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
一
科伦8月7日。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辩论，从来也没有失去真正德国人的温和的性质，就是在最激动的时刻也是如此；可是在讨论波兹南问题的时候，终于群情激昂起来了。对于这个由普鲁士的榴霰弹和顺从的联邦议会的决议为议会准备好了的问题，议会必须作出明确的决定。议会必须拯救德国的荣誉，还是再一次使德国蒙上耻辱；这里丝毫没有折衷的余地。议会的行动不出我们所料；它批准了对波兰的7次瓜分，它把1772、1794和1815年的耻辱从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肩上转到了自己的肩上。
不仅如此，法兰克福议会还把对波兰的这7次瓜分说成是施给波兰人的7次恩惠。难道犹太-德意志种族的暴力侵犯没有把波兰提到它过去不能想象的文化高度和知识水平吗？这些瞎了眼的忘恩负义的波兰人！如果你们没有被分割，你们就得自己去向法兰克福议会乞求这种恩惠！
在沙福豪森附近的天国修道院里，有一个叫博纳维达·布兰克的牧师驯养了40只椋鸟，他割掉了椋鸟的下喙，因此它们不能再自己获取食物，而只好从牧师手中得到饲料。庸夫俗子们老远地看到这些鸟向这位可敬的牧师飞来，落到他的肩上，驯顺地在他的手中啄食，因而对他这种高超的教化和修养感到惊讶。给这位牧师做传记的人说：鸟儿们爱他就象爱自己的恩人一样。
而这些受束缚、受摧残、受凌辱的波兰人却不愿意爱自己的普鲁士恩人！
为了说明普鲁士国家制度施给波兰人的恩惠，最好分析一下作为讨论基础的国际法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这篇报告是历史编纂学家施滕策尔执笔起草的。
这篇报告按风格来说完全是一种最刻板的外交文件，它首先叙述了1815年波兹南大公国通过“加入”与“联合”而产生的经过，接着列举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当时给波兹南人许下的诺言：保持他们的民族特性、语言和宗教，从当地居民中任命总督，把著名的普鲁士宪法[191]推广到波兹南人中间去。
大家知道，这些诺言哪一条也没有实现过。被分裂的3部分波兰之间的交往自由当然也没有实现过。这种自由愈是不能实现，维也纳会议也就愈是心平气和地表示同意。
接着谈到了居民成分问题。施滕策尔先生计算了一下：1843年在大公国居住的有79万波兰人、42万德国人和将近8万犹太人，总共约130万人。
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是和波兰人的说法，特别是和普什鲁斯基大主教的说法相矛盾的，照普什鲁斯基的说法，居住在波兹南的波兰人大大超过80万人，而德国人（不包括犹太人、官吏和士兵）只有25万人。
不过我们还是根据施滕策尔先生的说法吧。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已经足够了。为了避免今后的一切争论，我们就假定在波兹南有42万德国人。那末，这些包括犹太人在内已达50万的德国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斯拉夫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民，不大善于从事斯拉夫各国直到现在才可能从事的那种城市手工业。当贸易只限于零售交易的时候，贸易的形式是原始的、粗糙的，从事贸易的全是犹太行商。当人口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时候，当感到需要城市手工业和城市人口集中的时候，德国人便伸展到斯拉夫各国来了。在中世纪帝国城市的小市民中、在萧条的商队的国内贸易中、在有限的海上贸易中以及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行会手工业中达到空前繁荣的德国人，表现了自己有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小市民的才干，而且直到今天在整个东欧和北欧，甚至在美洲，他们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和克拉柯夫，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在佩斯、敖德萨和雅西，在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掮客大部分（往往是极大部分）是由德国人或祖籍是德国的人组成的。在所有这些城市里，都有纯粹讲德语的街区，而其中有些城市（如佩斯），差不多全是德国人。
德国人的这种移民，特别是向斯拉夫各国的移民，从12世纪和13世纪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此外，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由于对宗教教派的迫害，时常有大批德国人被迫逃亡波兰，他们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在其他斯拉夫国家，在波希米亚［注：即捷克。——编者注］、莫拉维亚等等国家，斯拉夫人由于德国人的侵略战争而大大减少，德国人则由于侵略而增加了。
正是在波兰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几百年前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德国小市民，在政治上早已很少倾向于德国，正象在美国的德国人一样，或者象柏林的“法国移民”或蒙特维的亚的15000个法国人在政治上很少倾向于法国一样。这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地方分权时代是可能的，他们成了波兰人，成了操德语的波兰人，而且早已和祖国毫无联系。
但是，不正是他们给波兰带来了文化和教育，带来了贸易和手工业吗！的确，他们随身带来了小型贸易和行会手工业；他们以自己的消费和有限的交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至于高等教育，1772年以前在整个波兰都很少听到，以后在奥属波兰和俄属波兰的情形也是这样。关于普属波兰，我们还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同时，德国人在波兰却妨碍了波兰城市的建立和波兰资产阶级的形成！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自己和波兰居民的疏远，以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规，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差不多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尤其是在民族杂居的城市里，都存在过而且往往还继续存在着对德国人、对波兰人、对犹太人的不同的法律。波兰的德国人停留在最低级的工业发展阶段，他们没有掌握大资本，不善于从事大工业，没有控制广泛的贸易关系。为了使工业能够在波兰扎根，需要英国人科克里尔到华沙来。零售贸易，手工业，至多不过是粮食贸易和工场手工业（织布业等等），而且规模非常小，——这就是波兰的德国人的全部活动。在评价波兰的德国人的功绩的时候，也不应忽略下列情况：他们把德国的市侩习气和德国小市民的狭隘性随身带到了波兰，他们兼有两个民族的坏的特性，而没有吸取好的特性。
施滕策尔先生企图激起德国人对波兰的德国人的同情，他说：
“当国王……，特别是在17世纪，越来越软弱无力，甚至已经不能保卫当地波兰农民不受贵族最残酷的压迫的时候，德国的乡村和城市也趋于衰落，其中有许多变成了贵族的财产。只有一些比较大的国王的城市拯救了自己旧有的一部分优惠权”（应读作：特权）。
施滕策尔先生真的不要求波兰人比保卫自己更好地保卫（其实也是“本地的”）“德国人”（应读作：波兰的德国人）吗？可是不言而喻，移居到某个国家去的外国人除了和当地居民共忧乐而外，不能有别的要求！
现在我们来谈谈波兰人应当特别感谢普鲁士政府的那些恩惠吧。
177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侵占了涅茨区［注：由涅茨河而得名（波兰称为诺帖茨）。——编者注］，次年，开凿了一条勃罗姆堡运河以沟通奥德河与维斯拉河之间的内河航运。
“那些几世纪以来波兰和波美拉尼亚争执不下的地方，那些满目荒凉、沼泽遍野而无人烟的地方，现在已经被开垦，而且住上了大批移民。”
这么说来，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完全不是什么掠夺。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占领的不过是“几世纪以来争执不下的”地区。但是，能够争夺这个地区的独立的波美拉尼亚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不再存在了呢？有多少世纪这个地区实际上已不再是波兰人所争执的地区了呢？这种“争执”和“要求”的生了锈的陈腐理论，这种在17世纪和18世纪适用于掩饰扩大贸易和圈地的野心的理论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在1848年，当各种“历史的权利”和“非正义性”已经毫无根据的时候，这个理论有什么价值呢？
不过，施滕策尔应当考虑：根据这个早已过时的理论，莱茵河的界线是法德之间“几千年来争执的对象”，而波兰人可以提出要求把普鲁士省甚至把波美拉尼亚作为自己的封建领地！
简单地说，涅茨区已成为普鲁士的地区，从而已不再成为“争执的对象”。弗里德里希二世向这个地区移来了许多德国人，于是出现了因波兹南问题而闻名的所谓“涅茨同胞”。以国家为出发点的德国化是从1773年开始的。
“根据一切值得相信的材料来看，大公国里的犹太人全是德国人，而且都愿意成为德国人……波兰过去在宗教上采取容忍态度，以及犹太人具有某些为波兰人所缺少的特性，这就使得犹太人能够在几世纪以来扩大活动范围，深入到波兰的生活（即波兰人的腰包）［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中去。他们一般都通晓两种语言，即使在家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也从小就讲德语。”
波兰的犹太人最近在德国所博得的出乎意料的同情和承认，在这里被正式表达出来了。凡是莱比锡市场的势力（投机、吝啬和腐败的最充分的体现）所及的地方，那里被侮辱的人突然成了德国同胞；正直的米歇尔含着喜悦的眼泪紧紧地拥抱他们，而施滕策尔先生则代表德意志民族妄想把他们看做今后愿意成为德国人的德国人。
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讲德语的吗？还要讲什么样的德语呵！
但是，我们要请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语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语言。在纽约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讲德语”，其中一部分人讲的德语要比“涅茨同胞”的“同种族的”同盟者——波兹南犹太人所讲的更为正确。
这篇报告接着描述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说得尽量含糊，尽量有利于由波兰的德国人、“涅茨同胞”和犹太人所组成的假想的50万德国人。德国农民的地产，按面积来说要比波兰农民的地产大（我们将看到这是怎么产生的）。自从波兰第一次被瓜分以来，波兰人和德国人（特别是和普鲁士人）之间的仇恨似乎已达到了顶点。
“普鲁士由于最坚决地整顿国家制度和行政制度（什么话！）［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由于严格推行这些制度，就特别明显地破坏了波兰人旧时的法律和固有的制度。”
可尊敬的普鲁士官僚的这些“坚决整顿的”和“严格推行的”措施是多么有力，它不但“破坏了”旧时的生活习惯和固有的制度，而且还“破坏了”全部社会生活，“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商业和采矿业，总而言之，毫无例外地“破坏了”一切社会关系，——关于这一点，不仅波兰人，而且普鲁士其余的居民，特别是我们莱茵省的居民，都能说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但是，施滕策尔先生在这里连1807—1848年的官僚都不谈，而只谈1772—1806年的官僚，谈最典型的地道的普鲁士国家制度下的官吏，他们的卑鄙、贪污、贪婪和残酷，在1806年的叛变行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官吏似乎保护了波兰农民反对贵族，而得到的却是忘恩负义；当然，这些官吏一定会感到：“任何东西，甚至是强施于人的善行，都不能补偿民族独立的丧失”。
我们也熟悉那种直到最近还为普鲁士官吏所特有的“把一切强施于人”的习惯。哪一个莱茵人没有和新入口的旧普鲁士官吏打过交道，哪一个莱茵人不对这种无比的狂妄自大、这种到处多管闲事的可耻行径、这种眼光短浅和极端自信的结合、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感到惊讶！诚然，在我们这里，旧普鲁士人先生们的骄气往往很快就受到了挫折；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已经既没有“涅茨同胞”，也没有秘密审判，既没有普鲁士法律，也没有体罚；由于没有体罚，有人甚至悲痛欲绝。但是，正是在波兰，在这个可以肆无忌惮地采取体罚和进行秘密审判的地方，他们究竟是如何进行统治的，我们不说也可以想象得到了。
总而言之，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已经给自己取得了这样一种爱：“早在耶拿战役以后，波兰人的仇恨就已表现为普遍起义和驱逐普鲁士官吏的形式”。因此，官吏的统治暂时停止了。
但是在1815年，这种统治又恢复起来了，只是形式稍微改变了一下。“经过改良的”、“有教养的”、“廉洁的”、“优秀的”官吏，又企图在这些倔强的波兰人那里取得胜利。
“但是就连建立波兹南大公国也未能取得充分的同意，因为……普鲁士国王当时决不能允许个别省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而把自己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联盟的国家。”
所以，普鲁士国王，用施滕策尔的话来说，“当时决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和维也纳条约[192]！！
“1830年，波兰贵族对华沙起义的同情引起了忧虑，从那时起就开始实行一个经过周密考虑的政策，这个政策归结起来就是采取一些措施（！），即采取收买、分割波兰领地并把它们分给德国人的办法，来逐步地彻底地消灭波兰贵族，于是波兰贵族对普鲁士的仇恨就增长起来了。”
“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采取禁止把地产拍卖给波兰人的办法，以及采取施滕策尔先生所竭力渲染的其他类似的措施。
