写文章了,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则与匈牙利战局相反,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紧要的,至少这个老头子头脑非常清晰,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如果不是意大利将军们指挥拙劣、互不配合、经常举棋不定,查理—阿尔伯特施展阴谋,以及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更容易固守,那么1848年在佩斯基耶拉、曼图亚、莱尼亚戈和维罗纳四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在未获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杰作。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因此不必担心他的军队的给养。但是,1849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皮埃蒙特人不集中兵力在诺瓦拉和莫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2]长)附近切断通往都灵的道路(这原本是上策),或者从该线上以两三个纵队向米兰前进,而是陈兵于塞斯托至皮亚琴察一线。这条战线长达20德里,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强行军路程,而皮埃蒙特军的人数为7万人,就是说每德里只有 3500人。这是对于米兰的一次可怜的分进合击,他们的兵力到处都太薄弱了。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的是1792年奥军的旧方式,所以他完全采用拿破仑的方式与他们作战。皮埃蒙特军的战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突破战线,打人一个6万人的模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三个师隔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三个师(集结了将近35000人),把他们驱逐到阿尔卑斯山,从而使皮埃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三天内结束战局的机动,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贝格和埃格米尔附近的机动〔220〕(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次),它至少证明了:奥军已经远远摆脱了像阅兵式那样“永远缓步前进”[3]的旧习惯。这里决定一切的恰恰就是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特别是这次叛变给奥军提供了意军阵地和计划的确实情报,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萨瓦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肆意抢掠的卑劣行为也起了同样作用。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埃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的机动已经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最后,俄国人由于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现代作战体系十分接近的作战体系。俄军主力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在大的会战中,俄军都是以众多兵力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强攻伊兹梅尔和奥恰科夫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行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显著的众多性,它才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一国军队的行动缓慢一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发挥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计划不是人数众多的俄军纵队以其纵深和密度超过其他一切军队而立即引人注目的。
  1812年以后,法军几乎不能再被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主要体现者。这个传统或多或少已经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间,这个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适合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把一切拉平的趋势;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包括英国军队,现在都是几乎同样出色地组织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战斗等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术和战略,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作战体系的程度。
  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型战争,甚至中断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造成的损害是否能为使军队适应这种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种战争究竟是使士兵们习惯于吃苦耐劳,还是使他们因过度疲劳而沮丧,最后,这种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眼力——这些将来肯定会弄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尔或多或少是变糟了。它已忘记了自己的长处——密集的攻击,而习惯于散兵队形,在这方面,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那些将军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大出洋相,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221〕但是,所有这些都还不算是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采用占优势的战略和战术的机会在联军方面和革命方面至少是相同的。


