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
卡·马克思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
1854年3月24日星期五于伦敦
如果总的说来，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注：见本卷第156—158页。——编者注］可以看作是对沙皇的建议——就可能发生的瓜分土耳其问题事先取得协议——的婉言谢绝，那末它毕竟包含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地方，我想请读者加以注意。约翰勋爵写道：
“没有充分根据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
但是，在汉·西摩尔爵士的秘密报告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沙皇曾建议向苏丹宣布类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只好假定，或者是罗素勋爵假装反对这个步骤，而实际上自己要提示别人这样做，或者是汉密尔顿爵士的某些秘密报告被压下了，没有收集到提交议会的文件中去。尤其令人怀疑的是，仅仅16天以后，即1853年2月25日，克拉伦登勋爵在就任外交大臣时给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发出了如下指令：
“阁下，请用谨慎而又不触犯苏丹尊严的态度开诚布公地向苏丹说明，是哪些原因使女王陛下政府担心奥斯曼帝国目前莫不是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外国的要求有增无已，而土耳其政府又没有能力满足或者不愿意满足这些要求，土耳其内政非常糟糕，土耳其执行机关日益软弱无能，这一切使得它的盟国近来改用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语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可能引起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的普遍暴动并成为对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致命威胁，这将是女王陛下政府深感遗憾的一场灾难，女王陛下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一点通知土耳其政府，但某些欧洲大国认为这种灾难是可能的并且已经临近。”（见关于正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蓝皮书第1卷第31、32页）
然而，难道这不是英国明确地向苏丹“宣布”，“他没有能力维持国内秩序或保持同邻邦的友好关系”吗？沙皇曾经非常不客气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他不允许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统治，但他自己却打算在那里建立统治，即使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至少也要作为暂时保护者。约翰勋爵对这个横蛮无礼的声明如何回答呢？他以大不列颠的名义否认有“任何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打算或愿望”。他没有要求沙皇提供这种保证。
罗素说：“由于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要求，以及欧洲国家的竞争，俄国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暂时保护者而不是作为永久占领者的这种地位却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欧洲国家的竞争，而不是英国的反对！至于英国，它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然而约翰·罗素勋爵不敢用俄国对英国说话时所用的口吻对俄国说话，——“如果君士坦丁堡永久在俄国手里”，英国“是不会满意的”。这样说来，如果君士坦丁堡暂时处在俄国手里，那它是会满意的。换句话说，英国完全同意沙皇本人所提出的建议。它不容许那些沙皇本人拒绝去做的事情，但是准备容忍沙皇打算去做的事情。
约翰·罗素勋爵不“满意”把沙皇作为可能的保护者安置在君士坦丁堡，却用英国政府的名义声明，“如果事先没有”同俄国“磋商，英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关于土耳其崩溃时应采取的措施的协议”。换句话说，尽管沙皇向汉·西摩尔爵士说过，他已经同奥地利签订协议，而事先并没有将此事通知英国，但是英国却保证在同法国签订协议以前一定同俄国磋商。
约翰勋爵说道：“总之，俄皇陛下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政策是最英明，最无私并且对欧洲最有益不过的政策。”
哥萨克陛下始终不渝地奉行的正是他即位时就已宣告的政策，也就是自由主义者约翰勋爵现在宣布为多么无私，对欧洲多么有益的政策。
