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九卷——四国协定。—

卡·马克思

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

1853年12月9日星期五于伦敦

　　贵报读者对于联合内阁所要的各种外交手腕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因此帕麦斯顿之流和阿伯丁之流借口保护土耳其和保障欧洲和平而支持沙皇的任何新尝试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甚至维也纳会议或伦敦会议复活也完全不会使他们感到突然的。上星期五，首都的证券交易所首先从“纪事晨报”上获悉，英国已成功地说服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西方列强调停交战双方的新尝试。随后，“晨邮报”发表了关于“这一尝试”的消息，并且宽慰人心地宣称：

　　“这次尝试是力求取得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合作，这种合作已经取得了，四国签订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四国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对交战国则通过召开欧洲会议的办法邀请它们来友好地解决他们的争端。按照这个四国协定将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判明土耳其的观点，弄清楚它在哪些基本条件下同意进行解决东方冲突的谈判。在弄清楚土耳其的立场以后，四国将请俄国表示它对于所建议的进行解决的基本条件的意见，然后就建议这两国派全权代表出席大国会议，会议的期限和地点待以后另行确定……沙皇的尊严将予以保全，土耳其的利益也将得到完全的保障，办法是：第一，土耳其和俄国签订友好、和平和通商条约，规定两国在对方领土上的臣民应当受到的保护；第二，苏丹和五大国签订一项条约——类似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这项条约规定苏丹必须遵重多瑙河各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和特权，而且还承担保护属地上的基督教的特殊义务，就像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那样，不过这次是对欧洲承担义务，而不是对俄国。”

　　最后，印刷所广场的雷神［注：“泰晤士报”。——编者注］说话了，他在第一期上宣布，四大国已经最后缔结了联盟，并且已经拟定了在必要时“强迫”俄国和土耳其政府“接受”的条件。有价证券马上上涨。但是，交易所投机商的好景不常，因为，同一家“泰晤士报”在第二期上却报道，虽然四大国起草了议定书，制定了联合照会草案，但是，它们丝毫没有承担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个照会的义务。有价证券又下跌了。“惊人的消息”最后变成了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死尸——谈它的精神是荒谬的——复活的老话，同时，有一封电报也证实了下面的消息：

　　“12月6日维也纳四国会议已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了以新草案为基础的另一个关于解决争端的建议；即使军事行动不停止，关于议和的谈判也要继续进行。”

　　在战争就要爆发的前夕，维也纳会议——这位事后做预言的皮蒂娅[408]——恰好是建议土耳其接受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在俄国第一战失败以后，英国和法国回到了列施德－帕沙给缅施科夫公爵最后通牒的答复中的立场上。现在他们的倒退运动将达到先前交涉中的什么阶段——无法预言。“奥格斯堡报”宣称，会议的新建议反映了四大国“防止战争”的愿望。这确实是惊人的消息！
　　不管这一切外交清谈在status　quo〔现状〕已经发展成status　belli〔战争状态〕的时刻显得多么空洞，都不应该忘记，这些召开各种会议的幻想的草案，透露了英国政府的心思；与内阁有联系的报纸正在试探内阁能够走出多远；今天甚嚣尘上的无根据的谣传已经不止一次地预料到明天发生的事件。有一点是无疑的：英国曾经提出四国联盟，目的是要强迫土耳其接受四大国行将做出的决定，即使奥地利拒绝参加联盟也要这样做。如果说联盟没有缔结，那末，四大国至少也签订了“议定书”，规定了进行谈判的原则。同样明显的是，曾经阻碍土耳其行动，让俄国军队占领了多瑙河各公国并开到保加利亚边境的维也纳会议复会了，并且已给苏丹发出了新的照会。从维也纳会议到伦敦的欧洲会议仅有一步之隔，这一点在1839年穆罕默德－阿利起义时期就已经证明了。如果在俄国继续进行反土战争时却召开从事“绥靖”的会议，那末这种会议只能是1827—1829年伦敦会议的重复，而那次会议的结果是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附近被消灭以及由于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使土耳其丧失独立。与内阁有联系的报纸已明白地指出了英国内阁提出、其他大国同意的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它们建议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如果把这个建议看做是简单地回到维也纳和约的条款上去，那就大错了。波兰王国消失，多瑙河河口落入俄国之手，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所有这些“领土调整”从来没有经一个欧洲会议批准过。因此，批准“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并不单纯是让土耳其参加维也纳条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而更主要的是批准俄国和奥地利从1830年起对这个条约所做的种种破坏。“俄国和土耳其友好、和平和通商条约”——我们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序言中能找到与此完全相同的词句。帕麦斯顿的报纸［注：“晨邮报”。——编者注］宣布，“这是一个类似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的条约”。的确如此。这是一个类似曾经对欧洲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把黑海变成一个俄国内湖的协定的条约。然而，“泰晤士报”说，为什么我们不把军舰自由出入达达尼尔海峡和多瑙河航行自由作为条件提出来呢？但是读一读帕麦斯顿勋爵1839年9月间给当时的驻巴黎大使布尔韦尔先生的信吧，你们就会看出，他们那时也抱有类似的希望。
　　“苏丹必须遵重各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但是，要知道，根据现行宪法，这些省份的最高权力是由沙皇和苏丹分掌的，而这些宪法直到现在从来未被一个欧洲会议承认。所以，这次新的会议会使欧洲批准俄国对土耳其各省的实际保护权。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将不是对沙皇，而是对欧洲承担保护“自己属地上的基督教”的义务。这就是说，外国列强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权利将成为欧洲国际法的一部分，并且，一旦发生任何新的冲突，根据条约欧洲就必须支持俄国的无理要求，因为俄国作为这个条约的参加国，将获得权利，可以随意解释苏丹属地上的基督徒关于要求保护的申请。由此可见，联合内阁拟定并经它的各机关报加以阐述的新条约，乃是欧洲对俄国的一个最广泛的投降计划，乃是一举而批准1830年以后历次反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变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奥地利政策上的改变，即“晨邮报”装腔作势地呼之为“最近10天来出人意料地发生的”改变而欣喜若狂和表示惊讶。至于波拿巴，那末，不管他的心思是什么，反正能利用土耳其作阶梯爬到老的正统王朝的行列中，对于这个暴发户皇帝就是一件很如意的事情。
　　联合内阁的观点在内阁的机关报之一，周报“卫报”[409]上清楚地表述出来了：

