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一卷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结果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并且再把这些结论同实际情况进行比较。让我们看看，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致人以死命，那么我们就把他的行为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1]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害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必要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迫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成千上万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社会还让这些条件存在下去，那么，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这种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死亡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必须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得以引用官方文献、议会报告和政府报告来确定杀人的事实时，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可能保持健康，不可能活得长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地特别是从工人健康状况方面把这些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精神委靡，生命力减退。因此，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那么，工人区的污浊空气造成的危害又该是多么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在农村，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粪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巷和大杂院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切腐烂的肉类和蔬菜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毫无阻挡地散出去，势必要造成空气污染。因此，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散发出同样的气体。但是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他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污浊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因而通风条件比其他一？切地区都要差。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地区变得十分肮脏。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祸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过于稠密，而穷人还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们不仅呼吸街上的结果污浊空气，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在夜间呼吸的那种空气完全可以使人窒息。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产生最激烈的情绪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人们像追逐野兽一样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得到安宁，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刺激他们经常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得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经受住这一切，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的厄运。到那时，他们至今还保留的一点东西也将被彻底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如何。
城市中条件最差的地区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这一点我们从各个方面得到了证明。前面引证过的《工匠》杂志上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这类疾病也确实特别是在工人当中经常发生。伦敦的特别是工人区的污浊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我们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带病态潮红的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清晨大家去上工的时候，如果你在街上稍微转一下，就会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人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种随时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材消瘦、胸部窄小、眼窝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委靡不振、没精打采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么多，虽然肺结核在北部的工厂城市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同肺结核同样可怕的疾病，除了其他肺病和猩红热，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发生的最有毁灭性的疾病——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到处蔓延的灾害是直接由于住宅的通风、排水和卫生的恶劣状况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统计材料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排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几乎总是有这种病出现。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发展成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房屋质量很差而又维护得不好的街区都可以发现，而蔓延得最广的是在贫民窟，当然，在条件较好的地区也会有个别的患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1837年闹得特别厉害，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官方报告。根据绍斯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1843年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该院收治的病人有1 462人，比以往收治病人最多的年份还多418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肮脏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很多病人是从乡下迁移来的工人，他们在旅途中和到达伦敦以后受过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氨制剂和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16.5%死亡。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科茨、小爱尔兰124等地的条件更差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未绝迹，但是在这些地方，也像在英格兰各城市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的那样厉害。而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象。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1826年和1837年，伤寒特别猖獗，每次都要延续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期。在爱丁堡，在1817年流行病蔓延的时候，患热病的约6 000人，在1837年蔓延期间约1万人，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也增高了[2]。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个时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程度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整个苏格兰，有六分之一的穷人患了热病，这种灾害由流浪的乞丐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12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计32 000人，其中有32%死亡，而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一般只有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7天和第15天，在第15天，病人的皮肤通常变成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3]。在爱尔兰，这种流行性热病也是常见的。在1817—1818年的21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 000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2卷），后来有一年甚至达到6万名。1817—1818年，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七分之一，在同一时期，在利默里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四分之一，而在沃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二十分之十九。[4]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宅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人们还会对于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更广泛地蔓延而感到惊奇。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药治疗是多么少，许多患者根本得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最普通的注意事项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死亡率就显得太低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引证过的报告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状况是生病的原因：他强调说，正是缺衣少食和生活需要不能充分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可怕，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匮乏时期都有伤寒病流行，而且这种病几乎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许多爱尔兰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工人的住宅，不如说是他们的饮食。工人吃的食物本来就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贻害终身的多种消化器官疾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消化不良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他们又怎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能遵守比较合适的饮食规定呢？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染上了新的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当具有父母遗传的腺病体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身体发育时期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伺倭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很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倍的生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伺倭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在商业行情波动、失业以及危机造成的工资微薄使工人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些疾病怎样更加肆虐，那就用不着我来说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差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正是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甚至在繁荣时期，不知有多少）必然十分虚弱，必然患严重的瘰疬和佝偻病。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患这种病的。