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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 Critique in Social Theory
社会理论中的批判思想
〔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1983年
译者：李元同 责任编辑：杜娟 杜红艳
〔来源〕原文原载于《实践》杂志国际版1983年第2期第108—120页。中译文来自《学术交流》2018年第1期（总第286期）。
〔摘要〕当今社会科学在价值中立和自由的掩盖下为既定的实际利益和无形的传统意识形态价值服务，其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批判性。批判意味着发现局限性和实现超越的可能性，是所有描述、因果分析和科学解释内在的与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批判的概念、批判与解释和理解之间的关系、批判的主要目标、哲学基础、基本价值立场等，提出一种更为普遍和具体的批判思想。
在那些自认为是批判理论家的学者中存在两个基本问题：
（1）如何构想批判的概念及其与解释（Erklären）和理解（Verstehen）之间的关系？
（2）社会生活的哪些领域应该成为批判的主要目标？如果一个人把批判的社会理论降低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追随者的工作层面，那么批判就成了解释和理解的替代品。批判的社会理论应当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三大哲学取向之一，另外两种是分析的—经验的和解释的（现象学—解释学）方法。[1]对于解释和理解的方法，老一辈批判理论家秉持的态度是分离（separation），甚至是排斥，而不是黑格尔的超越（扬弃）。当哈贝马斯将这三种基本知识构成的兴趣（knowledge—constitutiveinterests）区分开来时，他为这种分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经验—分析学的方法包含了技术认知兴趣；历史解释学的方法包含了实践认知兴趣；批判导向的科学方法包含了解放认知兴趣。”[2]这种类型学比黑格尔的传统更接近实证主义。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没有过渡，而且三个中的最后一个与另外两个不同，并不包含它们被废除和保存（扬弃）的时刻。由于他们各自的兴趣都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工作、互动和权力，他们相互隔离的状态进一步加强了。因此，权力（统治）产生了解放的兴趣，这一兴趣指引批判的社会科学。从这种方案中得出的批判概念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它在两种意义上是狭隘的。
首先，目前还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的批判如何能够包含关于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塑造历史的实际力量的“积极”知识。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就不可能在“解放”兴趣的启发下，设计其他可供人们选择的、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解放的目标将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乌托邦式设想。事实上，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包括非常仔细的事实描述、结构分析、建立规律——所有那些是分析的——经验的方法都非常强调的东西，而一些批判理论家认为这仅仅是“实证主义”。
在第二种意义上，哈贝马斯的批判概念是狭隘的，是非常有限的客体批判概念。这一体系甚至不能对哈贝马斯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所做的事情进行自我了解。他们所做的不仅限于批判独裁统治的家庭、国家和纳粹政治。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对精神分析的解释中，看到了分析师在分析病人扭曲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内在的阻力导致他的病理状态，分析师通过在病人身上引发一个深刻的自我反思来帮助对抗这种阻力，内在阻力显然是一种与外部权威相比完全不同的批判目标（尽管它可能以这个权威的内化形式，即超我作为中介）。另一个例子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能力理论。在这里，解放的兴趣是建立在互动和权力的基础上的，而批判则揭示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话语的否定特征（将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中被去除）是：缺乏自主性和责任感、参与者之间的不对称以及除了论证本身之外的限制。批判的目的是开始自我反思，通过自我反思，我们不仅可以从直接统治中解放出来，也可以从它更隐蔽、间接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这些形式隐含在语言、文化、传统和习惯的生活方式中。权力不能被视为与互动隔绝的独立生活维度；它也不能与工作隔绝。后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几乎完全超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的兴趣范围。社会研究所将其主要关注点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转变为对其文化上层建筑的批判。[3]在哈贝马斯对认知兴趣的分类中，只有技术兴趣是基于工作领域的。一个理想的共同体是一个理想的语言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实践（praxis）共同体，它超越了异化的劳动和异化的政治，它包括作为其维度之一的“自由、对称、负责、不受约束的话语”。当然，问题出现了，如果社会批判没有在支持社会统治和剥削关系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看到扭曲言论的根源，那么社会批判如何才能彻底和激进。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种更为普遍和具体的批判思想。笔者认为，缺乏对其对象批判的社会研究是不完整的，而在研究的所有阶段，对其各个维度的批判都起着核心作用。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批判与解释和理解隔离开来，而把批判的社会科学仅仅看作是对分析的—经验的和解释学的一种替代。社会现实批判以其准确的经验描述、分析和理解为前提。此外，批判性的自我反思隐含在有效分析和解释的所有阶段。
