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卡·马克思

CRéDIT　MOBILIER[182]



（一）


　　在现今的法兰西帝国里，大军［注：拿破仑第一的军队。——编者注］的战报已经为Crédit　Mobilier[28]的报告书所代替了。4月28日，伊萨克·贝列拉先生在最近一次股东大会上，代表董事会作了一个决算报告，来概述这个出色的波拿巴机关1856年的活动。起草人在文件中以他惯用的手法，把财务上的计算同理论原理、把数字同感情、把证券投机同思辨哲学混在一起；只要仔细研究这份很讲究辞藻的文件，就会发现无庸置疑的衰落征兆。这种辩护士的粉饰，与其说是掩盖了这些征兆，倒不如说是暴露了它们。
　　Crédit　Mobilier的利润确实还是很迷人。股票价格最初规定为500法郎，1856年每股付利息25法郎，股息90法郎，合计115法郎，恰好为该公司资本的23％。但是，要做出正确的结论，就不应当拿Crédit　Mobilier同一般商业企业比较，而应当同它本身比较，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不过一年，它的收入就大约减少了一半。对于这家公司每年的纯收入，应当区别以下两种因素：一种是固定的，另一种是变动的，一种是章程规定的，另一种是取决于该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的，一种列入利息项，另一种列入股息项。所以，每股25法郎，即5％的利息收入是该公司报告书中固定不变的项目，而公布的股息才是该公司有无进展的真正标准。所以，我们从报告书中看到，1855年为178法郎70生丁的股息，1856年减少到90法郎，这种变动绝不能说是上升。如果考虑到小股东们是平均按每股1500法郎的价格购进股票，那他们在1856年所得的实际股息，恐怕还不超过7％。
　　伊萨克·贝列拉先生认为，“试图去指出1855年和1856年两年的股息不一样的原因，是无此必要的”。但他还是约略地说了一下1855年的利润有其“特殊的性质”。这一论断是不无根据的；但是，这就显而易见，只有保持住自己利润的特殊性质，Crédit　Mobilier才能企求一般地具有某种性质。这个公司的利润的特殊性质是由于它的资本同它的业务相差悬殊而产生的。这种悬殊——绝不是暂时性的——实质上是该公司生存的有机规律。Crédit　Mobilier既不是要求成为银行公司，也不是要求成为工业公司，它倒是要求成为别的银行公司和工业公司的（如果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代表。创办这个公司的意思的奇特之点，就是要它起代表机关的作用。所以Crédit　Mobilier的业务表明，这些业务并不决定于该公司本身的资本和通常由资本派生的信用，而完全决定于Crédit　Mobilier实际代表的或者企图代表的资本额。要是该公司的资本同该公司的业务之间的悬殊状况消失了，因而该公司的“特殊”利润也消失了，那末Crédit　Mobilier就不是单单下降为一家普通银行，它会极可怜地破产。由于Crédit　Mobilier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去完成由于自己这个组织的性质本身而被卷进去的那些巨大业务，因此，它就必须依靠那些规模越来越大的新计划能顺利完成。由于这个机关具有这种性质，业务上的任何停滞，而尤其是任何倒退，都是将来倒闭的恶兆。就拿1856年的报告书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6000万法郎的微不足道的资本，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数达60多亿法郎之巨的业务。贝列拉先生自己略举这些业务如下：
　　“本公司对最近一次债券的认购数不仅丝毫未动，而且由于有了便利认购者的分期缴款办法，本公司的认购数增加到4000万法郎。
　　本公司的库存现金……………………………………………3085195176法郎39生丁
　　本公司同银行的往来账………………………………………1216686271法郎33生丁
　　本公司的其他往来账…………………………………………2739111029法郎98生丁
　　本公司收到1455264张股票和本票的分期缴款数…………160976590法郎98生丁
　　本公司用本公司的款项支付的或用由
　　　本公司起银行家作用的那些公司的
　　　款项支付的3754921张息票…………………………………64259723法郎68生丁
　　本公司的有价证券总存量为4986304张股票或本票。”
　　贝列拉先生并不否认，Crédit　Mobilier在1856年所起的作用和它从前所起的作用有些不同。该公司在创办以后的头三年中，应当“在法国创立重要企业”，“为大企业的创立提供一套制度”，并因而不断地以新的有价证券来充斥证券交易所。但是，1856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由于和约的缔结开始了社会活动的新时代”，因而投机活动有大肆泛滥之势。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Crédit　Mobilier的有良心的绅士们，那些抱有促进国家繁荣的非凡志向的贝列拉之流、富尔德之流、莫尔尼之流，突然感到，他们的“不可推卸的职责”是在他们过去鞭策的地方勒住，在他们曾经推动过的地方加以抑制，在过去缺乏“明智的慎重”而表现出“勇敢大胆”的地方，“小心谨慎”。因为整个法国都动起来了，Crédit　Mobilier为了宽慰自己的良心，决定反而要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如果说这一善心的决定的作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1856年3月9日“通报”上的一篇评论“指出政府想限制新的有价证券发行而规定了一些范围”，这也是正确的。贝列拉先生说，甚至“即使”Crédit　Mobilier有截然不同的打算，那“这篇评论也会是一项命令，尤其是对我们来说；这是被迫的停住，由于这一停住，新企业的建立就将停止”。看来，这一被迫的停住就是该公司答应抑制自己的充分根据。
　　正当Crédit　Mobilier的迅速奔驰被政府的笼头这样遏止住了的时候，偏巧又遇到不讲道义的竞争千方百计地力图限制该公司的活动范围，减少它的财源。在法国，根据法律规定，匿名公司［注：见本卷第26页。——编者注］的建立及其活动只有政府才能批准和加以监督，而Crédit　Mobilier根据自己的章程是无权建立这种公司的，当1856年3月9日“通报”上的评论直接反对所谓匿名公司的时候，法国的投机活动找到了sociétés　en　commandite〔两合公司〕这种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这种公司不必经过政府批准并且几乎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因此，投机活动只不过改变了自己的途径；在匿名公司的发展上所受的阻碍完完全全由sociétés　en　commandite的丰收所补偿了。具有贝列拉先生所谓的“崇高的智慧”的拿破仑第三，并没有去阻止投机活动，他只不过是使投机活动大大脱离了自己的心爱机关的控制。1856年头九个月中，整个法国都沉醉于投机活动，Crédit　Mobilier本来可以从投机中得到甜头，但这个忠诚的公司仅仅由于“崇高的智慧”考虑不周因而只得这样地“在有限范围内”活动，服服贴贴地“等待官方发出叫它恢复活动的信号”。当一个甚至完全越出拿破仑本人“崇高的智慧”的权力范围之外的事件已经发生的时候，它还在等待官方的信号和“良机的到来”。
　　让我们下次再来分析这一事件吧。