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我们这里也禁止把按照法庭决定应该出卖的地产卖给莱茵省的居民，莱茵省的居民将说些什么呢！这方面的借口是不难找到的：为了使新旧省的居民混合起来，为了把土地分割和莱茵立法的恩惠扩大到旧省居民身上；为了促使莱茵省居民通过移民而在旧省培植自己的工业等等。要使普鲁士“移民”也为我们造福，理由是够多的！我们将怎样看待那些由于完全消除了竞争而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我们的土地、并且还得到国家援助的居民呢？我们将怎样看待那些只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如醉如狂地欢呼“天佑吾王，天佑吾国！”而强行移入的居民呢！
要知道，我们毕竟是德国人，我们和旧省居民讲的是一样的话。而在波兹南，这些移民经常毫不让步地向国有地、向森林、向被分割的波兰贵族领地移动，以便把当地的波兰人和他们的语言撵出他们的故乡，建立一个真正普鲁士的省，这个省在普鲁士狂方面甚至要超过波美拉尼亚。
为了使波兰的普鲁士农民不致没有天然的统治者，接着就给他们派来了特雷斯科夫或吕提晓之流的普鲁士贵族的杰出人物，他们在那里也同样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了波兰贵族的领地，而且用的还是国库贷款。此外，1846年波兰起义[193]以后，在崇高的和最崇高的大人物仁慈的庇护下，柏林成立了一个专为德国贵族收购波兰地产的股份公司。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贵族中的消瘦的食客，预见到对起义的波兰人的审判会使大批波兰地主遭到破产，而他们的地产很快就会廉价出卖。这对那些债务累累的乌刻马克的唐·腊努多[194]该是多么好的生财之道啊！差不多是不化钱的肥沃土地，可以供奴役的波兰农民，而且还有为国王和祖国服务的功劳，——这是多么光辉灿烂的远景啊！
这样就产生了德国人向波兰的第三次移民：普鲁士农民和普鲁士贵族定居于波兹南各地，在政府的支持下抱着明显的目的，他们不仅要使波兹南德国化，而且要使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化。如果说波兰的德国小市民还可以有所辩解，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如果说“涅茨同胞”还可以夸耀，说他们开垦了若干沼泽地带，那末，近来普鲁士人的入侵是没有任何遁词的。他们甚至没有始终一贯地实行土地分割，因为普鲁士贵族紧跟着普鲁士农民来到了。
二
科伦8月11日。在第一篇论文里，我们分析了施滕策尔报告中的“历史论证”，因为他的报告中有些地方涉及革命前波兹南的情况。今天，我们要谈谈施滕策尔先生所论述的波兹南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
“对任何不幸者充满同情（这种同情是毫无价值的）［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的德国人民，始终深切地感到他们的君主对波兰人干下了严重的非正义行为。”
当然，他们是以德国人的宁静的心“深切地感到”的，在这颗心里，感情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从来也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当然，他们曾经通过1831年的某些施舍，通过宴会和波兰舞会来表示“同情”，但是事情也只限于跳跳舞来祝福波兰人，喝喝香槟酒和唱唱“波兰人还没有灭亡！”[195]的歌罢了。如果真正要做一些重大的事情，真正要受一些牺牲，那就决不是德国人的事情！
“德国人诚恳地伸出了友谊之手，来补偿他们的君主过去的罪恶。”
当然，如果悲天悯人的词句和令人沮丧的废话能够“补偿”什么的话，那末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面前都不象德国人那样纯洁。
“但是就在波兰人欢迎德国人（就是握住向他们伸出的友谊之手）［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的时候，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就不一致了。波兰人只想恢复他们以前的国家，至少恢复1772年第一次瓜分前的疆界。”
真的，单是那种向来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性的主要装饰品的无思想、无内容、无目的的热情，就足以使德国人因波兰人的要求而感到茫然！德国人想“补偿”波兰所遭受的非正义行为。这种非正义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撇开过去的种种叛卖行为不谈，至少是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开始的。这怎样才能“补偿”呢？只有恢复1772年以前的status quo〔局面〕，或者至少把德国人从1772年起掠夺波兰人的全部东西归还波兰。但是这和德国人的利益有没有矛盾呢？好吧，如果谈到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补偿”这一类悲天悯人的话；那你们就得用冷酷无情的实际的口吻讲话，就得抛开宴会上的言词和温厚的感情。
况且，第一，波兰人决不是“只”“想”恢复波兰1772年的疆界。一般说来，波兰人这一次所“想”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们首先只要求改组整个波兹南，并且只谈到今后如果德国-波兰和俄罗斯发生战争时的可能性问题。
第二，“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只是由于革命的德国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的“利益和目的”仍然和以前专制的德国完全一样。当然，只要德国的“利益和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订立同盟，或者至少同俄国和平共处，那末波兰的一切就必须照旧。但是以后我们会看到，德国的真正利益和波兰的利益是多么一致。
施滕策尔先生接着说了一段冗长、混乱和含糊的话，他详细地说明波兰的德国人是如何正确，他们虽然给了波兰应有的报答，但是同时却希望仍然做普鲁士人和德国人。在这里，“虽然”排除了“但是”，“但是”排除了“虽然”，——当然，这和施滕策尔先生是毫无关系的。
这里所以加进这样一段冗长混乱的历史叙述，是因为施滕策尔先生企图以此来详尽地证明：在“两个民族的利益和目的不一致”因而使相互间的仇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流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德国人坚持“民族的”利益，波兰人则坚持纯粹“领土的”利益。这就是说，德国人要求按民族来瓜分大公国，波兰人则竭力争取他们以前的一切地区都归自己。
这又不合乎事实，因为波兰人只要求改组，并且声明他们完全同意让出那些德国居民占大多数而且愿意归并到德国去的民族杂居的边境地区。不过不应该由普鲁士官吏随便把居民变为德国人或波兰人，而应该给他们表示自己的意志的机会。
施滕策尔先生继续说：由于（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波兰人反对让出德国居民占大多数的地区，维利森的使命自然遭到了失败。施滕策尔先生手头有维利森对波兰人的声明和波兰人对维利森的声明。这些已经公布的声明证明情况恰恰相反。但是，一个如施滕策尔先生所说的“多年研究历史并且立志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施滕策尔先生怀着这种永远不隐瞒真相的诚实精神，轻轻地放过了在波兹南横行无忌的残暴行为，放过了背信弃义地撕毁雅罗斯拉韦茨协定[196]的无耻行径，放过了在特舍美什诺、米洛斯拉弗和弗勒申［注：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编者注］的屠杀，放过了只有三十年战争中的兵痞们才干得出来的毁灭一切的暴行，他对这些事情竟只字未提。
施滕策尔先生现在谈到普鲁士政府4次重新瓜分波兰的问题。最初是夺取涅茨区和其他4个区（4月14日）；再加上总人口为593390人的其他各区的若干部分，并将这全部地区并入德意志联邦（4月22日）。随后是夺取波兹南城和波兹南要塞以及瓦尔特河左岸的剩余部分，——因此又有273500人，就是说，和上述数字合计，要比居住于整个波兹南的德国人（即使按普鲁士的统计）多出一倍。这是按照4月29日的诏书进行的，而5月2日已经接收入德意志联邦了。施滕策尔先生眼泪汪汪地要议会相信，波兹南这个重要而强大的要塞留在德国人手中是多么必要，因为居住在这里的有2万以上的德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波兰的犹太人），他们拥有全部地产的2/3等等。至于波兹南四周都是波兰的土地，它被迫实行德国化，波兰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德国人等等情况，对于“永远不说假话，永远不隐瞒真相”的人们，即对于施滕策尔先生之流的历史学家们是毫不相干的。
这样，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波兹南是决不能放弃的。既然照维利森的说法，建筑这个要塞是战略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那就可以毁掉这个要塞，而去加强布勒斯劳［注：即弗罗茨拉夫。——编者注］。但是加强波兹南要塞曾经花了1000万（这又不合乎事实，恐怕连500万也不到），自然，把这个珍贵的艺术品留在手里，同时占领20至30平方英里的波兰土地，是更有利的。
如果已经控制波兹南“城和要塞”，自然就给夺取更多的地方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施滕策尔先生带着得意的微笑继续说道：“但是要保住要塞，就必须保证从格洛高、尤斯特林和托恩［注：即格洛古夫、科斯特森和托伦。——编者注］到要塞的通路，并且也必须保证从要塞通往东方的要塞区（只要前进1000至2000步就完全够了，如象马斯特里赫特要塞区到比利时和灵堡的距离那样）［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这样，同时就能够保证毫无阻碍地控制勃罗姆堡运河，而波兰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大批地区也不得不并入德意志联邦。”
正是根据这些理由，著名的硝酸银普富尔［注：见注释63。——译者注］这位人类保护者对波兰进行了两次新的瓜分，从而满足了施滕策尔先生的一切愿望，把整个大公国3/4的地区并入了德国。施滕策尔先生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承认这种举动，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看到这个路易十四的“归并议会”[197]的再版（而且更胜一筹）是德国人已经学会从历史教训中取得教益的明证。
施滕策尔先生认为波兰人应该引以自慰的是，留给他们的土地比被归并地区的土地肥沃；他们的地产比德国人的地产少得多；“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波兰农民感到自己在德国政府管辖下要比德国人在波兰政府管辖下好过得多”！！历史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施滕策尔先生在结束时要波兰人相信，留给他们的那一小块土地对他们是足够的，同时向他们呼吁，要他们养成公民的一切美德，从而
“很好地准备走向现在还被未来的帷幕遮住的那个时刻，走向他们企图用最正当的也许是非常热烈的方式促其到来的那个时刻。他们的一位最有远见的同国籍的人说得很中肯：‘有一种王冠也能激起你的功名心，这就是公民的王冠’！德国人可以添上两句：这顶王冠虽然不是光辉灿烂的，但它却是更值得重视的！”
“它是更值得重视的！”可是普鲁士政府4次重新瓜分波兰的真正原因还“更值得重视”。
善良的德国人！你以为进行这几次瓜分是为了把你的德国同胞从波兰统治下拯救出来吗？是为了用波兹南要塞来保护你不受一切侵犯吗？是为了保护尤斯特林、格洛高和勃罗姆堡［注：即贝德哥什。——编者注］的通路或涅茨运河吗？多么错误的想法！
他们可耻地欺骗了你。他们几次重新瓜分波兰，不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而只是为了充实普鲁士的国库。
1815年以前对波兰的最初几次瓜分是武装掠夺领土；1848年的瓜分是盗窃。
善良的德国人，现在来看一看他们怎样欺骗了你！
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以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为了国家的利益，没收了波兰官方的领地和天主教僧侣的领地。正如1796年3月28日没收领地的公告中所说的那样，教会的领地是“全部地产中最大的部分”。这些新的领地由国王管辖或者把它们出租；这些新的领地是这样大，要加以管辖，就必须建立34个国有地管理区和21个林业总管理处。每一个国有地管理区管辖很多村庄；例如勃罗姆堡区的10个管理区共管辖636个村庄，而单是一个莫吉尔诺管理区就管辖了127个村庄。
此外，在179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还没收了奥文斯克的一个女修道院的领地和森林，并把它们卖给商人冯·特雷斯科夫（特雷斯科夫的祖先是最后一次英勇战争[198]中普鲁士军队的勇猛的首领）；这些领地共有24个有磨坊的村庄和2万摩尔根森林，价值至少也有100万塔勒。
以后，在1819年，又把至少值200万塔勒的克罗托申、罗兹德腊热夫、奥尔皮舍夫和阿德瑙［注：即奥多利亚努夫。——编者注］这几个国有地管理区让给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公爵，作为对他让出他在某些并入普鲁士的省份中的邮务特权的补偿。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把所有这些领地攫为己有，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它们。但是这些领地，即波兰民族的财产，却被分赠了，让与了，出卖了，而由此所得的钱流到普鲁士的国库中去了。
格涅兹诺、斯科仁琴、特舍美什诺等国有地也被瓜分和出卖了。
这样，普鲁士政府手中还剩下27个国有地管理区和林业总管理处，总值至少有2000万塔勒。我们准备用手中的地图来证明所有这些领地和森林，除了极少数例外，甚至毫无例外，都在波兹南被归并的地区内。为了把这个无价之宝拯救出来，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再归还波兰民族，就必须把它归入德意志联邦；但是因为它自己不能到德意志联邦来，所以德意志联邦就得到它那里去，于是波兹南3/4的土地就被并入德意志联邦了。
在两个月期间对波兰进行的4次有名的瓜分，其真正原因就是这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某一民族的要求，也不是所谓战略上的考虑；占有领地的愿望和普鲁士政府的贪心，——这就是确定边界线的唯一根据。
正当德国市民们因捏造的他们可怜的同胞在波兹南遭受苦难而悲痛欲绝的时候，正当他们热烈地希望保障德国东部边境的安全的时候，正当他们因听到捏造的关于波兰人惨无人道的消息而对波兰人深恶痛绝的时候，普鲁士政府却偷偷摸摸地行动起来，干出了它的卑鄙勾当。可见德国人的无根据的盲目热情，仅仅适用于掩饰现代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
善良的德国人，这就是你的负责任的大臣们对你所开的玩笑！
