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

卡·马克思

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1854年7月4日星期二于伦敦

　　早在意料之中的马德里的军队起义，终于在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的领导下爆发了[160]。法国政府报纸急急忙忙地向我们报道说，根据它们得到的消息，西班牙政府已经克服了危局，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纪事晨报”驻马德里记者详述了这次起义，并引述了起义军的宣言全文，他说，起义军撤出首都只是为了同阿耳卡拉的驻军汇合，如果马德里形势仍然不利，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开拔到萨拉哥沙。如果这次运动比不久前这个城市里的起义[161]顺利，这就会迫使法国放弃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引起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分歧，可能还影响到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现存的纠葛。
　　据悉，正如我上次根据伦敦和曼彻斯特交易所发表的公告所指出的［注：见本卷第305页。——编者注］。俄国新的公债显然还没有由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先生等最后办妥手续，这些银行家不肯给俄国国库预支任何现金。他们只同意请欧洲的各个交易所承担这项公债，自己则不承担任何义务。有消息说，这次公债能否成功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同时，据我们所知，柏林和法兰克福对它不表同情。汉堡的参议院禁止它由官方挂牌，如果相信“纪事晨报”的报道，则英国外交代表和领事已经向不列颠臣民发出通告，警告他们不得认购“旨在进行反对女王的战争”的公债。
　　关于俄军从锡利斯特里亚撤围后的去向，各种消息的说法不一。“通报”说俄军已撤到普鲁特河左岸，而维也纳的“新闻报”却断定，这种说法丝毫不能令人相信。看来，恰恰相反，俄军目前甚至还不打算撤出瓦拉几亚，因为利普兰迪将军占领了普洛耶什特和肯皮纳一带的阵地，并把前哨布置在罗瑟土姆山口的入口处，而主力部队据报道经过斯洛博德捷亚，沿多瑙河左岸，进驻到布来洛夫一带。另一方面，占据多布鲁甲的利迭尔斯军还没有放弃图拉真垒墙防线，即使继续撤退，该军也未必会交出曼成和伊萨克查。据说，大批联军正向莫尔达维亚开拔，看来，俄军准备在那里集结大量兵力：帕纽亭将军率领的军已经从波多利亚调到这里，补充兵员正在从贝萨拉比亚向这里开拔。在上莫尔达维亚的雅西、罗曼和博托夏尼之间，俄军兵力似乎达到了6万人，还有2万人的一个师驻在卡缅茨一带。“东德意志邮报”报道：“帕斯凱维奇声称，他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多瑙河口。”俄军说，他们所以撤退只是因为多瑙河上游发生了时疫。
　　奥军的行动目前还完全不清楚。据传说，科罗尼尼的那个军已奉命乘船开往沃尔肯伐，以便顺河而下，取道茹尔日沃开赴布加勒斯特。奥地利政府机关报“意大利信使报”报道，这一行动的唯一目的是要占领瓦拉几亚的中立地带；同时，我们获悉，俄国拒绝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纪事晨报”登载的一则电讯说：

　　“俄皇在答复奥地利要求的复文中表示愿意同四强国谈判除苏丹的基督教臣民的特权问题以外的一切问题。关于特权问题他只想同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不允许四强国干涉。他也拒绝提出关于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任何保证。”

　　因此，这样拒绝的后果完全可能引起奥俄之间一场装装样子的战争。这种战争会变成一场像著名的布隆采耳战斗[162]（当这场战斗结束了1850年普奥之间的假战争的时候，各报还在惊惶地揣测这次“中欧危机”的可怕后果）那样的光荣的rencontre〔决斗〕。与其对奥地利现行政策可能产生的作用作这类假设，倒不如来看一看真正存在的6月14日的奥土条约。这个条约已经正式全文公布了。
　　这里需要注意到两个因素：奥土之间的关系以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民对土、奥或其他外国的态度；实在令人奇怪，完全受外交家们左右的欧洲舆论完全忽略了后一个因素。
　　条约的第一条内称：

　　“奥地利皇帝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外交的以及其他的手段，争取外国占领军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必要时，甚至派出必要数量的军队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一条使奥地利皇帝有全权不用事先向俄国宣战，就可以调任何数量的军队进入瓦拉几亚。这样一来，土耳其的藩属就会随时遭到攻击而变为奥地利统治下的反对土耳其的中立领地。第二条规定，