大批工人的孩子所遭受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从事劳动的整整一代人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没有保暖的衣服，因而无法防止伤风，非到病倒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更加贫困，通常得不到任何治疗等等情况，那就大致可以想象英国工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各个劳动部门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在这里还根本没有谈到。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快乐泉源，而且所有一切都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他的住宅是那么不适于居住，既潮湿阴冷又肮脏；他迫切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状况，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受到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使自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己的生活状况得到保障，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劣质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要求只能在酒馆得到满足，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没有极强烈的酗酒愿望，怎么能抵抗酒类的诱惑呢？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湎于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多半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周围大批人酗酒，促使他们跟着效仿；工人得不到教育；人们无法使年轻人抵御诱惑；在许多情况下，酗酒的父母直接影响子女，他们竟让孩子喝酒；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贫困和压力；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情况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强大，使我们实在难以责备工人对酒的偏爱。我们可以向染上恶习的人追究责任，但是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这样一种恶习。酗酒成了一种现象，成了一定条件作用于一个没有意志的、至少是面对这些条件时变得毫无意志的对象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简单的对象的人应该对此负责。但是，正像大批工人必然要沉湎于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精神和肉体造成毁灭性的影响。酗酒强化了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一切诱发疾病的因素，极大地助长了肺病和下腹部疾病的传播以及伤寒的发生和蔓延。
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请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构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大约22 000个病人，部分住院治疗，部分只接受医生的忠告和药品。但是，对于一个根据加斯克尔的统计[5]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救助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收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不得不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服用那些从长远看来弊大于利的假药。在英国的所有城市都有大批江湖医生在干这种勾当，他们靠广告、招贴以及其他伎俩在贫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许多包治百病的所谓专利成药（patent me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药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常常是有害的，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向不明药理的工人宣传说，这些药品怎样吃也不会过量，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在一星期之内卖出2 0000—25 000盒这种万应灵药是常有的事，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便秘，有的人用来治腹泻，有的人用来治热病、虚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现在喜欢吃专利成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把自己的钱装进了这些药品制造者的口袋。这些专利成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特别是鸦片酊制成的水药，即市场上出售的所谓”戈弗雷强心剂”。在家里干活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许多人所认为的，使他们强壮起来。她们不知道这种”强心剂”是多么有害，常常是在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们吃这种药，直到孩子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越迟钝，服用量就越多。如果这种”强心剂”不再起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面，常常是一次15—20滴。诺丁汉的验尸它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作证说[6]：据一个制药者供认，他在一年内为配制”戈弗雷强心剂”使用了13公担糖浆[7]。不难想象，这对接受这种治疗的孩子们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们变得面色苍白，精神委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品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这一切影响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封闭的室内工作的工业工人是如此，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毫无气力，面色苍白，由于患有热病，他们身上除了那些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肌肉以外，其他肌肉都是松弛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都会病倒。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率统计表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户籍总署署长乔·格雷厄姆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接近于2.25%，即每45人中每年有一人死亡[8]，至少1839—1840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第二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46人中才有一人死亡。但在大城市，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率统计表（刊登在1844年7月3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的：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德和乔尔顿，是1∶32.72，不包括索尔福德和乔尔顿，是1∶30.75；利物浦，如包括西德比（郊区），是1∶31.90，不包括西德比，是1∶29.90，而柴郡、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所有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 172 506人）的平均死亡率是1∶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兰开夏郡的普雷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居住的地方，由于在矿井工作对健康不利，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约低2.50。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死亡率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9]，自1830年以来，平均是1∶30，有些年份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至于所有阶级的平均寿命，则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而有所提高，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P.H.霍兰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乔尔顿[10]。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不同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45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6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5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8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25 |
从霍兰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糟糕的街道经过改善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这些从一个英国资产者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道的死亡率比别的街道高三倍，而整个等级的街道又比其他等级的街道高一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情况恶劣的街道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条件好的街道几乎总是低的，那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大批的同胞，我们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的一份统计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在议会报告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率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数字很高。小孩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生活条件的不利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一人死亡，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而上等阶级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只有20%，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11]，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前面多次提到的《工匠》杂志的那篇文章里，我们得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各种儿童疾病的死亡数字一一加以对比，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两倍：在城市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多囚倍，患胃病的比农村多一倍多，同时，在城市因肺部疾病死亡的人数和农村比较是2.5∶1。在城市，因天花、麻痊、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亡的幼儿比农村多三倍，因脑水肿而死亡的多两倍，因痉孪而死亡的多九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列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以1835年伦敦第3版）中根据1832年议会工厂委员会的报告制成的。
| 每1万个 死亡者中 | 5岁以下 | 5—19 |
20—39 | 40—59 | 60—69 |
70—79 | 80—89 | 90—99 |
100岁以上 |
| 拉特兰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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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 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 2 865 | 891 |
1 275 | 1 299 | 1 189 |
1 428 | 938 | 112 |
3 |
| 埃塞克斯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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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泽地农业区 | 3 159 | 1 110 |
1 526 | 1 413 | 963 |
1 019 | 930 | 77 |
3 |
| 卡莱尔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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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1787 年，工厂出现以前 | 4 408 |
