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沙皇的观点。—

卡·马克思

*沙皇的观点。——阿尔伯特亲王

　　1854年1月24日星期二于伦敦

　　俄国军队企图在所有作战方向（曼成、茹尔日沃、卡拉法特）同时渡过多瑙河，这与其说是严重的攻势，不如说是侦察行动，因为哥尔查科夫将军未必敢于以他现有的力量来发动这样的攻势。
　　星期六的“新闻报”（迪斯累里的喉舌）发表了一篇关于沙皇不久同某位“杰出的”英国人士在加特契纳举行会谈的评论。几乎伦敦所有的日报都转载了这篇评论，这篇评论除了大家知道的，已听得相当烦腻的对俄国外交的议论以外，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沙皇“明确地宣称，缅施科夫的最后通牒并没有受到伦敦的反对，而且当英国政府被告知土耳其政府可能接受最后通牒时，它认为这是圆满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切只能证明，关于土耳其政府的“可能的”意向问题，可怜的约翰·罗素受了布隆诺夫男爵的骗，而且土耳其政府拒绝立即接受缅施科夫最后通牒[33]的责任无论如何不应当推在联合内阁身上。接着，沙皇告诉这位“杰出的”绅士说：

　　“当大家都知道了西诺普会战的胜利消息以后，卡斯特尔巴雅克将军（法国大使）曾给他一封信，信的开头大致是这样写的：‘请允许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和军人，为了陛下海军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向皇帝陛下表示我的祝贺。’”

　　这里，我想指出，卡斯特尔巴雅克是老牌的正统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的亲戚，他获得将军的佩剑不是由于在战场上献身，而是由于在宫廷前厅中比较不冒风险的值勤，由于狂热地信奉崇高的君主主义原则。波拿巴任命卡斯特尔巴雅克为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以表示尊重沙皇个人的愿望，虽然他十分了解，卡斯特尔巴雅克与其说会关心自己的名义上的君主的利益，不如说必定同沙皇合谋来恢复波旁王朝。因而，这位卡斯特尔巴雅克是“作为一个军人和基督徒”向沙皇祝贺这次无结果的西诺普大屠杀的很合适的人物。沙皇好像说过，“我不相信，英国及其资产阶级议会能够光荣地进行战争”。无疑，沙皇很了解他的科布顿们和布莱特们，并且认清欧洲资产阶级的下流卑鄙的灵魂。最后，沙皇说得完全正确：一方面，他没有准备战争（因为他确信通过简单的威胁就能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另一方面，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就是“庸人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些人胆怯地渴望避免战争，却又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最后，自己轻率地投入战争以掩盖自己的错误和保持自己的职位。

　　“社会舆论几乎有意把阿尔伯特亲王变成某些议论的牺牲品。最初流传的有利于某个政党的窃窃私语已变为怨言，而意味深长的暗语已发展为明显的骇人听闻的捏造。每个有机会觐见女王的人，一定会在女王陛下那里遇到阿尔伯特亲王，这个事实很引起英国社会的赞许和尊重；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亲王也出席女王同大臣们举行的会议；并且，又要大臣们注意亲王的出席，尽管大臣们不希望在讨论问题时有第三者在场，但又不得不这样做，甚至他们必须在亲王面前为自己的意见辩护，亲王实际上已干预了他们同女王的会议；他不仅仅影响女王的意见，而且他由于有机会同外国宫廷自由交往，也就成为女王枢密院同外国君主（也许是英国的敌人）的内阁之间不受检查地交换情报的途径，——总之，阿尔伯特亲王背叛了女王，犯下叛国之罪，最后，他以叛国罪被捕，并监禁于伦敦塔。这就是前两天不仅英国各地到处在议论，甚至某些人已经信以为真的事件的经过。”