　　“军队行动的指挥权仅属于帝国总司令。而后者则要注意将他所要采取的行动及时通知奥斯曼军队的总司令”。

　　有了这条协议，奥地利人不仅摆脱了土耳其对任何被认为适当的军事行动的任何监督，而且还取得了对土耳其统帅部在瓦拉几亚领土上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的绝对监督权，因为他们只要通知土耳其统帅部他们打算占领某个据点，就足以阻止土军开赴到那里。如果考虑到除多布鲁甲这块不大的地方之外，多瑙河各公国是唯一可能成为土俄战争的战场，那末显而易见，奥地利的干涉既能完全阻止土耳其扩大胜利又能惩罚侵入它的领土的敌人。
　　第三条规定：

　　“奥地利皇帝必须根据与奥斯曼政府相互之间的协议，尽可能恢复多瑙河各公国的法定秩序——根据土耳其政府在该地区的内部管理方面所赋予的特权而产生的法定秩序。但是，以此种方式恢复起来的地方政权不得把自己的职权扩大到对帝国军队作某种监督。”

　　这样一来，奥地利皇帝只要认为可能，就有充分的自由来恢复现存秩序；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完全仿效俄国将军布德贝尔格那样，恢复地方政权不过为了使它们服从奥地利军事法规。
　　第四条规定：

　　“奥地利宫廷必须不同俄国宫廷缔结任何触犯苏丹主权和苏丹帝国的完整的协定。”

　　第五条又规定：

　　“一旦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宫廷的和约签订而使本协定的目的达到，奥地利皇帝应尽可能立即采取措施，撤出他的军事力量。有关奥地利撤军的详细条件将与土耳其政府专门协商。”

　　在这两条的前一条中，奥地利保留了同俄国缔结协定的权利，只要协定根据维也纳照会[163]中所确定的stanus　quo〔状态〕原则就行。在后一条中，奥地利答应不是在它同俄国签订协定之后，而只是在俄国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签订后才撤出它的军队。“物质保证”已经不再稳稳当当地操在俄国手中，它正在转到奥地利手中，而奥地利则有全权保持它——经土耳其政府的同意——直到土耳其同意“两个帝国宫廷之间的协定”为止。
　　第六条规定奥地利人有权甚至不需有形的偿付，而将俄国人撤走后留在多瑙河各公国的一切生活用品据为己有。这项协定的好处只有在德国才能够理解，因为德国居民已经习惯于把奥军作为一种对自己的革命罪的惩罚来接受，因为在德国从1849年到1850年，奥军曾把整片地区劫掠一空。
　　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把多瑙河各公国转让给奥地利并使土耳其不再对它们行使宗主权。同时，土耳其人像以前俄国人一样，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破坏。土耳其人就像有权把多瑙河各公国宣布为俄国行省一样，有权把它们让给奥地利占领。
　　土耳其政府要求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宗主权是根据1393年、1460年和1511年的三个条约。1393年瓦拉几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　我们，即巴耶济德等本着对隶属于我们不可战胜的帝国的瓦拉几亚的宽厚精神，和它的执政国君共同决定，这个国家将继续根据本国的法律进行统治，瓦拉几亚国君将有充分的自由自行选择方式和时机同邻邦宣战和媾和。
　　第三条　国君（基督徒）由大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
　　第四条　瓦拉几亚国君有义务每年给帝国国库纳贡500披亚斯特。”

　　1460年瓦拉几亚国君符拉德五世和穆罕默德二世签订的条约规定：

　　“第一条　苏丹同意并且保证由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保护瓦拉几亚和防御任何敌人的进犯，为此仅要求瓦拉几亚承认苏丹对作为主权公国的瓦拉几亚具有宗主权，地方长官为此必须每年向土耳其政府纳贡1万披亚斯特。
　　第二条　土耳其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公国的地方行政，任何一个土耳其人无重大原由，均无权进入瓦拉几亚境内。
　　第三条　地方长官照旧由大主教、主教和贵族选举产生，土耳其政府承认这种选举是合法的。
　　第四条　瓦拉几亚人民仍享有按本国法律进行管理的自由，它的地方长官享有对其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他们自己的行为不对苏丹负任何责任。”

　　第三个条约就是1511年的条约。莫尔达维亚在条约中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并为自己争取到比瓦拉几亚所取得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俄土之间签订的条约当然不能使莫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自己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失效，因为这两个民族从来没有跟俄国人进行过谈判，也没有给土耳其政府代他们达成协议的权利。而且值得指出的，俄国本身在阿德里安堡条约中已经承认上述特惠条例。这个条约的第五条规定：