但是，实际上你事先也能够知道这一点。凡是有汉泽曼先生参加的地方，那里的问题就决不会是德意志民族和军事需要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谈，而总是关于现款和利润的问题。
三
科伦8月19日。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作为辩论基础的施滕策尔先生的报告。我们已经指出他如何伪造波兰现代的和更早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波兰的历史；他如何歪曲全部问题；历史学家施滕策尔不仅有意颠倒是非，而且暴露了自己鲁莽无知。
在谈到辩论本身之前，我们还要粗略地探讨一下波兰问题。
单独地提出波兹南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是无法获得解决的。它只是波兰问题的一部分，只能和波兰问题联系起来，同波兰问题一起解决。只有当波兰重新存在的时候，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界才能确定。
但是波兰能不能重新存在，会不会重新存在呢？在讨论中这个问题被否定了。
法国一个历史学家说过：il y a des peuples nécessaires——现时存在的都是不可缺少的民族。波兰民族无疑是在19世纪这些不可缺少的民族之列的。
然而正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波兰的民族生存比对任何人都更有必要。
从1815年开始，某些方面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结成的呢？靠瓜分波兰，这3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
这3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
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赖俄国的地位。俄国命令普鲁士和奥地利保持君主专制政体，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为自己争取统治地位的那种本来就软弱无力的意图，由于不可能摆脱俄国，由于俄国支持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阶级而落空了。
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从三个同盟国最初企图征服波兰的时候起，波兰人就不仅举行起义来争取自己的独立，同时还进行革命活动来反对本国的社会制度。
瓜分波兰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波兰大封建贵族和参加瓜分波兰的3个强国结成联盟。正如前诗人约丹先生所断言的，这个联盟根本不是进步的；它是大贵族摆脱革命的最后一个手段，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结果，波兰其他各阶级，即小贵族、城市市民和一部分农民结成了联盟，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个同盟既反对波兰的压迫者，也反对本国的大贵族，1791年的宪法[199]证明，波兰人在那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独立是和推翻大贵族阶级，和国内的土地改革根本分不开的。
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摆脱宗法封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frohnpflichtigen〕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1789年法国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波兰民族是邻近的农业民族中首先宣布实行这个革命的民族，这是它的功绩。1791年的宪法，是改革的第一次尝试；1830年起义时，列列韦尔宣布土地革命是救国的唯一方法，但是议会对这一点承认得太迟了；1846年和1848年起义时，曾公开宣布实行土地革命。
波兰人从被奴役的那一天起，就起来革命，从而使自己的奴役者更牢固地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他们迫使自己的压迫者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本国保持宗法封建制度。特别是从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时起，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而争取土地民主制（东欧民主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的斗争。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
建立波兰国家和调整波兰与德国的边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革命以来东欧所发生的一切政治问题中最容易解决的问题。散居和杂居在喀尔巴阡山以南的种族庞杂的各个民族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比起波兰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确定波兰与德国的边界问题来，要复杂得多，要以更多的鲜血作代价，要引起更多的纷争和内战。
不言而喻，问题不是要建立一个虚幻的波兰，而是要建立一个有生命力基础的国家。波兰至少应该拥有1772年时代的领土，它不仅应该管辖本国各大河流经过的地区，而且应该管辖各大河流的出口地带以及广大的沿海地带，至少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带。
如果德国在革命以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勇气拿起武器去要求俄国放弃波兰，它就可以保证波兰实现上述一切，同时也就保卫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至于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在边境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杂居的问题，双方应该互相作某种让步；某些德国人会成为波兰人，而某些波兰人也会成为德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但是德国经过不彻底的革命，并没有找到勇气来采取这样坚决的行动。发表一些关于解放波兰的华而不实的演说，在火车站上欢迎来往的波兰人并对他们表示德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有谁没有被这种同情纠缠过呢？），——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至于同俄国开战，使整个欧洲的均势受到威胁，最后，退还掠夺来的某一小块土地，——如果期望做这些事情，那就是太不了解我们德国人了！
对俄国作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我们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以及在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基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对俄国作战是在对我们的斯拉夫邻邦特别是对波兰的关系上挽救我们的荣誉和利益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然而我们是市侩，而且始终是市侩。我们举行过好几打大大小小的革命，可是革命还没有完成，而自己就先害怕起来了。在我们大肆吹嘘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贯彻到底。革命没有使我们的眼界扩大，反而使它缩小了。在讨论一切问题的时候，那种最怯懦、最狭隘、最肤浅的庸俗见解就表现出来了，而我们的一切真正的利益当然又遭到了损害。从这种打小算盘的庸俗见解出发，解放波兰的大问题自然就归结为改组波兹南省的一部分地区的无谓的空谈，而我们对波兰人的热情也就变成了榴霰弹和硝酸银。
我们再重复一遍：对俄国作战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唯一能够保卫德国的荣誉和利益的办法。既然不敢进行这种战争，就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柏林被击溃的反动军阀在波兹南重新抬头；他们在挽救德国的荣誉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下举起反革命的旗帜，镇压我们的同盟者，革命的波兰人，——在这个时刻，被愚弄的德国居然向它的胜利的敌人热烈致敬。重新瓜分波兰已经完成了，所差的只是德国国民议会的批准了。
要挽救这个问题，法兰克福议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认整个波兹南属于德意志联邦，并且声明，在有可能同复兴的波兰进行d’éal à égal〔平等的〕谈判以前，边界问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不过，这未免对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教授、律师和牧师们提出过多的要求了！诱惑力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从来没有闻过火药味的和平的市民们，应该通过简单的投票方式为德国夺取500平方英里的地区，兼并80万“涅茨同胞”、波兰的德国人、犹太人和波兰人，虽然这是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和真正的长远的利益的。多么大的诱惑！他们屈服了，批准了瓜分波兰。
根据一些什么理由，我们明天就会见分晓。
四
科伦8月21日。我们现在把波兹南议员应否参加讨论和表决这个先决问题放在一边，而直接谈谈关于主要问题的辩论。
开始辩论时，施滕策尔先生以报告人的资格发表了一篇非常混乱、非常含糊的演说。他俨然以历史学家和正人君子的姿态出现，谈到要塞和战壕，谈到善与恶，谈到同情心和德国人的心情；他追溯11世纪的情况，来证明波兰的小贵族从来就是压迫农民的；他利用波兰历史上极有限的一些事实，来为他的滔滔不绝的关于小贵族、农民、城市、君主专制政体的善行等等最肤浅最一般的议论作辩护；他证明瓜分波兰是正确的，但是每句话都吞吞吐吐，支吾其词；他乱七八糟地叙述了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原理，使本来就不知道这个宪法的议员，现在更莫名其妙了；他还打算把谈锋转到华沙大公国，但是他的话立刻被“扯得太远了！”的高叫声和主席的指责打断了。
弄得狼狈不堪的大历史学家用下面这些动人的话来继续他的发言：
“我说得简单一点吧。现在要问：我们打算做什么？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简直是！）［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小贵族想恢复波兰国家。他们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将是民主的。我不怀疑他们是真正这样想的。但是，诸位先生，其他各阶层自然（！）也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幻想。我完全相信他们的真诚，可是如果说公爵和伯爵必须同人民融合起来，那我就不知道这种融合是如何发生的（这和施滕策尔先生有何相干！）［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在波兰，这是不可能的”等等。
施滕策尔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仿佛在波兰，小贵族和大贵族实质上是一样的。施滕策尔先生自己也引用过的列列韦尔的“波兰史”，以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争论”[200]，还有其他许多现代著作，也许能把“多年来研究历史的人”教得聪明一些。施滕策尔先生所说的大多数“公爵和伯爵”，恰恰是波兰民主派斗争的对象。
因此，施滕策尔先生认为，必须把小贵族和他们的一切幻想抛开，另外创立一个农民的波兰（把波兰一部分一部分地并入德国）。
“最好是向贫苦农民伸出手去，让他们日益强固，使他们或许（！）能够创立自由的波兰，不仅能够创立，而且能够保持。先生们，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在中间派两翼[201]的民族主义空谈家的“很好！”、“好极了！”的欢呼声中，为胜利所陶醉的历史学家离开了讲台。把重新瓜分波兰说成是对波兰农民的善行——这种荒谬绝伦的颠倒是非的伎俩，当然会使国民议会中充满善心和博爱的一群中间派感激涕零！
走上讲台的是从克罗托申来的果登，他是波兰的真正的德国人。在他之后发言的是从伊诺弗罗茨拉夫来的曾弗，这是“涅茨同胞”的极好的典型，他不会干任何欺骗勾当，他在报名发言时说要反对委员会的提案，而在发言时却赞成这个提案。由于这种欺骗方式，有一个要发言反对提案的人没有轮到发言。
“涅茨同胞”在国民议会中发言的手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喜剧，它再一次表明真正的普鲁士人能够干些什么。大家知道，波兹南那些自私自利的犹太普鲁士小人是同官僚，同普鲁士王国军官，同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地主，总而言之，同旧普鲁士的一切反动势力最紧密地团结起来，肩并肩地反对波兰人的。对波兰的叛卖是反革命的第一次断然措施，当时表现得最反动的正是“涅茨同胞”先生。
现在请看一看热爱普鲁士、以“天佑吾王，天佑吾国！”为口号的学校教师和官吏；请欣赏一下他们如何在这里，在法兰克福发言，强词夺理地把他们对波兰民主派的反革命的叛卖行为说成是革命，是为了有主权的“涅茨同胞”而进行的实际的真正的革命；他们如何蹂躏历史权利，并且在似乎已经死亡的波兰面前宣布：“只有活人才有权利”！
但普鲁士人就真是这样：在斯普列伊是“上帝的子民”，在华尔特是有主权的人民；在斯普列伊是平民的骚动，在华尔特是革命；在斯普列伊是“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注：见本卷第416页。——编者注］，在华尔特是填写了昨天日期的具体事实的权利，——虽然如此，诚实的普鲁士人的心情是毫不虚伪的，是正直而高尚的！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果登先生的话：
