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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417]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418]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国家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速这个运动的进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成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地主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管辖。至于普鲁士的天赋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赋王权[419]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间接兼并归附进来。[420]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421]，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鲁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地主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愈来愈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2篇第26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289—291页。——编者注］）已经做了研讨。但是在那里没有必要去谈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地主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前进，不要慌忙”的曲调下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地主在他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地主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于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一切将很顺利，世界将安静地等待着，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话，那末也许我们活到1900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
　　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废除，立法也资产阶级化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它所做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恩惠，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做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乌龟爬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和其他的自由，准许迁徙自由而使德国的劳动力受资本的无限支配，保护贸易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422]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进展得更迅速了。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尔斯－拉－土尔和色当等地会战[423]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艰巨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凡是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会议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会议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会议召开起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在历史所准备好的基础上，这样来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个特别现象[424]，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两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变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社会党人在1月份所争得的选民就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远还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末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国农民战争”


注释：

[417] 恩格斯在他于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三版准备付印时，对他在1870年2月给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做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 F．Engels．《Derdeutschen　Bauernkrieg》．Leipzig，1875）第3版上。本卷发表了序言的第二部分，恩格斯注明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序言的第一部分，按照它写作的日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46—455页。——第561页。

[418] 恩格斯说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时，是套用了中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土地的普鲁士化。——第561页。

[419] 指的是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1866年普奥战争的结果普鲁士把它们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第561页。

[420] 见注267和注269。——第562页。

[421] 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肯定下来了。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建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Deutsches　Bund）。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稍后，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才正式宣告成立。——第562页。

[42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50页。——第564页。

[423] 1870年8月6日在施皮歇恩（洛林）进行的会战（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赫会战。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也称为维昂维耳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
　　关于色当，见注404。——第564页。

[424] 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9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当选的人中有刚被监禁期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