　　我从“旁观者”[34]引证这一段是要向读者表明，帕麦斯顿的报刊是如何炮制社会舆论，竭力要把这个可怜的目光短浅的年轻人作为负责的大臣们的替罪羊。阿尔伯特亲王是同欧洲大多数专制独裁政府都有亲戚关系的德国亲王[35]。他在高升为大不列颠女王的丈夫以后，就把他的时间一部分用来养猪，一部分用来创制令人发笑的军帽，规划毫不舒适的标准小店，筹办海德公园展览会和耍弄兵形玩具。他被公认为一个和气而不得罪人、智力中下的人，一个多子女的父亲和温顺的丈夫。可是，近来却有人故意把他说成是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说成是联合王国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好像他根据俄国的秘密指示，在左右整个国家机器。当然，未必能够怀疑，亲王对宫廷事务是有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是有利于专制主义的。亲王只能起亲王所起的影响，难道有谁竟这样愚蠢而不以为然吗？但是不必由我提醒读者，女王的权力被不列颠寡头政体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例如大家都知道，威廉四世是俄国的死敌，而他的外交大臣［注：即帕麦斯顿。——编者注］，辉格党寡头政体的成员，却迫使他同土耳其为敌。只要不是指什么微不足道的宫廷琐事——什么毫无价值的绶带或用金银线做的星章，——如果认为阿尔伯特亲王能够做出违反内阁的意志的事来，该是多么荒谬！他的专制主义的penchants〔倾向〕被利用来转移人民对那些负责的大臣的阴谋活动和叛国行为的注意。如果说这一切叫嚣和攻击还有一点点意义，那末，这就是把所有这一切当作是对君主制度的进攻。要是没有女王，也就没有亲王；要是没有王位，也就没有宫廷的影响。如果没有了支持亲王的和亲王可以依靠的王位，那末亲王也就失去了权力。但是，请注意，那些最突出地表现自己“惊人的勇敢”、叫喊得最厉害、并且试图从阿尔伯特亲王的事件中赚得一笔政治资本的报纸，正是在效忠王位方面最热心最卖劲、替女王吹嘘得最无耻的报纸。至于托利党的报纸，那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激进的“晨报”[36]，正是这家报纸欢迎波拿巴的coup　d’état〔政变〕，并且在不久前攻击一家爱尔兰报纸，因为后者竟敢批评女王访问都柏林；也正是这家报纸指责法国革命者的共和主张，并且老是把帕麦斯顿勋爵描绘为英国的救主。整个事件都是帕麦斯顿的阴谋诡计。帕麦斯顿由于他亲俄被揭露，又由于他反对新改革法案，已经失去了威望。反对改革法案的行动已把他的发霉的五颜六色的蜜糖饼干上的自由派金纸撕下来。但是，为了做一个首相或者至少做一个外交大臣，他需要威望。现在重新装出自由派的姿态，扮演一下受宫廷阴谋迫害的布鲁土斯角色，该是多好的机会！攻击女王的丈夫对于诱惑人民该是多好的食饵！他必将成为当代最有名望的国家活动家。要侮辱自己的同僚，痛斥他们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工具，迫使宫廷按照帕麦斯顿自己提出的条件重用他，这该是多漂亮的借口！托利党自然支持这种叫喊，因为比起莱镑和地产来（现在地产正急剧地从他们那里转到棉纺大王的手里），教会和王位对他们又算得什么！当托利党人为了“宪法”和“自由”激烈攻击亲王时，哪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不是虔敬地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呢？
　　在曼彻斯特贸易协会年会上，主席阿斯皮纳耳·特纳先生谈到罢工、同盟歇业以及一般工潮——他把这些情况正确地描述为“郎卡郡的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发生的内战”——的时候，声称：“正同曼彻斯特推翻国王暴政和贵族暴政一样，他也必定推翻民主的暴政。”

　　“新闻报”喊道：“这无意中向我们供认了曼彻斯特学派的政策。在英国，国王具有最高的权力吗？——那就限制国王的权力！贵族政体阻碍你们吗？——那就把它从路上搬开！工人闹风潮吗？——那就把工人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1月24日
载于1854年2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00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3]指缅施科夫在以特使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期间（1853年2月28日—5月21日）代表沙皇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沙皇要求承认他对土耳其的所有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并且力图使这一点用适当的外交条约肯定下来。——第43页。
　　[34]“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刊，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45页。
　　[35]马克思引用1854年1月21日宪章派的周报“人民报”的材料来评述反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运动。
　　“人民报”是革命宪章派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1852年5月在伦敦创办的。从1852年10月到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且帮助进行编辑工作。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人民报”写的文章外，该报还从“纽约每日论坛报”转载他们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期间“人民报”始终不渝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由于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且一度同琼斯断绝了联系。1858年6月该报转入资产阶级商人手中。——第45页。
　　[36]“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