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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关于先知者哥特沙克，我能够告诉你的很少：这个人我早就忘记了。莫泽斯·赫斯在1848年以前接收他加入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并把他说成是一位杰出的、非凡的人物。1848年3月初，他在科伦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工人领袖。[270]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一位出色的煽动家，他奉承那些刚刚觉醒的群众，纵容他们的种种传统偏见。此外，正如一个先知者所应具备的那样，他是一个头脑十分空虚的人，因此他以先知者自居。同时，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先知者是从不犹豫的，因此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是否讲过你引的那些话[271]，我表示怀疑。他曾经系统地编造过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神话。只要说一点就够了，3月初他在科伦曾经起过某种作用，曾制定一些令人完全难以置信的计划，计划的细节我不记得了，但是根据那些计划，一夜之间就应当出现奇迹。这都是在我们之前发生的事。当我们4月间来到科伦时，他的声誉已经急转直下，当我们大家为确定出版一份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而又聚集在那里时，他已经几乎被人遗忘。报纸和我们的工人联合会[272]使他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跟我们走，或者是反对我们。算他幸运，7月初他和安内克都被捕了，大概是由于发表了某些演说。1848年底或1849年初，他们被宣告无罪（我在《新莱茵报》上寻找了一阵日期等等，毫无结果，为了赶上把信寄出，我不得不停止寻找）。后来先知者哥特沙克自愿流放到巴黎，希望通过强大的示威把他召回。但是谁也没有动静。在我们离开之后，哥特沙克回到科伦（也可能是在我们离开之前不久），由于他过去为贫民治病出了名，当霍乱突然流行时，他便热心地重新为无产者病人免费治疗，结果自己得了霍乱而死。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巴黎的情况看来又上了轨道。拉法格决不是象你所认为的那样坏。茹尔德并不是布朗热分子，而只是得到那里党内同志的准许，在波尔多假装成布朗热分子。当然，对于这种做法，我是坚决谴责的。他犯了错误，应当为此付出代价，起码在最初应当这样。但是，如果他还是一个好人（对此我不知道），那末过些时候，是可以得到宽恕的。
很可惜，你由于《人民丛书》[273]而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不过，在你缺乏事务经验的情况下，本来可以预料得到，盖泽尔一定会使你为难的。要知道，他所出版的坏作品并没有因为上面有你的名字而变得好一些；此外，施累津格尔的事不可避免地彻底败坏了整个事业。我认为，所以这样是十分自然的，你无须到第三者的恶意中去找原因。你总不能希望党去热衷于出版这样的《人民丛书》吧？
我这里的情况也不太好。派尔希破产了，为了躲避家里被查封，全家都住在我这里。事情还没有顺利解决，正在同老头子［注：派·罗舍的父亲。——编者注］商量，但是老头子说：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糊涂不堪了。总之，奥古斯丁碰了一鼻子灰。
噢，我的可爱的奥古斯丁，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注：引自一首古老的丹麦诗歌。——编者注］
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琳蘅衷心问候你。
你的 弗·恩·
注释：
[270]1848年3月3日，在科伦发生了一次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支部组织的群众游行示威。哥特沙克以游行参加者的名义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内容是要求民主的自由和保护工人的权利。游行示威被军队驱散。示威的领导人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由于国王大赦，他们三人于1848年3月21日被释放。科伦3月3日事件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的三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第292页。
[271]李卜克内西问恩格斯是否知道哥特沙克什么时候可能说过如下的话：“我在这里可以代表二万名无产者，他们对于我们这里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一事，都表现十分冷淡。”——第292页。
[272]科伦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伦创立的。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策略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由于6月25日出席了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会议而于1848年7月3日被捕后，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848年9月，此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侨居国外。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在1849年2月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伦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第292页。
[273]李卜克内西在1889年10月26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他已拒绝参加《人民丛书》的出版工作（见注171和256），这造成了重大的物质损失。——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