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三）
从5月到10月
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革命政党到处被挤出政治舞台，胜利者们互相争夺胜利果实：在法国，是各派资产阶级在争夺，在德国，是各邦君主在争夺。争吵得非常激烈，表面看来，公开的决裂和以武力解决争端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不动干戈，并且为了以后重新开始准备虚张声势的战争而一再用和平协议来掩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发生这种表面的风波的实际基础。
1843—1845年是工商业繁荣的几年，这个时期的繁荣是1837—1842年几乎连年工业萧条的必然结果。象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全面叙述1843—1845年后爆发的危机的全部历史，我们只能指出生产过剩的一些最为显著的征兆。
在1843—1845年的繁荣时期开始的投机活动，主要是在铁路经营方面，这里投机所依靠的是实际需要：由于1845年的物价上涨和马铃薯病灾而造成谷物贸易的投机，1846年棉花欠收后造成棉花贸易投机，随着英国侵入中国市场而来的投机造成对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的投机。
英国铁路系统的发展早在1844年就已经开始，不过只是在1845年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在这一年里，登记成立铁路公司的申请书竟达1035份之多。1846年2月，很多申请注册的设计方案被拒绝之后，由于设计方案批准生效而应当向政府交纳的款项仍达1400万英镑之巨；而在1847年，英国这一类收入的总额已达4200万英镑以上，其中英国本土铁路占3600万英镑，国外铁路占550万英镑。铁路投机的繁荣时期是1845年夏秋两季。当时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投机者的利润很快地把各个阶级都卷入了这个漩涡。公爵和伯爵跟商人和工厂主争相参加有利可图的各铁路线的董事会。下院议员、法官和神甫也广泛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使只有一点点储蓄的人，即使只能弄到一点点贷款的人，都干起了铁路股票的投机。铁路报纸从前有3家，现在有了20多家。一些大报馆常常在一周之内就能收入14000镑的铁路广告费。工程师很缺，因此他们的薪水很高。承制广告、设计图和地图等的印刷商、石印商、装订商和纸张商等和为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许多新的董事会和临时委员会等的办公室承制家具的家具商都赚了一大笔钱。由于英国和大陆的铁路系统确实有了发展并且因此而产生了投机，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象约翰·罗和南海公司[265]时期那样的投机取巧的风气。千百条线路的设计毫无实现的希望，其实设计者本人也根本不想真正实现这些设计，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让经理去挥霍寄存代付金和从出卖股票中获取利润。
1845年10月发生了剧变，很快就成为真正的恐慌。早在1846年2月以前（当时必须向政府交付寄存代付金），最不现实的设计就已经破了产。1846年4月，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大陆的股票交易所。在巴黎、汉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股票不得不按极为低落的价格抛售，结果使得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遭到破产。铁路的危机一直继续到1848年秋天，而危机所以拖得这么久是由于普遍的收缩状态的影响和付款要求的提出，由于比较可靠的设计也相继破产；另外由于在投机的其他领域中，如工商业中，也爆发了危机，铁路的危机更加尖锐了，这就使得比较老的可靠的股票逐渐跌价，直到1848年10月跌到了最低的水平为止。
1845年8月，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而且发生在大陆上的马铃薯病灾，首先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这是现存社会的根基腐烂的最初征兆。同时还传来了肯定证明谷物也将要欠收的消息。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市场上谷物价格猛烈上涨。在爱尔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贷给这个国家800万英镑，平均每个爱尔兰人1镑。在因遭到损失达400万英镑的水灾而更加贫困的法国，欠收情况空前严重。在荷兰和比利时欠收情况也很严重。继1845年欠收之后，1846年发生了更严重的欠收，马铃薯又一次遭受了病灾，虽然并不严重。这就为更加猖狂的谷物投机打下了完全现实的基础，而1842—1844年的丰收几乎长期使这种投机无法开展。1845—1847年，英国输入的谷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谷物价格一直上涨到1847年春天，当时从各国传来了关于新收获的矛盾百出的消息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放港口自由输入谷物等），因而来了一个动摇时期；最后，到1847年5月，谷物价格达到了最高水平。在这一个月里，英国每夸特［注：1夸特合2.909公石。——译者注］小麦的平均价格上涨到102.5先令，而有几天竟达到115和124先令。但是，很快就得到了关于气候和丰收的确实良好的消息，于是价格跌落了，7月中旬平均价格只不过是74先令。在8月中旬最后肯定1847年的收成超过平均水平之前，由于若干地区的气候不佳，价格又有些回升。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价格下跌。英国的输入完全出乎预料，9月18日平均价格已经跌到49.5先令。可见，在16个星期当中，平均价格的波动幅度是53先令。
在整个这一期间，不仅铁路危机继续不断，而且恰恰在1847年4、5月谷物价格最高的时候，信用系统也完全受到破坏，金融市场也完全遭到瓦解。尽管如此，谷物投机商在8月2日以前还是经住了价格下跌的打击。8月2日这一天，国家银行把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而把所有两个月以上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6％。紧接着，谷物交易所里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破产，其中最著名的是英格兰银行的经理罗宾逊先生的破产。仅伦敦一地，就有8家大谷物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达150万英镑以上。地方的谷物市场已经完全瘫痪，这里，特别是在利物浦，破产也同样迅速地相继而来。大陆上也发生了这种破产的现象，发生的早迟，由于距离伦敦的远近而不同。从谷物价格最低的9月18日起，英国的粮食危机才算是过去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商业危机本身，谈一谈金融危机。1847年前4个月，工商业的整个情况看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不过炼铁业和棉纺织业则是例外。1845年的铁路热潮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铁生产，由于生铁生产过多，销售量缩减，自然也就遇到困难。在为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生产的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早在1845年为这些市场生产的商品就已经过剩，因而很快就出现了生产有某些下降的情况。1846年棉花的欠收，原料和成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造成的消费量的减少，更加加重了这个工业部门的收缩状态。1847年头几个月，在整个郎卡郡生产大为缩减，棉纺织业的工人已经遭到危机的打击。
1847年4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最短期的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它甚至不顾开期票的公司的性质，而限制应当贴现的期票的总额；最后，它向获得贷款的商人断然宣布，象以往一样，期限一满，就不再续贷，而要归还贷款。过了两天，当它的每周结算表公布的时候才发现，银行部的准备金已经下降到250万镑。所以银行采取了这些措施来阻止黄金流出它的地下室，重新增加现金储备。
黄金和白银从银行外流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第一，消费和几乎所有商品价格昂贵，需要大量流通货币，特别是黄金和白银，以便进行零售交易。第二，铁路建设方面的不断投资造成从该行提取大量存款的必要性，仅4月一个月铁路建设的投资就有4314000英镑。建设国外铁路的一部分资金直接流出了国外。食糖、咖啡及其他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大大超过需要，这些商品的需要量和价格由于投机更加上升，欠收消息引起棉花抢购因而使棉花输入过多，特别是谷物再度欠收所引起的谷物输入过多，这一切多半都要求支付现金或成条的贵金属，这也就使得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出国外。尽管该行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是贵金属流出英国的现象一直继续到8月底。
英格兰银行的规定和关于它的准备金很少的消息，立即造成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引起很大恐慌，这次恐慌笼罩了整个英国商业，其强烈程度，只有1845年的恐慌才能与之相比。在4月的最后几周和5月的前4天，几乎所有的信用交易都告停顿。但是，在这个期间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破产。商业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完全是因为支付了高额利息和被迫按招致破产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存货和国债券等等。甚至许多资本十分雄厚的公司在最初的危机中也得救了，这也无非是给它们以后的破产打下基础而已。受到直接威胁的第一个危险已被克服这个事实，大大有助于信心的增强；从5月5日起，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开始有了明显的缓和，而到5月末，惊慌几乎已经平静下来。
然而，过了几个月，于8月初在上述的谷物贸易中的破产情况发生了，一直继续到9月；破产情况还没有结束，危机便在所有商业部门，特别是在与西印度、东印度和毛里求斯岛有来往的商业部门中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而且，这种情况是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市场上同时发生的。在9月，仅伦敦一地，就有20家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总额达900万至1000万英镑。
“我们当时经历了英国商业王朝的复灭，这种复灭并不亚于我们近来时有所闻的大陆各政治公司的复灭。”
这番话是迪斯累里于1848年8月30日在下院说的。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的破产一直继续到年底为止，而在1848年前几个月，当开始传来关于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和毛里求斯岛的有关公司遭到破产的消息时，又重新发生了。
产生这种商业史上罕见的大量破产的原因是，普遍的过分的投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长期以来人为地维持高昂价格的这些商品，还在1847年4月的恐慌之前就已经开始部分地跌价了；但是全面价格下跌只是在这次恐慌以后，在整个信用系统已经瓦解，各公司不得不相继赶紧大量抛售的时候，从6、7月到11月发生了价格暴跌，以致那些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公司也遭到破产。