　　“鉴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两公国根据特惠条例服从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而俄国保障它们的繁荣（！）因此，显而易见，它们继续享有它们的特惠条例所赐予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上面援引的几个特惠条例现在依然有效，因为后来的任何条约并没有废除它们，根据这些特惠条例可以看出，多瑙河两公国是两个受土耳其政府庇护的主权国家，它们是在土耳其政府保卫它们不受任何外敌侵犯，同时决不干涉其内部管理的条件下向土耳其政府纳贡的。土耳其人不仅无权将瓦拉几亚交给外国占领，而且他们自己没有重大理由也不得进入瓦拉几亚的领土。不仅如此，由于土耳其人这样违反了同瓦拉几亚人签订的特惠条例而丧失了宗主权，俄国人只要有瓦拉几亚人向他们提出请求，甚至可以援引被土耳其违反的条约来论证自己有权将奥地利人赶出两公国。而且，这一点决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俄国采取的政策一贯不仅鼓励，甚至还唆使土耳其人破坏瓦拉几亚人的权利，以便在他们之间煽起敌意，从而给自己制造干涉的借口。就拿1848年来说罢，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年春天，几个贵族向莫尔达维亚国君呈递了请愿书，要求进行某些改革；在俄国领事的影响下，不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连写请愿书的人也被投入了监狱。这个做法所引起的骚动以后就成了俄国于6月25日越过边境向雅西推进的借口。同时，瓦拉几亚国君仿效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做法，答应进行瓦拉几亚贵族自由派所要求的若干改革。这是6月23日的事情。不用说，这些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但是，它们破坏了俄国依靠在1829年占领期间颁布的并为上述改革废除了的根本法[164]而取得的一切影响。代替这个根本法而制定出来的宪法废除了农奴制并把农民耕种的一部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而地主可以从国家领取赔偿费，以补偿他们所失去的土地和占有他们的农民的劳动的权利。后来，执政国君在俄国人的怂恿下放弃了王位，一个临时政府成立起来主持国事。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权干涉公国的内部事务，并且错过了抗议俄国人进入莫尔达维亚的时机的土耳其政府，派遣苏里曼－帕沙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瓦拉几亚并发表了威胁性的苏丹告居民书；这些措施自然是御前会议在俄国压力之下通过的。瓦拉几亚人出来迎接帕沙和土耳其人并同他们结成盟友。于是签订了一项协定：临时政府将由Lieutenance　Princière〔公国总督〕接替，后者开始时本来由6人组成，以后改由3人组成。这个政府得到了帕沙的承认，而且在帕沙的坚持下，也得到外国领事的承认。新宪法又经过了某些修改之后也被苏丹批准了。
　　然而，俄国政府在向全欧洲发出的宣言中大发雷霆地攻击瓦拉几亚人民，指责它建立了共和国并宣布了共产主义。1848年8月1日，大批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苏里曼－帕沙突然被土耳其政府召回；苏丹拒绝接见应他本人的邀请前来君士坦丁堡的瓦拉几亚代表，而9月25日，傅阿德·埃芬蒂率领土耳其军队到了布加勒斯特城下，声称此行纯粹是为了消除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任何借口。布加勒斯特城和城郊的十万多居民听信了土耳其人的话，不带武器，穿上节日服装，以僧侣为首，出城欢迎他们。傅阿德·埃芬蒂让他们派代表团到他的兵营接受训示。布腊提昂诺先生在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说：

　　“代表团还来不及向傅阿德·埃芬蒂说明身分，便已经被捕了；同时，土耳其军队以急行军奔向布加勒斯特，土军的骑兵的铁蹄践踏了把土耳其人当作朋友来欢迎的和平居民，撕毁了他们的旗子，折断了十字架，开枪乱射路上见到的兵营和城内的整个街坊区，用霰弹射击兵营里的瓦拉几亚兵士，迫使他们投降和缴械，还杀死病员；军队进城后大肆抢劫、屠杀以及干下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