“我们不得不再度捍卫那个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对我们祖国孕育着如此重大的后果的事业，即使这个事业本身在我们看来不完全是正义的（！），但是由于必要，我们也应该使它成为正义的（！！）。我们的权利与其说是根源于过去，不如说是根源于现代跳动很快的脉搏（更确切些说，是枪托的殴打）［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波兰的农民和市民，由于归并到别国（普鲁士）［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感到自己是处在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的状态（特别是从波普战争和瓜分波兰的时候起）［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因瓜分波兰而发生的违反正义的行为，已经由你们（德国的）［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人民的仁慈（特别是普鲁士官吏的笞杖）［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由他们的勤劳（在被掠夺和被分赠的波兰的土地上）［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并在今年4月间由他们的鲜血全补偿了！”
从克罗托申来的果登先生的鲜血！
“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是根据这个权利到这里来的！”
“变成黄色的羊皮纸，现在已经不能作为证明我们加入德国的合法性的文件了；我们不是作为嫁妆或遗产、不是通过购买或交换加入德国的；我们是德国人，我们属于我们的祖国，因此，合理的、合法的、自主的意志鼓励我们这样做；这种意志是由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语言和习俗、我们的人数（！）、我们的财产，首先是由我们的德国的思想方法和对祖国的热爱决定的。”
“我们的权利是这样无可争辩，它在现代世界观上扎下的根子是这样深，即使不具有德国人的心情，也一定会承认它。”
普鲁士犹太人的“涅茨同胞”所具有的建立在“现代世界观”基础上的、依靠榴霰弹“革命”的、从战地现实生活的“跳动很快的脉搏”中产生的“自主的意志”万岁！领取巨薪的波兹南官吏的德国精神、掠夺教会领地和官方领地的德国精神、弗洛特韦尔à la〔式的〕货币贷款的德国精神万岁！
继大言不惭地高谈最高权利的骑士之后发言的是既不知羞耻也没有良心的“涅茨同胞”。在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看来，连施滕策尔的提案对波兰人也还是太客气了，因此他建议采取某种较强硬的措词。曾弗先生以此为借口，厚颜无耻地以委员会提案的反对者的资格报名发言；他同样厚颜无耻地声称，取消波兹南人的表决权是极不公平的：
“我认为正是波兹南的代表负有参加表决的使命，因为这里讨论的恰恰是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最重要的权利问题。”
曾弗先生接着谈到第一次瓜分以来的波兰历史，他用许多有意歪曲和无中生有的材料来充实这部历史，同他比较起来，施滕策尔先生倒成了最渺小的拙劣的作者了。波兹南所有一切勉强过得去的事情，都应该饮水思源，感谢普鲁士政府和“涅茨同胞”。
“华沙大公国产生了。普鲁士官吏的位置被波兰人占据了，到1814年，普鲁士政府为这几个省所做的一切好事，几乎连痕迹都看不见了。”
曾弗先生说得对。无论是农奴身分，无论是波兰各州预算对普鲁士学校（例如对哈雷城的大学）的拨款，无论是不懂波兰语言的普鲁士官吏的敲诈勒索和残暴行为，“连痕迹都看不见了”。但是波兰还没有灭亡，因为承俄国的眷顾，普鲁士又兴盛起来了，而波兹南也重归普鲁士了。
“从那时候起，普鲁士政府又竭力改善波兹南省的状况了。”
谁想知道这方面的详细情形，不妨读一读1841年弗洛特韦尔的备忘录[202]。在1830年以前，政府什么也没有做。在整个大公国里，弗洛特韦尔只发现4英里的公路！可是要不要列举一下弗洛特韦尔本人的善行呢？弗洛特韦尔先生这个狡猾的官僚，竭力用修筑公路、开辟运河、疏浚沼泽积水等等办法来收买波兰人，不过他不是用普鲁士政府的金钱，而是用波兰人自己的金钱来收买他们。这些改良主要是用私人的资金或各州的经费来进行的，如果说政府也曾为某些地方拨过一些补助金，那也不过是它以征税办法从省里搜刮来的或者以收入形式从波兰官方领地和教会领地取得的那个总额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其次，波兰人应当感谢弗洛特韦尔先生，这不仅是因为继续停止（从1826年起）各州州长的选举，而且特别是因为政府用收购被拍卖的领地并将其仅仅转卖给可信赖的德国人（1833年的圣旨）的办法，来逐渐剥夺波兰地主的土地。弗洛特韦尔治下的最后一件善行是学校的改良。但这又是一种普鲁士化的措施。中等学校必须在普鲁士教师的帮助下使贵族青年和未来的天主教牧师普鲁士化，初级学校则是使农民子弟普鲁士化。关于学校的实质，勃罗姆堡区督察员瓦拉赫先生不知怎么在坦率直言时泄露出来了；有一次他写信给总督博伊尔曼先生说，波兰语是在农村居民中普及教育和推广福利事业的主要障碍！既然教师不懂波兰语，事情当然是这样。但是这些学校的经费是由谁负担的呢？仍然由波兰人自己负担，因为第一，多数最重要的但不是专门为普鲁士化这一目的服务的专科学校，是靠私人出钱或靠各省等级会议的经费创办和维持的；第二，即使是为了普鲁士化而创办的学校，也是靠1833年3月31日收归国有的寺院的收入来维持的，国库拨发的经费，在10年内每年只有21000塔勒。
不过，弗洛特韦尔先生也承认，一切改革都出自波兰人自己。而普鲁士政府的最大善行，就在于搜刮高额地租和征收重税，利用青年为普鲁士服兵役，——关于这一点，弗洛特韦尔先生也和曾弗先生一样，绝口不谈。
简单说来，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善行，归结起来就是在波兹南安置普鲁士的下级军官，不管是做教官还是做教师，也不管是做宪兵还是做税吏。
我们不能详细分析曾弗先生对波兰人的一些无根据的猜疑和不确实的统计资料了。显然，曾弗先生说话的唯一目的是要激起议会对波兰人的仇恨。
接着发言的是罗伯特·勃鲁姆。他照例要发表所谓冠冕堂皇的演说，这种演说感情多于论证，而夸张又多于感情，不过，老实说，这种练习朗诵的演说不会比克罗托申的果登先生的“现代世界观”产生更大的效果。波兰是反对北方野蛮行为的藩篱……，如果波兰人有某些缺点，那是他们的压迫者的罪过……，老加格恩把瓜分波兰叫做威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恶梦……，波兰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榜样……，危险是从俄国方面来的……如果红色共和国在巴黎取得胜利，并且打算以武力解放波兰，诸位先生，那时候将怎么办？……我们将不偏不倚，等等，等等。
我们对勃鲁姆先生表示同情，但是如果从所有这些绝妙的议论中删去夸张的华而不实的词句，那末除了最庸俗的废话——纵然是（但愿如此）范围很广、说得很高明的废话——而外，就没有剩下什么了。勃鲁姆先生认为，如果国民议会愿意始终如一，就应该用对待波兹南的原则去对待什列斯维希、波希米亚、意大利的提罗耳、俄国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亚尔萨斯；即使是这样一个论据，也只有在和多数派的荒谬绝伦的民族主义谎言和习以为常的不彻底性作对比时才能说是正确的。如果他断言德国只有同已经存在的波兰打交道，才能很好地进行关于波兹南问题的谈判，那我们也不否认这一点；但还是应该指出，他的演说中这个唯一中肯的论据，已经由波兰人自己几百次地发挥过了，而且发挥得非常好，而在勃鲁姆先生的嘴里，这种论据就象修辞学上的一枝钝箭，这枝箭“本着中庸之道和宽大为怀的精神”，徒劳无益地射到多数派石头一样的胸膛上去。
勃鲁姆先生说榴霰弹不能作为理由，这是对的；但是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并且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对的。如果说勃鲁姆先生不能认清波兰问题的实质，那是他自己的过错。而勃鲁姆先生最糟糕的是：第一，希望争取多数派，由多数派要求中央政权至少作一个报告；第二，指望通过中央政权的那些在8月6日极其可耻地屈从于普鲁士最高统率权欲望[203]的大臣的报告，占得一些便宜，哪怕是最小的便宜。如果想做“极左派”，首先就应该把宽大为怀的精神抛在一边，并且不要指望从多数派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即使是最不足道的东西。
一般说来，差不多所有的左派，在波兰问题上也象在平常一样，沉溺于夸张甚至沉溺于荒诞的幻想，毫不触及实际材料和问题的实质。可是恰好在这里，材料是这样丰富，事实是这样明显。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研究问题，但是很明显，不这样做也行，因为既然已经通过了选举的涤罪所，就不必再对任何人负责了。
对于少数例外，我们在阐述辩论过程的时候还要回过头来谈谈。明天我们要简略地谈谈威廉·约丹先生，他决不是例外，而这一次，由于明显的原因，他简直是随波逐流了。
五
科伦8月25日。谢天谢地，我们终于离开了每天弥漫着空谈的多沙的平原，走上了阿尔卑斯的大辩论的高地！我们终于攀登到白云笼罩的顶峰。鹰在这儿营巢，人在这儿和神直接见面，并且从这儿以蔑视的眼色，望着那些老远老远地在下面蠢动的可怜的小人物，望着他们用人类的平凡智慧的贫乏论据互相搏战！在某一个勃鲁姆同某一个施滕策尔、某一个果登和某一个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搏斗以后，大会战终于开始了，在这场会战中，阿里欧斯托式的英雄们的唇枪舌剑的碎片布满了战场！
战士们的队伍恭敬地让开道路，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挥舞着宝剑一跃向前。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在德国文艺活动的黄金时代是科尼斯堡的文学家。那个时候，常在“桶匠大院”中举行半公开的会议；威廉·约丹先生参加过这种会议，在会议上朗诵过“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并因此而被驱逐。
于是这位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就前往柏林。柏林的大学生常常举行会议。威廉·约丹先生在会议上朗诵过“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并因此而被驱逐。
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于是前往莱比锡。莱比锡也举行过一些没有害处的会议。威廉·约丹先生朗诵过“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并因此而被驱逐。
以后，威廉·约丹先生出版了很多著作：长诗“钟和炮”，立陶宛民歌集（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创作，即他本人所编写的波兰诗歌），乔治·桑的作品的译文，一种杂志——不可理解的“可理解的世界”[204]，以及使遐迩驰名的奥托·维干德（他还没有他的法国祖师巴涅尔那样大的成就）有利可图的其他译著；随后，他又出版了列列韦尔的“波兰史”译本，并写了一篇向波兰人表示亲善的序言等等。
革命爆发了。En un lugar de la Mancha cuyo nombre noquiero acordarme ［注：拉·曼彻地方有一个乡村，它的名称根本不值得一提（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的开头第一句话）。——编者注］，在德国的曼彻即勃兰登堡部落的一个地方，在唐·吉诃德们生长的那个地方，在一个连名称都不值得一提的地方，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提出自己为德国国民议会的候选人。这个地区的农民对君主立宪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威廉·约丹先生发表了很多动人心弦的、充满了最乐观的立宪精神的演说。心花怒放的农民选举了这个大人物做议员。这位高贵的“无责任心的”议员一到法兰克福，就坐在“极”左派的席位上，和共和派一起表决。以选民身分创造了这个议会中的唐·吉诃德的农民曾经寄信给他表示不信任，要他回忆他的诺言，要把他召回。可是威廉·约丹先生也象国王一样，很少认为自己应受诺言的约束，一有适当的机会，总是用他的“钟和炮”使议会震耳欲聋。
威廉·约丹先生每次走上圣保罗教堂[205]的讲台，实际上只是朗诵“水手和他的上帝”那篇长诗，但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就应该被驱逐。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伟大的威廉·约丹最近就波兰问题发出的钟声和炮声。
“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应该提高到世界历史观点的水平，应该从这一观点来研究波兹南问题这个波兰大悲剧的插曲。”
强壮的威廉·约丹先生一下子就把我们高举到云端，高举到白雪皑皑、直冲霄汉的“世界历史观点”的秦波拉索［注：秦波拉索是南美厄瓜多尔的火山，海拔6272公尺。——译者注］，于是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望无际的远景。
但是在这以前，他还花了一些时间从事平凡的“专门”讨论，而且很成功。这里是几个例子：
“后来，根据华沙条约（即根据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涅茨地区归普鲁士所有，从那时候起，如果不算昙花一现的华沙大公国这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属于普鲁士的。”
约丹先生在这里把涅茨地区和波兹南其他地区对立起来了。他，这位世界历史观点的骑士、波兰历史的专家、列列韦尔著作的译者，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材料的呢？正是从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的演说中得到的！他这样严格地遵循曾弗先生的演说，甚至完全忘记了波兹南的其他部分即大波兰部分在1794年就已“归普鲁士所有，从那时候起，如果不算昙花一现的华沙大公国这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属于普鲁士的”。但是“涅茨同胞”曾弗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世界历史观点”只知道波兹南地区仅仅在1815年才“归普鲁士所有”。
“其次，西部各州——比恩鲍姆州、梅泽里茨州、博姆斯特州、弗劳施塔特州［注：波兰称作：门兹胡德、门兹热奇、巴比莫斯特、弗斯霍瓦。——编者注］——从这些城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
但是门兹胡德州也是这样吗，约丹先生？——“从这个州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来就是波兰的”吗？
不过，门兹胡德也就是比恩鲍姆州。用波兰话来说，这个城市就叫做门兹胡德。
这一个“可理解的世界”的“世界历史观点”的语源学“古玩陈列室”，会从基督教德意志的利奥先生那里得到多大的支持！不消说，Mailand、Lüttich、Genf、Kopenhagen ［注：米兰、列日、日内瓦、哥本哈根的德文名字。——编者注］“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可是“世界历史观点”是否“从名称上就已”看出海孟斯-艾希赫、维尔斯-来登、耶纳乌和加尔天菲尔德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呢？当然，世界历史观点是很难在地图上找到这些自古以来的德国名称的，当它知道这些名称指的就是勒-克纳乌、里昂、热那亚和康波-弗列多的时候，它自然只有感谢杜撰了这些名称的利奥先生。
