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九卷——土耳其问题

弗·恩格斯

土耳其问题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有可能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35]以前，在各方面都是一个terra　in-cognita〔不为人知的国土〕，因此，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些关于土耳其的陈腐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不错，到过土耳其的官方使节吹嘘自己掌握了比较确切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也是很可怜的，因为这些官方人士谁也没有下功夫研究过土耳其、南方斯拉夫或现代希腊的语言，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以希腊通事和法兰克商人［注：西欧的商人（法兰克是近东对西欧居民的流行称呼）。——编者注］的偏颇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所事事的外交家们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上面。他们当中只有德国的土耳其历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麦尔是一个可嘉的例外。这些先生们对该国的人民、机构和社会制度根本不感兴趣，只同宫廷、特别是同希腊的法纳尔人[36]往来，这些法纳尔人是双方狡猾的中介人，而双方则都同样不了解对方的力量和潜力的真实情况。西方外交对土耳其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依据，在很长的时期都是从十分可怜的情报中所得出的传统观念和判断，而且，尽管使人奇怪，甚至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这样。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在黑暗中徘徊摸索，想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更狡猾地超过了它们。这就是俄国。俄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土耳其的真实的情况和性质。欧洲土耳其的居民十分之九同俄国人信奉同一宗教；有700万土耳其臣民的语言差不多同俄语毫无差异；而大家也知道，俄国人学会说外国语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的代理人甚至还没有完全通晓这些语言就能够毫不费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东南欧的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计的俄国的代理人周游土耳其，向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宣传：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的首领、天然的保护者和救星，负有最终解放它的使命；他们特别向南方斯拉夫人灌输沙皇全能的思想，说沙皇迟早要把伟大的斯拉夫种族的所有分支团结在一个王权之下，并且使它成为欧洲的统治种族。希腊教会的僧侣早就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俄国的金子和俄国的影响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促成了1804年塞尔维亚的起义[37]和1821年的希腊起义。土耳其的帕沙无论在哪里举起反对中央政权的反叛的旗帜，从来也少不了俄国人出主意和俄国人出金钱。因此，当土耳其的国内状况问题最终把那些对土耳其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并不比对月球上的人了解得更多的西方外交家们逼进死胡同的时候，战争就开始了，俄国军队向巴尔干挺进，于是一块一块的领土就同正在被瓜分的奥斯曼帝国脱离了关系。
　　不错，近30年来在向广大公众介绍土耳其状况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德国的语文学家和批评家向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学；英国的代理人和英国的商人收集了许多有关这个帝国的社会制度的资料。但是，外交界的才子们看来对这一切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并且顽固透顶地死抱住传统不放，而这些传统是由于知道了东方神话才产生的，是经过世界上最容易被收买的一小撮希腊商人用同样使人惊奇的胡说加过工的。
　　自然的结果如何呢？结果，由于西欧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举棋不定和畏首畏尾，俄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一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纳瓦林会战[38]起，到现在的东方危机止，西方各国的行动不是由于相互间的争吵（这些争吵大半是出于它们对东方情况都不了解，出于那种对东方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小猜忌）而瓦解，就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直接为俄国的利益服务。于是，不仅希腊人（住在希腊和住在土耳其的），而且斯拉夫人，也都认为俄国是自己的天然的保护者。而且，甚至君士坦丁堡政府也越来越不再希望那些以根本不能独立判断土耳其的情况为荣的西方列强的使节们终究会了解它的迫切需要和它的真实情况，因此这个土耳其政府每次都不得不向俄国求情，请这个强国保护，虽然这个强国公然宣称它决心要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把圣安德烈的十字架竖立在艾亚－索非亚清真寺的尖塔上。