  但是,把一个全新的阶级推向统治地位的新的革命,难道不会像第一次革命那样,催生出新的作战手段和新的作战方法吗?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将会使现在的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显得过时和无用,正像第一次革命时期的作战方法使七年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法显得过时和无用一样。
  现代的作战方法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小农当兵。两个阶级摆脱封建的与行会的榈锁,是创建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富裕程度和文化程度,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获得必要智力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作战体系来做例子。现代作战体系的两个枢轴是:人员、马匹和火炮这些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这些进攻手段的运动性。运动性是众多性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像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20德里的区域内运动。他们不能把全部需要的粮食都携带在随营仓库中。他们不得不像成群的煌虫那样扰害某个地区,在骑兵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集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补充,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很少能够满足军队哪怕仅仅一个月的需要。因此,现在的作战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稀少的国家长期采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法军慢慢地在西班牙并很快地在俄国崩溃。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崩溃,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而且俄军甚至在波兰也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众兵作战体系,至于在俄国领土内,只要还没有铁路,这个体系就根本不能应用。如果俄国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那它就会土崩瓦解了。
  但是,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要求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巡逻、粮秣征集、前哨勤务等范围已经大为扩展,每个士兵必须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士兵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且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得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士兵的知识、眼力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一切都要以军士和士兵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曾经有过的更高的文化程度为前提。但是,在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中,群众没有这样的文化程度,还不能使未经筛选而征召来的50万—60万人,既能被训练成为守纪律的像机器那样动作的士兵,同时又能获得或者保持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眼力。野蛮人生来就具有这种强盗式的眼力,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也因此而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现代作战体系要求每个士兵具有的这种普遍的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在最发达的国家才有:例如在英国,士兵即使是粗野的农民出身,也受到过城市的文明教育,在法国,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平民(代服兵役者)组成的;在德意志北部,封建制度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至少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这样的文化程度看来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小农经营到处都成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越接近于自由的所有者,则军队就越适合于现代的作战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士兵的运动性,而且整个军队的运动性也以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程度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同封建制度相联系的;仅仅运载军官的大量辐重和随从就阻碍了每一个运动。军队也同整个运动一样缓慢地爬行。专制君主制度中正在兴起的官僚机构在物资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但同时它和大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却引起了大规模的侵吞。如果说官僚机构曾经给军队带来某些利益的话,那么它把形式主义的和迂腐的思想带给军队,则加倍地危害着军队。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受害于所有这些弊病。到处受欺骗、遭克扣的俄国军队真是饥肠辘辘,士兵在行军中像苍蝇似地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有能力供养军队,因而才能指望他们的军队有运动性。
  因此,就运动性而言,它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性。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甚至还常常代替后者(例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埃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不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征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军制〔222〕、瑞士的民军制〔223〕、法国的全民征集制〔212〕)多么不同,但是近60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小自由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全民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部人口的7%,而实际作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1793年秋人口大约为2500万,那么根据这个比例计算,总计应有士兵175万人,其中实际作战的应为125万人。当时,在边境、在土伦附近和在旺代(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125万人差不多是有的。在普鲁士,现有人口为1600万,其7%和5%应分别为112万人和 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E规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 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国家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
  好吧!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召集人口的5%,在紧急时甚至7%,那么奥地利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充其量也只能召集到 5%,而俄国则 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来说,如果人口为 3500万,那么5%便应为175万人。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军队——其兵力由于发行了科苏特纸币而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埃蒙特军队中服役的5万伦巴第人,那么总数就是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部人口的2 23%。同时,生活在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居民至少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200万,按5%的比例,应该能征集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其中,在本土内,它最多能出动100万人对敌作战。也就是说,它的总兵力从未超过总人口2 112%,而现役兵力则从未超过l 718%或1 39100%。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地广人稀,交通工具少,国民生产低。
  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在现代的比例,是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达不到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它是这种解放在军事上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这是很清楚的。现在甚至已经可以确定:这种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可以期待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正如现在混杂的、有一部分还构成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的单纯夺取政权,距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一样,因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对立。
  在德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完全集中的前提是:英国也要一起行动,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而新的作战方法也同样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的卓越发现不能靠奇迹来消除。新的军事科学只能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正如同当年由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就工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消灭蒸汽机,而在于增加它的数量,同样,就作战方法来说,问题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和运动性,而在于把两者提到更高的水平。
  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如今在欧洲战争中,铁路和电报一定会给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采取全新的战法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数量更为众多的兵员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500万而是 3600万的话,那么总人口的5%就不是125万人,而是180万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都相应地增强了。只有文明国家才有庞大的铁路网,那里的人口增长迅速,比如与俄国相比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计算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长期臣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越来越不可能。
  但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其力量并不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于随着人口的增多,一个国家可动员的 5%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 F而只能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16%,就是说,占成年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但是,如果说俄国若不在其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首先是在生产上进行彻底的革命,就不能把它可动员的力量由2%—3%提高到5%,那么德国和法国若不在生产上进行革命,并使生产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可以动员的力量由 5%增加到12%。只有通过机器等的使用使人均劳动生产率比现在增加一倍,才能使从生产中解脱出来的人数增加一倍,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较短的时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维持这个5%的比例。
  如果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得到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消灭了阶级——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的一年制志愿兵 〔 224〕只要还未成为军士或后备军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永远不会成为与农民和工匠并肩战斗的能打仗的士兵)——那么,只有能持武器的人口的限度才是实际征募的限度;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15%—20%的人口,并真正使12%—15%的人口对敌作战。但这样庞大的人数是以一种甚至完全不同于目前军队的运动性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保证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运动。而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战略行动,即各军行动的协调,必须由一个电报中枢来指挥;而战术行动则由各个将军来指挥。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战争能够而且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甚至比拿破仑所需要的时间还要短。就花费来讲,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这样众多的人数所实施的每一次突击都必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又使得这样做成为必然的。
  因此,按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必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士兵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成散兵线时,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这些士兵一定会比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士兵更加健壮、更加灵活和更加机智。
  可惜的是,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没有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一种众兵作战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所有这一切还缺少基本的条件,至少1852年是这样。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百分比,同1789年相比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1792和1794年间——是充满激情的、振奋的,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定是这样。但是那时已经可以看出,在伴随着激烈的内部动荡而产生的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大部分人的用武之地必定是在国内。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出现,并且恐怕出现的机会要比以前更多,因为立即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将随着联军的前进而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现役军队里去。征募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平民和农民。也就是说,革命将不得不采用现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意识形态家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在现役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战法和发明一种新的惊人的用兵方法。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果不创造与旧的手工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手段,织布机的生产率便不能增加两倍,同样,在军事艺术上也不可能用旧的手段取得新的成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新的、更重大的成果。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了正确运用在他之前所发明的新的物质手段的方法。在蒂雷纳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领域发生了革命,由刺刀和姥发枪取代了长矛和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他在当时通常的作战方法的范围内改造并完善了旧的战术,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庞大的众多军队的方法,而这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的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方法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无法超越他,而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巧妙的作战行动中仿效他罢了。
  总之,革命必将运用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来同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作战。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多兵之旅必胜。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人们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去,并能怎样运用它们。
  (1)俄国 俄国军队平时定额号称110万人,实际上大约只有75万人。1848年后,俄国政府就一直努力使战时定额达到150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亲临各地视察。俄国现在至少已经实际达到平时定额110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多扣除:

  用于高加索的兵力…………………………………………………10万人
  用于俄国本土的兵力………………………………………………15万人
  用于波兰各省的兵力………………………………………………15万人
  病员、各种分遣队等………………………………………………15万人

总计……………………………55万人


  因此,只剩下55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1813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多少。
  (2)普鲁士 如果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编外人员以及一切可能征召的人员都被征召人伍,这支优秀的军队至少可以有 65万人。但现在政府至多仅能动员 55万人。我现在就仅以50万来计算。从这个数目中只需要派出比第二类后备军(15万人)略多的兵力去执行守备等任务。各地都在逐步召集的编外人员和下年度新应征人员(尼古拉将会对此十分关注),以及不断过境的俄国军队,可以组成足够的预备队,以防止国内的任何暴乱企图。而且普鲁士军队的病员也会较少,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河的行军路程比俄国军队短。但是,就像对俄国军队一样,我减去其中的一半,剩下另外一半,即25万人可以动用。
  (3)奥地利 现役的和休假的士兵——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60万人。这里,我照样减去一半,因为对于帝国三分之二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没有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做国内的预备队,控制起义的群众。因此,剩下30万人可用来对付敌人。
  (4)德意志联邦 因为这些邦的首脑都居住在莱茵河附近,同时全部联军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几乎不需要本国的守备部队去对付内地,在联军又协作战初战获胜后,各邦的预备军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至少可以出动12万人
  (5)意大利各国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8万人来计算。
  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130万人,他们有的已经在服役,有的可以立即征召人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缩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仅康复者及其他人员就可以在法国边境附近编成第二支拥有35万人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数量一定还会大得多,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现役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召新兵,紧接着第一支军队之后出动。
  第一支军队(130万人)的各部队大约可在两个月之内以下面的方式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从去年11月备战以来就用不着怀疑了;至于俄军,它的三个确定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雷斯劳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以每天5德里计算,由彼得堡到柏林差不多有45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河有16日的行程,总共61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雷斯劳有48日的行程,由布雷斯劳到美因茨有20日的行程,总共68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40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22日的行程,总共62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在上述强行军过程中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么显而易见:就是驻防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河畔,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而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15—20日。但是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局有发生危机的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部队派到那里去。所以,俄军行军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尔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缅涅茨,就是说大约缩短了60德里的行程,相当于12个行军日和4个休息、日。同时,大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步兵,可以在休息日(每隔三天)至少乘车移动5德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可以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车马和炮手可以行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用以前的方法更早到达目的地。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按以下序列集中到莱茵河畔:

第一支军队

  1.在莱茵河畔和皮埃蒙特附近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75万人
  俄军……………………………………………………………………30万人

105万人

  2.第二线:
  相隔10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 …………………………………25万人

总计……………………………130万人
  (如上所述)


第二支军队

  1.联军各小成员国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普军、奥军等…………20万人
  2.行进中的相隔20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 ……………………………15万人