（二）


　　1856年9月，欧洲大陆和英国同时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Crédit　Mobilier正在——用贝列拉先生的话来说——充当“金融和信贷方面的明智的哨兵”，这个哨兵比其他“站在各级阶梯上的”人“眼界更为广阔”，“能够防止惊慌和不必要的紧张”，一心一意地关怀“扶持国民劳动和国民信贷”这个崇高的目的，漠视“不公正的或嫉妒性的批评”，对“激烈的或蓄意的攻击”一笑置之，对“诬蔑者”的庸俗“诽谤”傲然不理。在这个紧急关头，法兰西银行对于Crédit　Mobilier纯粹出于追求社会幸福的热望而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法兰西银行提出的那些要求，看来是很不肯通融。所以，人家告诉我们说，“危机之所以发展得如此猛烈迅速，是法兰西银行根据自己所遵循的章程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并且说，“这个机关还很不完善，因为它没有承担任何义务和拟定任何实行和谐合作的措施”。法兰西银行拒绝帮助Crédit　Mobilier，而同时也不要它的帮助。原来，Crédit　Mobilier本着它固有的敢想精神，认定金融危机是施展大规模的金融骗术的最适当的时机。因为在普遍惊惶失措的时候，实行一次冲击就可以攻克好几年用正规包围攻不下来的堡垒。Crédit　Mobilier建议同若干家外国银行一起，购买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无期证券或国家债券，以便使法兰西银行能够“有效地增加自己的金属储备和继续发放以无期证券和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这是并不奇怪的。当Crédit　Mobilier提出这个无私的和仁慈的建议的时候，它的库里已经放满了将近5475000法郎的无期证券和11500万法郎的铁路股票，而法兰西银行此时所握有的无期证券约为5000万法郎。换句话说，Crédit　Mobilier所握有的铁路股票数额比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无期证券数额多一倍以上。如果法兰西银行把自己的无期证券投进市场，以加强自己的金属储备，那就不仅会使无期证券跌价，而且会使其他一切的有价证券，尤其是铁路股票跌得更加厉害。因此，Crédit　Mobilier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法兰西银行不把自己的无期证券投进市场，而给Crédit　Mobilier所握有的铁路股票在市场上多留一些地方。而且，正像贝列拉先生所断言的，法兰西银行就会有停止发放以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的口实。这样一来，法兰西银行就是暗中解救了Crédit　Mobilier，而人们却觉得法兰西银行从属于这一慷慨豪爽的机关，并且是由于Crédit　Mobilier的帮助而得救的。但是，法兰西银行识破了诡计，认为还是和这个“明智的哨兵”离得远一点为妙。
　　Crédit　Mobilier像它的保护人过去应当保卫法国免于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十分坚决地要保卫法国免于财政危机，它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这次不是向法兰西银行提出的，而是向巴黎的私人银行提出的。它大公无私地建议
　　“满足法国各铁路公司的愿望，认购它们要在1857年发行的3亿法郎的债券。同时Crédit　Mobilier自己表示准备认购2亿法郎，如果其他银行认购其余1亿法郎的话”。
　　这样的认购必然会迅速提高铁路股票和本票即主要为Crédit　Mobilier所持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不仅如此，Crédit　Mobilier走了这一大胆的一着，就将成为法国所有铁路的大股东并且使巴黎一切大银行家都会成为它的某种不由自主的合伙人。但是这个计划也落空了。不得不“打消采取任何共同措施的念头的”Crédit　Mobilier发觉，它只好自己去冒风险了。Crédit　Mobilier深信，“它的这类提议的本身，就无疑非常有助于安定人心”，因此，虽然危机具有“大大减少它觉得可以指望的利润”的趋势，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处之泰然了。
　　除了所有这些倒霉事情以外，Crédit　Mobilier还抱怨人家直到现在还在阻止它使用自己的王牌，即发行6亿法郎的债券，也就是发行它自己发明的纸币，这种纸币的偿付期限很长，用来作保证的不是该公司的资本，而是可以拿这种纸币来交换的有价证券。
　　贝列拉先生说：“我们本来该从发行本公司债券中得到的资金，会使我们能够购买直到现在还没得到一定运用的有价证券，并且极大地扩大我们对工业的扶持。”
　　1855年，Crédit　Mobilier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发行24000万法郎的这种债券，——这是该公司的章程所许可的，——但是土伊勒里宫的“崇高的智慧”制止了这种打算。Crédit　Mobilier把纸币的这种发行叫做增加自己的资本；而普通人却宁肯把它叫做增加Crédit　Mobilier的债务。总之，1856年3月，Crédit　Mobilier为政府所逼迫而不得不停住，sociétés　en　commandite的竞争，金融危机和Crédit　Mobilier自己的纸币的未能发行，所有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为什么该公司的股息会减少。
