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货币价值的变动有多大，它都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任何变动；因为，假定工厂主的商品价格从1000镑上涨到2000镑，即涨价100％，如果他的资本（货币价值的变动对他的资本和对产品的价值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如果他的机器、建筑物和商品储备同样涨价100％，他的利润率将照旧不变……如果工厂主用一定价值的资本，通过节约劳动的办法，能使产品数量增加一倍，而产品价格下跌到原先价格的一半，那末产品同生产产品的资本的比例将照旧不变，因而利润率也将照旧不变。如果在他用同一资本使产品量增加一倍的同时，货币价值由于某种原因降低一半，产品就将按两倍于以前的货币价值出卖；但是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资本也将具有两倍于以前的货币价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产品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例也将照旧不变。”（同上，第51—52页）

　　“假定用来制造某些商品的原产品跌价，这些商品也将因此跌价。不错，这些商品将跌价，但是随着商品的跌价，生产者的货币收入并不会有任何减少。如果他卖出商品得到的货币减少，那只不过是因为用来制造商品的材料之一的价值已经减少。如果毛织厂主卖出呢绒不是得到1000镑，而是只得到900镑，那末，在用来纺织呢绒的羊毛的价值降低了100镑的情况下，他的收入仍然不会减少。”（同上，第32章第518页）

　　“但是，利润率会降低得更多，因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产品，例如他的谷物、干草、未脱粒的小麦和大麦、马和牛等组成的，这一切都将因产品涨价而涨价。他的绝对利润将从480镑降到445镑15先令；但是，如果由于我刚才说的原因，他的资本从3000镑增加到3200镑，那末在谷物价格是5镑2先令10便士时，他的利润率将会降到14％以下。如果一个工厂主在他的企业中也投资3000镑，由于工资增加，他要继续经营这一企业，就不得不增加资本。如果他的商品以前卖720镑，现在他仍然要按同样的价格出卖；但是，工资原来是240镑，当谷物价格是5镑2先令10便士时就会增加到274镑5先令。在第一种情况下，他还剩下480镑作为3000镑资本的利润，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增加了，而利润却只有445镑15先令。因此，他的利润会同租地农场主的已经变动了的利润率相一致。”（同上，第116—117页）

　　“珠宝制品、铁器、银器和铜器不会涨价，因为它们的成分中没有地面上的原产品。”（同上，第117页）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如果随着原产品价格上涨工资也同时增加，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都会降低。”（第113—114页）

　　“假定丝绸、天鹅绒、家具以及其他任何不是工人需要的商品由于所费劳动增加而涨价，这会不会影响利润呢？当然不会。因为只有工资提高才能影响利润；丝绸和天鹅绒不为工人所消费，所以它们价格的上涨就不能提高工资。”（同上，第118页）

　　“我必须再次指出，利润率的降低比我在计算中假定的要迅速得多；因为如果产品的价值象我在前面假定的情况下说过的那样高，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价值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他的资本必须由许多价值已经增加的商品组成。在谷物价格可能从4镑上涨到12镑以前，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交换价值也许就已经增加一倍，等于6000镑而不是3000镑了。因此，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原来是180镑，或者说，是他原有资本的6％，那末现在实际利润率不会高于3％；因为6000镑的3％是180镑，而且一个持有6000镑的新租地农场主要经营农业，就只有接受这种条件。许多行业都会从这里得到或大或小的好处。啤酒业者、烧酒业者、毛织厂主、麻织厂主减少的利润，由于他们储存的原料和成品价值提高，会得到部分的补偿；但是，金属制品、珠宝制品和其他许多商品的工厂主以及资本完全由货币组成的人，就要承担利润率降低的全部损失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同上，第123—124页）