35万人

两支军队总计 ………………………………165万人


  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五六个星期就可以把30万俄军调动到莱茵河畔,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联军各小成员国的军队的上述兵员也可以到达莱茵河畔,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时候,联军的部署,就向法国进军这一点来说,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利。尽管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交战的时候,俄军还是到达了莱茵河畔。
  法国能派出多少兵力来抵御联军呢?
  (1)正规军约45万人,其中5万人在阿尔及尔,不能调出;在其余 40万人当中还应当减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形势不稳定地区驻屯的少数分遣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25万人。
  (2)现在红色党派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士兵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六个年龄段的人,也就是对于27—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个年龄段的可征召人数是8万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气候造成的损失、12年内的正常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被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经陷于混乱的时候善于以各种方式逃避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六个年龄段的48万退伍兵中,真正能重新人伍的士兵减少到不足30万人。其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的人来补充。还剩15万人。只要方法得当,这15万人就能毫无困难地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
  (3)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全民征集制武装,或是其他被称为次等炮灰的人。除了将要征集的约一万多人的别动队之外,在上述武装中,没有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士兵更善于使用武器。固然,法国人学这一行要快一些,但是两个月还是太短了。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四个星期之内完成随营训练,只是因为他有优秀的干部;可是下一次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队伍的瓦解。而且大家知道,我们的法国革命者是有传统的,他们将首先高喊:实行全民征集制! 200万士兵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还会重复1792—1793年那样的蠢事,如果有时间来逐步训练这200万士兵,那么有200万士兵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必须估计到,在两个月内敌方会有100万现役士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胜利抗击这百万大军。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么他们又将以 200万人使历史重演,也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过多,由于时间短促,他们实际上将一无所获。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八个星期内训练和编组150万人,实际结果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资源,使军队甚至连一个可用于作战的营都增加不了。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称职的陆军部长,懂得一点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并且没有人因为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给他造成愚蠢的障碍,那么,他将在可能的范围内自主行事,能够大有作为。那样,大体上必须按如下计划行事: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可靠的乡村农民自卫军;(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要塞勤务由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来执行。军队只派出最必要的分遣队。为了保卫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梅斯、里尔、瓦朗谢讷这些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除了它们自己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支队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可以执行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将集中在训练营,由不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军士来训练,以补充现役部队中的缺额。训练营可以建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40〕的区域。
  现役部队,要是留在法国境内,就必须增加两倍,即从40万人增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加到110万人。这一步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把每一个营变为一个团,同时不可避免地普遍提升军官和军士的职务,在促使他们尊重革命方面,提升的作用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干部队伍的必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逐步实现。同时把军官中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过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变出军官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法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本来就普遍具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得到陆军部有力领导的条件下,如果能看到战争胜利的机会,特别是对叛乱者和逃兵实行惩一傲百,那么这一类军官从一开始就会干得很出色。军校的学生以及桥梁公路工程局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行动之后,那种在法军中极为常见的下级军官的军事才干就会开始发挥出来;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火的锻炼,便能够指挥一个步兵连。

  至于士兵本身;
  现役士………………………………………………………………40万人
  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30万人
  有待召集和训练的士兵……………………………………………50万人


  总计120万人,如果去掉10万病员,则为110万人。其中可以用于作战的:

  现役士兵……………………………………………………………25万人
  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15万人
  新兵…………………………………………………………………40万人

总计………………………………………80万人


  这些兵员可以用来做什么,很快就会清楚的。40万—50万新兵补充现役军队,并且把他们同在编的和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混编在各团各营里进行两个月的训练,只要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兵员都可以用来补充步兵和炮兵,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可以把一名新兵训练成步兵和能初步操纵火炮的炮手,但不可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不会有很大的增长。
  这个完整的武装计划要求有一位称职的陆军部长,他必须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掌握各兵种的战略、战术和具体知识,同时还要具有应有的精力、机敏和果断。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中共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色”党派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像通常一样,出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被认为而且也自认为是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理所当然能胜任各种职务,他企图扮演卡诺的角色,颁布全民征集令,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他很'快就会智穷才竭,于是一切事都昕任下级旧官吏按常规处理,让敌军兵临巴黎城下。但是今天要抵抗欧洲的联军,需要的不是帕希、布绍特,甚至也不是卡诺,而必须是拿破仑这样的人,除非敌人特别愚蠢,而自己又特别走运。
  不应当忽视,在对联军兵力的所有计算中,对总兵力都作了最低的估计,而对各项扣除则作了最高的估计;因此,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就会多于上面的估计,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将少于上面的估计。而又才法国的估计则正相反自对法国人可支配的时间尽可能估计得长一些,对他们所能编组的总兵力估计得很高,而各项减员则估计得很少;因此,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作了最大限度的高估。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推算(没有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和联军可能犯的大错估计在内)描绘出了一幅对革命尽可能有利的情景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前提是:革命和敌军的入侵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法国最后一次内战6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能肯定,狂热的正统派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发动一场短命的暴动。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发生像1793年里昂、土伦等地那种暴动〔214〕的可能性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派别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情况:革命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能够顺利地解除暴乱的各省和各阶级的武装。
  至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起义能给革命造成的有利条件,我们下面就要谈到。