　　这里，俄国全权代表杜加美尔将军支持了并且实际上指挥了土耳其军队。在他后面俄军跟着开到；结果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165]。这个条约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恢复了俄国拟定的根本法，即所谓的法规，而这正是奥地利目前有义务在瓦拉几亚恢复的那种status　quo〔状态〕。
　　很明显，如果奥美尔－帕沙现在率领他的常胜军进入瓦拉几亚，那末接受了不久前的教训并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人，就会恢复1848年宪法及其全部后果，即“共和国、共产主义”和1848年全部产物。没有人会相信，奥地利会比俄国更喜欢这个前途。另一方面，也很明显，土耳其政府一定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才会同意再次破坏自己同瓦拉几亚人订的条约，虽然它根据经验知道这个步骤会有怎样的后果。能施加这种压力的只有英国大使。因此，回忆一下同一个雷德克利夫勋爵以及他的唐宁街上司在1848—1849年对俄国人和土耳其人破坏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权利的态度，是很有趣味的。
　　1848年6月，当俄国军队初次开进莫尔达维亚国境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回答忠实不变的达德利·斯图亚特的质问时说：

　　“俄军没有得到圣彼得堡内阁的命令开进了莫尔达维亚；它的目的只是维持或建立秩序，事后将立即撤出；它进入国境曾得到国君的同意，俄国无意占据这块地盘。”

　　1848年8月，当俄国军队再次渡过普鲁特河开往布加勒斯特，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派遣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御前会议曾向英法两国大使征求过意见并从雷德克利夫勋爵那里得到关于遵循俄国所规定的政治方针的建议。
　　10月，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共同占领瓦拉几亚时，俄国人追查某一个普通的瓦拉几亚军官一直找到布加勒斯特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的寓所，后者曾和傅阿德·埃芬蒂一起就此事提出抗议。土耳其政府知道这次受辱以后，声明它不愿意再跟俄国人打交道，并且命令它的军队撤到多瑙河右岸，不再参与实行俄国人在多瑙河各公国的政策。同时，土耳其政府威胁要向各大国提出一项严正的抗议并以说明多瑙河各公国发生的全部事情的详细备忘录作证明。又是那位大使再次出面干涉，并打消了土耳其政府的这一意图。
　　最后，当1849年俄土的联合占领具有恐怖制度的性质，并且瓦拉几亚非正规军首领马基耶罗孤军抵抗的时候，他不得不撤到喀尔巴阡山北，而“屈从于不列颠总领事提出的理由，这个总领事向他指出，他的军队在这里有碍外交家们的活动，并且指出他的国家不久将重新享有它的权利”。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7月4日
载于1854年7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34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160]指1854年6月28日在马德里发生的军事政变。从1854年春天起，西班牙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和反动势力横行霸道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在议会因企图反对政府所颁发的关于提前6个月缴税的法令而被解散之后，群众的不满情绪就特别强烈了。军事政变的领导人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抱着个人目的力图推翻圣路易斯的专政，他们企图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而不得不答应在征税方面进行某些资产阶级的改革；他们还答应肃清权奸，召开议会，组织国民军和进行其他的改革。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引起了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过程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派在1854年重新取得了政权。但是，被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吓破胆的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方面，1856年，极端反动集团又重新执政。——第324页。
　　[161]马克思看来是指1854年2月在萨拉哥沙的守备部队中发生的起义。——第324页。
　　[162]所谓“著名的布隆采耳战斗”是马克思对1850年11月8日普奥两国前进部队之间的一次小战斗的讽刺。为争夺德意志领导权而斗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黑森内部事务的权利以镇压那里爆发的起义；由于奥地利得到了沙皇政府的外交支持，普鲁士被迫让步。——第326页。
　　[163]维也纳照会——见注65。——第327页。
　　[164]俄土两国的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中的一条规定，俄国军队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直到土耳其支付赔款为止（占领继续到1834年）。土耳其必须承认多瑙河各公国的自治权并给予他们自选国君的权利。1831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贵族和僧侣会议根据沙皇政府所拟定的方案通过了组织规程。按照这个规程，把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了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把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从前的各种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都保存了下来，政权集中在大地主—农奴主手中。同时，规程列入了若干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允许农民从一个占有者转到另一个占有者，禁止刑讯。1848年革命时，组织规程被废除。——第330页。
　　[165]巴尔塔利曼尼条约是1849年5月1日（4月19日）俄国和土耳其在两国军队前往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镇压革命运动时签订的公约。按照这个公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险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撤出多瑙河各公国），暂时实行苏丹根据同沙皇的协议任命国君的原则，并由俄国和土耳其规定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旦发生革命，重新实行军事占领的措施。在这两个公国又恢复了组织规程（见注164）。——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