911 | 1 006 | 1 201 |
940 | 826 | 533 |
153 | 22 |
| 卡莱尔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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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出现以后 | 4 738 | 930 |
1 261 | 1 134 | 677 |
727 | 452 | 80 |
1 |
| 普雷斯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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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城市 | 4 947 | 1 136 |
1 379 | 1 114 | 553 |
532 | 298 | 38 |
3 |
| 利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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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城市 | 5 286 | 927 |
1 228 | 1 198 | 593 |
512 | 225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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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贫穷阶级目前被忽视和被压迫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原因促使幼儿死亡率上升。有许多家庭，妻子和丈夫都外出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交给别人照看。这样，如果有成百的这种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压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同样经常发生，只是报上很少刊登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讯》上的一个统计材料。根据这个材料，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可怜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衷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人们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是否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艰辛和困苦的、忧愁多而欢乐少的漫长一生。在英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资产阶级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但他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如果我根据所引用的那些肯定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直接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也是无法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利益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没有兴趣，而前一种，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坚持资产阶级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虽然现在，在数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对未来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措施，公布了一个至少对住宅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的情形多少有所限制的“首都建筑法”[12]，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远远没有触动弊端的根源，而且连最普通的卫生警察的规定也算不上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能二者选一，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辩驳的谋杀罪名，继续进行统治，或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自己引退。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前者。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他们的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在生活上只满足工人起码的需要，那我们也就不必因为它只允许工人接受符合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教育而感到奇怪了。而这种教育实在是太少了。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为数不多的日校，只有少数人能去就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差的，教师是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其他不堪使用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其中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并且根本不受公众监督。这里也受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作出判断。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真正的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使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生效时，工业资产阶级倾其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坚决表示赞成。此外，大批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劳动，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没有人去，去了也学不到东西。青年工人劳累了12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8点到10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那里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上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校，但是那里教师也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帮助。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会忘记他在上一次课上，即在一星期以前的课上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还是主日学校都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列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也是没有的。但是，事情也只能如此。工人受教育，资产阶级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会有许多可怕的方面。政府在5 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公共教育的仅为4万英镑这样一个微小的数额。假如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狂热，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更多，而这种宗教狂热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消。但是高教会162成立了自己的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留住本教教徒的孩子，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从其他教派那里把可怜的孩子争取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工人不断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公共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各教派的神职人员去管，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类措施。这是必然的。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服的奴仆，而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否则，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教派至今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争吵，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阅读了，但是所谓能阅读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阅读，于是广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阅读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受过长期的教育才能学会，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工人缺少知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只有很少的工人完全会写，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高教会、贵格会163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校里，根本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活动”。工人所受的其他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涉及真正的工厂工业领域。
格兰杰委员说：“在伯明翰，经我考试过的所有孩子，全都没有受到哪怕是一点点有益的教育。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只有宗教课，但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霍恩委员说：“在伍尔弗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校的11岁的女孩‘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没有听说过天堂或另一种生活’。一个17岁的男孩不知道2×2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便士合多少法寻（四分之一便士），甚至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还是说不出来。有几个男孩从来没有昕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 离伍尔弗汉普顿只有一小时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很频繁。有些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波拿巴这样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拦路抢劫者迪克·特平，特别是小偷和越狱者杰克·谢泼德的生平、活动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16岁的男孩不知道2×2是多少，也不知道4法寻等于多少便士；一个17岁的男孩说，10法寻就是10个半便士，还有一个17岁的男孩，对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干脆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he was ne jedge o' nothin）。”（霍恩，《报告》附录第2部分Q.18，No.216、217、226、233等）
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校，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q.39页，I.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校，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拯救我们的救世主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q.36页，I.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校，只能读一些薄本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在内，以为圣约翰就是圣约翰·卫斯理（循道宗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34页，I.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救世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 ，而一个16岁的男孩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
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西蒙斯让一些主日学校的学生阅读，但这些学生说不出他们读了些什么东西，也说不出使徒是些什么人，其实他们刚刚读过关于使徒的材料。在西蒙斯就使徒的问题依次问过所有孩子而得不到一个正确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
