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注：形而上学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维和认识的方法。这里所讲的形而上学，是指脱离具体科学的哲学的一个部分，它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经验以外的各种问题，如关于存在的始源，关于世界的实质，关于上帝，关于灵魂，关于意志自由等等。——译者注］
第一节 方法
现在我们已在德国中心！我们一方面谈论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要谈形而上学。这一次，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使我们回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的分析”[58]。
蒲鲁东先生是魁奈医生第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做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59]。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有时候是同时出现，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如所预期的那样，已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145和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它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词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书（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对象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三卷
[60]）
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畴呢？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61]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它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它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其它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注：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一定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应该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智能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第二卷第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的话从来没有说得这样公正。当然，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它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一直还在思想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蒲鲁东先生谈到辩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们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熬。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蒲鲁东，第二卷第102页）
在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实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继续存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有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想象中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经有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就象它们作为后果可以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行为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固有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时为止。”（第一卷第133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交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类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我们这位著者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地变成牧场。要这样做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会得到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但是，说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数据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数据当做过去世纪的人和生产数据看待，否认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是把目的和人换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历史”[62]，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注：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此处是“劳动阶级”。——编者注］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象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一系列的经济进化是由分工揭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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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好的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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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慧上
的平等的方法。”（第一卷第9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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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坏的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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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
（第一卷第94页）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
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
目的，毁灭自己。”（第一卷第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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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解决的任务 |
｛ |
找寻“一种新的结合，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
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一卷第97页） |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厂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应当解决的任务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
当然，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它们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14、15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蒲鲁东先生说：“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扎伊尔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63]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虽然这样，但蒲鲁东先生仍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而且还说，似乎让·巴·扎伊尔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特吧；suum cuique〔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扎伊尔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拙作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毫无疑问是由于我那本书
[64]的标题欠妥。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特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一卷第245页）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完全可以达到目的，并且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厂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军事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义务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在这所有的功能彼此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市局社会史试论”1783年巴黎版
[65]）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蒲鲁东先生那里，从分工这种被看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中怎样引伸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这是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意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第一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Quod erat demonstrandum〔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一部分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承接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
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脑力消耗的减少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劳动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劳动和小工的工作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自身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害人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完全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肯定地说，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辩证法，便从机器变成工厂开始。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把罪过推卸到工厂和机器的身上，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纱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他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日新月异的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分工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若干操作的结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它把权力原理带入劳动领域……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一点。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以为这种现象早在世界存在的初期就已开始，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常“有趣的家谱”。
（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选拔出来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权力原理由工厂和机器带入社会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当工人还从属于他人权势之下的时候，他的权利是否已恢复；最后，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复合，是不是这种劳动的合题——它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以便随后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主要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条规将工作分配给社会集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细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调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力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工厂手工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形成工厂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厂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这些被遣散的下属在未进入作坊之前都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厂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议。工厂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工厂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厂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杂费开支等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厂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部门已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曾经有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在手工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简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种工具的结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经济性质”1833年巴黎版
[66]）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差别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耕地。而在法国，农业劳动工具既很分散，又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农业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vice versa〔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过去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厂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注：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译者注］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原始应用中发现的慈善的和天命的目的还用得着说吗？
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进行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利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中，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
尤尔博士说道：“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罗拉）……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高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一定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现代工厂里我们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须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机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厂手工业渐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厂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等一些操作就大为减轻，而其余如针头的成形和装置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好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工厂的工作中几乎不加考虑；与此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过程中，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的手，就被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须由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工厂制度的原理就在于机器劳动排挤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劳动制度下，人的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最宝贵的因素；而在机器劳动制度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愈是熟练，他就愈是有主见，愈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愈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机械体系的整个动作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这两种能力，如果人们在青年时期就把它们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面，是很容易达到完善地步的。