在目前东方的纠纷中，明显而主要的争论之点就是，俄国要求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信奉正教的基督徒实行宗教保护。沙皇决不隐讳自己的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保护这几百万基督徒的权利是条约规定属于他的”，他“一直温和而谨慎地行使着这种权利”，这使他“有时承担很不便的义务”。约翰·罗素勋爵是否向他暗示过，这种条约并不存在，沙皇没有这种权利，他无权干涉土耳其正教臣民的事务，就像英国无权干涉俄国新教臣民的事务或者法国无权干涉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人的事务一样呢？我们让罗素本人来说明吧：
“女王陛下政府还要补充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劝告苏丹根据公正原则和宗教自由原则来对待本国的基督教臣民……土耳其政府愈实行平等的法律和公正的管理，俄国皇帝就愈认为没有必要在实际上行使那种他认为非常麻烦和不便的专有的保护权，虽然毫无疑问，行使这种权利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
俄国对土耳其臣民的“专有的保护权”是条约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约翰勋爵说。而约翰勋爵是诚实人；约翰勋爵是用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说的，而且约翰勋爵是向专制君主本人说的。英国同俄国还有什么争执呢？为什么要把所得税增加一倍呢？为什么要用备战来惊动全世界呢？约翰勋爵怎能在几个星期以前在议会中以卡桑德拉［注：希腊史诗中特洛伊国王的公主。阿波罗钟情于她，授以预言的才能；但是她拒绝了阿波罗的爱情，因此阿波罗处罚她，使她的预言永远没有人相信。——译者注］的精神发表演说，那样装腔作势并且傲慢地痛骂沙皇背信弃义和阴谋狡诈呢？难道不是他向皇帝说，皇帝要求专有的保护权“是义不容辞的，是条约规定的”吗？
联合内阁可以埋怨的不是沙皇的不坦率或者过分矜持，恰恰相反，而是他的无耻的坦率，因为他曾坦率地对大臣们倾诉衷肠，使他们成为执行自己最隐秘的计划的心腹，从而把唐宁街的内阁变成涅瓦大街皇帝陛下的办公厅。有一个人信任你而对你说，他打算杀死你的朋友，并建议你同他事先商定分赃问题。如果这个人是俄国皇帝，而你是英国大臣，那末你就不是把他拉到被告席上去，而是十分奴颜婢膝地感激他对你的高度信任，并像约翰·罗素勋爵那样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能够看到“他的温和，坦率和友好愿望”。
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谈谈圣彼得堡吧。
2月20日晚上，即缅施科夫公爵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不过一个星期，在皇太子夫人——大公妃举行的soirée〔招待晚会〕上专制君主走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身边，于是两位“君子”进行了以下的谈话：
沙皇：“怎么，您已经接到复信，明天应当把它交给我。”
汉密尔顿爵士：“我将荣幸地这样做，不过陛下已经知道，复信的内容和我曾经提议陛下注意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沙皇：“我听到这一点很遗憾，但是我觉得，贵国政府不正确地理解了我的意图。我主要的不是想知道当一个病人快死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而是想同英国商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做些什么。”
汉密尔顿爵士：“但是，皇上，请允许我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病人快要死了……国家不会死得这样仓猝。如果不发生难以预料的危机，土耳其还会存在很长一个时期。皇上，正是为了预防那些可能引起这种危机的情况，女王陛下政府指望得到您崇高的协助。”
沙皇：“应当告诉您，如果有人硬要使贵国政府相信，土耳其还有什么生机，那末贵国政府大概是接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我向您再说一遍，‘病人’快要死了。我们决不应让这种情况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应当达成某种协议……请注意，我并不要求签订条约，议定书。一个大体上的协议——此外，我没有别的要求；君子之间只要这一点就够了。但是今天不多谈了。请明天到我那里来。”
汉密尔顿爵士“衷心地感谢皇帝陛下”，但是，当他刚刚离开皇宫客厅回到家里，便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坐近写字台，给约翰勋爵写这次谈话的报告了。末了，他在信边写上以下值得注意的意见：
“皇帝如此坚持地谈到邻国即将崩溃，他心中早已认定，如果不是瓦解的时刻，至少也是引起瓦解的时刻已经临近了。这一点未必有什么疑问……但是，如果在俄国和奥地利之间没有取得某种大体的然而无论如何是密切的相互谅解，他恐怕不敢这样武断。