如果法国人在最近宣布Cologne、Coblence、Mayence和Francfort ［注：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和法兰克福的法文名字。——编者注］自古以来就是法国的领土，那么世界历史观点将怎么说呢？那将是世界历史观点的不幸！
可是我们不准备在更伟大的人物也要碰到的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humaine〔人类生活中的渺小的不幸〕上面耽搁了。我们现在要跟着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飞到更高的地方去。我们在那里会听到说：“和波兰人越疏远，对波兰人了解得越少，就越爱波兰人；反之，和波兰人越接近，就越不爱”波兰人，因此，“这种同情”的基础“与其说是对波兰性格的真正赞美，不如说是某种世界主义的唯心主义”。
但是地球上各民族对其他某个民族，无论在“同它疏远”的时候，或是在“同它接近”的时候都不“爱”它，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将作何解释呢？地球上各民族空前一致地鄙视、利用、讥笑和凌辱这个民族，“世界历史观点”对此又作何解释呢？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民族。
世界历史观点会告诉我们：这是建立在“世界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就这样摆脱了困境。
不过，全世界历史的鹰并没有因为这一类小小的异议而感到难堪，它越飞越勇敢，越飞越高，最后，一直飞到自在自为思想的纯以太中，大唱英勇的、全世界历史的黑格尔学派的如下颂歌：
“让人们给历史以应有的报赏吧，历史在它的为必然性所注定的道路上，总是用铁蹄无情地践踏那个在同等民族中间已经无力支持的民族，但是看到这个民族所受的长期苦难而不表示任何同情，毕竟是残忍的和野蛮的，我决不能这样冷酷无情（上帝会奖赏你的，高贵的约丹！）［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可是，被悲剧所感动是一回事，想使悲剧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另一回事。要知道，仅仅那个使英雄屈服的铁的必然性，就能把他的命运变为真正的悲剧；而要干预这个命运的行程，想用人类的同情来阻止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并且还要把它倒转过来，这就意味着他本身会遭到压死的危险。希望波兰复兴，仅仅是因为它的灭亡引起了正义的哀痛，——我把这叫做怯懦的感伤。”
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深湛的智慧！多么动人的言词！世界历史观点后来整理自己的演说速记记录时这样说。
波兰人必须选择：如果他们想表演“真正的悲剧”，那末他们就应该驯顺地让铁蹄和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来蹂躏自己，同时告诉尼古拉：“陛下，服从你的意志”！或者，如果他们想起来造反，想试一试能否用“历史的铁蹄”来痛击自己的压迫者，那末他们就不表演任何“真正的悲剧”，而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对他们就不会再感到兴趣。在罗生克兰茨教授那里受过美学教育的世界历史观点这样说。
暂时把波兰消灭了的那个铁面无情的铁的必然性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崩溃，也就是大贵族在小贵族内部的产生。这是前进的一步，因为它是摆脱过时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唯一途径。但它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历史的铁蹄即东方的3个专制君主粉碎了波兰。大贵族为了要消灭小贵族民主制，不得不和外国结成同盟。波兰的大贵族在不久以前，有一部分一直到今天，还是波兰压迫者的忠实同盟者。
使波兰恢复自由的那个铁面无情的铁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从1815年起在波兰，至少在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甚至在一部分俄属波兰没有中断过的大贵族统治，现在也象1772年的小贵族民主制那样垮台了；这就是土地民主制的建立对波兰来说不仅是迫切的政治问题，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如果农奴制的或“有义务”〔robotpflichtige〕的农民不能成为自由的农民，那末波兰人民赖以为生的农业就要毁灭；最后，这就是如果不同时获得独立的民族生存，不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波兰各河流的出口地带，实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
从柏林来的约丹先生却把这说成是想阻止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并且还要把它倒转过来！
当然，小贵族民主制的旧波兰早已死亡了并被埋葬了，只有约丹先生才能指望什么人来使这个波兰的“真正悲剧”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悲剧的“主角”却生了一个强壮的儿子，仔细地认识一下这个儿子，的确会使某个目空一切的柏林文学家胆颤心惊。这个儿子刚刚在准备演自己的戏，刚刚把自己的手放到“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上去，而他的胜利却是有保证的，——这个儿子就是农民民主制的波兰。
有一些陈腐的小说式的虚夸，有一些装腔作势的对世界的蔑视（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勇敢，而在约丹先生看来却是不足道的平凡的蠢举），简单说来，有一些钟和炮，丑恶的言词所包含的“烟雾和音响”[206]，加上在最普通的历史方面的难以置信的糊涂和无知，——整个世界历史观点归结起来就是这样！
世界历史观点及其可理解的世界万岁！
六
科伦8月26日。会战的第二天，场面比第一天更加伟大。诚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没有在场，没有用他那张巧嘴来吸引所有听众的心神，但是我们不要苛求，象拉多维茨、瓦滕斯累本、凯尔斯特和罗多芒特-利希诺夫斯基[207]这样的人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拉多维茨先生。这个右派领袖说得简单、明了、中肯。演说的腔调是适度的。提出的一些前提是谬误的，但是很扼要；从这些前提中迅速地作出了一个结论。利用了右派的恐惧情绪。鉴于多数派的怯懦，而冷静地确信有成功的把握。极端轻视整个议会，既轻视右派，也轻视左派。这就是拉多维茨先生所发表的简短演说的特点，而我们也完全理解这些不多的、象冰一样冷的、不加修饰的朴实言论，对听惯了华而不实的空洞词藻的议会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如果从柏林来的威廉·约丹先生用他所有的“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形象世界所产生的印象，哪怕只达到拉多维茨用简短的实际上也是毫无内容的演说所产生的印象的1/10，那他也就很幸运了。
拉多维茨先生不是“有骨气的人”，也不是很不错的有坚定信念的人，但他是一位具有鲜明轮廓的明确的人物；只要听他一次演说，就可以完全了解他。
我们从来不妄想取得某个议会左派机关报的荣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分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而在一切政党的领袖（除了少数例外）都缺乏毅力、决心、才干和知识的情况下，我们在拉多维茨身上发现了至少可以较量的敌人，我们只有高兴。
继拉多维茨先生之后发言的是舒泽尔卡先生。他不顾以前的一切教训，又来用感人的词句向心灵申诉。喋喋不休的冗长的演说，有时穿插着历史上的事例和闪耀着奥地利人的理智的光辉。一般说来，这种演说是令人厌倦的。
舒泽尔卡先生到维也纳去了，他在那里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那里是适得其所的。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曾置身于左派，那末他在那里却成了中间派；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末他在维也纳的第一次发言就一败涂地了。这就是所有这些从事文学活动、爱发哲学议论、爱作无谓空谈的大人物的命运，这些大人物只是利用革命来为自己创造地位；只要把他们放到真正的革命基地上去待一瞬间，他们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接着发言的是ci-devant〔前〕伯爵冯·瓦滕斯累本。瓦滕斯累本先生以满怀好意、头脑简单的善良人物的姿态发言。他叙述了他在1830年以后备军人资格向波兰边境进军的逸事，接着就扮演桑科·判札的角色，用“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家雀”这句谚语奉劝波兰人，同时，他居然以最天真的形式插进了下面这个卑劣的意见：
“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找到同意在波兹南的应该分离的部分负责进行改组的波兰官吏呢？恐怕是他们自己害怕自己，他们觉得还没有成长到能够平安无事地组织居民的程度，同时却以种种理由来掩饰，说什么热爱祖国波兰妨碍了他们着手进行令人高兴的复兴工作！”
换句话说，整整80年来，波兰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始终不渝地进行斗争，是为了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可能的和无意义的那种事业。
瓦滕斯累本先生在结束时表示同意拉多维茨先生的意见。
从波兹南来的波兹南国民委员会委员雅尼舍夫斯基先生走上了讲台。
亚尼舍夫斯基先生的演说是圣保罗教堂的讲台上发出的真正议会辞令的第一个典范。我们终于听到了雄辩家的言论，他不追求会场的赞许，他用真正生动活泼、热情洋溢的语言来说话，正因为如此，他给人的印象同以前几个发言人完全不同。勃鲁姆对议会的良心所作的呼吁，约丹的微不足道的热情，拉多维茨的始终如一的冷淡，舒泽尔卡的模棱两可的温厚，在这位捍卫自己的民族生存、要求恢复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权利的波兰人面前，都黯然失色了。亚尼舍夫斯基说得兴奋而热烈，但是并不装腔作势；他只是以合理的愤怒心情来说明事实，没有这种愤怒的心情，就不可能正确地阐明这类事实，而在辩论的过程中听到了无耻的捏造以后，这种愤怒的心情是加倍合理的。他的演说真正是辩论的中心点，他击退了以前对波兰人的种种攻击，纠正了波兰的朋友们的一切错误，使辩论回到它的唯一实际、唯一真实的基础上去，并且预先剥夺了在他后面发言的右派的最有力的论据。
“你们吞下了波兰，但是我发誓，你们决不能把它消化！”
亚尼舍夫斯基演说的这个明确的结论将使我们永志不忘，同样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对波兰的朋友们的种种哀求所作的自豪的声明：
“我不是以一个穷人的身分向你们说话的，我所依据的是自己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我不是来呼吁同情，而只是来呼吁正义的。”
在亚尼舍夫斯基之后发言的是从波兹南来的凯尔斯特校长先生。在为本民族的生存、为本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波兰人之后，是为自己的薪金而斗争的、迁居波兹南的普鲁士教师。在被压迫者的激昂慷慨的高贵的演说之后，是靠压迫来过幸福生活的官僚的卑鄙无耻的发言。
瓜分波兰，“现在叫做耻辱”，在当时却是“极普遍的现象”。
“按民族来独树一帜的民族权利，完全是一种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承认过的权利。”“在政治上，只有实际的占有才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凯尔斯特的论证所根据的那些意味深长的格言中的几个例子。再说下去就矛盾百出了。
他说：“有些地带随着波兹南归并德国，毫无疑问，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波兰的；”过了一会又说：“至于波兹南的波兰部分，它并没有要求合并到德国去，据我想来，诸位先生，你们不要违背它的意志，把这一部分合并过去！”
在发表了这些议论之后，他引用了关于居民成分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是靠“涅茨同胞”所使用的有名的计算方法获得的。根据这些资料，只有完全不懂德语的人，才算是波兰人，多少能就几句德语的人则一律算作德国人。末了，他使用了一个极端巧妙的计算方法，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兹南省议会表决时，赞成合并到德国去的17票对26票的少数，其实是多数。
“根据省的法规，毫无疑义，必须有2/3的多数，才有权做出决定。当然，17票还不到26票的2/3，但是不够的部分是很小很小的，在决定如此重要的问题时是不必加以重视的！！”
这样一来，少数既然成了多数的2/3，“根据省的法规”，它就是多数了！旧普鲁士国家制度，无疑会因凯尔斯特先生的这种发明而给他加冕。实际上，问题是这样的：必须有2/3的票数，才能提出建议。加入德意志联邦也就是这样的建议。因此，这个建议只有得到议会的2/3，即43票的2/3的票数的赞成，才是合法的。可是，几乎有2/3的票数表示反对。这说明了什么呢？原来，17是“43的2/3弱”！
如果说波兰人不象“理智的国家”的公民那样，他们不是“有教养的民族”，那末，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理智的国家给他们派去当教师的是这样的算术专家。
从波恩来的克雷门斯先生作了一个公正的批评，他说普鲁士政府的目的不是要使波兹南德国化，而是要使它普鲁士化，并且把使波兹南普鲁士化的尝试同在莱茵区的类似的尝试作了比较。
奥斯滕多尔夫先生是从左斯特来的。这个“红色土地”［注：耶威斯特伐里亚。——编者注］的产儿大发庸俗的政治议论，满口可能性、或然性和假定，废话连篇，乱扯一通，由约丹先生扯到法国人，由红色共和国扯到北美洲的红色人种，把波兰人和红色人种等量齐观，而把“涅茨同胞”和美国人相提并论。只有红色土地才能产生这样大胆的比拟！让凯尔斯特先生、曾弗先生、果登先生扮演带着枪和锹住在小木房里的森林垦殖者的角色，真是无与伦比的喜剧！