　　“我曾经指出，某种商品的产量可能不敷新的需求，因此它的市场价格可能超过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必要价格。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用来生产这种商品的资本所获得的高额利润，自然会把资本吸引到这个生产部门中来；一旦有了必要的基金，商品量有了相当的增加，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这一生产部门的利润就会同一般水平相一致。一般利润率的降低同个别部门的利润的局部提高决不是不相容的。正由于利润不等，资本才由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此，当一般利润由于工资提高以及向日益增长的人口供应必需品的困难增加而降低并逐渐稳定在较低的水平时，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超过原来的水平。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个别部门在一定时间内也可能获得非常的刺激。”（第118—119页）
　　“应当记住，市场上价格经常变动，这首先取决于供求关系。虽然呢绒可以按每码40先令的价格供应，并为资本提供普通利润，但由于时装样式改变……它可能上涨到60或80先令。毛织厂主将暂时得到非常利润，但资本将自然流入这个工业部门，直到供求再达到适当的水平为止，那时呢绒的价格将再降到40先令，也就是降到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必要价格。同样，每当谷物的需求增加时，其价格也可能上涨到使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高于普通利润。如果肥沃的土地很多，那末，在使用了必要的资本量来生产谷物之后，谷物的价格将再降到它原来的水平，利润也将和以前一样；但是，如果肥沃的土地不多，如果为了生产追加的谷物量需要比通常更多的资本和劳动，那末谷物的价格就不会降到它原来的水平。它的自然价格就会上涨，租地农场主就不能长久地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不得不满足于降低了的利润率，这是必需品涨价使工资提高的必然结果。”（第119—120页）

　　“从对外贸易的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者从国内贸易转移到对外贸易，据我看来，都不能影响利润率。”（同上，第413页）

　　“他们断言，利润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却认为，特别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第132—133页）

　　“因此，利润率不会由于市场扩大而提高。”（第136页）

　　“李嘉图给地租学说增添了新的东西：他把地租学说归结为地租是否真的取消价值规律的问题。”（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158页）

　　“地租是土地（或其他任何生产因素）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为了使用土地的各种不同的力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而土地的各种不同的力是通过与同一市场上出现的同类因素的力相比较而衡量出来的。”

　　“有人反驳李嘉图说，一等地的所有者不会白白地交出土地。但在只耕种一等地的时期｛在这个神话时期！｝还不能形成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不同的租地农场主和租佃者的特殊阶级。”

　　[689]｛布莱顿的哈利特先生在1862年的博览会[112]上展出了“小麦良种”。“哈利特先生断言，谷物的穗也和跑马一样需要细心照管，然而往往培育得很马虎，不注意自然选择的理论。现举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怎样才能管好小麦。1857年哈利特先生种出了一穗质量最好的红小麦，穗长4＋（3/8）英寸，有47颗籽粒。1858年哈利特先生从他得到的不多的收成中，又选了最好的一穗，长6＋（1/2）英寸，有79颗籽粒；1859年又同样从中选出最好的一穗，这次穗长7＋（3/4）英寸，有91颗籽粒。次年即1860年，对耕作技术的试验不利，麦穗没有长得更好更大；但是一年以后，即1861年，最好的穗长8＋（3/4）英寸，一根茎秆上有123颗籽粒。这样，在五年中麦穗的长度增加了一倍，而籽粒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是由于采用了哈利特先生所说的小麦培育的‘自然方法’，即各颗籽粒前后左右都相距约9英寸，使每颗籽粒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哈利特先生断定，如果播种‘良种小麦’并且采用培育的‘自然方法’，英国的谷物生产可以增加一倍。他声称，下种适时，每平方英尺的土地只播种一粒，他从每粒种子收获的作物平均有23穗，每穗约有36颗籽粒。根据这种情况，一英亩土地的产品按精确的计算是1001880穗，而用普通方法播种，每英亩所费种子量达二十倍以上，却只能收934120穗小麦，即少67760穗……”｝