如果我的怀疑有根据，那末皇帝的目的就是促使女王陛下政府同他的内阁和维也纳内阁共同制定一个彻底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同时不让法国参加。”
这个报告于3月6日送到伦敦，那时克拉伦登勋爵已接替罗素励爵担任外交大臣。大使的惊惶预告对这位胆小怕事的土耳其崇拜者的心理的影响十分令人惊讶。克拉伦登既然已经完全知道沙皇不要法国参加而瓜分土耳其的背信弃义的计划，他却向法国驻伦敦大使瓦列夫斯基伯爵说，“同法国相反，他倾向于信任俄国皇帝”，“不信任的政策既不明智，又无益处”，“尽管他希望英法两国政府始终共同行动，因为它们的政策和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他仍然应当坦率地说，法国政府最近以来的行为不能指望获得这种所希望的结果”。（见蓝皮书第1卷第93、98页）
应当en passant〔顺便〕指出，恰恰在沙皇开导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时候，伦敦的“泰晤士报”天天重复说，土耳其已陷入绝境，奥斯曼帝国正在土崩瓦解，它留下的不过是“土耳其人缠着头巾的脑袋”的幻影而已。
在皇帝的soirée〔招待晚会〕
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乔·汉·西摩尔爵士如约拜会沙皇。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小时零十二分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他又在1853年2月22日的报告中向约翰·罗素勋爵作了汇报。
俄国皇帝一开始就请汉密尔顿爵士向他大声宣读约翰勋爵2月9日的密件。当然，他宣称这份密件中的声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只能希望，声明再详尽一点”。他重复说，土耳其的灾难每一分钟都可能爆发，
“在当前任何时刻这个灾难都可能发生，发生的原因或者是对外战争，或者是旧土耳其派同‘主张按照法国方式进行新的表面改革’的党派之间的内讧，或者是大家知道的基督徒迫不及待地要抛掉伊斯兰教的枷锁而发起的暴动”。
他不放过机会来讲他那套已经讲滥了的大话，说什么“要不是他在1829年阻止了吉比奇将军的胜利进军，苏丹政权早就完蛋了”。然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派到土耳其去的20万人只有5万人生还。如果不是土耳其帕沙同外国大使们一起叛变，吉比奇的残部早已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被歼灭了。
他强调指出，他根本不要求有一个由英国和俄国完全同意的预先决定苏丹管辖下的领土的命运的计划，尤其是两个内阁之间的正式协定，他只是要求某种大体上的协议或者是交换一下意见，以便每一方都秘密告知对方，它不希望做的是哪些事情，
“哪些可能同英国的利益发生矛盾，哪些可能同俄国的利益发生矛盾，以便遇到这种情况时，每一方都能够避免采取违背对方意愿的行动”。
通过这种反面的协议沙皇会达到他所追求的一切。首先，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可以被俄国和英国看成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尽管是以反面的假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因为现在全看沙皇颠倒黑白以致能够有点像真有其事地向英国宣布，预计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其次，英国和俄国一致行动的秘密计划，不管它带有如何不确定的和反面的性质，必然会使英国同法国互相对立，因为计划是在没有法国参加和背着法国的情况下拟定的。第三，由于英国受到关于它将不做什么的这种反面诺言约束，沙皇就有可能完全放心地制定他的正面的行动计划。此外，很明显，双方商定在一定情况下它们不允许对方做什么，其实就是以隐蔽的形式商定它们允许对方做什么。这种反面协议形式只是为这两个伙伴中更机灵的一个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汉密尔顿爵士胆怯地嘟囔说：“陛下，也许您能惠然告诉我关于这种反面政策的本意。”起初沙皇假装谦虚地谢绝了，但是后来好像受不了温和的压力，发表了以下极为精辟的意见：
“我不允许俄国人永久占领君士坦丁堡；我这样讲以后就要指出，君士坦丁堡永远不会落入英国人、法国人或者任何其他大国之手。同样地，我也绝不允许人们试图恢复拜占庭帝国，或者把希腊扩大成一个强国；我更不允许把土耳其分割成许多小共和国，使它变成科苏特、马志尼和其他欧洲革命者的避难所。我宁愿发动一场战争，而且只要还有一兵一枪，就要继续打下去，我也不愿容忍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出现。”
不要拜占庭帝国，不让希腊的版图大大扩展，不要小共和国的邦联，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要！那末他要什么呢？不列颠大使是用不着苦猜的。在谈话过程中皇帝忽然道出了以下意见：
