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 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第二版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使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仔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正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14]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15]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16]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17]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在我们这里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18]——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注：［②］ 第3版和第4版中的：毫无希望的。——编者注〕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注：（1）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19]〕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20]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不偏不倚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21]——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22]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23]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 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的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24]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25]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 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26]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注：［③］ 关于穆勒的较详细的评述，见本卷第590—592页。——编者注〕。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27]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当时形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 药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28]）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注：（1）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对于《资本论》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自由党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000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29]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30]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31]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32]）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 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33]，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 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 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 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 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 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34]。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35]，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36]。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4] 《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15]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15 [16] 西·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15。 [17] 这篇跋中的开头四段文字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中被删掉了。——15。 [18] 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曾讲授这门课程。——15。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5页。——16。 [20]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0a页，即《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中《（1）罗·托伦斯）、《（2）詹姆斯·穆勒》、《（3）论战著作》、《（4）麦克库洛赫》四节。——16。 [2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890页，即《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中（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2）莱文斯顿》、《（3）霍吉斯金》三节以及第XVIII笔记本第1084—1086页。——16。 [22]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7。 [23]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24]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7。 [25] 指首相罗·皮尔在1842和1844年实行的财政改革。他废除或降低了所有的出口税以及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关税。为了补偿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实施了收入税。后来在1853年，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所有关税都取消了。——17。 [26] 关于以约·斯·穆勒为代表的混合主义的产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8—33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32—345页。——17。 [27] 马克思在这里首先是指他的1859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有某些德国报纸发表了有关这一著作出版的简讯。——18。 [28]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1868年《民主周报》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从1870年初至1872年底，《人民国家报》发表了狄慈根的下列文章：《国民经济学问题》（1870年第1、2、24、25和26号）；《社会民主的宗教》（1870年第65、66和67号，1871年第37、38、62和63号）；《致亨利希·冯·济贝耳的公开信》（1872年第31号）；《资产阶级社会》（1872年第75和77号）。——18。 [29] 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该杂志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19。 [30]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 关于季别尔的这本书，马克思1872年12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谈到他很想看到它，1873年1月18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他收到了这本书。——19。 [31] 暗指尤·孚赫发表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柏林）1868年（第5年卷）第20卷第216页和欧·卡·杜林发表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希尔德堡豪森）1867年第3卷第3册第182页上的有关《资本论》的短评。——20。 [32]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20。 [3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414页。——20。 [34] 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也说过他的辩证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22。 [35]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路·毕希纳、弗·阿·朗格、欧·卡·杜林、古·泰·费希纳等人。——22。 [36] 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XIX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