　　俄国的这些一贯的和顺利的侵略行动，不管外交传统怎样，终于使西欧各国的内阁模模糊糊地预感到危险的迫近。这种预感就使它们提出了一项原则，作为一种伟大的外交上的专利药。根据这项原则，维持土耳其的status　quo〔现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某些用词藻来掩饰自己无能的当代国家要人，其不学无术和束手无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这个原理中暴露得这样明显。这个原理虽然一直是死的条文，但20年来却成了神圣的传统，就像约翰王的Magna　Charta[39]那样不容忽视和不容争辩。维持status　quo！呵，当然！只是为了维持status　quo，俄国才挑起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使希腊独立，攫取了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并把阿尔明尼亚的一部分把持在自己手里。当这一切大功告成时，英国和法国连手指头也没有动一下。它们仅仅有一次作过自己还活着的表示，这是在1849年，但是当时它们不得不保护的并不是土耳其，而是匈牙利流亡者[40]。在欧洲外交界看来，甚至在欧洲的报刊看来，整个东方问题归根到底只能是：要么俄国人坐镇君士坦丁堡，要么维持status　quo。二者必择其一，他们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不妨拿伦敦的报刊来说明。我们看到，“泰晤士报”主张瓜分土耳其，并且宣布土耳其种族已无力继续统治欧洲这一块好地方了。“泰晤士报”运用它一贯的技巧，大胆抨击维持status　quo的旧的外交传统，宣称继续维持status　quo是不可能的。这家报纸使出了它的全部才能，从各方面证明这种不可能，并且为英国同情征讨萨拉森人的末代后裔的新十字军进军作证。谁也不会否认，“泰晤士报”对它两个月之前还奉之为神圣的陈词滥调进行这样无礼的攻击是一项功劳。但是了解这家报纸底细的人也都知道，这种异乎寻常的大胆行为是直接为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效劳的。“泰晤士报”提出的关于完全不可能维持土耳其现状的正确假设，只是为了事前作好酝酿，让英国公众和全世界老老实实迎接彼得大帝遗嘱[41]中最重要的一点——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完全成为事实的那一天到来。
　　自由派的机关报“每日新闻”则代表完全相反的观点。“泰晤士报”至少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新的一面，必然的一面，当然，这是为了然后来歪曲它，以达到自私的目的。而自由派的机关报则相反，立场虽然非常明显，但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庸人精神的表现。事实上，“每日新闻”的眼光超不出自己家的大门。这家报纸知道得很清楚，在现在的情况下瓜分土耳其会使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将是英国莫大的不幸，世界和平将受到威胁，黑海上的贸易将被破坏，地中海的英国基地和英国舰队势必进一步武装和加强起来。由于这个原因，“每日新闻”极力挑起英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难道瓜分土耳其的罪行不是同瓜分波兰一样吗？难道基督徒在土耳其不是享受到比在奥地利和俄国更多的宗教自由吗？难道土耳其政府不是温和的、慈父般的政府，允许各民族、各宗教和各地方自治机构自己治理自己的事务吗？难道土耳其比起奥地利和俄国来不是天堂吗？难道生命和财产在那里没有保障吗？英国同土耳其的贸易不是比英国同俄国和奥地利的贸易加在一起还多吗？难道这个贸易不是在逐年增长吗？往下就是一片赞美声（因为“每日新闻”向来就是善于唱赞美诗的），颂扬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一切，弄得这家报纸的大多数读者都莫名其妙。
　　对土耳其人为什么要表示这样出奇的热情，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议员阁下的著作中找到答案。这位绅士是苏格兰人，深受他家乡广泛流行的中世纪的宗法思想的熏陶，但又受过一个文明的英国人所受的现代教育，他在希腊同土耳其人打过3年仗以后到了土耳其，就一变而为最狂热的土耳其人崇拜者。这位浪漫的苏格兰高地人住到了品都斯山脉和巴尔干的山谷里，感到好像重回家乡一样。他的有关土耳其的著作（虽然里面也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归纳成下面三点奇谈怪论，这三点奇谈怪论实际上就是：（1）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不是不列颠的臣民，他会毅然当个土耳其人；（2）如果他不是长老会加尔文教教徒，他除了信伊斯兰教外什么别的宗教都不愿信；（3）只有英国和土耳其才是世界上享有自治、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国家。从此以后，这位乌尔卡尔特就被所有反对帕麦斯顿的英国自由派捧之为东方问题的大权威。“每日新闻”上的土耳其赞美诗就是他提供的材料。
　　对问题持这种态度的人的论据，只有一条值得注意一下，这个论据是：“有人断言，土耳其正在衰落。但衰落表现在哪里呢？难道在土耳其文明不是得到迅速传播，贸易不是得到迅速扩大吗？在你们只看到衰落，别的就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统计学家却证明那里只有进步。”但是，如果把黑海蒸蒸日上的贸易统统记在土耳其的功劳簿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而在上述情况下人们正是这样做的。这无异于我们想要判断荷兰这个通向德国大部分地区的孔道的国家的贸易和工业发展的能力，只是以过境运输占十分之九的巨大进出口额为根据。如果这样看荷兰，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会马上承认这是一个拙劣的骗局，而所有英国的自由派报刊，包括学术刊物“经济学家”在内，却企图硬要轻信的公众这样看土耳其。其次，谁在土耳其进行贸易呢？无论如何不是土耳其人。当他们还处于原始的游牧状态时，他们进行贸易的方法只是抢劫商队，现在，他们稍许文明一点的时候，是任意强征各种各样的捐税。居住在大海港的希腊人、阿尔明尼亚人、斯拉夫人和西欧人掌握了全部贸易，而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应当感谢土耳其的贝伊［注：贝伊是土耳其旧时小藩臣的称号。——译者注］和帕沙让他们有从事贸易的可能。如果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欧洲，贸易也决不会碰到什么灾难。至于谈到一般的文明进步，那末谁是欧洲土耳其的所有地区的这种文明进步的体现者呢？无论如何不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为数不多，并且散居全国各地；除了君士坦丁堡和两三个不大的农业地区之外，恐怕说不出他们还有哪些定居地点。各城市和各贸易地点的斯拉夫的和希腊的资产阶级才是真正渗入这个国家的任何一种文明的真正支柱。这部分居民越来越富，影响越来越大，而土耳其人则越来越被挤到后面。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垄断了民政军政的官职，那末很快就会完全看不到土耳其人了。但是这种垄断在将来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将由强变弱，只能是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事实总是事实——应当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断言只有让俄国人或奥地利人取代土耳其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仍然等于断言欧洲现在的政治状况将永恒地保持下去。可是谁敢坚持这种断言呢？