“实际上，多瑙河各公国是在我的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可以照旧不变。塞尔维亚也可以采取这种政体。保加利亚也是一样；看来，没有根据说明为什么这个地区不能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至于埃及，我完全理解这块领土对于英国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只能说，如果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分配帝国的遗产时你们占据了埃及，我是绝不会反对的。对于干地亚也可以这样说；这个岛也许对你们有用，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属于英国。”
这样他就证明了，“一旦土耳其帝国瓦解，领土问题的完满解决，在他看来并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困难”。他坦率地声明，他想做的是些什么——瓜分土耳其，并且再清楚不过地描绘了这种瓜分的轮廓，无论是说出来的或者是避而不谈的都很清楚。埃及和干地亚——归英国；多瑙河各公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藩属；土耳其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地方他故意避而不谈）将并给奥地利；希腊的扩大“不宜过分”，譬如，可把下特萨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并给它。君士坦丁堡应暂时由沙皇占领，然后成为由马其顿、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地区的残余部分组成的国家的首都。但是谁将成为这个小国（它或许还会扩大到安那托利亚岛的某些部分）的最后占有者呢？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说；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心目中早已为这个位子物色好了一个人物，这就是他的幼子［注：即米哈依尔。——编者注］，后者正渴望有自己的王国。而法国呢？难道它什么也得不到吗？或许如此！但是，不，它也将得到一份礼物，这就是——谁会相信这一点！——突尼斯。沙皇对汉密尔顿爵士说，“法国的目的之一无疑就是占领突尼斯”，因此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或许真的表现很慷慨，满足法国对突尼斯的胃口。
讲到法国，沙皇总是用一种特别引人注意的傲慢的轻蔑口吻。他说：“看来法国政府正竭力使我们大家在东方争吵。”至于他本人，那根本没有拿法国当一回事。
“从他这方面来说，他不大担心究竟法国认为在东方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路线合适；一个多月前他通知苏丹说，如果苏丹需要他的支持来反抗法国人的威胁，他完全愿意为苏丹效劳！
皇帝继续说，总之，‘正如我已经对您说过的，我的全部希望，就是同英国达成善意的协议，并且这个协议不是规定应该做些什么，而是规定不应该做些什么。只要达成了协议，只要英国政府同我，我同英国政府达到彼此充分信任，其余一切对我说来都无所谓’。”
“但是陛下，您忘了奥地利！”——汉密尔顿爵士高声说道。
“啊”，皇帝使他非常吃惊地反驳道——“您应当懂得，我谈俄国，也就是谈奥地利；凡是对前者适合的东西，对后者也是适合的；在土耳其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他谈俄国，也就是谈奥地利。关于门的内哥罗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赞同奥地利内阁的立场”。
如果在以往的谈话中他把苏丹称为小歌剧中的Grand Turc〔苏丹〕的话，那末现在他则按保尔·德·科克的手法称他cemon—sieur〔这位先生〕。而且他多么爱护这位先生呵！他仅仅把缅施科夫派到君士坦丁堡去，“而我如果愿意的话，本来可以把军队派到那里去——什么也阻挡不住它”；后来他在沃尔特尼察和切塔特证实了这一点，而他的军队从卡拉法特英勇退却也证明了这一点。
哥萨克陛下在同汉密尔顿爵士分手的时候说：“总之，请敦促贵国政府把这些事情再写一下，写得详细些，而且不要犹豫不定。”
3月7日，即这次非常有趣的对话（或者更正确些说是独白）之后不久，涅谢尔罗迭伯爵邀见了不列颠大使，并将一份“非常机密的、遵照皇帝陛下的圣谕拟就的、并且作为对约翰·罗素勋爵的通知的答复或者说是注解的备忘录”交给了他。涅谢尔罗迭伯爵请他把这个“规定给他的”文件读一遍。为此，汉密尔顿爵士研究了这个文件。而他这位先前没有找出一个字眼来抗议俄国人对法国的显然蓄意侮辱的人，突然哆嗦起来了，因为他发现“备忘录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印象拟出来的：女王陛下政府似乎在俄国和法国的分歧中倾向于后者”。第二天一早他就急忙给涅谢尔罗迭伯爵送了一封billet doux〔情书〕，向他保证说：
“在最近非常严肃的谈判期间，女王的顾问们不仅没有倾向于法国，如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而且相反，他们希望——在被迫〈！〉采取中立立场的政府一般许可〈！！〉的范围内希望——皇帝陛下的有根据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