“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风病的人！”（西蒙斯，《报告》附录第1部分E22页及以下各页）
报告中提到的制陶业地区和兰开夏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为工人阶级的教育和培养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状况给了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的那套东西，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些东西乱七八糟搅在一起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他们却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全民族的利益。他们也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虽然他们不会写，但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国民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废除谷物法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因此而更加深刻地了解尘世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英国所有的学校里，道德教育是和宗教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然也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人们用来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社会状况，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0，本来就已经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而当这些原则和无法理解的宗教原理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根据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格格不人。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英国资产阶级由于自私自利竟这样冷酷，这样鼠目寸光，甚至不肯花一点力气把现代道德，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身的保障而炮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委靡、怠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考虑都认为是太费力了，都好像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了解这种道德，不遵从这种道德，资产阶级是不应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遭到统治阶级的摒弃和忽视。资产阶级为工人考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向资产阶级步步进逼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法律来钳制他们，就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所以毫不奇怪，这些被当做牲口被对待的工人，不是真的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强烈仇恨，靠着对资产阶级永不熄灭的内心愤慨才能保持合乎人性的意识和感情。只有他们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才是人，如果他们驯顺地让人把挽辄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舒适些，而不想打碎这个挽辄，那他们就真的成了牲口。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状况，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工人在学校里得不到的道德教育，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也不会得到，——至少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点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和周围环境都强烈地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分得一份呢？无产者有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财产的神圣性”时，那是十分动听的，资产者听起来很入耳。但是对没有财产的人来说，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拿走，从而把他们变成实际的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证实了他们的无神论，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性和威力，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穷到处境悲惨和食不果腹的时候，那就会更加促使他们蔑视一切社会秩序。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多半也是知道的。西蒙斯指出[13]，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者，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14]。贫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哪里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人宁愿偷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道德水平高，即使走投无路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人就会饿死或自杀。从前自杀是上等阶级的令人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无产者中间也流行起来，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摆脱贫困的方法。
但是生活状况的不稳定、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使英国工人沦为无产者的那种情况，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贫困，也常受物质匮乏之苦，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而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每产生一次危机，雇主每发一次脾气，都可能使他失业——，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境地。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的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至于饿死的保障；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淹没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却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洪流中的一滴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情况下的没有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短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情况决定的。他或者是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旋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15]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任凭命运去摆布他并企图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境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或者是认为这种斗争是无益的而放弃摆脱自己所处状况的斗争，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得到一点好处。积蓄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他存的钱，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可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有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宽裕一点，这使英国资产者感到惊奇并极为恼怒。要知道，如果积蓄对工人没有好处，而那些积蓄最后还是要成为蛙虫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者所吞没，那么，工人在可能的时候去享受一下生活，而不去积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工业工人：
“他们的生计像不停的赌博一样，今天还十分景气，明天就一蹶不振；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埋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连同它的世界范围的痉挛和动荡，连同它的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蒸汽，就像魔力一样，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冷静、坚定、长期的安宁，人类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 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抗争、哀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创造、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创造、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烟雾、飘浮着棉絮尘埃、回响着酗酒者的喧嚷、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劳役痛苦的那个阴沉昏暗而又人声鼎沸的陀斐特164呢？”
[16]
“如果说阳光下的唯一罪恶是不公正，是违背真理、违背事实、违背自然秩序，如果说世界上唯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意识到自己遭受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种状况公正吗？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公正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话语就是明确的回答，他们的行动则是更明确的回答…… 反抗，反抗上等阶级的突发的复仇欲望十分强烈；对自己的世俗上司的命令越来越不尊重，对自己的教会上司的说教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切正在日益成为下等阶级的普遍情绪，对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大家必须承认这一切在那里是确实存在的，必须知道这种状况是可悲的，如果不加以改变，必将带来灾难。”
就事实而论，卡莱尔讲得完全对，但是在对工人强烈憎恨上等阶级的情绪加以谴责的时候，卡莱尔就讲得不对了。实际上，这种憎恨、这种愤怒是一种证明，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非人的境地，证明他们不想被人贬低为牲口，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感到如此愤怒的工人身上清楚地看到，在他们当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的锁链锻造得更结实，他们还处于工业时代以前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另一些人则听天由命，玩世不恭，在失去外部的稳定依托以后，又失去内心的稳定依托，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逐女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还对恶习的传播十分惊诧，其实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了。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长时间地、不间断地做这种单调的工作，如果他还保有一点人的性情，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最初几个星期内感到工作是一种折磨。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劳动部门，工人的活动都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17]。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12小时或12小时以上从事制针头或铿齿轮的工作，另外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么，当他30岁的时候，还能保留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呢？这种情形在使用蒸汽动力和机器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紧张了，工作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但也是极其单调的。