批判思想充分的哲学基础需要比传统符合论更普遍的真理理论。它还要求澄清所有批判背后的基本价值立场。这种对批判思想普遍化的结果将在现代社会中拓宽其目标领域。
一
批判不是社会科学知识之外的东西，不是可以（但并不必须）与描述、分析、解释和理解共存的东西。所有的社会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或是没有考察结构变化的结构分析。同样不完整的是研究，它仅仅寻求解释和理解实际存在的现象而不去探索其他的可能性。
完全成熟的社会科学范式包括以下必要的元素：
（1）研究者清楚其基本理论假设和方法论假设，准备在对话中明确地阐述并捍卫它们，但也准备根据新的经验和强有力的反驳来修订和改进它们。
（2）这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以及所有相关的先验知识对一个选定的研究计划具有一定的先验意义。
（3）研究计划中提出的问题，决定了应当审查和描述的有关现象的范围。
（4）为了理解所描述的社会现象的意义，必须发现行为者的动机、意图、长期愿望。
（5）为了解释所描述的现象，有必要制定管理它们的规律和规则。
（6）因果分析建立的客观决定因素和现象解释所揭示的主观决定因素决定了随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能性框架。
（7）什么存在、它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它的潜力是什么、未来会如何改变？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科学并不能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来完成它的任务。它也试图回答在现有的社会现实中什么是否定的（不充分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不人道的）问题，它对自身潜力的基本限制是什么。
（8）发现现存事实的基本局限性是批判的否定维度。批判的肯定维度是发现其未来变化的最佳可能性。最优与最可能并不一致。此外，它的概率必须大于零，否则它就不属于客观可能性的范围。
（9）由于完全成熟的社会科学理论不能脱离实践，因此研究并没有随着具有局限性和未来可能性的、审视现实的真实图景的建立而结束。社会科学应该通过审查过程的具体阶段以及从这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可能的实际步骤，在现有的现实和未来最佳的可能性之间进行协调。
二
显然，在所有社会研究可以从中进行分析的具体阶段和结构要素中，批判都起着核心作用：从理论立场的建立到研究纲领的合理选择再到解释和说明，最后到发现现实的否定特征以及找到克服它们的方法。批判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中心地位来自一个事实，即批判不是其他形式的意识活动，而是人类特有的意识活动。批判意识是否定的意识。人的意识总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包含着否定的要素。
第一，关于客体的意识既是存在意识，又是非存在意识。要意识到作为过程的客体，就意味着要意识到它的否定方面。
第二，对客体的认同包括对所有与之不同的事物的否定。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任何明确的客体分类都将论域（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划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对另一部分的否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实现都意味着所有其他可能性的废除。就像斯宾诺莎说的那样：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真实可能性的展现可以理解为逻辑可能性的逐步消除。
第三，当我们将客体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进行观察时，我们也会意识到构成它潜力的结构和倾向性特征。因此，我们对客体的意识被两极分化成对客体是什么和它可能是但还不是什么的意识。
第四，所有的感知都是有兴趣的。选择相关数据的同时也排除了其他的一切。我们根据自己的品位、需求和实际兴趣来直接感受各种现象。我们常常认为它们丑陋、不愉快、危险。此外，我们从道德、规律、政治、审美和其他标准的角度来评判它们。我们的判断，无论是直接情感反应的判断，还是通过一般公共规范所介导的判断，都进入了我们的感知，不能轻易地与纯粹的接受性感官元素区分开来。
第五，特别是人的意识包括一种对自身的否定态度：这就是批判的自我意识。除了一些完全自信的蠢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必然有过某些否定冲动、情感、思维习惯的经验，包括方法论的研究规则、行为规范，包括他们所属共同体的道德规范。没有批判的自我意识，就不可能有自我发展。
那些提倡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者表示，他们准备中止他们的实践兴趣，以及他们所属的文化传统的道德和政治规范。即使他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这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也无法避免对观测数据的持续选择和批判性评价，也不能永久地避免应用认识论价值来规范调查的各个阶段，也不能避免对他们自己的研究活动进行持续的批判性反思。