“在实行顺次劳动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各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平平常常经过短期训练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调配他，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但在平均化原则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协调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正常动作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内容丰富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成果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平均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一切改进的不变目的和趋势，都是为了完全取消人类的劳动或以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男工的劳动，以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等办法来贬低工人劳动的价格。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技艺的各种不同水平而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得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一卷第一章
[67]）
勒蒙特说：“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战略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连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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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好的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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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具有同等重要的
意义……要使平等到来，必需有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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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坏的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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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
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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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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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
必然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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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解决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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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
全部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注：傅立叶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相适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的对象，月桂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润也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14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组织和特权即将废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末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停滞。”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承认2500万人的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末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真正现实以外的〕［注：原意是：“不信教国家中的”。这是对非基督教国家中徒有其名的天主教主教这一头衔的称呼。——编者注］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象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
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复。”
竞争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数据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现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现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对立。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有害的结果，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象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象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68]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实际和竞争的实际。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捐税，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讲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税使资产者们毁灭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实际上捐税正是资产阶级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费税的规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
他说：“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财致富的人征收捐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和平民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纳税。”
[69]
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税，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所做的深谋远虑的推论，这些短短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评论，甚至是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专讲这些问题的各章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二卷第269页）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
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现实曾为虚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二卷第265页）
有四十个埃巨的人［注：伏尔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温顺、勤劳的农民，每年收入40个埃巨。埃巨（écu）是法国18世纪以前的币名，价值三金镑。——译者注］大概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70]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缚于自然，土地所有权也许有必要。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上，土地所有权始终走在信用的前面，所以蒲鲁东先生的horror vacui〔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地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土地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地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漠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地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逐渐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地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愈多的土地，价格也就愈高；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土地经营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当所有者执行神秘的义务，以社会集体的代表者的身份对待耕者的时候，土地经营者却命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地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必须具备所有权的全部魔力，才能从耕者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一创造者。地租，或者更恰当地说，土地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现在，所有权已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润在内）的余额，就是地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注：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这句话的转义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以便从耕者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地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重复应予说明的范畴，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注：用所有者（propriétaire）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propriété），用收租者（rentier）的干预来说明地租（rente）。——编者注］。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壤肥沃程度来决定地租，使地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肥沃程度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必要性，产生了地租；蒲鲁东关于地租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经营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劳动时间的多少。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获得较少的产品。劳动必须增加是由人口的需要造成的，因此用高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用低价耕种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这一余额就构成地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假如农业也和工业一样随时可以使用花费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土地投资和最初的投资获得的效果相同，那末，农产品的价格就会象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但是，这样地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注：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话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土地经营者变成普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注：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注］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生产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可能发生象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地租。因为地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地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经营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地租正是从土地占有者那里夺去的一部分收入［注：在1885年的德文版中，没有最后的两句，而在前面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数字之后做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占有者。”——编者注］。在封建租佃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家排挤以前，还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鲁东先生的耕者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地租。可是，一出现了地租，耕者就不再是土地经营者而是工人，即土地经营者的耕者。劳动者沦为普通工、短工、替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雇农；象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地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企业，把经营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联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了地租的来源，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依附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地租，土地所有权丧失了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领地，正象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经营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产品价格和货币收入。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它实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地租是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地租以天命的目的——把耕者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里转向地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地租是由于肥沃程度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一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20个法郎，那末，原值10个法郎的一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20个法郎。
只要消费者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产生而绝不是由土壤肥沃程度不等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上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土地经营者所卖出的每一公石中取得10个法郎的地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末，上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10个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20个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末，平均市场价格就是15个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20个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15个法郎，那末地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分配都不可能，因为地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10个法郎生产的一公石谷物能卖20个法郎时，地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掌握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一个无用的累赘。