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投入很大的注意力，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又只能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这样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 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如果说这一切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大量的颓废堕落现象，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颓废堕落现象更加严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高唱反调的耶利米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沃恩博士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直接的联系。假如这些作家说，贫穷、生活无保障、过度劳动和强制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么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回答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禁止过度劳动的法律吧。但是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完全是自然发展起 来的，人们完全是自愿迁居到那里去的；同时现在也还没有立刻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很容易就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己处于萌芽状态的灾难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灾难；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在这里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恶习和寻欢作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坏人和浪子避开津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可以发大财作为他们所冒风险的补偿。美德在这里埋没无闻，罪恶由于不易被识破而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享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贾尔斯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街巷，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堕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难抵御这种近在眼前、每天都会遇到的恶习的引诱。有钱人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到处都要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享乐的诱惑……在大城市里，想使穷人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颓废堕落的原因。”
在作了一大段关于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类似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犯罪的力量，道德很难与之抗衡，特别是年轻人一般都不可能抵挡这种力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后面一个地方，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狭小空间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和不可避免。对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水平而言，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很难责备
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
[18]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爱尔兰移民，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尔兰移民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明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另一方面，爱尔兰移民也由此而促进了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进程和身体生病的进程是一样的；这种病症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达到顶点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在这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还由于他们把爱尔兰人的热情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的开朗乐观、容易激动、热情奔放的气质和英格兰人的沉着、坚毅、富于理智的气质相融合，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如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侠义的、很重感情的性格使英格兰工人受到感染，假如不是由于血统混合以及日常交往使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么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还会更多地存在于工人阶级中。
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相近之处，都要多于它和它身边的工人的相近之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 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在大陆上，至今我们还只知道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但是，恰恰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另一种人显然对英国的未来最为重要。[20]
英国工人在社团中和政治原则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只谈这些结果对工人的个人性格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几乎只向工人乞讨，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总是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教士帕金森先生也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曾公开说过，每年穷人们相互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期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
[21]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构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也可以简略地加以概括，而且这同样是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指责工人的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艾利生郡长断言，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大约有3万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是不小的）；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12幢房子有一家小酒店，而在1840年每10幢房子就有一家；在苏格兰，1823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230万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662万加仑；在英格兰，1823年有1 976 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7 875 000加仑。[22]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便利了啤酒店即所谓Jerry-Shops的开设，店主获准出售啤酒，to be drunk on the Premises（只供店里喝），这个法令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了小酒店。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必然有一家Jerry-Shop。此外，还有很多Hush-Shops，即私设小酒店，这些小酒店没有获得专卖许可，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加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仅在曼彻斯特就有100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156 000加仑。此外，曼彻斯特有1 000多家小酒店，所以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一切大城市，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我们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同那些堕落最深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牺牲品，即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我们如果注意到，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这时，我们就一定会承认，光顾这样的场所势必造成颓废堕落的后果。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收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酗酒者的各种粗野的表现。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少了一些吵闹罢了。钱花光了，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去，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都有许多，曼彻斯特有60家以上，仅索尔福德的一条街（教堂街）就有10—12家。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餐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送回当铺去，直到出现某种偶然情况使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文钱为止。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行为在英国工人中间蔓延的情形，谁就会确信阿什利勋爵的断言[23]，他说，这个阶级每年花在喝酒上的钱大约2 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可怕地摧毁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破坏一切家庭关系，那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想象的。不错，戒酒协会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几千个“节制饮酒者”对几百万工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父在英国的城市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又全都忘了。例如，如果统计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数，那么得出的数字一定比全城居民总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所减少。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大恶习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而又没有正当地利用这种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么，这种恶习的产生就是无法改变的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必然。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放纵地沉溺于其中。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环境，那么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之风，每天晚上充斥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24]中，有多少人是靠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向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为此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资产者的引诱呵！因此毋庸置疑，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报酬和最低限度的感官享受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狂热地、盲目地投入这些享受吗？一个自身教育无人关心、自身命运受各种偶然事件支配、自己的生活朝不保夕的阶级，又有什么理由、什么兴趣使自己具有远大的目光，过”有节制的”生活，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呢？况且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这个阶级及其始终动荡、毫无保障的状况来说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社会秩序的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如果个别的工人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么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不适于居住的、肮脏的、连晚上栖身的条件都几乎不具备的、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污浊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做工，也许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见面，此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家庭生活呢？但是工人毕竟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这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在道德起着极其恶劣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颓废风气盛行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种环境的一部分），在无人管教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又怎能指望他们日后具有高尚的道德呢？自鸣得意的资产者向工人提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产生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必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工人因受到资产阶级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对待而变成像水一样缺乏意志的东西，他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个一定的点他就会丧失一切自由。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的。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人数就如下表所示：