　　“以为俄军在沃耳特尼察战壕附近被击退，在黑海又有几个堡垒被拿下，就把俄国当作一个被打败了的对手来看待，就认为我们卡住了它的脖子，——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些不大的损失本身只能触伤俄国的自傲心，只能使它不争到更好的条件就不进行谈判而已。然而，君主们也同其他的人们一样，也受各种不同的意念支配。沙皇是个骄傲、激烈的人，但是他也很谨慎。他卷进了一场他只能输，不能赢的争端中。他的政策就是他的先辈们的政策，而他的先辈们到处用战争威胁的办法，获得了比进行战争更多的好处，同时，他们所坚定不移地奉行的侵略体系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这使他们能够避免大的失败，甚至能够从小的挫折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四大国预先决定欧洲的领土分配不应该作出或不应该容许任何改变，看来，就是以对沙皇的立场及其政策的特点的这一明智的看法为根据的。认为沙皇已经被踩在英国脚下的人，或者使自己受了保护关税派的报纸的胡说八道的骗而走入迷途的人，将会因此而大失所望。但是，问题不在于使俄国屈辱，而在于绥靖欧洲〈当然是根据俄国所说的意思〉，在于尽可能确立法国士兵大使［注：巴拉盖·狄利埃。——编者注］以他主子的名誉向苏丹担保法国十分关心的持久和平。即将签订的条约——这是可以确信不疑的——将不是简单地恢复现状，而是退一步试图在某种固定的基础上来调整土耳其同欧洲的关系和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关系。这将只是一种尝试，因为任何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的协定，不管它如何牢靠，从基础上来说，总是暂时的。可是，这种暂时的协定现在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必要的。”

　　可见，各大国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沙皇“从小的挫折中取得直接的好处”和不容许“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不言而喻，既然暂时的协定一般说来“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它就将有助于实现这个最终目的。
　　可是，某些情况出人意料地打乱了联合内阁的政治家们的算盘。土耳其在黑海沿岸和格鲁吉亚边境获得了新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另一方面，有人又言之凿凿地说，波兰境内的全部军队都接到了开往普鲁特河的命令，而发自波兰边境的消息只说是：“上月23日深夜宣布了‘布朗卡’（即征兵），那些以前只征一两名的地方，现在征了八——十名。”这至少证明沙皇不太相信四大国和事佬的天才。奥地利正式声明，“四国宫廷之间没有缔结任何联盟”，这证明，奥地利方面虽然很想把条件强加于土耳其，但是甚至做一做样子，表示要强迫沙皇服从为他的利益着想而拟定出来的条件都不敢。最后，苏丹给法国大使的复照宣称，“如果俄国不完全放弃它所提出的无理要求，如果不立即撤出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签订友好协定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使那些靠会议为生的政治家们大吃一惊，而老奸巨滑、饱经世故的帕麦斯顿的机关报现在就毫不掩饰地向其他的同伙报道了下面一点儿真相：

