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卡·马克思
普鲁士状况
1858年11月23日于柏林
今天是选举日。复选人（人数决不能算多）规规矩矩地聚集起来，作为扰嚷不休的大众的代理人履行了选举手续。从一度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426]的选票箱里跳出来的，是一种最温和的自由主义，穿上官僚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自我否定的自由主义。本市当选者的头衔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怀有恶意。他们当中有一个Generalstenerdirektor（税务督办），一个Oberbürgermeister（市长），一个内阁大臣，一个前内阁大臣，一个Gerichtspräsident（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个Geheimer Archivrat（皇家档案官），一个Geheimer Rat（枢密官）。选出来辅助这一群官僚和“枢密”大员的是两个资产者：一个是莱麦尔先生，保守派兼御用出版商；另一个是费特博士，也是出版商，是由于信奉犹太教而被金融界推选出来的，因为这里的金融界，也和任何地方的金融界一样，绝大部分是属于犹太血统。然而，可以肯定地说，1848年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雅科比、翁鲁、瓦尔德克、洛贝尔图斯、施泰因、埃尔斯纳等人，——总之，就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在通讯中［注：见本卷第652—653页。——编者注］对你们说过很可能在大城市当选的那些人，——的确在初选人集会上起了主导作用，许多竞选纲领都是他们草拟的，而且在布勒斯劳、科足斯堡、马格德堡、埃尔宾，这些地方的省议会里都给他们准备好了议席。这种突然的changement de décoration〔改换场景〕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谦虚地谢绝了给他们准备的这一切荣誉。有些人这样做完全不是出于自愿，只是在同Polizeidirector〔警察厅长〕进行了一番令人不快的而且远非自愿的谈话以后才决定割爱的。其他人则是屈服于目前支配着一切的、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但是，警察厅长、候选人、选民，全都是在突然改变了的情势的强烈影响下行动的，或者毋宁说，情势并没有改变，而是笼罩着这些人的幻想的云雾被一阵雷雨冲散了。如法国人所说，la situation s'était dessinée〔情况明朗化了〕。政府充满了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本身驱使它不顾一切地蛮干起来。内务大臣弗洛特韦尔先生发出了一封通知书，这样的通知书在任何一种文字中也没有见过：文理不通、措词混乱、论据荒谬，然而还是充分明显地表达出了怒气。你们当然知道，在法国对报纸提出官方警告是什么意思。那末，弗洛特韦尔的通知书就是对选民的一个普遍警告，而且还有发给警察的密令做后盾。这封通知书直截了当地提到那些曾任1848年国民议会议员的激进分子的竞选演说、竞选纲领和告选民书。由于大资产阶级想以温和适度来攻克堡垒，而比较倾向于民主的人民大多数懂得，目前政治主动权操在大资产阶级手里，所以内阁的这一暗示立即生了效，再度中兴的grands airs〔奢华场景〕被丢开了，选举被套进了政府的框框。然而，当你被人粗暴地从美梦中推回到现实里来的时候，你是不会感到快意的。受到关照的那些人、演说和纲领，在其最大胆的翱翔中都极严格地恪守了“实际理智的界限”，所以连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也对政府的焦躁表现感到恼怒。政府借以推行这套新的自由制度的方式显得相当粗暴；因此在广大公众中发出了隐隐的失望的怨声，而旧宫廷奸党的报刊则开始纷纷嘲讽新内阁，说它终于表现出了《Selbstbesinnung》〔“明智”〕。那时倒霉的弗洛特韦尔就把他在几个星期以前秘密发给县长们的另一封通知书公布了，这封通知书警告他们不得支持任何持极端意见的候选人。为了给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捧场，内阁的喉舌“普鲁士报”[427]对这个过去的指示做了如下的评论：
“目前选举有一个特点非常令人欣慰：所有各党派都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们的各种政治纲领的分歧。政府所采取的进步的但是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路线，将以达到这种团结为其主要宗旨。政府决不容许自己由于过分的希望和要求而放弃自己的既自由又温和的原则。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容许一个并不想无条件承认宪法的基础、而只是在宪章符合其本身利益的限度内承认宪章的合法性的党独占‘保皇党人’的称号。政府认为，说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属于那个党是不正确的”云云。