在9月，破产的还只是纯商业性的公司。10月1日，英格兰银行把短期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5％，同时宣布今后不再发放以任何国债券作抵押的贷款。无论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家已经都经不住这种压力了。“利物浦皇家银行”、“利物浦银行公司”、“南北威尔士银行”、“新堡联合股份银行”等等在几天之内就相继垮台。同时，英国各地的许多比较小的私人银行也宣告破产。
随着这种作为10月份特征的银行普遍停止支付，利物浦、曼彻斯特、奥尔丹、哈里法克斯、格拉斯哥等地的从事有价证券、期票和股票交易的交易所经纪人，航运、茶叶和棉纺织品交易方面的经纪人，铁厂厂主，铁商，棉纺厂、毛纺厂、印花布厂的老板大批破产。据图克[266]先生说，这次破产不论就其数量和资本总额来说，在英国商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了1825年危机时期的破产。10月23日至25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所有商业活动都完全停顿下来。当时西蒂的代表团达到了废除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发明的成果，即1844年的银行法[267]的目的。这样就立即结束了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具有各自的现金储备的局面。如果旧制度再继续存在两三天，两个部中的一个部，即银行部就必然会在发行部积存了600万镑黄金的时候遭到破产。
还在10月份，危机就开始影响到大陆。在布鲁塞尔、汉堡、不来梅、爱北斐特、热那亚、里窝那、库尔特莱、圣彼得堡、里斯本和威尼斯，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当危机的力量在英国逐渐削弱的时候，它在大陆上却加强了，并且蔓延到从来没有触及到的地方。在情况最坏的时期，期票行情对英国是有利的，因此，它从11月起不仅从俄国和大陆，而且从美洲越来越多地吸收了黄金和白银。由此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随着英国金融市场的活跃，在其他商业世界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收缩状态，从而在这些地方也普遍发生了危机。于是在11月英国境外的破产户开始有所增加；这时在纽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哈佛尔、贝云、安特卫普、蒙斯、的里雅斯特、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12月，马赛和阿尔及利亚也爆发了危机，而在德国危机开始更加剧烈。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爆发法国二月革命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看一看戴·莫·伊文思在他著的“1847—1848年商业危机”[268]（1848年伦敦版）一书中所引用的破产户统计表，我们就会看到，由于这次革命，英国一个大公司也没有破产。而由于这次革命而遭到破产的，只是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这是因为所有大陆的国债券都突然跌了价。象这样的交易所经纪人的破产，当然也发生在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英国统一公债跌价6％，而在七月革命以后只跌价3％。可见，对交易所经纪人来说，二月共和国只比七月王朝危险两倍。
二月事件后笼罩着巴黎并与革命同时波及到整个大陆的恐慌，在其发展过程中跟1847年4月伦敦发生的恐慌有许多共同之处。信用活动突然停顿，交易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止；在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所有的人都涌向银行，把纸币兑换成黄金。一般说来，在有价证券交易领域以外，破产的情况还是很少的，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破产事件也未必能够认为是二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巴黎银行家停止支付（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性的）一方面与有价证券交易有关，另一方面不过是预防性的措施，而完全不是因为真的没有支付能力；这样做，或者只是为了使临时政府大伤脑筋，给它找麻烦，迫使它让步。至于说大陆其他地区银行家和商人的破产，现在还无法断定，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是继续不断和逐渐蔓延的商业危机的结果，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早已摇摇欲坠的公司为了寻找有利的出路利用了当时的情况，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确是由于革命引起恐慌而造成损失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商业危机给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给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3月到5月期间，英国已经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商业部门情况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大陆革命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多么小，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英国棉花加工量从4亿7500万磅（1847年）增加到7亿1300万磅（1848年）。
在英国，这次新的繁荣时期在1848、1849和1850三年当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从1月到8月底的8个月中，英国的输出总额，1848年为3163万3214镑，1849年为3926万3322镑，1850年为4385万1568镑。在谈到工商业部门（生铁生产除外）中所呈现的这种巨大高涨时，还必须补充一点：这3年当中各地农业都获得了丰收。1848—1850年，英国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跌到36先令，在法国跌到32先令。在这次繁荣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机的3条主要途径已经被堵死了。铁路建设的速度已降到其他工业部门的一般水平；谷物贸易由于连年的丰收没有给投机提供进行活动的余地；国债券由于革命而丧失了稳定性，没有这种稳定性，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有价证券的投机活动。在历次繁荣时期，资本总会增加。一方面，扩大了的生产提供新的资本，另一方面，危机时期闲置的货币资本会脱离闲置状态，而投入市场。这种剩余资本在1848—1850年由于投机无路必然会直接投入工业，这样就更加速了生产的增加。虽然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能够说明，但是这种现象在英国是多么惹人注目，下面1850年10月19日的“经济学家”杂志的天真议论可以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繁荣时期与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根本不同。在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常常是一种毫无基础的投机激起了种种无法实现的希望。有时开采国外矿山，有时建设数目超过半个世纪的铁路。甚至这类投机有了牢靠的基础，所指望的收入也常常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得到，不论收入是来自金属生产还是来自新交通线的建设和市场的开辟都是如此。这样的投机是不会马上见利的。但是，目前我们的繁荣的基础是直接有用的物品的生产，这些物品一到市场，几乎立刻就会进入消费的领域，给生产者带来相当可观的利润，促使他们去增加生产。”
说明1848年和1849年工业大量增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主要工业部门——棉花加工业。1849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达275万捆，大约相当于12亿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跟输入这样增加是非常适应的，因而1849年底的储存甚至比以前欠收年以后的储存还要少。1849年，加工成纱的棉花达7亿7500万磅以上，而在以往最繁荣的一年1845年，也只不过加工了7亿2100万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棉花价格由于1850年稍微减产而暴涨（55％）。在纺织业的所有其他部门，如丝织品、毛织品、混合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中也有不小的进展。这些工业部门的产品的输出，特别是在1850年，大有增加，虽然1850年棉纺织品的输出由于棉花欠收而大大减少，而该年的输出总额则增加了很多（比1848年增加1200万，前8个月比1849年同期增加400万）。尽管羊毛价格暴涨（看来暴涨1849年就已由投机造成，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但是羊毛加工业仍在不断扩大，每天都有新纺织机投入生产。麻织品的输出在以往麻织品输出量的最高的一年1844年，为9100万码，价值为280万镑，而在1849年却达到1亿零700万码，价值300万镑以上。
英国工业增长的另一证明，是主要的殖民地商品，特别是咖啡、糖和茶叶的消费量不断增长，虽然这些商品，至少是前两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在当时的情况下，消费量的增长直接依赖于工业的扩大，是更加明显的，因为大规模铁路建设所建立起来的容量极大的市场从1845年起就早已缩小到平日的规模，近几年来谷物价格的低落也不能使农业区的消费量有所增加。
由于1849年棉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在同年最后几个月产生了把商品运到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新企图。但是这些市场上还没有卖出去的大批存货使这一企图很快就破产了。这时，由于原料和殖民地商品的需要量的增加，产生了对这些商品进行投机的企图，但是由于供应突然增加和1847年的创伤还记忆犹新，而这个企图也不得不很快地就放弃了。
此外，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在1849年就极其冷静地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个博览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面临一次严重的考验，使他们在这次考验中必须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许多臣下参加这次重大的考验。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勒琴士和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的in partibus〔在异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269]，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注：供一切神的寺庙，公元二世纪建于罗马。——译者注］，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者出现。