但是，首先一公石谷物要按20个法郎支付，然后再把取自消费者的多余的那10个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走到第一个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地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土地经营者……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土地清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现代社会里，地租所造成的某种土地清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了地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和其它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的多少和地租的种类。这些不可驳斥的论据足以证明，建筑在地租上面的土地清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地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沃程度的固定指针，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大土地直到大约二十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植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地租方面，历史不仅不给我们现成的土地清册，反而经常把现有的一切土地清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沃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的他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土地清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土地清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地租的天命的和平等的目的。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地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地租将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和耕作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地租的实质。”（第二卷第265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地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地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方法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地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地租由于生产更加完善、土地使用方法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地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地租是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地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地租而付出的代价是以一般利率而定，与地租的本质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是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地租本身区分开来，那末似乎土地资本的利息比其它资本的利息还要低些。但是，问题不在地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地租，而在地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地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地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作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它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物质成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有空间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说的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它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土地的本性多少是永恒的缘故。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要求人们把它们保持下来并进一步改良。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末，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还保存着，而土地资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地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改良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贵的，但自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足贵了。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地租。
总之，土地只要产生利息，就是土地资本，但是，它既是土地资本，也就不能提供地租，就不能形成土地所有权。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经久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地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耕作的改进”（“生产更加完善”的后果）是地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地租周期地下降。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土地经营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已没有必要去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继续进行投资可以取得相同的收获。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象蒲鲁东先生所说的提高地租，它们反而成为地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17世纪英国的土地占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参看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著作[71]）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当然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第一卷第110、111页）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绝不会引起商品或多或少的普遍腾贵。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末，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要知道，机器是不要工资的。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某些利润超过一般水平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致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贫困的加剧”，这种思想只有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工人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发明——self-acting mule〔自动骡机〕［注：自动纺纱机。——编者注］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如果说用来反对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的加强是同盟和罢工的唯一结果，那末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
蒲鲁东先生继续说：“莱昂·福适先生在184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是一种进步，我们当然只有向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波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供求关系是具有调节作用的原理，这一点是老板们无法操纵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英国就是还缺少这种贫困；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第一卷第261、262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波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波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没有工人打先锋，他们就对付不了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组织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集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波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人工示威，却被拒于大门之外，说这是ticket-meeting〔凭票入场的集会〕，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把会上的发言大登特登。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1844年和1845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
现在我们来听听波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并没有权力操纵工资，因为产品价格不决定于厂主，其所以不决定于厂主，则是因为厂主没有权力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工人们了解到，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主人增加工资。蒲鲁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贫困的加剧。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鲁东先生引为憾事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贫困加剧呢？不是。他对波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它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一卷第334、335页）
蒲鲁东先生想把法国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
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体系迫使议会批准了这种法律。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愈发展，产生同盟和促进其活动的因素也就愈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法国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会议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72]。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在给同盟定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破坏工业的正常工作，妨碍厂主满足订户的要求，扰乱商业和加速采用机器，这样，你们的一部分劳动就会毫无用处，机器将迫使你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同时，你们一定会徒劳无益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劳动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这样做归根到底你们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绝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上记载和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准备就绪的新社会去。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也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它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73]，拥有会员80000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工人在组织这些罢工、同盟、工联的同时也进行政治斗争，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工人们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起来。竞争把他们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持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它形式给以明确估价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注：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严格限定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74]
注释：
[58] 指魁奈的两部主要经济著作：“经济表”1758年版（《Tableau économique》1758）和“经济表的分析”1766年版（《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1766）。——第139页。
[59] 马克思暗指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1770年发表的著作“经济表说明”（《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第139页。
[60]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3卷；全集1841年柏林第二版第5卷第320页（G.W.F.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Bd.Ⅲ；Werke，2-te Aufl.，Bd.V，Berlin，1841，S.320）。——第141页。
[61] 这几个字马克思引自卢克莱茨的诗篇“事物的本性”（第3册第869首）中的一句：“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mortalem vitam mors immortalis ademit》）。——第144页。
[62] A.de Villeneuve-Bargemont.《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该书第一版于183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153页。
[63] 马克思引用的是亚当·斯密的“原富”的法文本：《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T.Ⅰ，Paris，1802，p.33—34.——第160页。
[64] 勒蒙特指他自己的著作：“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Raison，folie，Chacun son mot；petit cours de morale mis à la portée des vieux enfants》.Paris，1801）。
马克思引证的是勒蒙特的作品：“分工的道德影响”（Influence mora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勒蒙特在这一著作里引了上一著作。——第160页。
[65] A.Ferguson.《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T.Ⅱ，Paris，1783，p.108—110.——第161页。
[66]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Ch.Babbage.《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Paris，1833，p.230）。——第168页。
[67] A.Ure.《Philosophie des manifactures，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Bruxelles，1836，t.Ⅰ，première partie，chapitre Ⅰ.——第171页。
[68] P.Rossi.《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T.Ⅰ—Ⅱ，Paris，1840—1841.——第178页。
[69] J.Steuart.《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T.Ⅱ，Paris，1789，190—191.该书英文第一版于1767年在伦敦出版。——第180页。
[70] 伏尔泰“有四十个埃巨的人”（《L'homme aux quarante ecus》）。——第181页。
[71] 威·配第“政治算术”（W.Petty.《Political arthmetick》），见他所著“政治算术论文集”一书，1699年伦敦版（《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London，1699）。——第191页。
[72] 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如1791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制宪会议通过的所谓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订的刑法典，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职工会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销。——第194页。
[73] 全国职工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ted Trades）是工联的组织，1845年在英国成立。联合会的活动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起多大作用。——第196页。
[74] 乔治·桑的历史小说“扬·瑞日卡”的序。——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