　　在这家规模巨大的骗人的康采恩以往所有的报告书中，都是把以股份工业公司代替个人的工业企业吹嘘成这个康采恩的特点和革新。但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最近这份报告书中，就是去寻找这方面的最细微的迹象，也会是白费气力。该公司6000万法郎的资本中，1856年有4000万投入国家证券。而它由于信贷而握有的款子，相当大的一大部分用于在交易所的结算日对无期证券和铁路股票进行“展期”。在1856年进行的这种业务中，法国无期证券为42150万法郎，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为28100万法郎。在目前，这种展期不过就是给证券投机商人以货币贷款，使他们得以继续自己的业务，并使交易所的空头证券看来可靠而已。Crédit　Mobilier用来企求得到法国人民感激的，主要就是经营这种吸引很大一笔国民资本脱离生产活动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有价证券买卖的业务。路易－拿破仑的确从贝列拉先生们的公司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他们不仅使皇家证券具有虚拟的价值，而且不断地鼓励、灌输、支持和传播成了现今帝国根本原则的投机精神。只要草草地浏览一下贝列拉先生那么得意地加以描述的业务，便会明白，Crédit　Mobilier的投机手腕是必然同它的骗人的生意相联系的。一方面，Crédit　Mobilier执行交易所的保护人这种社会职能，它从居民那里把钱借来贷给从事投机活动的公司和个人，以维持法国股票和有价证券的价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私人企业，Crédit　Mobilier又经常利用这些股票和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既利用它们的上涨，也利用它们的下跌，来谋自己的利益。为了从表面上调和这种矛盾，Crédit　Mobilier就不能不欺诈骗人。
　　像一切职业投机分子一样，路易－拿破仑十分大胆地思考了自己的coups〔步骤〕，又十分缓慢而谨慎地执行这些步骤。例如，他曾经两次制止Crédit　Mobilier的肆无忌惮的活动，——先是1855年他禁止该公司发行债券，后来是1856年他在“通报”上的警告迫使Crédit　Mobilier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尽管有路易－拿破仑的阻碍，这个公司仍然在尽力活动。显然，如果给它以充分的自由，那它是会招致灭亡的。如果波拿巴还要继续去打搅它，叫它抑制自己，那它就会不成其为这样的企业了。但是，从贝列拉先生的报告书中显然可见，“崇高的智慧”和“明智的谨慎”终于谈妥了。如果已经信誉扫地的Crédit　Mobilier得不到发行自己本身的纸币这一危险的权利，那就应当把Crédit　Mobilier的继续存在所不可缺少的资金，在法兰西银行这块更硬的招牌下给予Crédit　Mobilier。这就是现在提交给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的“有学问的狗和猴子们”审查的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秘密目的之一。贝列拉先生说：“我们不怕声明，要是我们除了法兰西银行以外，还要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寻找资金，以便通过贷款来给社会信贷、大企业、工商业”，换句话说，即给Crédit　Mobilier本身，“以必要的协助，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5月12日和15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5月30日和6月1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27号和第502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28]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Crédit　Mobilier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Crédit　Mobilier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Crédit　Mobilier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Crédit　Mobilier建立了类似的机关。——第24、218、257、313、379、464、521、541、689、699、729页。
　　[182]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加的。——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