　　“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因为调节劳动自然价格的一种主要商品由于生产困难不断增大而有涨价的趋势。但是，由于农业的改良和可以提供进口粮食的新市场的发现，能在某一个时期内阻止必需品价格上涨的趋势，甚至能使其自然价格下降，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因也会对劳动的自然价格产生相应的影响。
　　除原产品和劳动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它们的实际价值虽然会由于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的自然价格上涨而增加，但是，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销而有余。”（同上，第86—87页）
　　“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需品的价格将不断上涨，因为生产它们需要较多的劳动……所以，工人的货币工资不会下降，而会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却不足以使工人能够买到商品涨价前他能买到的那样多的舒适品和必需品……尽管工人的报酬实际上比以前差了，工人工资的这种增加还是必然会减少工厂主的利润，因为工厂主不能按较高的价格出卖他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生产费用却提高了……
　　因此，可以看出，使地租提高的同一原因（即用同一比例的劳动量来生产追加的食物量越来越困难），也会使工资提高。所以，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地租和工资都会有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而提高的趋势。
　　但是，地租的增加和工资的增加有根本的区别。地租的货币价值提高时，[690]它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会随之增加：不仅土地所有者的货币地租会增加，而且他的谷物地租也会增加……工人不会这样幸运：不错，他得到的货币工资会更高，但以谷物来表示，他的工资却减少了；这时不仅他支配的谷物数量会减少，而且他的一般状况也会恶化，因为他将发现，市场工资率要保持在自然工资率以上是更困难了。”（同上，第96—98页）
　　“假定谷物和工业品始终按同一价格出售，那末利润的高低就会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但是，我们假定谷物价格提高是因为生产谷物需要更多的劳动量；这一原因并不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因为生产工业品不需要追加劳动量……如果工资随着谷物价格上涨而提高（这是肯定会发生的），那末他们[工厂主]的利润就一定会下降。”（同上，第108页）
　　“但是人们也许要问，租地农场主虽然要支付一个工资的追加额，他是否至少还能得到以前的利润率呢？当然不能，因为他不仅要给他所雇用的每个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就象工厂主所要做的那样），而且要支付地租，或者为了得到同量产品而使用追加工人。而原产品价格的上涨只会与这种地租或与追加的工人人数相适应，它不会补偿由于工资的提高而给租地农场主带来的损失。”（同上，第108页）
　　“我们已经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土地产品的价值中，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工人所占的份额都不大，他们所占的份额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以及生产食物困难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的。”（第109页）

　　“因此，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了生产必需的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势，这种可以说是重力作用，幸而由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农业科学上的发现而时常受到抑制，这些改良和发现使我们能够减少一部分以前所需要的劳动量，因而能降低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上，第120—121页）

　　“虽然生产了一个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以后剩下的部分中却有较大的份额是由生产者消费的，而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却调节着利润的大小。”（同上，第127页）

　　“当较坏土地投入耕种时，或者当花费在老地上的追加的资本量和劳动量收益减少时，上述影响将是持久的：支付地租后剩下的、要在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中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产品中，将有更大的份额归工人所得。”（同上，第127—128页）

　　“每个工人所得到的产品的绝对量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减少；但是，因为同租地农场主留下的全部产品相比，雇用的工人会增加，所以在全部产品中为工资所吸收的那部分价值会增大，因而产品中用来支付利润的那部分价值会减少。”（第128页）

　　“土地产品在支付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以后余下的数量，必然属于租地农场主，成为他的资本的利润。”（第110页）

　　“在论工资的那一章，我们已经力求说明……商品的货币价格不会由于工资提高而提高。但是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即使高工资引起商品价格持久上涨，认为高工资必然会影响那些使用雇佣劳动的人，使他们失去一部分实际利润的说法仍然是正确的。假定制帽业者、织袜业者、制鞋业者在生产一定量商品时，每人多付10镑工资，而帽子、袜子和鞋子的价格上涨的总额足以补偿他们各人的这10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景况并不会比商品价格没有提高时好些。如果织袜业者的袜子卖得110镑，而不是100镑，他的利润的货币额就恰好和以前一样；但是因为他用这一相同的货币额换得的帽子、鞋子和其他一切商品的数量将会少十分之一，因为他用过去积蓄的数额〈即用同样的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会由于工资提高而减少，所能购买的原料也会由于原料价格上涨而减少，所以他的景况并不会比他的货币利润总额实际减少而一切工业品价格不变的时候好些。”（第129页）

