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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很久不写信完全是因为两个多星期来一直为牙痛和风湿病所苦,情绪不佳。然而今天看来毕竟出现了转机。
  因为风湿病的疼痛(夜间特别厉害,结果吐了好几次)使我睡眠受到妨碍并且搅得全家都不安宁,所以我曾经认为应当停止,或者确切些说暂时停止服砒剂。现在(当确实出现了转机的时候)我将再继续服砒剂。疖子或痈现在连一点迹象也没有了,我毫不怀疑,一旦消除这种与天气有较大关系的偶然性发病,我将完全复元。的确是时候了,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这么多的时间!
  国际的情况如下:自从我回来[226]以后,纪律完全恢复了。此外,国际对缝纫工人的罢工进行的成功的干预(通过法国、比利时等书记的信件)在这里的工联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227]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我决定尽力在这里促使它成功,但是我不能亲自去那里。我要以此摆脱领导它的一切个人责任[注:见本卷第530—533页。——编者注]
  至于《共和国》,只有迈奥尔及其同伙至少贡献出相当的一笔钱作为他们的侵犯的基础,他们的侵犯才比较容易被忍受。但是这些先生毫不吝惜好心的忠告和喃喃的怨言,却十分吝惜现金,所以报纸一星期一星期地苟延残喘。读者的范围每星期在扩大,但是一家便宜的报纸即使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也至少必须有一年的资金。要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回成本,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说报纸还没有变得比它现在的样子坏,那要完全归功于不断进行斗争的福克斯。
  看来,在我们的祖国事情毕竟暂时还没有到非打不可的地步。普鲁士吹牛家什么时候还有胆量拔出剑来!无论如何,我们满意地看到,普鲁士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丢了脸。虽然如此,事情是否有朝一日会达到战争的地步,这似乎还是个疑问。俄国人希望战争(虽然他们实际上仅仅从德国的冲突和战争威胁中就已经捞到和正在捞到许多东西),而对波拿巴来说战争是上帝的赐予。无论如何,俾斯麦先生在德国又掀起了“运动”。
  在国内战争时期之后,美国只是现在才进入革命时期,那些相信约翰逊先生万能的欧洲明哲之士不久将会失望。
  在英国,托利党人和帕麦斯顿的辉格党人真正值得感谢,因为他们使罗素的温和的调解化为乌有[228]。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格莱斯顿先生本人“忧郁地”确信,现在与他的乐观的期望完全相反,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战斗”。
  你对世界上“第八号”明哲之士——穆勒有什么看法?
  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注释:
  [226]马克思在1866年4月10日左右从马尔吉特回到伦敦。——第211页。
  [227]1866年3月,伦敦缝纫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虽然多数业主已经同意,但是有一些大缝纫作坊主宣布同盟歇业来对付缝纫工人的要求。一万五千名缝纫工人受到同盟歇业的威胁。3月27日,所有的伦敦缝纫工人开始罢工。1866年3月12日至17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全英缝纫工人代表会议上成立的保卫缝纫工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呼吁英国所有的缝纫工人支持这一罢工。1866年3月2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由大陆各国通讯书记号召缝纫工人拒绝到英国去的决议。这篇警告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国际的许多刊物上。总委员会对罢工的支持对1866年4月伦敦缝纫工人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使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的名声和威望提高了。4月17日,保卫缝纫工人协会参加了国际。——第211页。
  [228]马克思指罗素—格莱斯顿的选举改革法案(见注218)遭到保守党人和以霍斯曼和娄为首的一部分自由党人(马克思称他们为帕麦斯顿的辉格党人,即指帕麦斯顿当初在辉格党中领导的右翼反对派)的反对。这一部分自由党人从约翰·布莱特的一段话中得到亚杜兰分子的绰号。约翰·布莱特曾经把这一部分自由党人退出自由党同圣经传说中大卫王为躲避扫罗的迫害而匿于亚杜兰洞的故事相比拟。——第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