正象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灾一样，从今年年初起棉花欠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恐慌。当大家都知道1851年棉花产量决不会比1850年多的消息之后，这种恐慌就更加厉害了。棉花欠收在以前的时期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在目前棉纺织业正在扩大的情况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已经开始严重地阻碍了棉纺织业的生产活动。资产阶级刚刚忘却它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马铃薯遭到危险这个异常痛心的发现，而恢复常态的时候，现在又看到它的第二个基础棉花也遭到同样的危险。如果说，一年棉花稍微减产，预计第二年也会如此减产，这就能够在最繁荣的时期引起了严重的恐慌，那末今后几年棉花真正连年欠收，势必会把文明社会暂时抛进野蛮状态。黄金和生铁的世纪早就过去了：19世纪的科学、世界市场和巨大的生产力注定会开创棉花的世纪。同时，英国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觉到，掌握着迄今尚未打破的对棉花生产的垄断的美国，对于它具有多么大的控制力。所以，它立即不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垄断。不仅在东印度，而且在纳塔尔和澳洲北部，甚至在世界上一切气候和条件允许种植棉花的地方，都要千方百计地鼓励种植棉花。同时，同情黑人的英国资产阶级发现，“曼彻斯特的繁荣取决于人们将如何对待得克萨斯、亚拉巴马和路易西安纳的奴隶，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可怕的事实”（1850年11月21日“经济学家”），英国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基础是美洲联邦的南部诸州所存在的奴隶制度，这些地区的黑奴起义会破坏整个现代生产体系，当然，这对那些不久前为了解放自己殖民地的黑奴而拨出2000万镑[270]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可悲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会促使奴隶制问题（这个问题在不久前再一次成了美国国会长期剧烈争论的主题）得到唯一可能的、现实的解决。美国棉花生产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要工业一发展到无法再忍受合众国对棉花的垄断的地步，其他国家的棉花生产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而且现在棉花生产几乎到处都只能靠自由工人的劳动来进行。一旦其他国家的自由劳动能够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棉花，而且自由劳动的价格比美国的奴隶劳动便宜，那时美国的奴隶制就会跟美国的棉花垄断一起完蛋，并且奴隶也会获得解放，因为他们当奴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同样的，一旦欧洲的雇佣劳动不仅不再是生产的必要形式，而甚至成为生产的障碍，那时它也将会被消灭。
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象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为了说明历次危机之前因生产过剩而产生的难以控制的投机即将来临的征兆，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两年来一直没有超过2％。如果英格兰银行在繁荣的年月里使利息率维持低的水平，那末其他金融商人就只好把利息率压得更低，正象英格兰银行在危机的年月里把利息率提得很高，而其他金融商人把利息率提得更高一样。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在繁荣时期剩余资本会不断投入信贷资本市场，依照竞争的规律，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使利息率大大降低，而信用的增加会使利息率降到更低的水平，因为信用随着普遍的繁荣而逐渐扩大，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的需要量。政府在这样时期有可能降低统一公债的利息率，而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按较为有利的条件恢复自己的抵押贷款。这样，信贷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家的收入就会减少1/3，或者甚至还要多一些，而所有其他各种资本家的收入却会增加。这种状况继续得愈久，他们就愈不得不拚命地为资本寻找更有利的出路。生产过剩使得大批新建设计划产生，其中只要有一些计划实现就足可以使大量资本投入这一方面，直到投机逐渐具有普遍性为止。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情况下，投机只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是棉花，一是加利福尼亚和澳洲的发展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上的新联系。我们可以看到，投机活动的范围这一次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繁荣时期都广阔得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农业区的情况。那里的普遍的收缩状态由于谷物税的废除和与此同时的丰收已成为经常性的了，虽然这种情况由于繁荣时期消费量的剧增而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谷物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农业工人的处境无论如何总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程度上在英国要比在那些地产分成小块的国家差一些。在这种条件下，争取恢复谷物关税的保护关税派的宣传还在农业区里继续进行，虽然这种宣传比以前更低沉更隐蔽了。很显然，当工业繁荣和农业工人的不太坏的处境还继续保持的时候，这种宣传就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只要危机一发生和一波及到农业地区，农业的收缩状态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不寻常的风波。这一次，工商业危机将破天荒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在引起城市和乡村、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互相斗争的一切问题上，两派将得到两支大军的支持：工厂主将得到工业工人群众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将得到农业工人群众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北美合众国。1836年的危机是这里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危机，它几乎一直继续到1842年，其结果是美国信用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合众国的商业是在这种比较牢固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当然一开始还很缓慢，从1844—1845年起，这方面的繁荣才完全表现出来。欧洲物价的昂贵和欧洲各地的革命，正是美国获利的源泉。从1845年到1847年底，由于谷物大量输出和1846年棉花价格高昂，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利润。1847年的危机只是轻微地触动了美国一下。1849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1850年，美国由于在欧洲棉纺织工业得到新发展的时候发生棉花欠收，而赚了将近2000万美元。1848年各国的革命使大量欧洲资本输入合众国，其中一部分是移民带来的，一部分是在欧洲购买了美国国债券。对美国有价证券的需求的增长，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价格，因而这种证券近来已成为纽约狂热投机的对象。所以，不管资产阶级反动报刊怎样否认，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欧洲的资本家所信任的唯一国家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任何国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它在交易所里的牌价。
然而，合众国之所以更加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人口稠密的区域——北美联邦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两个方向扩展。由于自然的繁育和移民的不断增加，人口的增加使整个的所有的州和地区都住满了人。威斯康星和艾奥华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在密士失必河上游所有的州，移民大大增加。苏必利尔湖地区矿山的开采和整个五湖地区谷物生产的增加，促进了商业和这个巨大内地水道上的航运事业的新发展。这种发展由于国会的最近一次会议通过关于给对加拿大和新苏格兰的贸易以很多优惠条件的法令而更为加速了。这样一来，西北部各州有了完全新的意义，而俄勒冈却几年工夫就沦为殖民地，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遭到吞并，加利福尼亚受到侵占。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2期［注：见本卷第262—263页。——编者注］就已经指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由于发现新的金矿而增加了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欣欣向荣，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加利福尼亚市场本身就已经很可观了：一年以前，那里才有10万居民，而如今至少有30万居民，他们差不多都是只采掘黄金，不作其他事情；他们用黄金换取其他市场供应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长的容量相比，跟智利和秘鲁、西墨西哥、散得维齿群岛的贸易的惊人发展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系相比，还并不算大。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完全新的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的交通线。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才发现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的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以修建公路、铁路和运河的办法来开辟经过这个地峡的道路，对世界贸易来说现在已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些工程各处已经着手进行。从查理斯到巴拿马的铁路已经在修建。美国公司为了先用横断大陆的道路，然后再用运河把两大洋联系起来，正在尼加拉瓜的圣胡安河流域进行勘测。关于其他的线路——经过达连地峡的道路，经过新格拉纳达的阿特拉托的道路，经过退宛退伯克地峡的道路——美英报纸也正在讨论。在目前突然发觉整个文明世界对中美的地势懵然不知的情况下，很难肯定哪一条线路更适于开凿大运河。不过，根据已知的有限材料来判断，沿着阿特拉托河的道路和经过巴拿马的道路具有最大的优点。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道路，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南安普顿与查理斯之间，纽约与查理斯、法尔巴来索、利马、巴拿马之间，阿卡浦尔科和旧金山之间已经建立航线；但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条航线及其有限的船只是远远不够的。扩大欧洲与查理斯之间的航运是日益迫切需要的了，而亚洲、澳洲和美洲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旧金山到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重要停泊地散得维齿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它们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远隔4—6个月的这么长的帆船航行路程了。澳洲殖民地（新西兰除外）的总人口，由1839年的17万零676人增加到1848年的33万3764人，就是说，在9年当中增加了99.5％。英国本身也不能让这些殖民地没有航线；目前英国政府正在进行有关敷设一条衔接东印度邮线的路线的谈判，不论英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与美洲、特别是与加利福尼亚（去年从澳大利亚迁来3500人）的船舶来往的需要本身很快就会使自己得到满足。老实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