1805年…………………… 4 605
1810年…………………… 5 146
1815年…………………… 7 818
1820年……………………13 710
1825年……………………14 437
1830年……………………18 107
1835年……………………20 731
1840年……………………27 187
1841年……………………27 760
1842年……………………31 309 |
就是说，37年中被捕的人数增加了六倍。在1842年发生的这些拘捕事件中，仅兰开夏郡就有4 497起，即14%强，在米德尔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4 094起，即13%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四分之一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远不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犯罪统计表还直接证明，绝大部分罪犯属于无产阶级，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和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人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人，到1837年已经有3 176人，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 189人。在艾利生郡长亲自写过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30年中增加了一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一倍，比居民的增长快五倍。罪状和所有的文明国家一样，大多数是侵犯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荷兰是1∶7 140，在法国是1∶1 804，在英国，当加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荷兰是1∶28 904，在法国是1∶17 573，在英国是1∶23 395。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是1∶1 043，而在工厂区则是1∶840[25]，现在，在全英国这个比例几平是1∶660[26]，而从加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10年！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的确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20年——如果在这20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犯罪的增长只会更加迅速——，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会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一张《曼彻斯特卫报》（1844年10月30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家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它只报道人们最感兴趣的事件，例如：在一个工厂，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罢工，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德，几个男孩偷了东西，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更为详细：阿什顿发生两起偷窃案、一起人室盗窃案和一起自杀案；贝里发生一起偷窃案；博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利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德姆，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斗殴，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奇代尔发生多起打架斗殴、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诈骗案、一次打架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事件；沃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诈骗、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一件接着一件。我手头正好有一张《泰晤士报》（1844年9月12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的案件和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取决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最有利。没有人还想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和自己的同伴达成谅解，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自卫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供自己利用的手段。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一年比一年更加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方面已渐渐划分成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它不过是已经包含在自由竞争中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让我们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衷；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在的社会状况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状况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起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正好说明他们是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令人惊异的仅仅是，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能使整个阶级盲目到这种程度，可以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但是这个民族还是要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者是否看到这一点：而且在这种发展中，总有一天会发生有产阶级的聪明人士所梦想不到的事件，从而使这个阶级感到震惊。
[1]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时，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的权力，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拥有政治和社会的统治权，从而同时应该对那些它没有戚予参政权的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有责任至少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比如说设法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个道理是无须我来向我的德国读者论证的。不过、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那自然又当别论。”
在1887年英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两句话：“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公元1886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上面注文之后又加了两句话：“这50年来一切都变得多么厉害啊！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德国资产者怎样呢？！？”——编者注
[2]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
[3] 艾利生博士1844年10月在约克举行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
[4]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
[5]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8章。
[6] 《矿山、煤矿以及雇有大批不受工厂管理法保护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行业和工厂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号和第2号报告》。第2号报告中的格兰杰的报告。通常在引用时称做《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许多最有价值的但也是最可怕的事实。第1号报告于1841年问世，第2号报告于两年后问世。
[7] 在1887年英文版上是 “13公担鸦片酊”。——编者注
[8] 《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死亡、婚姻的第5号年度报告》。
[9] 罗·考温《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况》，载于1840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第3卷。——编者注
[10] 参看1844年《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附录。
[11] 《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兰开夏郡的报告。这里引用了“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
[12] 1844年在英国议会通过。——编者注
[13] 《手工业和手工业者》。
[14] 《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页。
[15] 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自由结社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
[16] 《宪章运动》第34页及以下几页。
[17] 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
[18] 《人口原理》第2卷第76页及以下几页、第135页。
[19] 《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著名的书。这里所引用的地方见该书第406页及以下几页。
[20] 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小说《女巫，或两种民族》中，几乎同时表述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成两种不同的民族这同一观点。”——编者注
[21] 曼彻斯特的理·帕金森教士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苦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曼彻斯特第3版。
[22] 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
[23] 1843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讲。
[24] 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2卷。
[25]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10章。
[26] 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 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约1 500万人）所得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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