从列温堡来的弗兰茨·施米特先生走上讲台。他说话心平气和，毫不夸张，这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因为施米特属于一般说来最爱夸张的那个阶级，即属于德国天主教的僧侣阶级。在亚尼舍夫斯基的演说之后，施米特先生的演说是整个辩论过程中较好的演说，这至少是因为它最有说服力，因为它显示出对争论的问题具有最丰富的知识。施米特先生向委员会证明，它的假学术论据（这些论据的内容我们已经分析过）包含着对实际情况的绝对无知。施米特先生在波兹南大公国住过好多年，他向委员会指出，甚至在他最熟悉的那个小州的问题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他指出，正是在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委员会没有向议会提供必要的说明，它简直是命令议会不需要任何材料，对争论的问题不必有任何了解，就随便通过决议。他要求首先说明实际情况。他指出委员会的提案和委员会本身的前提是多么矛盾；他引证弗洛特韦尔的备忘录，并且要求备忘录的作者（也在这里当议员）发言，如果说这个文件是伪造的话。最后，他当众揭发了“涅茨同胞”如何去找加格恩，打算用波兹南爆发起义的假消息来迫使加格恩赶快中止辩论。不错，加格恩否认有这回事，但是凯尔斯特先生却公开地以此自夸。
议会的多数派对施米特先生的理直气壮的演说的报答，是设法在速记记录中歪曲这篇演说的原意。有一个地方，施米特先生曾亲自把速记稿上添加的谬论修改过3次，但它还是印出来了。对施略费尔鸣鼓而攻［注：见本卷第16页。——编者注］，对布伦坦诺进行公开的迫害[208]，对施米特施展伪造文件的伎俩，右派先生们，这真是绝妙的批评！
这次会议是以利希诺夫斯基的演说来结束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位朋友留到下一篇文章中来谈；对于利希诺夫斯基这一类型的发言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
七
科伦8月31日。议会的bel homme〔美男子〕、德国的巴亚尔、大无畏而又无可责难的骑士、前公爵（基本权利第6条[209]）冯·利希诺夫斯基含着得意的微笑，以骑士的风流姿态走上了讲台。他以地道的普鲁士陆军中尉的语调和旁若无人的潇洒态度，吐露了他打算告诉议会的一些思想片断。
杰出的骑士是这些辩论中决不可少的因素。从果登先生、曾弗先生和凯尔斯特先生这几个范例来看，还不能十分相信波兰的德国人是多么值得尊敬，而在骑士利希诺夫斯基身上，可以看到普鲁士化的斯拉夫人虽然举止优美，却是一种不雅观的人物。利希诺夫斯基是和波兰的德国人同种族的人；单是他在讲台上出现这一点就给文件作了补充说明。上西里西亚的小贵族变成了普鲁士的落后的容克地主这一事实，向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说明博爱的普鲁士政府打算把波兹南的小贵族变成什么。尽管利希诺夫斯基先生作了种种庄严的保证，但他决不是德国人，他是“改造了的”波兰人，并且他所说的也不是德国话，而是普鲁士话。
利希诺夫斯基先生首先庄严地保证他对波兰人具有骑士的同情，然后向亚尼舍夫斯基说了一些恭维话，又对波兰人作了应有的评价，说波兰人有“伟大的殉道诗篇”，而突然之间就急转直下了。为什么这些同情减少了呢？因为在所有的起义和革命中“波兰人总是站在街垒的第一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罪恶行为，只要波兰人经过“改造”，这种罪恶行为是不会再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使利希诺夫斯基放心，使他相信在“波兰的流亡者”中间，甚至在他认为堕落不堪的波兰小贵族流亡者中间，也有人是保持清白，和街垒完全无关的。
接着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场面。
利希诺夫斯基：“用脚践踏已经变成黄色的羊皮纸的左派先生们，以奇怪的方式呼吁历史权利。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为了波兰的事业而挑选日期。 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注：笑声是由利希诺夫斯基的文法错误引起的，他连用两个否定词（《Für das historische Recht gibt es kein Datum nicht》），这是违反德语规则的。恩格斯在这几篇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利希诺夫斯基的这句话，每次都保留了文法错误的句子构造。——编者注］）
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左派大笑）
主席：“诸位先生，让发言人有可能把话说完，不要打断他的话。”
利希诺夫斯基：“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左边来的笑声）
主席：“请不要打断发言人的话，请保持肃静。”（骚动）
利希诺夫斯基：“对历史权利来说，能够要求比更早的日期有更大权利的那个日期是不存在的！”（左派叫“好”，活跃［注：利希诺夫斯基这次的句子构造是正确的。——编者注］）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说高贵的骑士讲的不是德国话，而是普鲁士话吗？
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权利遇到了我们的高贵的骑士这个厉害的敌人：
“如果我们深入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波兹南）［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许多地区曾经是西里西亚和德国的；再深入下去，我们就到了斯拉夫人建成莱比锡和德勒斯顿的时期，随后就会达到塔西佗——如果我们深入这个问题，天知道这些先生还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世界上的事情大概是很糟糕的。普鲁士贵族的领地无可挽救地被抵押出去，犹太债主变得非常顽固，一人签字的票据所规定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付款期限来得太快；拍卖，丧失自由，因轻率举债而被免职，——看来，所有这一切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的惨状，使普鲁士贵族有必遭破产的危险，因为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一位利希诺夫斯基竟否认他在唐·卡洛斯亲信的骑士中为了获得骑士马刺[210]而捍卫的那种历史权利！
如果我们想深入历史债务权利的问题，那就自然只有天知道，法庭执行吏要把憔悴的骑士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可是，难道负债不是普鲁士骑士们的最好的、唯一可饶恕的［注：双关语：德文《Schulden》——“负债”，《entschuldigende》——“可饶恕的”，“可宽宥的”。——编者注］特点吗？
美男子在转到本题时，认为在反对波兰的德国人时不应该“描绘隐藏在渺茫的远处的未来波兰的朦胧远景（！）”；他认为波兰人不会以波兹南为满足：
“如果我有荣幸做一个波兰人，那末我日日夜夜所想的只是如何恢复以前的波兰王国。”
但是既然利希诺夫斯基先生“没有这种荣幸”，既然他只是上西里西亚的一个改造了的波兰人，那末他“日日夜夜”所想的就完全是另外的、爱国精神比较少的事情了。
“谈到荣幸，我必须说，几十万波兰人应该成为德国人，老实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对他们决不是不幸。”
相反地，假如普鲁士政府再建立一个苗圃，来栽培可以制造利希诺夫斯基这一类人物的木材，那该多好啊。
我们那位蓄着翘起的胡须的骑士，继续用那种实际上是用来跟剧场楼座中的女士们谈话的、但也十分适合议会水平的亲切而潇洒的语调胡诌了一些时候，然后以如下的话作结束：
“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请你们自己决定，你们是把50万德国人接收到我们这方面来呢，还是拒绝他们……但是那时候你们也得删掉老民歌手的歌词：‘哪里讲德国话，那里神就在天上载歌载舞’。[211]请删掉这些歌词！”
老阿伦特在写这首歌时，竟没有想到波兰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德国话，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但是幸而出现了我们上西里西亚的骑士。谁不知道贵族阶级对犹太人负有几世纪来都奉为神圣的老债务呢？过去平民所忽略了的事情，骑士利希诺夫斯基都想起来了。
波兰的犹太高利贷者死不要脸地说着蹩脚的德国话，
对所有的人进行招摇撞骗的地方，
就是利希诺夫斯基的故乡！
八
科伦9月2日。辩论的第三天，大家都露出了倦意。论证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如果不是第一位可敬的发言人阿尔诺德·卢格先生拿出了他的丰富的新论据来，速记记录就会是枯燥乏味的。
但卢格先生对自己的功绩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他许下诺言：
“我要用我的全部热情、我的全部知识。”
他提出了建议，但是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建议，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唯一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建议，绝对的建议。
“决不能有任何别的建议、别的假定了。当然可以采取另一种行动，诸位先生，因为人是习惯于离开正确的道路的。正因为人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也就具有自由的意志……但是正确的决不因此就不再是正确的了。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可能提出的建议中唯一正确的建议。”
（这样一来，卢格先生就使自己的“自由的意志”为“正确的”东西牺牲了。）
我们现在来仔细地看一看卢格先生的热情和知识，看一看他的唯一正确的建议。
“消灭波兰之所以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是因为这样就压制了这个民族的宝贵的发展，这个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曾经树立过巨大的功绩，曾经辉煌地发展过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即发展过骑士精神。专制主义妨碍了小贵族共和国实现它本身的内在的（！）消灭，而这种消灭，借助于革命时期制定的宪法是有可能实现的。”
中世纪的南方法兰西民族和北方法兰西民族，不比现在的波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有更多的亲属关系。南方法兰西民族——vulgo〔即一般所谈的〕普罗温斯民族——在中世纪时代不仅完成了“宝贵的发展”，甚至还走在欧洲发展的前面。它在新时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在创造封建骑士精神方面，它可与卡斯提尔人、北方法兰西人和英格兰诺曼人相匹敌；在工商业方面，它丝毫不逊于意大利人。它不仅“辉煌地”发展了“中世纪生活的一个阶段”，甚至使古希腊文明在中世纪末期回光返照。因此，南方法兰西民族“在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简直有无限的“功绩”。可是它终于象波兰一样，起初被北方法兰西和英国瓜分，后来又被北方法兰西人全部征服了。从阿尔比教派战争[212]起到路易十一止，北方法兰西人对南方法兰西人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奴役战争，结果把全国征服了，但是北方法兰西人在文化程度上低于其南方的邻人，犹如俄国人低于波兰人一样。“专制主义”（路易十一）“妨碍了”南方法兰西“小贵族共和国”（在它的繁荣时期，这个称号是完全正确的）“实现它本身的内在的消灭”，而这种消灭，借助于城市市民阶层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有可能实现的，正象波兰小贵族共和国借助于1791年的宪法来实现它的消灭一样。
南方法兰西人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300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言论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北方法兰西的专制主义，在南方法兰西身上压了300年，只是在300年后，北方法兰西人消灭了南方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最后一点残余，才补偿了自己的压迫。制宪议会把那些独立的省划分为几个部分，国民公会的铁拳破天荒第一次把南方法兰西的居民变成法兰西人，并为了补偿他们已经丧失的民族特性，给予他们以民主。但是在3个世纪中对他们的奴役，可以一字不差地借用卢格先生关于波兰人所说的话：
“俄国的专制主义并没有解放波兰人，消灭波兰的小贵族阶级以及把这样多的贵族家庭逐出波兰，——这一切既没有使俄国建立民主制度，也没有使俄国具备合乎人道的生活条件。”
可是，从来也没有把北方法兰西人征服南方法兰西叫做“最可耻的非正义行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卢格先生？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征服南方法兰西是可耻的非正义行为，或者征服波兰决不是非正义行为。请你选择吧，卢格先生！
波兰人和南方法兰西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南方法兰西象一个软弱无力的累赘那样被北方法兰西人拖着走，直到它的民族特性完全消灭为止，而波兰人却完全有希望很快站在斯拉夫各部族的前列呢？
南方法兰西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分析），是法国的反动的部分。它对北方法兰西的反对立场很快就变成了对整个法国各进步阶级的反对立场。它成了封建主义的主要支柱，并且直到现在还是法国反革命的堡垒。
波兰就恰恰相反，它由于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见本报第81号）［注：指“新莱茵报”第81号，见本卷第389—393页。——编者注］，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的部分。它对它的压迫者们的反对立场同时也就是对本国大贵族的反对立场。甚至小贵族阶级（一部分还站在封建的立场上）也以无比的忘我精神参加民主的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最庸俗的立宪思想和浮夸的哲学思想中徘徊的时候，波兰就已经成了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波兰复兴的保证，波兰复兴的必然性就在这里，而根本不在于久已埋葬了的骑士精神的辉煌发展。
但是卢格先生还有另外一个为“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必须有独立的波兰存在作辩护的论据：