　　“俄国不可能同意立即撤出各公国和完全放弃一切要求而又无损于自己的尊严和威望，所以，如果认为如此堂堂大国不经决死之争就同意这样做，是愚蠢的。因此，很遗憾，我们只能预言目前这种举行谈判的试图会归于失败。”

　　败了一仗的俄国是根本不可能接受谈判的建议的，因而就要使战争的天平垂向俄国这一方面。但是不让俄国赢得时间又怎样实现这一点呢？俄国唯一的需要是拖延，是时间，它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募集新的军队，在全国部署好，集中军队，在止住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以后先来收拾高加索的山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成功的希望就能增加，于是举行谈判的试图就“能得到成功的结局，因为俄国成了胜利者，而不是战败者”。因此，据维也纳“东德意志邮报”[410]和内阁机关报“纪事晨报”报道，英国才一再向土耳其指出应当同意停战3个月。雷德克利夫勋爵同苏丹进行了5小时的会谈，目的是取得苏丹陛下对停战的同意（苏丹的大臣们曾反对停战），结果是召开紧急的大臣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土耳其政府最终拒绝了同意停战，要同意也不可能，除非它公开背叛了土耳其人民。

　　今天的“泰晤士报”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下，要使土耳其政府的要求适可而止是不容易的。”

　　据说土耳其政府太过分了，不懂得沙皇吃败仗是同他的尊严根本不相容的，因此，土耳其政府应该让沙皇有3个月的停战，以便将自己的胜利化为乌有，帮助沙皇重新成为胜利者和“宽宏大量的人”。然而签订3个月停战的希望还没有完全被放弃。

　　“泰晤士报”写道：“假如停战的建议是由四大国提出的，结果可能比较顺利些。”

　　好心肠的“晨报”断言：

　　“很难设想关于这些建议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即使是最大胆设想的人，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试图把土耳其的事业出卖给沙皇的事情，或者说，会有这样合乎这个目的的尝试。”

　　激进派的“晨报”对帕麦斯顿“知荣誉和守信用”的信任心和它对英国外交史的无知，看来都达于极点。既然这家报纸为有权出售酒类的小酒店主的联合会所有，我怀疑这些小酒店主本人是不是常常为它写社论。
　　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就这样扮演着俄国前卫的角色，我们且来看一看俄国方面是怎样在英国安排自己的事情的。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向贵报读者报道，正当联合政府装出一副在黑海威胁着俄国的样子的时候，俄国军舰的两艘巡航舰——“曙光号”和“纳瓦林号”却在朴次茅斯皇家造船厂得到一切必需品的供应。上星期六我们从“先驱晨报”和“每日新闻”上获悉：有6名水兵从俄国“曙光号”巡航舰上逃跑了，他们好容易到达了吉耳弗德，但是被俄国巡航舰“曙光号”的一名军官和英国警局督察员扣住，送回朴次茅斯，交到了“胜利号”船上，这是一艘英国船，“曙光号”的全体船员在该舰进行装备期间就是被安置在这艘船上的。他们在这里遭到残酷的体罚，并且戴上了镣铐。当这件事在伦敦传开时，某些先生们通过律师查·罗诺兹先生的帮助得到了一份发给海军少将马丁和其他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以及俄国舰长即“曙光号”巡航舰舰长的关于引渡被捕者的指令。按照这个指令，他们应该将6名水兵送交英国的大法官。英国港口当局拒绝执行这个指令，而且英国舰长找海军中将，海军中将找海军上将，而海军上将认为有必要请示一下海军部部务委员，有名的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此人10年前由于邦迪埃拉事件使邮政主管部门为梅特涅效努劳[411]）。至于俄国船长，尽管女王署名的指令在“胜利号”英国船上递交给了他，指令内容也由翻译准确告诉了他，他却轻蔑地把这张纸扔到船外，而当这张纸又从舷孔塞进来时，又被扔掉了。俄国船长声明：“假使指令的确是女王陛下发的，那就应该送交我国大使或领事。”由于领事不在，副领事拒绝过问此事。12月6日，又将一份女王署名的新指令下达朴次茅斯海军当局，新指令命令朴次茅斯海军当局向大法官不仅要交出上述6名水兵，而且也要交出俄国船长。海军部不但没有执行指令，反而尽一切努力使军舰出港，第二天“曙光号”在众目共睹之下不顾引渡被捕者的命令，由伊斯拉马托夫船长指挥驶往太平洋去了。与此同时，我们从昨天的“每日新闻”获悉：

