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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历史实践
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1979
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实践：实践派论文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一）
当代大多数哲学家要么宣称他们不适合也无力对社会活动过程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要么更加教条地声称，创造未来并非哲学的关切，他们这样做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原则上哲学与实际的历史毫不相干。在分析哲学看来，哲学的任务是澄清普遍概念以及消除由于语言的不当使用所产生的难题。另一个流派，现象学，主张哲学的功能是对于永恒本质的严谨描述。甚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们对创造未来社会明显感兴趣，也把这一任务交由政治家来照料，而他们自己则安逸地投入到对世界普遍规律的研究以及发动反对对手意识形态的战争中。
第二个不愿意对未来提出任何意见的原因在于方法论。固然一些古典哲学家把完美的、理性的、正义的社会的问题视为合理的哲学主题。然而，作为这种承诺的结果而出现的乌托邦观念无法满足现代哲学的确证标准。作为不合逻辑的臆测，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它们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作为一些尚未给定的事物，它们无法成为现象学描述的主题。作为对理想的可能性的自由探索，它们不能被从现有的“科学规律”中得出。
相信哲学对于现实历史进程的形成既不适合也无能为力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严格的劳动分工和整个文化领域的功能分化，它们指责哲学是无法确定的和普遍抽象的。即使是当“美好社会”（good society）的命题已经得以讨论，并且一种规范的、伦理的意识已经概念化了的时候，哲学也一直被认为是先验的和非历史的。美好社会的命题在相当程度上被置于这样的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renis）范围之外。
（二）
所有这些争论都源自狭隘的、静态的哲学概念，理论领域内部的僵化分工，以及理论与行动之间的分裂。
哲学在本质上比一般公认的更具历史性。哲学的范畴与原则涉及确定的世界结构以及极其稳定、持久、具有普遍重要意义的人的意志，但是它们同样是人的象征形式，是在具体的文化传统之内被创建的。没有理由为了遵循人类全部经验而将它们视为永恒的、永存的，或者先验的，因为无法使客观的外部规律性摆脱人类经验的、概念化的以及任何既定历史时期对规律的想象地探索的主观形式。
如果哲学能够自觉地承担对现实历史进程的批判研究的义务，建立起一种时代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就会使其更具历史性。当代的“历史哲学”学科仅仅是哲学的部门学科，或致力于历史研究方法，或致力于对历史语言惯用概念的分析——这很重要，但是太局限。关键的问题是实质性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人的存在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生存质量的性质是怎样的？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他们设法实现自身基本能力和需要的程度如何？他们去向何处？他们为何奋斗？他们当下境遇的根本局限是什么？他们未来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这些追问对于有机会创造自身历史自觉的理性存在来说，是完全合理和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当这些问题既没有被提出也没有被解答的时候，历史就变成了盲目的和混乱的，变成无法控制的盲目力量的场域，但是回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冒险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迟早会致使其与现状下的意识形态和在它背后的强大力量形成激烈的冲突。当醉心于研究深奥的逻辑和方法论问题之时，哲学家是可以被容忍的，因为他被视为一种无害的人，一个无名小卒。当他扮演统治集团过去历史的辩护师这一角色之时，哲学家就会被称赞和歌颂——这是一些官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断定的精神生活之所在：极力论证无论他们的党过去做过什么都是必要的、合理的以及进步的，但是当哲学家追问那些关于技术成功以及物质财富发展背后更深层的人文意蕴，关于人性和自然资源毫无意义的损耗，关于残缺的存在性，不必要的痛苦、愚昧和厌倦，关于仍然广泛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困苦，关于社会团结的覆灭，关于超越人的境遇的可能性与路径那些困难的问题时，他就变得危险且具有破坏性。对于现实权力来说，他确实是危险的，因为他考虑超越它，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削弱它操纵群众及便于统治的最可靠武器——它的意识形态。
（三）