航线这样即将扩大的规模由于上述的荷兰殖民地门户的开放，由于轮船（愈来愈明显，轮船载运移民比帆船又快，又省，又有利可图）数量的增加而将会愈来愈广阔。从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到纽约除了已经航行的轮船外，在这条航线上还有新型船只，同时在鹿特丹和纽约之间还将开辟一条新航线。目前资本都怎样竭力在海洋航运业中寻找投资场所，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航行在利物浦与纽约之间的互相竞争的船只不断增加，从英国到海角殖民地和从纽约到哈佛尔开辟了两条完全新的航线，纽约目前都只是议论许多这类的设计方案。
资本如此流入远洋航运业和经过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建设，已经为这一方面的疯狂投机打下了基础。这种投机的中心必然是纽约，因为它得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最多，并且已经掌握了大部分对加利福尼亚的贸易，这样，它在美洲所起的作用，完全就象伦敦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纽约已经成为整个大西洋航运业的中心；太平洋上的所有船只也都属于纽约各公司，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新设计都出自纽约。在纽约已经开始了远洋航线方面的投机。开设在纽约的尼加拉瓜公司也开始了以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为中心的投机活动。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即使伦敦交易所将充满类似性质的一切设计，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象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有许多设计是会流产的，但是，正象1845年英国铁路网是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的一样，这一次全世界的航运业（虽然只具有总的轮廓）也将会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即使许多公司会遭到破产，轮船还依然存在，而这些轮船将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洲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4个月。
英国和美国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1850年，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完全象在英国一样，突然出现了资本过剩的现象，金融市场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秋季博览会的报道，对于利害相关的资产者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正如抱有纯粹伦敦式优越感的“经济学家”所讽刺地指出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件和黑森选帝侯的事件[271]，围绕着建立德意志联邦问题的斗争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威胁性的通牒，一分钟也不能阻止住这些繁荣征兆的发展。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业，名义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1849年出口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亿7300万法郎（1492万镑）。1849年11月2日，流通的银行券是4亿8200万法郎，或1928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亿9600万法郎，或1984万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亿2300万法郎，即500万英镑，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我们在本刊以前的一期［注：见本卷第88—93页。——编者注］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的。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亿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1848年5月2日的另一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亿4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亿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所有法国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的银行。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近6个月来发生的政治事件。
在英国，每一次的工业繁荣时期都是辉格党人（他们把王国中最矮小的人约翰·罗素勋爵看作他们的理想的化身）取得胜利的时期。内阁明明知道进行次要的小改革的方案会遭到上院的否定，或者它自己在会议的最后借口时间不够而把方案撤回，但它还是把它们提交给议会讨论。时间不够常常是因为在起初枯燥无味的饶舌过多，议长通常尽可能拖到最后才出面制止，说明这个问题议会不宜讨论。在这样的时候，自由贸易派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斗争便流于纯粹的空谈。广大的自由贸易派热中于实际享有贸易的自由，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心思去比较明智地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结果；而保护关税派却一味发泄可笑的伤心的牢骚和进行反对城市工业发展的威胁。各个政党继续进行斗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以便经常彼此提醒对方不要忘记它。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之前，工业资产阶级为了鼓吹财政改革吵得天翻地复；而他们在议会里却只限于理论上的空泛议论。在会议的前夕，科布顿先生在谈到俄国的贷款的时候，再次表示要向沙皇宣战并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谈论着伟大的彼得堡穷汉；6个月之后，他竟参加了和平大会[272]这场可耻的滑稽戏，这次大会的唯一结果就是：俄基布韦族［注：印第安之一族，分布在苏必利尔地区。——译者注］的印第安人把和平的号角交给了尧普先生，而使得站在讲台上的海瑙先生大为不满，同时美国佬艾利修·巴里特这位戒酒的倡导者来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哥本哈根，想使有关的政府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似乎争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整个战争当冯·加格恩先生干预，而不是费奈迭干预的时候，就可能严重起来！
希腊问题的辩论[273]是议会闭幕会上的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大陆的一切专制主义反动派为了击败帕麦斯顿，跟英国托利党结成了联盟。路易－拿破仑为了取悦沙皇尼古拉和阿谀法国的民族虚荣心，甚至从伦敦招回了法国大使。整个国民议会对断绝跟英国的传统联盟这一勇敢的行动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事实使帕麦斯顿有可能在下院扮演争取全欧的公民自由的战士的角色。他获得了46票的多数，而这种既无力又荒唐的联盟的结果就是外侨管理法没有恢复。
如果帕麦斯顿在他反对希腊的行为和反对欧洲反动派的议会演说中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那末英国人民利用海瑙先生逗留伦敦的机会大大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对外政策[274]。
如果人民在伦敦大街上追逐了奥地利的军事代表，那末以奥地利的外交代表为代表的普鲁士也就遭到了适应于奥地利的地位的不幸。大家还记得，英国最滑稽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著作家布鲁姆由于著作家本生不懂人情和厚颜无耻而在贵夫人的哄堂大笑中把本生赶出上院的旁听席的情景。本生先生对这种侮辱泰然处之，就好象他所代表的伟大国家需要这样似的。他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根本不想离开英国。他的一切个人利益使他留恋着英国。他以后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外交地位，从议论英国国教中捞些资本，给他的儿子在英国国教会中找个好的位置，给他的女儿在英国任何一个等级的绅士中物色个未婚夫。
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逝世大大加速了旧政党的瓦解。从1845年起成为他的主要支柱的所谓皮尔派，在他死后就完全解体了。皮尔死后，几乎所有的政党把他捧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不管怎样，他比起大陆上的“政治家”，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野心家。其次，这位出身于资产阶级，曾作过土地贵族的领袖的人的政治智慧在于他认识到在现今的时代里只有一种真正的贵族，那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他利用了他在土地贵族中间的领导作用，经常迫使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让步。例如，他利用天主教徒的解放[275]和警察改革[276]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1818年[277]和1844年的银行法加强了金融贵族地位，1842年的关税改革[278]和1846年的自由贸易法[279]使土地贵族直接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牺牲品。贵族的第二个台柱是“铁公爵”［注：威灵顿。——编者注］，这个滑铁卢的英雄象绝望的唐·吉诃德一样，始终如一地支持棉纺织业骑士皮尔。从1845年起，托利党就把皮尔看成是叛徒。皮尔之所以能控制下院，是因为他那动听的辞令非常容易理解。只要读一遍他那最出色的演说便能看出，这些演说尽是一些空话，中间巧妙地拼凑了大量统计材料。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打算为这位废除谷物税的人建立纪念碑。一家宪章派报纸在暗指皮尔1829年所组织的警察时问道：这些皮尔纪念碑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每个警察便是皮尔的活的纪念碑[280]。