  现在我们来谈谈实际的作战方法。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立在巴黎,而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围绕巴黎画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圆周在南部将在蓬德博瓦桑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尚贝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圆周虽在个别地方偏离莱茵河,但是偏离的距离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那么从这条边境上不再以阿尔卑斯山脉为屏障的地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这样一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和它的全部地理条件就相适应了。由尚贝里到鹿特丹的这条单弧线,使法国边境上唯一暴露的并且最靠近首都的那段上的各点,到巴黎的距离相等,约为70德里,即14日的行程,同时这一段边境又为宽阔的河流所掩护。认为莱茵河是法国自然疆界的这种论断在军事上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但是莱茵河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各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从各方面威胁它,就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当集结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甚至在敌军的作战根据地内,这种分进合击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如此,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军队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采取分进合击,因为:(1)占领巴黎即等于征服了法国;(2)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段边境都不得出现漏洞,否则法军就可以向联军境内及其军队的后方派遣军队从而引起骚动;(3)每一支联军对法国作战都需要投入大量军队,为了保证给养就需要开辟多条战线。
  双方军队都必须加以掩护的这段边境,是由尚贝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以不予考虑。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脉作为屏障,而且离巴黎越来越远,因为它是上述圆周的切线。这段边境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须注意:(1)萨瓦山筑垒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筑垒的隘口掌握在法军手中的时候;(2)企图在沿海地区采取牵制行动的时候,而这一定要有特殊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边境其他一切地点都有安全保证之后,企图像1796年拿破仑那样,在这里采取攻势的时候。就一切其他情况而言,这一段边境就离得太远了。
  因此,无论对于联军还是对于法军来说,积极的军事行动,都只限于从尚贝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一线,以及这一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而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的地形,好像专为防御而设,这里的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恐怕是再好不过了。
  从罗讷河到摩泽尔河的边境,为一条漫长而难行的,只有几个地方可以通过的山脉——汝拉山——所掩护,孚日山脉与之相接,在其延长线上有霍赫瓦尔德山和伊达尔林山。这两座山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孚日山脉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泽尔河和马斯河之间,通向巴黎的道路为阿登高原所掩护,在马斯河的彼岸又为阿戈讷高地所掩护。只有桑布尔河到海边的这一区域无险可守,但是在这里,任何一支军队越前进其处境就越危险,因为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行动,他们就有从比利时方向被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讷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例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好几个省。
  由汝拉山与孚日山脉的会合点向西南沿奥弗涅山脉蜿蜒着一条山脉,形成北海及大西洋这一边与地中海那一边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泽尔河、马斯河、马恩河、塞纳河和约讷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约讷河和卢瓦尔河之间,分布着许多绵亘的山脉,这些山脉只有很少几条道路穿过,它们使各条问谷彼此分开。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作战,但是很贫瘤,没有一支大的军队能够在那里坚持很长的时间。
  如果敌人的军队甚至翻越这个山区,以及翻越同样贫癖的位于马斯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香槟高原地带,那么他们就进入了塞纳河流域。正是在这里才充分显示出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优势。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兹河口,是由许多条几乎成平行的弧形流向西北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是约讷河、塞纳河、马恩河、瓦兹河和埃纳河,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心。地中海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通向巴黎的各主要道路都要穿过这些河谷,并且同这些河谷一起汇集到巴黎。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总是能比进攻的军队在更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从一个受威胁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因为两个同心圆中内圆的周界较短。巧妙地发挥这种优势,也就是沿内圆的周界不懈地运动,曾经使拿破仑在他1814年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力牵制全部联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个月之久。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4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914—1915年《新时代》第33年卷第1册第9、10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1]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2] 1德里等于 7420米。——编者注

[3] 1813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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