由于这封阿谀奉迎的信，汉密尔顿爵士自然“同总理大臣”有了另一次“非常友好而满意的谈话”。总理大臣安慰这位不列颠大使，说他没有了解皇帝备忘录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绝不是指责英国偏袒法国。涅谢尔罗迭伯爵说：“这里仅仅是希望女王陛下政府能尽力开导法国的大臣们，向他们指出皇帝的宽宏大量和正义感。”因而，“这里”仅仅是希望英国对“卡尔梅克人”卑躬屈节，而对法国人采取严峻专断的口吻。为了使总理大臣相信英国政府多么忠诚地执行这个任务的第二部分，汉密尔顿爵士念了一段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大臣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同法国政府说话的”。涅谢尔罗迭伯爵相信，这超出了他最大胆的期望。他感到“遗憾的只是早先他手中没有这样重要的证据”。
汉密尔顿爵士认为俄国答复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的备忘录乃是“出自皇帝枢密机关而不是出自俄国内阁办公厅的最出色的文件之一”。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细谈它，因为它不过是沙皇在“对话”中已经发挥的那些观点的简述。备忘录竭力暗示英国政府，“不管这些谈判的结果如何，两国政府都应当保守秘密”。备忘录指出，沙皇的做法，“正如英国内阁自己承认的，一向是以宽大态度”对待土耳其政府。法国采取了另外的行动方针，从而迫使俄国和奥地利也采取威胁的行动。在整个备忘录中俄国和奥地利是相提并论的。备忘录直截了当地提出，可能造成土耳其立即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圣地问题，以及“正教徒因对天主教徒让步而感到受辱的宗教感情”。末了，备忘录宣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受托向皇帝转达的关于女王陛下政府的友谊和信赖的证明”，同罗素密件中所提供的保证是“同样珍贵的”。这些表明维多利亚女王像藩臣一样忠于沙皇的“证明”，被十分周密地瞒着英国公众，但是，它们或许很快就会在“圣彼得堡报”上发表出来。
汉密尔顿爵士在解释他同皇帝的谈话以及俄国人的备忘录时，再一次提醒自己的内阁注意奥地利的立场。
“如果以为两位皇帝在土耳其问题上业已达成协议或签订条约是一个确定不移并且已经得到公认的事实，那末打听清楚它们彼此承担了多少义务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至于签订这项协议的方式，在我看来，未必能引起怀疑。
毫无疑问，这个协议的基础是由去年秋天两位皇帝几次会见中的一次奠定下来的，以后，这个计划大概又由俄国驻奥地利宫廷公使美延多尔夫男爵进一步加以制定。男爵是在圣彼得堡度过冬天的，而现在还在那里。”
怎么，在这些事情揭露出来以后，英国政府要质问奥地利吗？不，它仅仅谴责法国。在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后，它使奥地利成为一个调停人，而且从所有城市中恰恰挑选了维也纳作为协商地点，把谈判交给布奥尔伯爵领导，并且直至今日继续愚弄法国，硬要法国相信，在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而对俄国人进行的战争中，奥地利可以成为忠实的盟国，尽管英国政府在一年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奥地利是同意瓜分这个帝国的。
3月19日，关于汉密尔顿爵士和沙皇的谈话经过的报告送到了伦敦。现在克拉伦登勋爵已经接替了约翰勋爵的职位，他竭力要超过他的前任。在得到这份沙皇已经认为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法国和土耳其的阴谋，而公开加以承认的令人惊异的报告之后4天，高贵的伯爵向汉密尔顿爵士发出了以下急件：
“女王陛下政府感到遗憾的是，笼罩着巴黎的惊惶和忿怒促使法国政府下令把自己的舰队开往希腊领海；不过法国政府的处境在许多方面都同女王陛下政府的处境不同。据女王陛下政府所知，法国政府一直没有从俄皇那里获得有关他打算奉行的对土政策的保证。”（见蓝皮书第1卷第102页）
如果沙皇也告诉法国，“病人快要死了”，现在有了一个瓜分遗产的详细计划，那末，法国自然既不会感到惊慌，也不会对土耳其的命运、缅施科夫使团的真正目的以及俄国皇帝维护他所谓已经没有“生机”的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感到疑惑了。
在同一天（3月23日），克拉伦登伯爵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发出了第二份急件，这份急件虽然不是为蓝皮书而“编造”的，但是包含了对圣彼得堡的秘密报告的秘密答复。汉密尔顿爵士在他的关于谈话的报告的末尾审慎地提出了如下建议：
“我不揣冒昧地建议，在将发给我的急件中写上一些要结束进一步研究，至少是结束进一步讨论那些极不适宜当作应该讨论的问题的词句。”