弗·恩格斯写于1853年3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4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46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5]指1821年春天开始的希腊起义。起义是由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赫特里准备的。1821年3月，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在俄国服务的希腊军官，在敖德萨领导一个赫特里）的部队过普鲁特河到达多瑙河各公国，以便打进希腊，是这次起义的信号。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军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推动了很快就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无力对付起义的希腊人，便召令自己的藩臣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相助，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里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残害希腊居民。在起义之初，神圣同盟各国，特别是沙皇俄国，对起义抱根本否定的态度。但是，由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主要的是，由于有可能利用这种斗争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就使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按照欧洲列强统治集团的决定，反动的君主制度被强加到了希腊人民身上。——第24页。
　　[36]法纳尔人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法纳尔区有钱有势的希腊人，他们大部分是拜占庭贵族世系的后裔，他们依仗钱财和政治联系，在奥斯曼（奥托曼）帝国的行政机关中高居要职。——第24页。
　　[37]1804年的塞尔维亚起义，是塞尔维亚人民世世代代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统治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土耳其的近卫军对塞尔维亚人的大屠杀。1804年2月，塞尔维亚人民在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做过海杜克的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格奥尔基·车尔尼）的领导下群起投入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时期，俄国军队在巴尔干的顺利挺进给塞尔维亚人的运动以重大支持。在这次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之后，于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管理机构。按照1812年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土耳其应该让塞尔维亚享有内政自治权，但是，苏丹乘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隙撕毁和约，于1813年征讨塞尔维亚，并在那里暂时恢复了自己的统治。由于1815年塞尔维亚人又一次实行了胜利的起义，以及俄国在外交上的援助，土耳其的枷锁终被打碎。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在1830年苏丹的特别敕令中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事实上的独立）。——第25页。
　　[38]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1827年10月20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纳瓦林会战中起了突出的作用的是俄国分舰队，特别是在米·彼·拉扎列夫指挥下的“阿速夫号”旗舰。——第26页。
　　[39] Magna　Charta——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起义的大封建主向英王“无地约翰”提出的一个文件。这个大宪章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它主要是为了大封建主的利益而限制国王的权利，并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作了某些让步，但宪章没有给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以任何权利。——第27页。
　　[40]指西方列强对俄国和奥地利政府向土耳其提出的引渡匈牙利流亡者（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的要求所持的立场。土耳其政府急于利用流亡者来改组和巩固军队，拒绝了这一要求。西方列强担心俄国的影响在近东和中欧扩大，决定对俄国加以反击，它们的干涉使冲突尖锐起来。英国政府向达达尼尔海峡派出了自己的舰队。尼古拉一世不得不让步，放弃关于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让土耳其政府将流亡者驱逐出境了事。——第27页。
　　[41]“彼得大帝遗嘱”——是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假文件。有此“遗嘱”的说法，早在1797年就在西方传开了；1812年，法国人列久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展”一书叙述了这份假遗嘱的内容；1836年，盖亚尔德的“勋章获得者德奥的回忆录”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在西欧普遍都相信真有这份文件。——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