在英国最近哄动一时的事件是，罗马教皇任命魏兹曼先生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并封为红衣主教，把英国划分为13个天主教区。基督全权代理人所采取的这个完全出乎英国国教会预料的步骤，又一次证明大陆上一切反动派迷恋一种幻想，即在他们不久前靠服务于资产阶级而取得胜利的同时，现在也自然应当随之恢复整个封建专制的社会秩序及其所有的宗教属性。在英国，天主教的唯一支柱是社会上的两个极端的阶级，即贵族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由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的平民，按其身世来说是天主教徒。而贵族阶级沈醉于崇尚皮由兹主义[281]之雅事，直到最后转入天主教教会开始成为一种风气为止。当英国贵族在它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愈来愈多地暴露自己的封建性的时候，自然必定会产生下述情况，即贵族阶级的宗教思想家，高教会派的正统神学家在跟资产阶级非国教派教会[282]的神学家作斗争时愈来愈不得不承认从他们的半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中所得出的结论，甚至英国国教会的个别反动信徒会愈来愈经常地转向原始的唯一救世教会［注：天主教会的自称。——译者注］。这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在英国天主教神甫的脑海中引起了一种整个英国很快转向天主教的最美妙的希望。但是，再度把英国视为罗马行省和必须更加强转向天主教的倾向的罗马教皇的新训谕[283]起了相反的作用。皮由兹派突然看到他们玩弄的中世纪的把戏产生严重后果以后，怒气冲冲地退了回来，皮由兹派的伦敦大主教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放弃自己的一切糊涂观念并宣布要对教皇的权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资产阶级对整个这出喜剧感到兴趣的，只是这出喜剧使它可以趁机向高教会派及其大学展开新的攻击。负责提供关于大学情况的报告的调查委员会，在下一次议会会议上将会掀起热烈的争论。当然，人民群众对魏兹曼红衣主教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相反的，在目前消息来源贫乏的情况下，他们却给报界提供了理想的材料来发表抨击庇护九世的长篇文章和愤慨言论。“泰晤士报”甚至要求政府在教皇区内煽动起义和唆使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侨民攻击教皇，以惩罚他的侵犯行为。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地球”报把教皇的训谕跟马志尼最近发表的宣言作了非常巧妙的对比。它说，教皇要求对英国进行宗教统治，并且任命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异国的〕[284]大主教。在伦敦这里以反教皇者[285]马志尼先生为首的在异国的意大利政府召开会议。马志尼先生不仅要求在教皇领地内取得而且实际上正在享有的领导权，目前也带有纯宗教的性质。教皇的训谕具有纯宗教的内容，马志尼的宣言也是一样，两者都宣传宗教，诉诸信仰，它们的格言是Dio ed il popolo，即神和人民。马志尼先生至少是他所面向的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代表（因为除了神和人民的宗教之外，意大利几乎没有其他的宗教），而教皇则不是这样的代表，除了这一点之外，请问，这两种要求还有什么两样呢？不过，马志尼利用这个机会更进了一步。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为了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而跟意大利国民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现在从伦敦发行了制宪议会曾经批准了的1000万法郎的债券（面额100法郎）[286]。不能否认，这笔贷款要比奥地利在伦巴第发放的不成功的志愿公债[287]有更大的希望。
英国最近给予罗马和奥地利的确实严重的打击，是英国与撒丁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破坏了意大利关税同盟的奥地利计划，保证英国贸易和英国资产阶级政策在北意大利有相当牢靠的阵地。
迄今尚存在的宪章派组织也在土崩瓦解。还留在该派里面的小资产者跟工人贵族联结在一起，组成纯民主主义的派别，它的纲领只限于人民宪章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改革。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宪章派的革命派。前者的首领是菲格斯·奥康瑙尔，后者的首领是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追求曼斯特［注：爱尔兰的一个省。——译者注］古代国王后裔的称号的爱尔兰士绅老奥康瑙尔是古老英国的真正代表，不管他的出身和政治倾向如何。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他不论对工业进步和对革命都恨之入骨。他的整个理想充满宗法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在自己的身上集中了无数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在某种平凡的common sense〔常识〕中得到解决和调和，使他能够年复一年地每周在“北极星报”上撰写长信，而每封新的信总是与以前的信发生明显的矛盾。正是因为这样，奥康瑙尔认为自己在3个王国中是始终一贯的人，是20年来预言了一切事件的人。他有宽大的肩膀，宏亮的声音，高明的拳术，据说有一次他凭着这种拳术捍卫了诺定昂市场，使之免遭两万多人的人群的骚扰（这些都是旧时英国的代表的特征）。显然，象奥康瑙尔这样的人必然是革命运动的巨大障碍。但是，这样的人也有可取之处，即跟他们在一起和跟他们斗争时会克服大量早已养成的偏见，运动一旦最后制服了这些人，就会永远摆脱他们所代表的偏见。奥康瑙尔必将在运动的过程中死亡，不过他会因此也象拉马丁和马拉斯特两位先生一样可能取得“正义事业的殉道者”的称号。
宪章派的两派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土地问题。奥康瑙尔和他的一派企图利用宪章来把部分工人安置在小块土地上，最后使地产小块化成为英国的普遍现象。大家知道，他借助于股份公司实行这种小规模的土地小块化的企图是如何破产的。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有把大片地产划小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始终伴随着小地产必然走向集中，必然在与大农业生产斗争中遭到灭亡的倾向，但是它有时能使英国工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奥康瑙尔提出的土地小块化是种革命的东西。宪章派的革命派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的要求以与这种地产小块化的要求相对抗，他们要求不分配土地，使土地仍归国有。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和宣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但是对废除谷物法时的情况记忆犹新的宪章派仍然意识到，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他们又会不得不跟工业资产者即财政改革的拥护者一道，帮助他们击败他们的敌人，从而获得他们一定程度的让步。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宪章派的立场必然是这样的。在英国只有实行宪章，才能开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象在法国只有赢得共和制以后，六月决战才有可能一样。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4月28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把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胄被报纸扯成了碎块，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席位。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17个城主[288]。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calme majestueux〔最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郎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由于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系的事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详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然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详的匿名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白费力气的。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penny-a-liners〔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testimonia paupertatis〔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status quo〔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in petto〔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理。”［注：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Républicains malgré eux〔不得已的共和派〕［注：暗喻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编者注］这出喜剧，即反status quo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跟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baiser-Lamourette〔拉摩勒特式的接吻〕[289]，——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最近6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吗？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本钱不就是他有600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300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通过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的口气。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300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200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波拿巴的，而是表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de mauvaise grace〔勉强〕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民议会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流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28人组成的在议会休假时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290]。