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意味着发现局限性和实现超越的可能性。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局限性？这首先是描述和解释现实的局限性，其次是解释现实意义的局限性，最后是现实本身的局限性。
这样的批判观预设了相应的三重真理观。真理是研究的预期结果。它在不完整的、零碎的、未完成的研究结果中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批判的检验和复审导致这一最终结果。
三
真理通常被理解为我们的陈述和理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或者某种充分性。这一概念与当代社会科学的主流分析的—经验的取向非常契合。它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具体化倾向。客观社会现实是由显性行为及其产物——社会制度的可观察不变模式构成的。动机、意图和愿望被排除在外，据说是因为它们不能以令人满意的主体间的方式加以检验。这种从现实概念中消除主观性的后果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由此产生的社会图景在其预测中是非常不完整和不可靠的，特别是在危机和强有力的运动时期。为了把握在客观约束下塑造历史的主观力量，人们应该考虑到真理的另一个维度：解释的真理性、社会现实的（理想类型的）科学模型的充分性，以及行为者自身的意图。
许茨（Schutz）关于充分性研究的假设要求是，“人类行为科学模型中的每个术语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根据对日常生活的常识性理解，行为者本人及其同胞可以理解个体行为者在生活世界中以典型结构所示方式表现的人类行为”[4]44。
这种充分性使得人们能够理解社会现实的主观力量。一幅忽略了社会生活这一基本层面的现实图景在其预测中是非常不完整和非常不可靠的。
然而，当满足这两种充分性需求时，当解释和理解在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描述中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实际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足以满足其自身潜力，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为其最佳状态。因此，只要我们希望我们的知识是以实践为导向的而不是被动的，我们就会关注第三种充分性，即真理的第三个维度：被检验的社会现实是否符合理想的标准。当理想的标准是行为者自己选择的标准时，批判是内在的；当它表达研究的基本价值立场时——批判是外在的，两者都是需要的。现在，包含了所有三个充分性维度的真理概念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明确地阐明。
真理的概念包括两种结构之间的充分性关系：（a）命题或理论对客观现实的充分性；（b）命题或理论对主观现实（动机、愿望）的充分性；（c）现实本身对其理论评价标准的充分性。前两种意义上的真理是关于现实的真理（truth about reality），第三种意义上的真理是现实的真理（truth of reality）。那么，在以下三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社会理论就是正确的：
（1）该理论为客观社会过程提供了准确的描述和有效的解释（即它足以满足社会实际存在的客观状态）；（2）理论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解释社会事件和符号形式的含义（即它足以满足社会的特定精神状况）；（3）该理论揭示了既定社会的基本局限性及其未来发展的最佳可能性（即它足以满足表达既定现实发展潜力的社会理想）。
四
那些仍然坚持社会科学中立观点的人将拒绝研究否定性，并坚持认为描述、解释和理解不涉及任何批判性的评价。对此，可以这样回答：第一，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有兴趣的共同体成员，社会研究人员不能完全成功地“把他自己置于括号中”；第二，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一直都在引导着我们的研究，而批判隐含在所有的研究阶段。
首先考虑社会研究的分析的—经验的范式。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收集肯定的事实，甚至也不是提出假设。杜威（Dewey）认为所有的研究都是从一个问题的明确表述开始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数据和现有理论观点的冲突中，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然而，问题不仅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新数据，还可能是：如何改进我们的理论观点和修正我们的一些假设。对人的基本方法论预设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过程一直都在进行：在实际的研究中——当其中一些预设被证明是不充分时，或者在与其他方向的代表进行对话中——当一个人的出发点出现明显缺陷时。
研究计划的选择绝不是无价值的、自主的和纯粹理性的。在没有对决定研究方向选择的各种实际兴趣进行持续批判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就会或多或少成为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神秘化的牺牲品。
假设的选择是研究的另一个步骤，它不受任何严格规则的约束。当然，方法论规则决定了结果的推导和检验。但是没有什么规则可以引导我们决定将考虑多少假设，何时会用尽一切可能以及何时可以停止进一步的测试。在没有对问题的过早结束提出质疑、进行批判的情况下，大多数假设推论性的研究结果必须被认为是非常有问题的。
另一个问题是经验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在它们被接受为真正的证据之前，它们必须经历广泛的批判性测试（比较它们，用一种方法获得的数据和另一种方法获得的数据相匹配，等等）。
