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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谢谢你寄来的两英镑；我已叫琳蘅到邮局去取了。
艾伦认为，我妻子不会留下任何出天花的痕迹。她自然还感到痛苦（正因为病情好转，病人变得更加不安宁，更加烦躁了），但是艾伦对病情的发展是十分满意的。
至于我（最可怕的是失眠），今天已经——经过一夜正常睡眠——觉得好多了，我想再过两天，至多三天，又将恢复健康。
由于这星期我病得太厉害了，不能外出，所以我不知道书［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在伦敦的出售情况。但李卜克内西告诉我说，伦敦工人协会[1]在这星期为自己的图书馆买了六本。
施潘道的戚美尔曼（现在是伦敦的律师），前议会议员，福格特的知己朋友，以前是《人民报》和我个人的大诽谤者，上星期请客，赫希斯特律师（在爱北斐特很有名，现在是巴黎很忙的律师）出席，我们的朋友莱茵兰德尔也在座。戚美尔曼声称：布林德已经完全声誉扫地。至于福格特，他过去不愿意相信他已被收买，虽然这位先生的轻浮和爱虚荣他是知道的。而现在我的书已使他信服，福格特是一个最平常的“间谍”，与一般的间谍不同之处只是津贴多些罢了，等等。他（戚美尔曼）也写信给在瑞士的熟人，以便使福格特先生不怀疑他对他的看法。
布赫尔写信给波克罕说，反对福格特的证据是完全可靠的。此外，我的书把“他关于马克思的鼓动活动的偏见”全都摧毁了。他在坎柏威尔商人中间就这两点发表了意见（他给他们讲德国法学史），并且还写了信给“德国有影响的人物”。
由于这里的庸人的缘故，戚美尔曼和布赫尔的意见是重要的。
在我经受折磨的时期——最近一个月——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注：：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相反，阿·巴斯提安的《人在历史中》（三厚册，作者是不来梅的一个年青医生，作过一次多年的环球旅行）试图对心理学作“自然科学的”说明并对历史作心理学上的说明，写得拙劣、紊乱而又模糊不清。唯一可取的是有的地方叙述了民族志学上的一些奇闻。此外显得很自负，文笔也很糟。
顺便说说！关于路德维希·西蒙，你一定要猜一猜，我是怎样识破温存的库尼贡达的［注：：见本卷第133—134页。——编者注］。
几星期以前我接到拉萨尔的一封信，他病得很厉害。他生的不是痛风病，而是骨炎？信上说，正在布罗克豪斯那里分两卷出版一本“大部头的重要著作”［注：：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编者注］。他躺在床上十七个小时，下床三小时，正忙于校对“大部头的重要著作”。我想，我寄给他的那本反对福格特的书，对于减轻他的病痛未必适宜。但是，既然他是柏林的“理想政治家”，又有什么办法呢？
弗莱里格拉特和大学生布林德亲近的“雄厚物质基础”是什么，我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吗？［注：：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年）的十一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七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协会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由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该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