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德斯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野〕[291]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他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292]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1852年5月退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逢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制宪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status quo〔现状〕岌岌可危，而资产者觉得在status quo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status quo的背后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该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不象个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Vive Napoléon，vive le saucisson！》〔“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注：俏皮话：《Wurst》——“腊肠”《Hanswurst》——“小丑”。——编者注］，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注：见本卷第124页脚注。——译者注］的新亚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它整个阶级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是“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能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傲，跟萨托里阅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灵机一动，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嗾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Vive I’Empereur！》〔“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的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职，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则维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怎样的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status quo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使对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德国近半年来的政治事件充其量不过是普鲁士欺骗自由派，奥地利欺骗普鲁士的一出喜剧。
1849年，看来问题在于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1850年，问题在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分权；1851年，问题将完全在于普鲁士以怎样的形式隶属于奥地利并作为悔过的罪人返回完全重建的联邦议会的怀抱。普鲁士国王希望由于1848年3月21日他那不幸的柏林御驾巡游[293]受到酬谢而捞到的小德意志[294]，却变成了小普鲁士。普鲁士必须老老实实地承受任何侮辱并退出大国之列。甚至连有关联邦的一点点幻想也由于它的政策的计谋平平淡淡没有远见而破灭了。普鲁士假惺惺地硬说联邦具有自由主义性质，它这样用它向来不重视的立宪的妄想使哥达党[295]的谋士们糊涂起来；不管怎样，普鲁士本身由于整个工业的发展，连年的赤字和国债，成了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它无论怎样逃避或反抗，也越来越陷入了立宪主义。如果哥达党的谋士终于发现，普鲁士怎样无耻地对待他们的智慧和尊严，如果甚至加格恩或勃律盖曼也终于以正当的不满背弃了十分露骨地玩弄祖国的统一和自由的政府，那末那些被普鲁士纠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的小鸟——小国的君主不会给普鲁士带来多大的愉快。这些公侯只有在极端受压迫和无保护的情况下才寄身于渴望并吞[296]的普鲁士老鹰的利爪之下。为了借助于普鲁士的干涉，威胁和示威使其臣民象从前一样唯命是从，它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签订奴役性的军事条约，建立招致破产的军营和用实施联邦宪法的办法打开合并的近景。而普鲁士本身竭力设法使它们不致遭受这种新灾难。普鲁士到处恢复反动的统治，而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小国的君主纷纷脱离普鲁士，投入奥地利的怀抱。既然它们很快又可以按照三月事件以前的方式进行统治，那末专制的奥地利对它们来说就要比普鲁士更亲近一些，因为普鲁士既不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又不想成为自由主义的。况且，奥地利的政策并不是要吞并小国，相反的，是要保存它们作为重新恢复的联邦议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普鲁士就只好眼看着前几个月普鲁士军队拯救过的萨克森脱离了它，眼看着汉诺威和黑森选帝侯国脱离了它，现在，巴登不顾本国还驻有普鲁士的警备队也跟着其他小国脱离了它。普鲁士为了支持汉堡，梅克伦堡，德骚和其他地方的反动势力化了不少力气，但是得利的不是普鲁士，而是奥地利，这一点它现已从两个黑森的事件[297]中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碰了壁的德国皇帝至少相信一点：他生活在背信弃义的时代里，如果说他现在不得不眼看着失掉他的“右手，即联邦”，那是因为这只手早就麻木不仁了。这样一来，奥地利现在已经把它的霸权扩大到整个德国南部，甚至德国北部的一些重要的小国也成了普鲁士的敌人。
最后，奥地利十分猖狂，竟公然依靠俄国公开反对普鲁士。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两个问题上就是这样作的。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意志的宝剑”［注：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签订了真正普鲁士的单独的和约，把自己的同盟者出卖给力量占优势的敌人。英国、俄国和法国决定终结各公国的独立并把这一愿望写在奥地利所参与的备忘录里。奥地利以及跟它结成联盟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根据伦敦的备忘录，在新恢复的联邦议会中表示赞成德意志联邦对霍尔施坦进行有利于丹麦的干涉，而普鲁士则企图继续奉行两面政策，驱使斗争的双方服从被多数的、同时实力最强的政府所否决了的、尚不存在和无法肯定的“联邦仲裁法庭”；普鲁士尽管用了一切手法，但是除了大国怀疑它有革命阴谋和收到许多使它很快失掉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兴趣的威胁性照会之外，它毫无所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很快就有可能回到本邦君主的慈父般的保护之下，而允许贝泽勒尔和雷芬特洛夫两位先生统治自己的人民，虽然所有的军队都站在他们一边，仍然证明它还需要丹麦的鞭子来教育自己。
黑森选帝侯国的运动[298]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德意志小国的“叛乱”会导至什么结果的无与伦比的例子。市民对骗子手哈森普弗鲁克进行的合乎道义的反抗实现了向这种情况所能要求的一切；议会步调一致，居民万众一心，官吏和军队都站在市民一边；所有的对立因素都已消除，君主们，滚出国家！这个号召自然而然地实现了，骗子手哈森普弗鲁克跟他的内阁一起垮台了；一切事情都是按预订计划进行的，——一切政党都严格遵守了法律规定，避免了任何过火行为，而反对派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立宪派反抗史上的最辉煌的胜利。现在一切政权都掌握在市民手中，他们的等级委员会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碰到一点反抗，这正是他们应当表现自己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看到，驻守边境的不是黑森选帝侯国的军队，而是准备开进这个国家并在24小时内结束市民统治的整个伟业的外国军队。只有现在才开始不知所措和忍受耻辱。如果说他们从前是不能后退，那末现在他们是不能前进。黑森选帝侯国拒绝纳税这件事比以往的任何事件更令人信服地证明，小国范围内的一切冲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纯粹的滑稽剧，而这种滑稽剧的唯一结果总是外国进行干涉和用废除君主和宪法的办法来消除冲突。这个事实证明，小国的小市民以爱国主义的坚强意志捍卫三月革命的任何一点微小成果使之免遭必然侵害的一切光荣的战斗是多么可笑。
在联邦成员国黑森选帝侯国（必须使它从普鲁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奥地利直接出面反对它的竞争者。奥地利正是要煽动选帝侯反对宪法，而后马上把他置于自己的联邦议会的保护之下。为了使这种保护有实力作后盾，为了在黑森选帝侯国事件中打垮普鲁士对奥地利的统治的反抗和以威胁手段迫使普鲁士重新参加联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已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大肆刊载各种有关军团的进军和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喧嚷正象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争吵一样，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无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做不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作主。反叛的普鲁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议会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最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即全欧的人民、流亡的人民。我们不准备谈德国，法国，匈牙利等流亡者的个别支部；它们的haute politique〔高等政策〕不过是纯粹的chronique scan-daleuse〔丑闻录〕。但是，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野〕的全欧人民最近有了一个欧洲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临时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朱泽培·马志尼，赖德律－洛兰，阿伯特·达拉什（波兰人）和阿尔诺德·卢格，卢格为了证明他的参加是正当的，谦逊地签上了头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虽然很难指出什么样的民主主义会议使这四位福音传播者担负了他们的职位，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宣言包含着大批流亡群众的信仰的象征，并以相应的形式概括了这些群众从近来的革命中取得的精神成果。