社会科学分析的—经验的范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规律的地位。规律对于解释现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它们只是缺少必要性的经验概括，那么所有的解释都是不可靠的。此外，如果我们把社会规律解释为自然必然性的表达，它们就会变得教条起来。替代兴趣的是它们辩解的语用策略。一个具有规律地位的陈述在理论上是如此根深蒂固，而且经常被经验证实，以至于在与意外的新数据发生冲突时，我们决定为它辩护，直到我们穷尽所有真正质疑数据事实特征的（科学方法提供给我们的）可能性，以及（或者）在没有本质地改变关于规律的陈述的条件下所做的修改。
总结起来，这一部分的观点在于：批判是所有描述、因果分析和科学解释内在的与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些研究阶段涉及研究社会现实的客观维度。
五
在对社会现实主观维度的研究中，批判在解释中的作用是什么？
社会学者的任务是在这里建立一种解释方案，这将有助于理解一项行为对行为者和与他们互动的人意味着什么。通过运用理想类型构建法，学者们在日常生活中将“典型”的目标和意图归为虚构的、“典型的”个体。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社会学者都很清楚这些结构不能是任意的。许茨引入了逻辑一致性和充分性的假设，以此证明它们的合理性。“实现逻辑一致性的假设保证了社会学家所构建思想对象的客观有效性……遵从充分性的假设保证了社会科学家的观念与社会现实的常识性经验观念的一致性。”[5]63—64
这两个假设很难克服建立解释性方案方面的任意性。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描述必须建立在某种基本原则上，这是一种先验的意义结构，它不仅适用于这个或那个日常世界，而且适用于整个世界。从许茨的观点来看，将先验现象学建构为先验主体性基础科学的尝试是失败的。[5]他试图探索构成任何社会生活形式的基本结构，从希腊的民意测验到当代工业社会。这些是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同时代人之间的交流。然而，对于个人社会研究者解释性方案来说，这些基础都不够充分：它们之间没有中介。这种中介作用可以由特定历史类型的社会结构所扮演。这就是现象学方法的基本局限性之一：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结构是在其发生、转换和消失的过程中形成的。
对于解释性社会科学而言，最困难的问题是不可能区分人们对自己行为和他人行为所拥有的意识是充分的还是虚假的。解释性社会科学假设每个人都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了解自己的动机。但是如果行为者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真实动机，如果他缺乏真正的自我理解，会发生什么呢？许茨甚至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对他来说，有序的动机只是“个人投射到未来的完美意义上的行为，而行动就是以此为导向的行为”。在现象学的方法中，没有任何东西允许对个体的自我理解或主观意义持批判态度。这样就完全忽略了黑格尔对“虚假意识”的分析，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萨特对“不诚信”的分析，弗洛伊德对压抑、反抗、自我欺骗机制的发现等重要的洞见。
解释性方法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许茨的充分性假设要求社会科学家的理论模型与行为者本身的解释方案相一致，换句话说，与他们的自我理解一致。如果社会中的个人欺骗了自己，并且生活在自己的意图和动机编织的幻想中，那么所有这些合理化都必须在科学家的解释模型中表达出来。这样的模型显然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模型不会揭示关于社会现实的真相，而只会导致它的神秘化。
进而，解释必须始终是批判的。它必须是对神话和意识形态意识的批判。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客观社会结构的分析和主观过程的解释之间重新架起一座桥梁。为了发现某种行为的真正动机，必须了解一个共同体的客观历史、它的动力和压力、重要人物的传记、被遗忘和压抑的过去、主观决定因素。
意识形态批判不能脱离对产生意识形态意识的现实批判。在社会科学的任何分析的—经验的或解释的方法中，都不存在社会现实批判。在特殊的个案中，它也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例如，许茨在关于平等的文章中说道：“在社会现实允许的情况下，机会平等的理想应该确保个人寻求幸福以及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权利。”[6]在许茨的哲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支持关于社会理想、什么应该存在于现实中、幸福或作为最高价值的自我实现的讨论。
六
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最丰富和最充分的理论框架仍然可以在马克思身上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确实就可以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批判哲学。然而，有两条基本反对意见是必要的。
首先，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主体性的分析，尤其缺少对那些不能完全由社会基础来解释的自主的、创造性的、不可预测的文化和精神生活要素的分析。他的伟大贡献在于为所有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哲学基础。但马克思和他的早期追随者忽视了对现实社会意识、自我意识、符号形式、传统文化等主观结构的描述和分析。因此，必须在一个新的总体性范围内考虑和诠释现象学家与解释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