其实，内阁在这里是枉费心机。亲王在Staatsrat〔国务院〕中介绍他儿子时发表了一篇反动的演说，在共济会会员大会上发表了另一篇反动的演说，向Treubund（一种普鲁士的奥伦治会组织）[428]发出了反动的号召，他并没有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他由于在内阁治理下事态的发展而大发雷霆，这却把内阁吓坏了。弗洛特韦尔的第一封通知书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善意警告，要他们切记不可使亲王刚到手的立宪主义受到考验。当内阁大臣们由于这个步骤而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牢靠的时候，他们就打电报给普鲁士亲王夫人，亲王夫人立即从科布伦茨赶到柏林，coup de baguette〔魔杖一挥〕就使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上一年，亲王夫人在魏玛、卡尔斯卢厄、科布伦茨这三个地方轮换居住。只是在决定摄政问题的时候，她到柏林去了一次。由于所有当时给国王看病的医生都不肯明确表示国王的疾病能否治好，王后通过克莱斯特－雷措夫先生找到了一位名叫贝格尔的军医，要他签署了一项表明国王能够恢复健康的文件。于是亲王夫人就假装生病，把这同一位医生找来，要他诊治，以赞誉和优礼迷惑他，当她觉得他已经上了套以后，就直截了当地问他：难道像他这样一个学问高超、心地纯正的人，真的相信他自己所做的关于国王健康状况的声明吗？愚蠢的贝格尔承认说，纯粹是王后的眼泪迫使他做出这个声明的。亲王夫人听后一摇铃，立刻跑进来两名侍从，这位军医迫于服从当然的尊长，只好把刚才被套出来的供状不仅口头重复一遍，而且还亲笔写了下来。当亲王夫人这样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她被逐出了柏林。在她丈夫立为摄政王以后，她自愿继续留在科布伦茨。威廉亲王也像其他庸碌之辈一样，以夫人才智超过自己而苦恼，虽然他需要人牵引，但又不喜欢看到牵引者的手。所以他的妻子只好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影响他。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极其冷淡和正式的。威廉亲王在年轻的时候曾热恋布罗克豪斯女士，并且想要娶她。但是由于他父亲的阻挠，这位女士在巴黎衔恨而死。霍亨索伦家族的这个性情倔强的后裔被迫娶了魏玛公主；他为了报复，在婚后的头几年里毫不隐讳他对弗××克女士的深情。可见亲王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亲密和睦的，亲王夫人为了要在柏林建立自己的内阁，最好的办法就是她本人躲在科布伦茨。
同时，王后也玩弄了一下Oeil de boeuf纪事[429]的读者所熟悉的那种诡计。你们或许已经在报纸上读到，国王和王后离开柏林的时候，王后的皮包在莱比锡被偷了；无所不能的德国警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抓到窃贼。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皮包忽然出现在摄政王的写字台上。在皮包里发现了他的妻子亲王夫人同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的大批来往信件。有写给拉提博尔Gerichtspräsident〔高等审判厅厅长〕温采尔的信，他是在柏林刚刚当选的一位议员，是曼托伊费尔当政时期下议院中的反对派成员之一；还有写给普鲁士天主教反对派首脑赖辛施佩格的信以及写给其他人的信，——这些信中全都充满着矫揉造作的自由主义和统一德国的渴望。大家都知道，亲王本来已经被赤色共和国的魔影弄得心神不安，现在又由于发现他自己的妻子同革命家关系如此亲密，就更加心惊胆战了。此外还使用了其他种种手段。我之所以记述这一段chronique scandaleuse〔丑闻〕——我可以担保这件事的真实性——是因为在君主国家里，往往在革命还没有采取民众骚动的形式以前，王朝的腐败就已宣布它的来临。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1月23日
载于1858年12月1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05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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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26]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的盒子，并把这些祸害散布出来。——第690页。
[427]“普鲁士报”（《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日报“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简称。该报是政府的机关报，1853年至1859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第692页。
[428]Treubund（忠实者联盟）是1848年底普鲁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反动沙文主义组织。
奥伦治会是反动的恐怖组织，是1795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新教僧侣为了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成立的。它纠集了社会上一切阶层的反动透顶的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有计划地挑唆新教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新教徒聚居的北爱尔兰影响特别大。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镇压过1688—1689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第692页。
[429]马克思指的是杜沙尔－拉弗斯的作品“客厅纪事”（《Chroniques de l'Oeil-de-Boeuf》）。该书于1829—1833年在巴黎分八卷出版。Oeil de boeuf直译是：公牛的眼睛。凡尔赛宫中法国国王寝室前面的大客厅即以此命名。——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