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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论德国共产主义

致《新道德世界》编辑



阁下：
　　读了《新道德世界》转载的《泰晤士报》一篇论述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文章[213]以后，我认为谈几点意见总比一掠而过要好些，这几点意见也许您会认为是值得发表的。
　　迄今为止，《泰晤士报》在大陆上素负消息灵通报纸的盛誉，但是，如果再登几篇象论述德国共产主义这样的文章，这种声誉很快就会丧失殆尽。每一个对法、德两国社会运动哪怕稍许有点概念的人，都应当一眼就看出，上述文章的作者所谈论的是他自己毫无所知的课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竟无知到连自己攻击的那个政党的弱点也无法指出。如果他想诋毁魏特林，他完全可以从魏特林的作品中找到远远比他现在引用的材料更适合于进行批评的东西。他只要不怕麻烦，把苏黎世委员会的报告[214]读一遍，——他想让我们相信他已经读过一遍，但是显然他没有这样做——就能找到大量的诽谤材料，即为了进行诽谤而搜集的一整套被歪曲了的材料。要共产党人自己向他们的敌人提供斗争的武器，这毕竟是怪事；但是，凭借哲学论证的广泛基础，他们可以允许自己这样做。
　　《泰晤士报》通讯员一开始就把法国共产党描绘成一个很弱小的政党。他对这个党是不是1839年巴黎起义[215]的组织者表示怀疑，认为那次起义很可能是由“强大的”共和党领导的。但是，我们这位消息灵通的、向英国公众写报道的人，难道您认为一个拥有近五十万成年男子的政党是个很弱小的政党？难道您不知道，“强大的”法国共和党九年来一直处于全面涣散和日趋没落的状态？难道您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政党的机关报《国民报》的发行量比任何其他巴黎报纸都要少？难道要我这个外国人来提醒您去回忆为爱尔兰合并取消派基金进行募捐的情况？这次募捐是《国民报》于去年夏天在共和党人中间筹集的，尽管共和党人似乎十分同情爱尔兰合并取消派[216]，但募集的捐款还不到一百英镑。难道您不知道，共和党的群众，即工人们，早已离开了自己富裕的党内同伙，他们不单是加入共产党，不，而是在卡贝开始起来捍卫共产主义之前很久就创建了共产党？难道您不知道，法国共和党人的“强大”完全在于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支持，因为共产党人想在开始实现共产主义之前争取建立共和国？所有这些，看来您并不知道，但是，要对大陆社会主义有个正确看法，您就应该知道这些事。
　　至于1839年的起义，我并不认为这类事件可以归功于哪个政党。但是我从积极参加过这次暴动的人那里获悉，暴动是由共产党人筹划和发动的。
　　这位消息灵通的通讯员继续写道：“傅立叶和卡贝的学说，看来更多的是引起某些著作家和学者的兴趣，而不是得到人民的普遍赞同。”对傅立叶说来，这是对的，我以前在你们的一号报纸上已经顺便指出过[217]。但卡贝算什么呢！卡贝，除了有几本薄薄的小册子以外，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卡贝，总是被人叫作“卡贝老爹”，但“著作家和学者”未必会这样称呼他；卡贝，他最大的缺点是肤浅，不懂得科学研究的真正要求；卡贝，他编辑的报纸［注：《1841年人民报》。——编者注］是给刚刚能阅读的人报道消息——试问，这种人的学说会使卡希勒这样的巴黎大学教授或者使那位自负心理比其神秘主义犹胜一筹的基奈发生兴趣吗？这简直荒唐可笑。
　　接着，这位通讯员叙述了在汉巴赫和施泰恩赫尔茨利举行的有名的德国晚间集会[218]并发表评论说，“晚间集会与其说是社会革命性质的集会，不如说是政治性质的集会”。要列举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糊涂观念，我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第一，“晚间集会”在大陆上根本无人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宪章派的火炬游行或利百加派[219]的晚间集会。汉巴赫的集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当局的眼前举行的。第二，汉巴赫在巴伐利亚，而施泰恩赫尔茨利在瑞士，离汉巴赫有几百英里；而我们的通讯员却说什么“在汉巴赫和施泰恩赫尔茨利的集会”。第三，这两次集会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也都相隔很远。施泰恩赫尔茨利的集会比汉巴赫的集会晚好几年。第四，这两次集会不仅看来是而且确实是纯政治性的；它们是在共产党人登上舞台之前举行的。
　　我们的通讯员取得这种珍贵情报的来源是“（苏黎世）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是逮捕魏特林时发现的公开发表过和未发表的共产主义著述，还有个人调查”。我们的通讯员的无知，清楚地证明他根本就没有看过工作报告；显而易见，“公开发表过的共产主义著述”不能是在逮捕任何人时“发现的”，因为“公开发表”著述这一简单事实就排除了任何“发现”的可能。苏黎世的总检察官未必会夸耀他“发现了”任何书商都可能向他供应的书籍！至于“未发表的”著述，司法追究就是为了取缔它们才开始的，如果苏黎世的参议员后来自己把它们发表了，——看来，我们的通讯员是这样想的——那他们真是出尔反尔了！他们没有干这样的事。事实上，我们的通讯员的通篇报道中，没有一点可以算是他从上述来源或个人调查材料中得到的东西，除了报道中提到两件新鲜事：一是说，德国共产党人的学说主要取自他们所攻击的卡贝和傅立叶，——这个问题，我们的通讯员原可以在他如此详尽援引的那本书（魏特林的《保证》第228页）[220]里读到；二是说“他们把卡贝、蒲鲁东、魏特林以及，嗯，以及孔斯旦看作自己的四个福音书作者”！本杰明·孔斯旦是斯塔尔夫人的朋友，此人早已去世，他从未考虑过与社会改革有关的任何事情。我们的通讯员指的显然是傅立叶派《法郎吉》杂志（现为《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孔西得朗，但此人同共产党人毫无关系。
　　“目前，共产党学说包含的内容，否定性的东西多于肯定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的通讯员在作出这一论断之后，随即否定了自己：他用十二段的篇幅概述了魏特林提出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安排，这些安排完全是肯定性的，其中甚至没有提到摧毁现存社会制度。
　　可是我们的通讯员引用这些摘录也是没头没脑的，这表明他往往抓不住所叙述的问题的要点，却援引了某些次要细节。例如，他忽略了一个从中可以看出魏特林比卡贝高明的主要思想，即主张取消任何形式的以暴力和多数为基础的政治统治，而代之以组织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和分配劳动产品的单纯的管理机构。他漏掉了一条建议：这个管理机构的每个部门的所有负责人不由该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多数来任命，只由那些熟悉未来负责人所担负的那项专门工作的成员来任命。接着，他又漏掉了该计划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即：负责选举的人应当通过某种悬赏征文的办法选举最合适的人，他们不知道应征作品的作者是谁。作者的姓名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只拆开那些有当选者姓名的信封，这就可以排除可能影响负责选举的人在作出决定时的一切个人动机。
　　至于引自魏特林著述的其余一切摘录，我留给该报的读者去判断：它们是象我们的通讯员认为的那样，确实包含着理应受人鄙视的东西呢，还是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在维护该报办报宗旨所要宣传的那些原则的观点。总之，《泰晤士报》如果想再写一点论述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那么，只有在物色到另一位通讯员之后，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阁下，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1月13日
载于1844年1月20日《新道德世界》第30号
原文是英文