宣言一开始就出色地列举了民主力量。
“为了取得胜利，民主力量还缺少什么呢？……缺少组织……我们有教派，但没有教会，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哲学体系，但没有宗教，没有使信仰者团结在共同口号之下并使他们的劳动协调一致的集体信仰……我们有一天将会团结一致，并在我们当中的优秀人物统率之下共同前进……，这一天将是战斗的前夕。在这一天我们清点一下我们的队伍，我们将会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为什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胜利呢？因为革命政权手中的组织比政府手中的组织力量薄弱。流亡者临时政府的第一个法令就是这样说的。
它说现在必须用组织信仰者的军队和创立宗教的办法来挽救这种不幸。
“但是，为此必须克服两个巨大的障碍，消除两个严重的糊涂观念：一是对个人权力的夸大，一是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我们不应当说‘我’，我们应当学会说‘我们’……那些意气用事和拒绝纪律和组织所要求的轻微牺牲的人，他们会由于过去的习惯而否定他们自己所宣传的共同信仰……理论的排他性是对我们的基本教条的否定。谁说我已经发现政治上的真理，谁把接受它的体系当作承认兄弟般合作的条件，谁就是仅仅为了确定他本身的‘我’，而否定人民，即否定世界规律的唯一的进步的解释者。谁确信在目前能以自己智慧的孤立劳动（无论这种劳动有多大的威力）彻底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谁就放弃真理的永恒源泉之一，即放弃被吸引来参加行动的人民的集体直观，而注定由于自己知识贫乏犯下错误。彻底解决是胜利的秘密……我们的体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是解剖尸体，发现病症，分析致死的原因，而对领悟生命和理解生命是无能为力的。生命，这就是运动中的人民，这就是由于互相接触，由于预言家对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必然是靠自发的闪电般地突然在大街上进行的联合而完成的）的预感而力量空前壮大的群众；生命，这就是这样一种行动，它能使希望、自我牺牲、爱和热情的一切尚在沉睡的力量达到最紧张的程度，能表现人的统一的本性和他的全部创造力。在开辟新纪元的一个历史关头中，工人的握手将比近两千年来（旧社会）
［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的冷酷无情的智力劳动或伟大的死人的无比智慧更多地告诉我们未来的组织的情况。”
[299]
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的可悲结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认各个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暧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暧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先生近两年来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所获得的经验，甚至很难令人相信，虚伪地用拉马丁的关于友谊的词句来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同时，这些先生对“体系”的了解多么深刻，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似乎这些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过是他们的宣言的整个智慧的一部分，这种智慧片面地把收集在宣言中的自由，平等等词汇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当成了基础。他们对社会组织的概念描写得很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动，握手，这样，就一切都不成问题。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时，运动、发展、斗争就会停止，欧洲共和国和永世逍遥自在的黄金时代就会在那时将居于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庇护下宣告开始。这些先生不仅憎恶发展和斗争，而且憎恶思维，即冷酷的思维，——好象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象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人民勿须乎关心明天，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动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弃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骗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
“难道这样我们就是说（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问另一个委员）［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我们应当不带旗帜上街吗？难道我们就是说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旗帜上只写上否定两个字吗？人们是不会怀疑我们做这类事情的。我们作为很早就参加人民的斗争的人民代表，绝不会使人民空虚的。”
相反的，这些先生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丰富，给我们开了一张真不愧为列保莱罗[300]式的单据，列举了作为“民主党”当前共同基础的永恒真理和整个过去时代的成果。这个单据是以如下有教益的“我主”来概述的：
“我们相信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会朝着为我们预定的道德规律向前发展。我们相信联合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我们相信，要解释道德的规律和进步的规范不能指靠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个人，而只能指靠受到国民教育的启蒙并为自己那些打了美德和智慧的烙印的杰出代表所领导的人民。我们相信个人和社会二者的神圣性，两者既不应当互相排斥，也不应当互相斗争，而应当为了一起相互臻于完善很好地配合起来。我们相信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任何人类的责任，我们相信平等，没有平等，自由只能是欺骗，我们相信友爱，没有友爱，自由和平等就会成为没有目的的手段，我们相信联合，没有联合，友爱就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纲领，我们相信作为进步环境的家庭，团体，国家和祖国，人们应当在每一个这种环境中一直发展到认识和实现自由、平等、友爱和联合的地步。我们相信劳动的神圣性，我们相信劳动创造出来作为劳动的标志和成果的私有财产，我们相信社会通过贷款为体力劳动提供材料以及通过教育为智力和身心劳动提供材料的义务……简而言之，我们相信这样的社会制度，即它的顶峰是神及其规律，而它的基础则是人民……”
总起来说，就是进步——联合——道德规律——自由——平等——友爱；联合——家庭，团体，国家——财产的神圣性——贷款——教育——神和人民——Dio e popolo。这些词句在1848年从法国革命到瓦拉什革命的各国革命的一切宣言中都出现过，正因为这样，它们在这里才作为新革命的共同基础而出现。所有这些革命没有一次不宣布财产的神圣性，而财产在这里被奉为劳动的成果。一切资产阶级的财产到底有几分是“劳动的成果和标志”，这一点亚当·斯密要比我们这些在他以后80年的革命倡导者知道得更清楚。至于说向社会主义作的如下让步，即社会应当通过贷款保证社会劳动所需要的每一种材料，那末，每个工厂主通常贷给工人的钱只够买他们在一星期内加工用的材料，信贷系统目前已经普及到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所能容许的程度，而贷款本身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财产的一种形式。
这种福音的本质无非是这样状况的一种社会，在那里神是上层，而人民，或者以后所说的人类是基础。也就是说，这些人相信的是现存社会，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社会里神是顶峰，而平民是基础。如果说马志尼提出的神和人民，Dio e popolo这个口号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还能有些意义的话，那末把德国假启蒙的败类中最轻浮的人约翰奈斯·隆格这种抄袭来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决时代之谜的口号，就未免太过分了！同时，我们的阿尔诺德·文克利特·卢格证明，这个学派的人很容易习惯于组织和纪律所要求的轻微牺牲，很容易拒绝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卢格这一次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301]，因而使利奥大为高兴。
宣言的结尾说：
“问题在于制定欧洲民主主义的宪法，在于编制预算，即建立人民的国库，问题在于组织倡导者的军队。”
卢格为了成为这种人民预算的首倡者，曾向阿姆斯特丹的民主主义庸人们发出了号召，并向他们进行了解释，说明他们的特殊使命是付钱。荷兰处于危机中！
1850年11月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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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65] 南海公司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进行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成立的；而其真正的目的是从事国债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纸币发行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果在1720年宣告破产。——第493页。
[266] 见托马斯·图克“从1793年到1837年的货币流通状况下的价格史”1838年伦敦版第1—2卷（Th．Tooke．《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from 1793 to 1837》．Vol．Ⅰ—Ⅱ，London，1838）。马克思从这本书中做了许多摘录，广泛地引用在这篇国际述评中。——第498页。
[267] 1844年的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各自掌握现金储备的部门：一是银行部，专管银行业务，二是发行部，从事银行券发行工作。这些银行券必须有可靠的保证金作为经常存在的专用现金蓄备。——第498页。
[268] 戴·莫·伊文思“1847—1848年商业危机”1848年伦敦版（D．M．Evans．《The commercial crisis 1847—1848》．London，1848）。马克思从这本书上做了许多摘录，引用在这篇著作里。——第499页。
[269] 1850年10月11日，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君主在布勒琴士集会，签订了一项协定，旨在反对普鲁士争取德意志联邦中的霸权的野心。1850年10月28日，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普鲁士政府元首勃兰登堡大公在华沙会晤；后者曾被迫让步。这两次会议表明了奥地利作用的加强和普鲁士地位的削弱。
in partibus（在异国的）临时政府——见注64。——第503页。
[270]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取缔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法案。为了给予使用奴隶的农场主以补偿，曾拨款两千万英镑。——第504页。