克拉伦登伯爵感到自己是最适于解决棘手局面的人，他根本不顾自己大使的预告而完全遵照沙皇的指示行事。他在急件中一开头就声称，女王陛下政府“对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表示欢迎”。皇帝从英国政府方面“得到了”“最开诚布公地表明意见”的“权利”，因为他具有“崇高的信念”，认为英国政府会帮助他瓜分土耳其、出卖法国以及在奥斯曼的统治被推翻时帮助他镇压基督教居民企图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任何活动。
自由民出身的英国人继续写道：“女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假使由于新产生的情况，签订某种协议是适合的或者是真正可能的，那末皇帝陛下的话将比任何可能签订的条约都更值得重视。”
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可以抵得上同他签订的任何条约；要知道，不列颠女王的顾问们早已声明过，同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由于俄国方面的破坏已经不再生效了。
“女王陛下政府仍然相信，土耳其仍然具有生机。”为了证明这种信念是真诚的，伯爵温和地补充道：
“如果皇帝关于土耳其帝国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的意见公布于世，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可能比皇帝陛下所预料的还要早些。”
这样，只要“卡尔梅克人”一说出自己的意见，说病人要死了，他就真的会死去。这就是所谓生命力！这里甚至连耶利哥的羊角［注：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兵士用吹羊角的声音使耶利哥攻不破的城墙塌陷（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译者注］也用不着。只消皇上的尊口轻轻一吹，奥斯曼帝国就化为灰烬了。
“女王陛下政府完全赞同皇帝的意见：由任何一个大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是同保持各大国之间的现有均势，同维持欧洲和平不相容的，并且应立即认为是不可能的；没有恢复拜占庭帝国的条件；希腊的长期的混乱局势无助于扩充它的版图；由于没有建立区、镇自治的基础，如果让土耳其各省各自为政或者允许它们成立特殊的共和国都会造成无政府状态。”
请注意，对自己的鞑靼主子卑躬屈节并奴才般地重复主子的话的不列颠大臣，甚至恬不知耻地重复弥天大谎，说什么土耳其没有“建立区、镇自治的基础”，然而正是区、镇生活的大力发展使土耳其直到今日还能抵挡住国内外的极其残酷的打击。不列颠内阁既然赞同沙皇所提出的一切假设，也就承认沙皇有意从这些假设中作出的一切结论是正当的了。
英勇的伯爵继续说道，一旦土耳其帝国崩溃，“欧洲会议将是达到和平结局的唯一手段”。但是他害怕这个会议的后果倒不是因为俄国诡计多端（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把英国摆布得连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都感慨地说：“如果我在滑铁卢获胜，我也不会强迫英国接受更屈辱的条件。”），而是因为害怕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1815年条约应予修改，法国大概会甘冒欧洲大战的危险，以便摆脱它认为有辱自己民族尊严的义务，这些义务既然是获胜的敌人强加于它的，也就成为经常触怒它的根源。”
女王陛下政府“希望保存土耳其帝国”，不是要使它充当反对俄国的堡垒，也不是因为土耳其的崩溃会迫使英国反对俄国以保卫自己在东方的截然相反的利益。啊，不是的！——伯爵说道，——“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英国想保存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某种同东方问题有关的理由，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源泉”。因而，东方问题势必引起的不是西方强国对俄国的战争，而是西方强国之间的战争，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也就是这位写出这些话的大臣和批准这些话的同僚，却要欺骗我们，硬要我们相信，他们实在打算联合法国来同俄国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由东方产生的问题引起”的，尽管“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威武的伯爵还往前走。
用他的话来说，对法国战争应当是土耳其帝国瓦解和被瓜分的“必然结果”。为什么他害怕这场战争呢？对法国战争本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情况，这就是：
“在西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将带有革命的性质，而且包含了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审查，大陆各国政府当然不愿意这样做。