　　“俄国‘纳瓦林号’轻巡航舰仍然停在船坞上仔细检修。许多港口工人都在干这件事情。”

　　现在，请注意内阁的一些机关报是怎样报道这件“令人发指的”事情的。
　　皮尔派的机关报“纪事晨报”完全保持缄默，因为皮尔派的首领格莱安在整个这件事情中是最丢脸的一个人物。第一个打破缄默的是帕麦斯顿的“晨邮报”，因为勋爵阁下是不会错过机会来显示自己把最伤脑筋的事情形容成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技能的。该报说：整个这件事情夸大得太厉害，吹得太厉害了。它根据曾命令无情鞭打逃兵并给他们戴上镣铐的俄国船长的说法指出：“据6名逃兵本人的口供，他们开小差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受了在大街上结识他们的人的引诱。”这些居然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不顾俄国船长的命令在朴次茅斯离船上岸的水兵们“被灌得酩酊大醉，并被一辆轿式马车送到内地去了”；在那里，这些人“告诉逃兵们怎样到伦敦，并且给他们留下了几个人的地址，好让他们到后去找”，然后就离开了逃兵们［注：俏皮话：《deserted》——“离开了”，《deserters》——“逃兵们”。——编者注］。帕麦斯顿的报纸捏造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目的是要使公众相信，“逃兵们是自己投到警察当局手里来的”，然而这个故事假得太粗暴了，连“泰晤士报”也没有加以重复。最后，“邮报”散布了如下的诽谤，同时大大地表示了一番义愤，它说，整个事件是一些波兰流亡者暗地里搞出来的，他们大概是想刺伤一下他们的慷慨的东道主帕麦斯顿勋爵的感情。
　　内阁另一家机关报“地球报”承认：

　　“外国人只应执行本国代表发出的指示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否则英国港口的任何外国人都可以违反我们的法律，而且没有大使过问就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因此“地球报”在它的结论中就要持重一些了，它指出：俄国船长向转去引渡逃兵的指令的官员所作的答复，“决不能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是，在人类事务中寻找尽善尽美的东西是枉然的。

　　“泰晤士报”大叫：“假如俄国船长第二天早晨把他们〈既被抓住的水兵〉统统在自己巡航舰的桠端上吊死，他对英国的法律也完全没有责任。”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840年俄国和（在帕麦斯顿领导下的）大不列颠签订的航海条约里面有一条规定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缔约双方的领事、副领事和商务代办在驻在国捉拿本国军舰或商船上的逃犯时，应得到地方当局的法律许可的帮助。”

　　然而，可爱的“泰晤士报”，问题正是在于，英国当局按照法律应当给予俄国船长什么样的帮助。谈到“在政治危机时期把自己的船开到英国修理”的俄国当局本身，“泰晤士报”认为它这样做是“最不客气和最无风度的表现”，因此，“这些船上的军官在这里都被列在间谍一类”。但是，“泰晤士报”声称，“不列颠政府不能对这种政策表示更厉害的鄙视”，它只能像它所做的那样，就是：“尽管公众有些看不顺眼”，它还是让俄国间谍上皇家船坞，把英国军舰交给他们支配，用英国人民的钱为他们雇码头工人，并且，在他们践踏了英国法律后溜走的时候，给他们鸣礼炮欢送。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2月9日
载于1853年1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60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408]皮蒂娅是德尔斐城内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第593页。
　　[409]“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国教会的机关报，周报，1846年创办于伦敦。——第596页。
　　[410]“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是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48至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第598页。
　　[411]詹姆斯·格莱安任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为讨好奥地利政府，于1844年命令英国邮政主管部门让警察局暗中检查意大利革命流亡者的信件。
　　马克思所说的“邦迪埃拉事件”，是指以密谋组织的成员邦迪埃拉兄弟为首的意大利爱国者的一个小支队于1844年6月在卡拉布利亚海岸登陆一事。邦迪埃拉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举行起义，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支队中一个队员的背叛，当局俘获了远征队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