[271] 指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反抗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从1848年3月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1850年6月底。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为了达到跟德国合并的目的，奋起反抗丹麦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奥古斯丁堡公爵，贝泽勒尔和雷芬特洛夫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曾向德意志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求援。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一边，于是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1848年8月，普鲁士和丹麦在马尔摩签订了为期7个月的叛卖性的停战协定；按照停战协定的条件，实际上取消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的一切民主成果。因为交战双方之间的矛盾没有获得解决，所以7个月期满以后，在1849年3月战争又重新爆发。这场不分胜负的军事行动以普鲁士的新的出卖行为而告终；普鲁士不顾德国的民族利益，于1850年6月2日与丹麦签订了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由于不满意这个投降性的协定，决定靠自己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但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在伊什德特战役（1850年7月24到25日）中被丹麦军队击溃，从而停止了反抗。
黑森选帝侯事件——见第485页和注298。——第511页。
[272] 指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1850年8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资产阶级慈善家艾里修·巴利特、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和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前自由主义政府首脑尧普；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教友会派的代表。会上的发言都具有假仁假义的性质。——第515页。
[273] 1850年英国议会对希腊问题的辩论，起因是英国政府向希腊政府提出了强硬的哀的美敦书，派遣英国舰队封锁了比里尤斯。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是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商人巴希弗哥在雅典的住宅里遭到抢劫。俄国和法国都反对英国这种行动，法国政府从伦敦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在辩论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发表了演说，以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卫护者的姿态蛊惑人心地揭露了欧洲反动国家的政策。——第515页。
[274] 1850年奥地利元帅，极端残暴地镇压了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海瑙逗留伦敦期间，巴克莱－彼尔金斯公司造酒厂的工人把他痛打了一顿。这一行动博得了英国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第515页。
[275] 天主教徒的解放——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多半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花招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所有者的上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516页。
[276] 罗·皮尔担任内务大臣时首创了一套现代资产阶级式的英国警察组织。1829年，他实施了关于首都警察直属内政部和关于在伦敦建立专门警察部队的法律。在英国其他地区警察暂时还隶属于地方当局，但是内政部有权共同领导和监督地方警察的行动。这个措施加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权力。——第516页。
[277] 1818年在英国议会中提出了一项1819年才批准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英格兰银行必须从1823年起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工作。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工作实际上到1821年就已经完全恢复了（参看注55）。——第516页。
[278] 1842年的关税改革以后，降低了谷物和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入口税。为了补偿国库的亏损，决定征收所得税。——第516页。
[279] 见注146。——第516页。
[280] 引自“皮尔的纪念碑”一文，这篇文章刊载于左翼宪章主义者乔治·哈尼主编的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报”（《Red Republican》）1850年8月17日第9号。——第517页。
[281] 皮由兹主义——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这个名称是由它的创始者之一皮由兹的名字而来的，皮由兹是牛津大学的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会里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某些天主教的教条。皮由兹主义是英国贵族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英国贵族阶级当时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而反对大都属于各种新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第517页。
[282] 高教会派——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的，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低教会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层神甫中间。低教会派的拥护者在礼拜时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
非国教派——多少摆脱了正式英国国教会的教条的宗教流派的代表。——第517页。
[283] 指1850年9月30日的教皇训谕。——第517页。
[284] 见注64。——第518页。
[285] 在天主教会分裂期间（14—15世纪），屡次同时选出两个教皇，他们互相宣称对方是篡夺者，“反教皇者”。——第518页。
[286] 罗马共和国的制宪议会是1849年1月21日选出来的；它的成员多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马志尼的拥护者。制宪议会剥夺了教皇的参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措施。1849年7月罗马共和国复灭以后，大批议员逃亡到英国，由这些人在那里组成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国民委员会受它的选民委托，进行有利于国家事业的贷款并处理一切有关意大利公民的问题。——第518页。
[287] 1850年春天，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威尼斯地区发行了1亿2000万里拉的所谓自愿公债。但是公债在居民当中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强制推行。——第518页。
[288] 见注57。——第521页。
[289] 见注61。——第525页。
[290] 见注63。——第526页。
[291] 见注64。——第527页。
[292] 见注65。——第527页。
[293] 在1848年3月18日柏林起义胜利之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带着黑红黄三色袖徽在普鲁士首都大街上巡游了一番，向人们表示他是统一德国的维护者。他在这一天发出的告“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书中，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第531页。
[294] 小德意志——将德国统一为普鲁士领导的国家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计划。企图实现这个计划的行动之一是1849年建立了在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17个德国君主的联邦。1850年这个联邦瓦解了。——第531页。
[295] 哥达党成立于1849年6月，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这个党的首脑是达尔曼，西姆桑，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勃律盖曼等人。——第532页。
[296] 并吞——从前服从全国政权的德国诸侯直接听命于德国较大的君主；这里是指普鲁士想领导德国各君主的企图。——第532页。
[297] 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国和黑森－加塞尔（黑森选帝侯国）选帝侯国在1849年同意参加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普鲁士联邦），1850年，它们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之下退出联邦而投靠了奥地利。——第533页。
[298] 1850年9月，在黑森选帝侯国爆发了选帝侯和他的反动大臣哈森普弗鲁克跟议会之间的立宪冲突。哈森普弗鲁克解散了议会并宣布全国戒严，因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选帝侯和哈森普弗鲁克由于无力镇压这种运动，曾向重建的联邦议会和奥地利求援，虽然黑森选帝侯国已经参加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为此，奥地利和普鲁士双方发生冲突进而使两国采取了军事行动。——第534页。
[299] 欧洲民主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最初是发表在这个团体的机关刊物“流亡者”（《Proscrit》）1850年8月号上。——第536页。
[300]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是唐璜的仆人。——第538页。
[301] 这里是暗喻30年代末反动的教权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亨·利奥和资产阶级急进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卢格之间发生的争论。利奥是黑格尔哲学的激烈的反对者，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黑格尔门徒”（《Die Hegelingen》1838年哈雷版）里指责阿·卢格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相信无神论，指责他们看不见神和人之间的区别。——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