皇帝完全知道社会的表层下面经常动乱的力量，知道它们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爆发的能力；由于这个缘故，皇帝陛下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意见：第一响炮声可能成为造成一种甚至比战争必然带来的灾难还要危险的局势的信号。”
坦率的和平使者感叹道：“因此，女王陛下政府便产生了防止灾难的热烈愿望。”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隐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隐藏着革命的怪影，那末英国政府会以同样的胃口把Grand Turc〔苏丹〕和“哥萨克”陛下一起吞掉的。
忠实于由汉·西摩尔爵士转来的俄皇办公厅的指令的英勇的克拉伦登，在其急件末了要求“皇帝的宽宏大量和正义感”。
在我们这位伯爵于1853年4月5日给汉密尔顿爵士的第二个急件中曾委托后者通知俄国总理大臣：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已奉命返任；女王陛下的亲笔信使子爵的使命具有特殊的性质，因为人们认为，土耳其政府会比较乐于接受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深谙土耳其问题的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的中庸适度的忠告，即土耳其政府必须以最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基督教臣民。”
就是这位发出这些特别指令的克拉伦登，在1853年3月23日的密件中写道：
“对待基督徒并不残酷。土耳其对待这一部分臣民是宽大的，这种宽大态度倒可以成为某些把土耳其蔑视为野蛮国家的政府的榜样。”
这个密件承认，斯特腊特弗德勋爵是作为一个对苏丹施加压力的最机伶最听话的执行者而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而在当时内阁的报纸上却把派遣他说成是对沙皇的强烈示威，因为高贵的勋爵早就在扮演俄国的私敌的角色了。
向议院提出的一批秘密文件的最后一个是俄国的备忘录。尼古拉在备忘录中表示庆幸，因为万一东方发生非常事件，在那些首先应当避免的政治局面的问题上，他同英国内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备忘录上注明的日期是1853年4月15日。备忘录保证说，“支持土耳其政府继续存在的最好办法是，不要用有损它的尊严和独立的过分要求来干扰它”。这恰恰是在缅施科夫表演自己的喜剧的时候。缅施科夫曾于4月19日递交了一份无耻的普通照会，这份照会，正像克拉伦登伯爵在上院所说的，“是用一种幸好在外交界非常罕见的语言写成的”。然而伯爵阁下更加坚定地相信，沙皇打算宽恕病人。当哥萨克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联合内阁只找到了一个裂缝可以躲避这些揭丑的文件。它硬说，缅施科夫公爵使团的明显目的是圣地问题；而就瓜分土耳其交换意见，只涉及遥遥无期的未来。但是沙皇在他的第一个备忘录中明确地说：土耳其崩溃的问题“在他看来绝不是一种幻想或者渺茫的可能性”；英国内阁错了，它“认为门的内哥罗和圣地这两个问题是跟外交上通常碰到的那些困难问题没有区别的普通争执问题”；圣地问题“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变化”而“引起灾难”。内阁本身不仅同意，沙皇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同意，沙皇对苏丹的1100万臣民享有“条约所规定的专有的保护权”。如果联合内阁没有促成土耳其政府接受缅施科夫的要求，那末沙皇就仅仅根据1844年的备忘录的精神，根据同这个内阁达成的协议以及他对汉·西摩尔爵士的口头声明——“他不允许别人跟他开玩笑。”——来行动而打算搞死ce monsieur〔这位先生〕。这里甚至不产生他对内阁的态度是否正确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内阁自己对待他的态度，甚至在目前，是否“合宜”。每一个仔细读完这些文件的人都该清楚，如果这个可耻的内阁继续执政，那末只消国外局势一复杂化，就足以把英国人民推向可怕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将把王位、议会和已经没有保持英国的世界地位的意志和能力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尽。
尼古拉通过“圣彼得堡报”向联合内阁提出了挑战——公布证明这个内阁的鲜廉寡耻的秘密文件；这一次他的行动也是恪守自己的箴言的：
《Je hais ceux qui me résistent；je méprise ceux qui me servent》．〔“我痛恨那些反抗我的人；我鄙视那些为我效劳的人。”〕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3月24日
载于1854年4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5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