“加在波兰身上的暴力，使波兰人散布在欧洲各地；他们到处流散，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充满了愤怒……波兰精神在法国和德国（！？）成了更合乎人道的精神，而且纯化了，因为波兰的流亡者成了宣传自由的人（№1）［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斯拉夫人是能够加入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的（没有“大家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因为……他们的流亡者真正做到了传播自由（№2）［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多亏波兰人这些自由的传播者（№3）［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所有的俄国军队（！！）才感染了新时代的思想……我尊重波兰人在全欧洲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执武器宣传自由（№4）［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的可敬的志向……只要他们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在历史上就会受到赞扬，因为他们到处以急先锋（№5）［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的姿态出现（！！！）……波兰人是投到斯拉夫民族中去的自由的因素（№6）［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他们把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引上了自由的道路（№7）［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他们在法国、俄国和德国进行活动。由此可见，波兰人在现代文明中也是积极的因素，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他们是必需的，所以他们决不是没有生气的。”
卢格先生要证明：第一，波兰人是必需的；第二，波兰人不是没有生气的。他在证明时说：“因为他们是必需的，所以他们决不是没有生气的。”
如果从上面所引的那段把同样的意思重复了7次之多的冗长的话中去掉几个字——波兰人、因素、自由、宣传、文明、传播，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夸夸其谈的话还剩下些什么。
卢格先生要证明波兰复兴的必要性。他以如下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波兰人不是没有生气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充满生命力的，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是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和可耻的非正义行为，使他们散居在欧洲各地，他们带来了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愤怒，正当的革命的愤怒。他们在被放逐中使自己的这种愤怒“纯化了”，而这个纯化了的愤怒又使他们能够传播自由，并使他们“站在街垒的最前列”。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要放弃可耻的非正义行为和加在波兰人身上的暴力，要复兴波兰，——那时候“愤怒”就会消失，那时候愤怒就不会再纯化，那时候波兰人就会回家，而不再“传播自由”。如果说“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产生的愤怒”是使波兰人成为革命者的唯一原因，那末放弃非正义行为就会使他们成为反动分子。如果说反抗压迫是波兰人维持生命力的唯一来源，那末请放弃压迫吧，这样波兰人就会没有生气。
这样一来，卢格先生恰恰证明了他想要证明的反面。由他的论据引伸出来的结论，就是为了自由和欧洲各民族大家庭的利益，波兰不应该复兴。
而且，卢格先生的“知识”是很奇怪的，他说到波兰人时，只提到流亡者，只看到街垒中的流亡者。我们绝对不想侮辱波兰流亡者，他们在战场上以及在为了波兰的利益而进行的18年秘密工作中，证明了自己的毅力和勇气。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凡是熟悉波兰流亡者的人，都知道波兰流亡者远不象卢格先生跟在前公爵利希诺夫斯基后面信口妄谈的那样，达到了以传道者的精神热爱自由和一心想置身街垒的程度。波兰流亡者为了复兴波兰，表现得很坚定，忍受了很多痛苦，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难道波兰国内的波兰人做的事情就少吗？难道他们没有蔑视严重的危险吗？难道他们没有遭受麻比特和斯皮尔堡的监狱、鞭笞、西伯利亚矿场、加里西亚的屠杀和普鲁士的榴霰弹等等的惨祸吗？可是这一切在卢格先生看来都是不存在的。他很少注意到，没有流亡的波兰人和几乎所有的波兰流亡者（除列列韦尔和梅洛斯拉夫斯基以外）比较起来，接受的一般欧洲文明要多得多，对他们常住的波兰的需要要清楚得多。卢格先生认为波兰所有的一切知识，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传播到波兰人中间的、波兰人所掌握的”一切知识，是由于他们居住在外国取得的。我们在№〔81〕［注：指“新莱茵报”第81号。——译者注］中曾经指出：波兰人既不应当从二月以后已经由于空谈而没落的法国政治空想家那里去了解本国的需要，也不应当从还没有机会没落的深思熟虑的德国思想家那里去了解本国的需要；我们曾经指出：波兰本身就是研究波兰需要什么的最好的学校。波兰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首先承认并宣告土地民主制是使一切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形式，而根本不是象卢格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把“在法国成熟了的政治自由的伟大思想”这一类空话”甚至（！）把在德国产生的哲学（卢格先生陷在这种哲学中）［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搬到了波兰和俄国”。
在卢格先生发表这篇演说以后，波兰人也许要高叫：请上帝把我们从我们的朋友中拯救出来吧，至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能够对付！可是波兰人历来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外国朋友总是用世界上一切最拙劣的论据来替他们辩护。
在法兰克福左派方面，非常值得称赞的是：他们（除了少数例外）因卢格先生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而欣喜若狂，这篇演说中说：
“诸位先生，我们不想争论我们究竟要什么，要民主的君主政体，要民主化的君主政体（！）还是要纯粹民主制的问题，——我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的，就是要求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政权！”
左派听到有人说他们的要求和右派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的”，说他们的要求和拉多维茨先生、利希诺夫斯基先生、芬克先生以及其他肥的或瘦的骑士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就赞美备至，难道我们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吗？得意忘形的左派一听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政权”这一类空洞的高调就忘记了一切，难道我们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左派而欢欣鼓舞吗？
我们且把左派放在一边，再来谈谈卢格先生。
“在整个地球上，还未曾有过比1848年更伟大的革命。”
“按它的原则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原则是由抹杀最对立的利益而产生的。
“按它的法令和公告来说是最人道的”，——因为这些法令和公告是欧洲一切空虚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关于博爱的幻想和关于友爱的多情的词句的撮要。
“按它的表现来说是最人道的”，——这些表现就是波兹南的屠杀和野蛮行为、拉德茨基的杀人放火的勾当、巴黎六月胜利者的野兽般的残暴行为、克拉柯夫和布拉格的屠杀、普遍的军阀统治，简单地说，就是在今天，在1848年9月1日，“表现”为这个革命的全貌的一切卑鄙行为，由于这一切卑鄙行为，4个月来所洒的鲜血，比1793年和1794年所洒的鲜血的总和还要多。
“人道的”卢格先生！
九
科伦9月6日。我们跟在“人道的”卢格先生后面，沿着他的道路对波兰的必要性作了历史的考察。直到现在为止，卢格先生所说的只是令人厌恶的过去，只是专制主义的时代；他修改了不合理的事件，现在他转到了当前的时代，转到了光荣的1848年，转到了革命，现在他踏上了故土，现在他修改“事件的理性”[213]。
“怎样才能实现波兰的解放呢？波兰的解放可以用缔结条约的方式来实现，欧洲两大文明民族必须参与缔结条约，它们必须同德国，同解放了的德国组成新的三国同盟，因为它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它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是相同的。”
在我们面前的这句大胆的话中包含着对外政策方面的事件的全部意义。“想法一样、要求一般说来相同”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同盟，就是现代3个瑞士人——卡芬雅克、莱宁根和约翰·罗素之间的新的留特利同盟[214]。不过，近来法国和德国依靠上帝的帮助，又后退得这样远，以致它们的政府关于一般政治原则的“想法”几乎“是一样的”，官方的英国这块在大海中屹立不动的反革命的岩石也是这样。
但是这3个国家不仅“想法”是一样的，而且“要求一般说来也是相同的”：德国要得到什列斯维希，英国则不愿意使它有这种机会；德国要实行保护关税，英国则希望有贸易自由；德国要统一，英国则希望它分散；德国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则力求在工业上奴役它。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它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毕竟“是相同的”！至于法国，它颁布反对德国的关税法；它的部长巴斯蒂德嘲弄代表德国驻法国的劳麦老师，这就很明显，它的要求“一般说来”和德国“是相同的”。真的，英国和法国都非常确切地证明，它们的要求也就是德国的要求，同时以战争来威胁德国：英国是为了什列斯维希，法国是为了伦巴第！
卢格先生具有思想家所特有的天真想法，他认为各民族如果在某些政治观念上相同，那末单凭这一点就应该结成同盟。在卢格先生的政治调色板上一共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即奴役和自由。在他看来，世界分为两大部分：文明民族和野蛮人，自由人和奴隶。6个月以前穿过莱茵河彼岸的自由的分界线，现在同俄国的国境线一致了，而人们就把这个过程叫做1848年的革命。现代运动在卢格先生头脑中的反映是这样混乱。二月和三月的街垒战斗口号，译成波美拉尼亚文[215]就是如此。
如果把卢格的议论反过来从波美拉尼亚文译成德文，那末，3个文明民族，3个自由民族，虽然发展的形式和阶段各不相同，原来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而处在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民族，都是“奴隶和仆役”。严格的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阿尔诺德·卢格所理解的自由，是最平凡的“肤浅的”自由主义，是至多不过具有假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既然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是资产阶级在统治，那末这3个国家是天然的同盟者，——卢格先生是这样断言的。可是如果这3个国家的物质利益绝对相反，如果同德国和法国进行自由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如果对英国实行保护关税是法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如果德国和法国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情况，如果这个三国同盟实际上变成了在工业上奴役法国和德国的工具，那将怎么说呢？“目光短小的利己主义，贪吝的生意人精神”，——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卢格暗自嘟囔说。
约丹先生在他的演说中曾经谈到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卢格先生给这一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子。他也象所有多少在思想上属于左派的人们一样，看到他的最宝贵最喜爱的幻想、他的思想上的最大的努力，在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面前碰得粉碎了。他的博爱的世界主义的计划，在贪吝的生意人精神面前碰得粉碎了，于是他不得不（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这样做）以思想上多少歪曲的形式来代表这些生意人的利益。思想家在想，而商人在操纵。这就是世界历史的悲剧性的嘲弄！
接着，卢格先生指出，法国“声明说，虽然1815年的条约已经撕毁，但它还是愿意承认目前的领土状况”。“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卢格先生在拉马丁的宣言中找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找到的东西，即新的国际权利的基础。他用下面的话来发挥这种见解：
“从与法国的这些关系中应该出现新的历史（！）权利（№1）［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历史权利就是各民族的权利（！№2）［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在我们所说的（？）情况下，是指新的国际权利（！№3）［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这是对历史权利（！№4）［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的唯一正确的理解。对历史权利（！№5）［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的任何别的理解都是荒谬的。其他任何国际权利（！№6）［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都是不存在的。历史权利（№7）［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原来如此！），因为它（什么？）［注：括弧里的话和符号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取消和撕毁旧的条约，代之以新的条约。”