　　注释：
　　[213]恩格斯指的是他在下面引用的一篇匿名文章《德国的共产主义者》（《The　Communists　in　Germany》）。该文发表于1843年12月29日《泰晤士报》，转载于英国欧文社会主义者周报1844年1月6日《新道德世界》第28期。——第398页。
　　[214]魏特林由于想出版《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于1843年7月8日在苏黎世被捕；此后，瑞士政府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调查德国流亡者在瑞士的活动。同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公布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名称是《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Die　Kommunisten　in　der　Schweiz　nach　den　bei　Weitling　vorgefundenen　Papieren》）。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报告的执笔者是委员会成员、律师、反动政治活动家约·卡·布伦奇里。——第398页。
　　[215]指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起义是由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所领导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筹划的，后来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击溃。——第398页。
　　[216]合并取消派（出自Repeal　of　Union——取消合并）是取消1801年英国爱尔兰合并的拥护者。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起义后强加于爱尔兰的，它消灭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的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成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得人心的口号；在1840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第399页。
　　[217]见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75—593页。——第399页。
　　[218]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的汉巴赫城堡附近由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政治性示威（所谓的汉巴赫大典）。参加大典的人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
　　1834年7月27日，德国流亡者为纪念七月革命，在伯尔尼（瑞士）近郊的施泰恩赫尔茨利主持召开了一次人数众多的大会，会上撕毁了德意志各邦的纸旗，升起黑红黄三色旗，还发表了革命演说，唱了革命歌曲。——第400页。
　　[219]利百加派是1843—1844年要求取消通行税的南威尔士农民运动的参加者。运动领导人按照圣经上关于利百加的传说而自称利百加，该派遂由此得名。他们常换上女人服装在夜间出来活动。——第400页。
　　[220]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1842年斐维版第228页。——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