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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6年8月16日和20日之间于伦敦］

我亲爱的、尊敬的朋友：
　　您的宽宏大量确实使我感到羞愧，只要一看到您的第一封亲切来信的日期，或者甚至是第二封来信的日期，我就感到痛心疾首，真该忏悔。
　　在您面前我要真诚地说：“父亲，我犯了罪”［注：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当我刚收到您的第一封信以后，我本来要立即回信，但有件事打搅了我，以致拖延了回信，而拖延就等于埋葬。这一拖，一天变成了一星期，一星期变成了一个月，而月儿几经重圆很快就成了一年，［注：这是谐音的双关语：《Monat》——月，《Mond》——月儿。——编者注］对于这一点，上帝和我们这些老年人知道得最清楚。年纪越大、时光越无情，日子就过得越快、岁月就飞逝得越快。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老年也总该有点什么长处。可青春、朝气和“美好”一去不复返，难道不是可怕的不幸吗；上了年纪又加上有病，这个感觉就更加明显，而近来我的情况正是这样，这就是我久久不给这样真正忠实的老朋友写信的最好的辩护词。几个月来我一直患头痛等等疾病，常常处于完全眩晕和迷糊的状态，仅仅由于这一点，我就不能写信了。在布莱顿住了三个星期，我的健康才稍有恢复。我的丈夫和小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上星期五［注：8月11日。——编者注］去卡尔斯巴德［注：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了，遗憾的是，他们俩都是因健康状况不佳，更确切地说是因病去的。这次旅行花费很大，以至所有其他的旅行和到别的地方去看望忠实的朋友们都不可能了，尽管我的丈夫很想有机会去游览一下勃朗峰和看望老贝克尔，但他还是不得不精打细算，限于疗养，放弃一切额外的旅行。我自己今年哪里也不能去，这个热得要命的鬼天气使我喘不过气来，弄得我非常难受。昨天我收到了卡尔斯巴德的来信。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一个肝脏病疗养院安顿下来。在纽伦堡，他们为了找一个过夜的地方跑了几个小时。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面包工人正在开代表大会，此外，未来的音乐[49]的长号手和小号手们、齐格弗里特们、瓦尔库蕾们和《神的灭亡》的主人公们［注：齐格弗里特和瓦尔库蕾，是理·瓦格纳的两部歌剧《齐格弗里特》、《瓦尔库蕾》的主人公；《神的灭亡》也是理·瓦格纳的歌剧。——编者注］从四面八方云集于纽伦堡，所以他们两人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那儿。后来他们又乘错了火车，经过连续二十八小时的纯粹唐·吉诃德式的四处漫游，才到达了喷泉之国。
　　您谈到的一切消息，使我很感兴趣，如果我今天没有对此详细地作出答复，那就请您归罪于酷热吧；酷热现在是许多事情的替罪羊。我至今没弄到您所需要的材料［注：参看本卷第430页。——编者注］，遗憾的心情简直无法向您表达。看来，靠代理人是不会有结果的。我经常给他写信。不久前我的丈夫收到波克罕一封来信，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他那里的情况稍微好些。我认为，最好、最可靠的办法是您亲自同他联系。他最清楚材料在哪儿，并能派人把材料找出来寄给您。至于您想要的其他书籍、文件等，我将找我们的老朋友列斯纳去办。恩格斯和我丈夫同旧的工人协会[424]再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协会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变成了纯粹的愚人协会。
　　列斯纳至今一直巧妙地维持着协会，但现在也腻烦了。而他可能对您最有帮助，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靠的人，在政治上一向特别坚定和忠诚。他是“宁死不屈”［注：根据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是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会战时法国将军康布隆奈说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法国上校米歇尔说的。——编者注］的老近卫军的一员。因为我打算下星期到兰兹格特去看望我们的朋友恩格斯［注：见本卷第28页。——编者注］，我想在这以前把一切可能办的事情都和列斯纳一起料理好。我确信，您最好是直接和波克罕商量。他的地址是：英国哈斯廷斯市丹麦广场，西·波克罕收。
　　好吧，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此搁笔吧！
　　我们大家都希望明年这个时候终于能够在“彼岸”，即在“亲爱的祖国”［注：麦克斯·施奈肯伯格的《守卫在莱茵河上》一诗中的用语。——编者注］重新会见所有的老同志。也就可以直接去看望老贝克尔了。
　　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您的老朋友　燕妮·马克思



　　注释：
　　[49]“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27、228、463页。
　　[424]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41、357、410、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