其次，马克思关于客观社会结构的实证性知识是批判科学的一个要素。为了能够说出现实中的不人道之处，为了能够展现大多数人未来的可能性，人们必须知道现实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什么社会力量塑造了事件，什么是历史进程的客观趋势。马克思对此很清楚，但他的许多追随者却不清楚。他们允许实然和应然之间的断裂。辩护者们会宣称理想已经实现。乌托邦式的叛逆者会以未来理想的名义拒绝丑陋的现实，而不是通过对现有现实结构的扎实了解和对现实的、可行的和短期可能性的预测来实现理想。
与其他备选方案相比，马克思为了给社会批判奠定基础而不得不提供的东西所具有的重要性和与今天的相关性应当得到最好的评价。
有多种哲学立场可以作为现实批判的理论基础。一种简单的类型学将基于两个区别。一个是在静态和动态（历史）之间的区别。另一个是在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将有以下四个立场：
第一，实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静态相对主义特征。价值假设构成了不同的道德范式，类似于巴什拉（Bachelard）的不同类型的理性或库恩（Kuhn）的科学范式或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表达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准则。从每个特定社会所特有的一套道德规则的角度来看，对现实的批判是可能的。没有普遍的“善”，也绝没有一种道德可以被认为优于其他道德。
第二，如果我们希望克服相对主义，我们就可以接受康德或舍勒意义上的绝对主义。有一种人及其实践理性的先验观念，有一种历史的善意自治、普遍的道德法则。在舍勒那里，基本价值展现为一个特殊的绝对有效性领域。
第三，对于那些拒绝形式主义责任伦理或关于价值的价值论“本身”的静态概念的人来说，另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是黑格尔的历史绝对主义。在那里，有可能比较和批判不同的道德体系，并把它们解释为发展的特定环节（moments）。然而，绝对精神的基本假设最终否定了历史以及未来可能创造的新价值。
第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存在着历史相对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的思想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当我们比较来自不同著作、不同时期、不同理论斗争的思想时，马克思的思想甚至是矛盾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相对的道德概念。道德在历史中不断发展，但却始终是由一定社会阶级的客观生活条件决定的。过分强调人的阶级性使我们回到了相对主义。人们不仅可以在第二和第三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也可以在阿尔都塞（Althusser）的结构主义中找到它。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阿尔都塞等人都将历史看作是一系列由革命断裂和文化（“认识论”）差距所分隔开来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看作黑格尔过去所看到的未来——一个人类的整体化过程，一个逐渐丰富和解放的过程。马克思自己对这一相对论解释负有责任。例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六个论题，“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具有明显的相对论含义。此外，他对异化劳动、异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有助于形成一种超越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虚假困境、静态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普遍人文价值观。
当批判建立在坚定的信念之上时，它是不受相对主义影响的，尽管它尊重他人的观点。但是，当这些信念遇到强有力的反驳而在原则上可以修改时，批判也不受教条主义的限制。这里的基本假设是，与对手的对话是有意义的——不管对话会导致进一步肯定自己的观点还是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观点。没有这样一种自由、对等的交流，人们就无法发现真正普遍存在的人。
普遍的人是变量中的不变量。它是由某些特定的人的心理倾向构成的，它是形成历史上所有壮丽的发展和持续解放的原因。这就是理性、创造力、交际能力、培养我们感官的能力和获得日益丰富的世界经验、相互认同和关心的能力。这些心理倾向构成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实践潜能，实践总是以新的，而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方式实现。这种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历史是一个越来越分化和丰富的过程。此外，这也不是从一个特定阶段到另一个特定阶段的历史决定论。在所有的历史变革中，都有一个不断演变的人的同一性（human identity）保持着连续性。为了维护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同一性，创造历史条件，使所有个人的实践潜力得到同等发挥——构成了社会现实的至善和批判性评价的基本依据。
这种观点或许会遭遇至少以下三种方式的抨击。
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它将价值判断引入社会科学，后者成为意识形态的。对此的回答是，只有那些表达了特定社会群体、阶级、政党、民族、种族、宗教或性别的特殊利益的价值判断，才是意识形态的。主张普遍有效性的价值判断是与科学客观性相一致的——除非可以证明这一主张是错误的。
第二种反对意见是，即便如此，关于普遍人类潜能的表述的普遍有效性的说法也是既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实的——因而具有形而上学的、非科学的性质。然而，关键在于，关于人类普遍的创造力、理性和沟通能力的表述是可以检验的。它们将在特定条件下在每一个体中表现出来。生成这样的条件将使我们能够有效地测试这些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属于历史上关于人的一般科学理论。