　　“在社会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土地的纯产品同土地的总产品相比，会不断减少”。（第198页）

　　“在富强的国家，大量的资本都投在机器上；而在较贫穷的国家，按比例来说，固定资本少得多，流动资本多得多，因而很多工作要靠人的劳动来进行。因此，在富强的国家，商业和工业上的突然变动所带来的灾难，比在较贫穷的国家大。把流动资本从使用它的部门中抽出来，不象固定资本那样困难。为一个工业部门制造的机器，往往完全不能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相反，一个部门的工人的衣服、食物和住房却可以用来维持另一个部门的工人的生活

　　或者说，同一个工人虽然改换了自己的职业，但可能得到同样的食物、衣服和住房。然而，这是富裕国家必须容忍的不幸；为这种不幸而埋怨，就好比一个富商为了他的船只在海上会遇到各种危险，可是他的穷邻居的茅屋完全没有这种危险而长吁短叹一样，是没有道理的。”（同上，第311页）

　　“任何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到租佃期满时，都必然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不属于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在重新出租他的土地时由于这一资本而得到的任何报酬都将以地租形式出现。但是，如果用一定量资本能从国外购得的谷物比在国内这种土地上生产的多，那就不会有人支付地租。”（同上，第315页注）

　　“在本书的前面一个部分，我曾经指出本来意义的地租和土地所有者因支出自己的资本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各种好处而在地租名义下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也许还没有充分说明由于这种资本的使用方法不同而产生的区别。因为这种资本的一部分一旦用来改良农场，就同土地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并会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所以，为了使用土地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报酬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并且受一切地租规律的支配。无论这种改良是由土地所有者还是由租地农场主出钱进行，除非从改良的土地上得到的收益很可能同其他任何等量投资所能获得的利润至少相等，否则这种改良一开始就不会进行。但是只要进行这种改良，以后从改良的土地上得到的收益就会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并将经历地租所经历的一切变动。但是这种费用中有些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改良土地，不能长久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比如说，这种费用如果用于建筑物或其他临时性的改良，就需要不断更新，因此它不能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地租持久地增加。”（第306页注）

　　“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利润都取决于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或者用不提供地租的资本生产工人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128页）

　　“从我们对资本的利润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某种引起工资提高的持久的原因，任何资本积累都不能使利润［注：李嘉图在这里所说的利润，是指资本家拿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但决不是全部剩余价值。认为由于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可能降低，那是错误的，而对利润[率]来说，却是正确的。］持久地降低……如果工人消费的必需品的量能够持久地、同样容易地增加，那末无论资本积累达到什么程度，利润率或工资率〈应当说剩余价值率和劳动价值率〉都不会有经常的变动。但是，亚当·斯密却把利润的下降完全归因于资本的积累和由此产生的竞争，而从来不去注意为追加资本所雇用的追加工人提供食物的困难在日益增加。”（同上，第338—339页）

　　“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引起利润率在食物价格低廉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人口增加快得多，这时工资高，而利润率却低；但这种情况也只具有暂时的性质。”（第343页）

　　“萨伊先生承认利息率取决于利润率；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利润率取决于利息率。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任何情况都不能使因果倒置。”（同上，第353页注）

　　“萨伊先生承认，生产费用是价格的基础，但他在他的著作的不同地方却说价格是由供求关系调节的。”（同上，第411页）

　　“真正地和最后地调节任何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它们的生产费用”。（同上）

　　“亚当·斯密说：‘商品的价格，或者说，金银同商品相比较的价值，取决于使一定量金银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和使一定量任何其他商品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他说这句话时难道不是同意这种观点｛价格既不是由工资调节，也不是由利润调节｝吗？不论利润是高还是低，也不论工资是低还是高，这种劳动量都不会变动。所以，高额利润怎么能够提高商品的价格呢？”（第413—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