总而言之：历史权利就是修改事件的理性！
在德国统一的使徒行传上，即在法兰克福议会速记记录[216]第1186页第一栏中，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记载着的。可是还有人埋怨“新莱茵报”用感叹号批评了卢格先生！这种令人头晕的、疯狂的历史权利和国际权利的舞蹈，自然会使心地纯洁的左派惊讶，当波美拉尼亚的哲学家以不可动摇的信念对着左派耳朵高喊“历史权利是历史所实现的、时间所批准的权利”等等时，他们自然会惊得目瞪口呆！
但是要知道，“历史所实现的”东西和“时间所批准的”东西常常是恰好相反的，而“时间”的批准也总是在于消灭“历史所实现的”东西。
现在卢格先生提出了“唯一正确的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建议中央政权协同英法两国召集一个恢复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会议，通过本国的大使邀请一切有关国家参加。”
多么大胆的善良的想法！罗素勋爵和卡芬雅克应该恢复波兰；英法资产阶级应该用战争来威胁俄国，以便实现目前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波兰的解放！在现在这个普遍混乱和一团糟的时代，每一个安定人心的消息把行市提高了0.8％，遇到一连串破坏性的打击又化为乌有；工业同慢性的破产作斗争；商业陷于瘫痪状态；为了使失业的无产阶级不致作普遍的最后的殊死搏斗，必须耗费大量的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难道3个文明民族的资产者还会制造新的纠纷吗？什么样的纠纷呵！对从二月起就成了英国的最亲密的同盟者的俄国作战！对俄国作战，进行这个谁都知道会使德法资产阶级毁灭的战争！为了什么利益呢？什么利益也不为！这实在比波美拉尼亚的天真还要天真！
但是卢格先生拿脑袋来担保，说“和平解决”波兰问题是可能的。越来越妙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谈的是：
“维也纳条约力求达到的东西，现在应该成为现实，应该真正实现……维也纳条约力求确立一切民族反对大法兰西民族的权利……它求复兴德意志民族。”
现在弄清楚了为什么卢格先生的“要求一般说来”和右派相同。右派也要求实现维也纳条约。
维也纳条约是反动的欧洲对革命的法国取得巨大胜利的总结。它是欧洲反动势力在15年复辟时期进行统治的典型形式。它恢复了正统主义、天赋的王权、封建贵族、僧侣的统治、宗法式的立法和行政。但是因为这次胜利是在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的，所以对资产阶级也必须作若干让步。可是肥美的战利品已经被君主、贵族、僧侣和官僚们分完，资产阶级就只好满足于任何时候也不会兑现、任何人也不想兑现的未来的期票。卢格先生不去研究维也纳条约的真正的实际内容，他相信这些空洞的诺言也就是条约的真实内容，而把反动的实践仅仅解释为为非作歹！
过了33年，在1830和1848年的革命以后，还相信这些期票会兑现，还以为维也纳诺言的多情的词句在1848年有某种意义，这的确要有非常宽大的胸怀！
卢格先生在扮演维也纳条约的唐·吉诃德的角色！
卢格先生在结束时向议会泄露了一个大秘密：1848年革命之所以发生，不过是由于1846年在克拉柯夫破坏了1815年的条约。这对于所有的暴君是一个警告！
简单地说，卢格先生自从我们在文艺舞台上同他最后会晤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那些他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217]上扮演德国哲学的守门人这一角色时就记得烂熟的老一套词句；还是那样糊涂，还是那样轻率，观点还是那样混乱；还是那样善于以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谬的思想；还是那样缺乏“知识”；尤其是，还是那样力求得到一生中用没有听过类似的话的德国庸人们的赞许。
我们对波兰问题辩论的评论就此结束。如果还要我们谈一谈从波兹南来的勒弗先生以及在他以后发言的其他一些大人物，那未免要求过分了。
所有这些辩论所留下的印象都是微不足道的。长篇演说是这样多，内容是这样贫乏，对情况的了解是这样有限，才能是这样不够！过去或现在的法国议会或英国下院中最没有意思的辩论，也要比3天来对现代政治中一个最有意义的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实际知识、更多的实际内容。本来可以用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些辩论，可是国民议会却把它们变成了无谓的空谈！
真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
决议是大家都知道的。侵占了波兹南3/4的地方；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德国人的勤劳”，不是用“犁”去侵占，而是靠无谓的空谈，靠不确实的统计，靠羞羞答答的决议去侵占。
“你们吞下了波兰人，但是我发誓，你们决不能把他们消化！”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8月7日—9月6日
载于1848年8月9日、12日、20日、22日、26日、31日，9月1日、3日、7日“新莱茵报”第70号、73号、81号、82号、86号、90号、91号、93号、9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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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91]恩格斯所讲的普鲁士宪法，是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屡次提出的关于在普鲁士实行等级宪法的诺言，但是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第372页。
[192]在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1815年5月3日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中以及在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案中，都包含有在波兰全境建立人民代议制和民族国家机构的诺言。在波兹南，问题归结为召开具有谘议职能的等级代表会议。——第378页。
[193]见注释115。——第379页。
[194]指丹麦作家路·霍尔堡的喜剧“唐·腊努多·迭·科利勃腊多斯，或称贫穷和骄傲”中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妄自尊大的没落贵族的典型。——第379页。
[195]这是波兰国歌的歌词。——第381页。
[196]雅罗斯拉韦茨协定是1848年4月11日由波兹南委员会和普鲁士军事代表维利森将军签订的。该协定规定，解除波兰起义部队的武装和解散他们的部队。交换条件是：答应波兰人在波兹南实行“民族改组”，即建立波兰部队，委任波兰人担任行政和其他职务，在行政和诉讼事宜中使用本民族语言。但是普鲁士当局背信弃义地撕毁了这个协定；普鲁士军队利用和起义部队所达成的协议，残酷地镇压波兹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答应波兰人实行“改组”的诺言也就没有实现。——第383页。
[197]“归并议会”是路易十四在1679—1680年建立的，其任务是从法律上和历史上来论证法国对邻国某些领土要求的合理性，论证以后，随即由法国军队进占这些领土。——第385页。
[198]恩格斯用讽刺的口吻这样称呼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的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第386页。
[199]1791年的波兰宪法反映了波兰小贵族中最进步的人士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意向。这个宪法废除了利别龙委多（联邦议会的决议案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和国王的被选举权，规定政府向联邦议会负责，并给予城市资产阶级以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些措施反对大贵族和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巩固了中央政权。1791年的宪法由于承认地主和农民之间所签订的赎卖契约具有约束力，而使农奴制关系稍微缓和了。——第390页。
[200]约·列列韦尔“波兰史”1844年巴黎-利尔版第1—2卷（J．Lelewel．《Histoire de Pologne》．T．1-2，Paris-Lille，1844）。
“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争论”。该书写道，有人想什么就讲什么，但也有人不能把所想的全部讲出来。1848年莱比锡版。（《Débat entre la révolution et la contrerévolution en Pologne》．Par quelqu’un qui ne dit que ce qu’il pense，mais qui ne peut pas dire tout ce qu’il pense．Leipzig，1848）。——第395页。
[201]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派，即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分裂成两个派别：中间派右翼（其中有达尔曼、亨利希、加格恩、巴塞尔曼、马提、梅维森、施梅林等人）和中间派左翼（其中有米特迈尔、威纳尔、拉沃等人）。中间派议员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第395页。
[202]“弗洛特韦尔总督先生关于1830年12月至1841年年初治理波兹南大公国的备忘录”斯特拉斯堡版（《Denkschrift des Oberpräsidenten Herrn Flottwell，über die Verwaltung des Gros-Herzogthum Posen，vom Dezember 1830 bis zum Beginn des Jahres 1841》，Strasburg）。——第398页。
[203]根据帝国陆军大臣波伊克尔1848年7月16日的命令，德国所有各邦的部队应在1848年8月6日的阅兵典礼上向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宣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妄图由自己来掌握德意志联邦武装部队的最高统率权，所以禁止原定于8月6日在普鲁士举行的阅兵典礼。——第401页。
[204]指1845—1846年威·约丹在莱比锡出版的月刊“可理解的世界。论述科学问题的杂志”（《Die begriffene Welt．Blätt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Unterhaltung》）。——第403页。
[205]全德国民议会自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第403页。
[206]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第408页。
[207]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一诗中的一个主人公——善于吹牛的罗多芒特的名字来称呼利希诺夫斯基。——第409页。
[208]议员布伦坦诺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8月7日的会议上主张对参加巴登共和起义的人们和起义的领袖黑克尔进行特赦。起初，议会的右派议员对布伦坦诺鸣鼓而攻，后来强迫他离开讲台。——第414页。
[209]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8月2日通过的“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第6条规定，废除等级特权和一切与所担负的职务无关的贵族称号。——第415页。
[210]唐·卡洛斯1833年因觊觎西班牙王位而反对国王斐迪南的女儿伊萨伯拉，他援引了1713年关于禁止母系继承王位的法律。利希诺夫斯基在1838—1840）年参加了唐·卡洛斯发动的内战，获得了准将的军衔。——第417页。
[211]引自阿伦特“德国人的祖国”一诗。——第418页。
[212]阿尔比教派战争是1209年至1229年北方法兰西的封建主和教皇对南方法兰西的“异教徒”（又称阿尔比教派，因南法城市阿尔比而得名）进行的战争。阿尔比教派运动是市民和小骑士阶层反对天主教教会和封建国家的一种特殊形式。战争在1229年以朗基多克并入法国国王的领地而结束。——第420页。
[213]在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党的选举宣言”（1848年4月）中提出，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修改事件的理性”。——第426页。
[214]这里指的是关于瑞士联邦形成的一个传说。瑞士联邦是由3个山地州——什维兹、乌利和温特瓦尔顿在1291年缔结条约而建立的。据传说，3个州的代表于1307年在留特利（又称格留特利）的草原上聚会，宣誓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联合斗争中忠实于联邦。——第426页。
[215]这是按照海涅的话改写的；海涅在1843年欢迎卢格时，说他是“善于把黑格尔的话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第427页。
[216]“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卷第1186页（《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d．Ⅱ，Frankfurt am Main，1848，S．1186）。--第429页。
[217]“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和“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1841的7月至1843年1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1841年6月以前由阿·卢格和特·厄赫帖迈耶尔在哈雷编辑，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