第三种反对意见是，任何一种被用作批判的价值立场的人的概念都必然是教条主义的，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立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教条主义必须以两种方式来克服。每一种应用场合都允许修改已经应用的观点。此外，个人与其他哲学观点的代言人进行对话，准备承认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论点，接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多数人的意见，这需要改进自己的最初立场。
七
如果把人视作一种实践存在（as a being of praxis）的理念是激进批判的基本立场，那么，批判的对象显然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专制统治、对无财产的工人的剩余价值的侵占，更不用说扭曲的交往了。所有这些都只是扭曲的实践的具体案例，即个人无法成为他们所能成为的人的一种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分配给他的三个知识构成兴趣的社会生活维度只能被区分，而无法被分离。批判社会理论的领域是工作、权威性和交往互动的总体。
扭曲的言说发生在异化劳动、政治和文化统治的条件下。即使被允许参加一个关于经济企业生产计划的讨论，工人也缺乏必要的数据知识，缺乏在公共场合讲话的能力，而且由于他很脆弱，他也可能缺乏勇气。一般来说，无论是在他的工作场所还是在政治社会，他没有机会参加一个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对等的发言——缺乏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因此，理想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语言共同体，更广泛地说，是一个理想的实践共同体。即一个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社会条件，从而实现每个人具体实践潜力的共同体。
无论如何，在实践理念中都有一个规范性要素。但它不是武断的——它隐含在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结构中。的确，每一个真正的创造性的时刻，都会经历多年乏味的机械重复。对于一个已经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潜力的人来说，还有许多人悲惨地变得残缺不全。然而，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无数的匿名者从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刻意寻找新奇的事物，他们从来无法去创造语言、基本的社会制度、创新性的技术和感人的流行文化。事实上，实践是历史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实践，人类历史将无法区别于任何其他生物的历史——缓慢、重复、完全基于生物进化的规律。
理想的实践共同体不是一个完整的、田园诗般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共同体（类似于马克思在《经济和哲学手稿》中的一篇文章中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奇怪的天真描述，他的批评者都喜欢引用这段话，通常不用费心地引用与之不相容的其他段落）。这是一个解决了我们时代一些基本矛盾的共同体，同时又似乎不可避免地保持了某些伴随着作为自然和社会存在的人的紧张和局限，而且我们时代之外的命运是难以猜测的。例如，我们还不清楚能否摆脱所有的乏味的工作、所有的匮乏、所有社会生活中的他律，以及所有的不平等维度。
然而，与我们目前的状况相比，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实践共同体中，有两个根本性的、新的、解放性的突破。
第一，废除了（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异化的、独裁的权力的任何形式的垄断，这为普遍自由参与公共问题的决策开辟了空间。
第二，大量减少社会义务性工作和一种旨在发现潜在人才的教育，将日益解放所有个体，使其进行非组织化的、创新的、自发的活动。
这样一个理想的实践共同体不仅仅是理性的假设或希望的表达，而且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真正的历史可能性。它的思想为批判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基本方向。此外，批判的社会科学可以指明它的具体实现方式（在每个特定的社会中都是不同的）。
维护现状的社会学者倾向于将任何关于理想的讨论都视为乌托邦。然而，当今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它遭受了太多毫无根据的、不科学的、乌托邦式的现实批判。它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没有足够的批判性，在价值中立和自由的掩盖下，它只是为既定的实际利益和无形的传统意识形态价值服务。
注释：
[1] 理查德·伯恩斯坦：《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纽约&伦敦，1976。
[2] 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和人类利益》波士顿，1971:308。
[3] 马丁·杰伊． 《辩证的想象》。伦敦，1973:21．
[4] 《许茨文集》第1卷，海牙，1964。
[5] 胡塞尔试图从先验自我意识的运作角度解释先验主体性的构成，但没有成功。（《许茨文集》1966年版第3卷第82页）
[6] 《许茨文集》第2卷，海牙，1964:273。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