一种当代的且具有未来视域的批判理论也许，但不需要必然是乌托邦的，甚至乌托邦的历史哲学也不应当被蔑视。的确，它是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与知识相比更多的是一种空想的产物，与对于历史潜能与人的需要的细致研究相比更多的是对于希望与信心的表述。它不理会现实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限制；它探求的是也许可取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既定的历史状态中明显是不可行的。实际上，乌托邦视域很多时候确实要为社会力量从历史可行性任务转为注定失败的浪漫主义冒险的结果负责。
尽管如此，乌托邦的和末世论的历史哲学也不能被视为没有价值、边缘化的精神生活产物而弃之不顾。乌托邦思想是例如公正、自由、社会团结、超自然力量以及创造力等真正和普遍的人的愿景的宝库。虽然它所孕育的虚幻预期，的确常常以悲惨的挫败而告终，但是历史中的一些重要突破也几乎不可能没有一定的乌托邦幻想，没有宏大历史创举的理想化。如果没有成百上千反抗者的乌托邦信念，美国革命的结果将会如何，伴随他们胜利的那些自由，以及在《独立宣言》中所陈述的如此美好而又不可剥夺的人的权利，能够被彻底及时地意识到吗？巨大的社会力量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历史变革，为了更自由和更快速的发展廓清基础，只能靠杰出的、令人振奋的、激昂的主张，靠或多或少的乌托邦理念来发动，而不是靠对形势下可行性目标实际评估的均衡、冷静、现实主义的描述。因为这种“现实主义的”考量不仅局限于既定的社会力量，无法创造新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无法保证对现存的力量做出精确的评估。人类真正的心境是什么，他们所忍让、顺从或者抵制、反抗的潜在倾向是什么——一些永远不能从他们完全可靠的公开行为中衍生出来。此外，不论他们可能被怎样奴役、怎样培养，以及怎样可被预测，人潜在地都有自由的可能，并且能够以完全令人吃惊的方式行动。因此，我们始终不能确定真正历史的可能性领域是什么，我们可能在对关于那个领域边界的先验评估上产生错误。因此，我们所“现实主义地”估计的也许会成为历史的不可能性，一个“纯粹的乌托邦梦想”或许最终成为现实，因为人类行为相对于我们以过去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为基础进行的合理预测而言，最终可能得出更加富有想象力、创造力、不屈不挠的精神，更加无私与无畏的结果。
（四）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乌托邦的历史哲学不能简单地被一笔勾销，但是它可能被超越。它根本的理论局限在于其设想的规划过度抽象，在唯一的、现存的历史状态与遥远未来的普遍视域之间没有任何中介，以及对历史决定论的过度简单的看法。
一种关于历史的批判理论将保留乌托邦超越既定的历史现实的总体性倾向，假设一种对于目前不合理和不人道的社会结构的否定态度，但是，与对当下进行简单的谴责，提供一种具有本质差别的未来视域相去甚远,它将着手对既定的历史状态——它的关键问题，它的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局限，以及存在的和可能的社会力量——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这种批判理论将不再是纯哲学，而且它的理论范围将会由对人的存在、他的基本能力和需要以及人的发展潜能的哲学研究所框定。
只有一种比乌托邦的表达更加丰富和具体的批判理论，才能够调（mediate）特殊的当下状态和整个时代的总体未来视域。它将指出过渡时期和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的具体类型；它将指出从每一阶段到预设目标所必要的真实过程。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和有保障的。各种各样的选择一向保持开放的状态。大多数乌托邦呈现出一种如今已经非常过时的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不存在历史的线性逻辑或辩证法，不存在迟早将必然到来的末日审判（eshaton）。另一方面，历史进程也不是如此开放以至于一个人可以彻底地忽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忽视我们祖先塑造他们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以及他们自身的方式。过去的习惯和产物，除了很多理想与可想象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约束，只设定对他们可能发生的限制，但在这种有限的框架内，我们要自由地去创造我们未来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提高知识水平，对过去的批判研究和反思，做出勇于冒险的选择，避免徒劳的和无用的摩擦，以及使那些享有一定基本共识的人的行为达成一致的方式，来提升我们自由的程度。
最后一点对理解孤独的、被社会孤立的哲学家如何能够有效地促进历史创造的自觉至关重要。当他们刚好提出了那些普遍的问题，把一些大规模的、强有力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群体真实地经历的不满、痛苦和需要转变成清晰表达的理论术语，他们就克服了自己的孤独和孤立。当哲学普通伦理的和政治的理想对于有效地、强有力地批判自己社会中现实安排的狭隘性、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来说变成一种实践的立场时，哲学就变成了现实。哲学的实际意义的奥秘在于，用来自极其丰富的文化世界，并最终来自先前各个世代千万人所积累起来的普遍体验的相近阐述的理论设计，去应对模糊地感觉到的、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的大众需求。
没有以哲学为基础的理论，实际的承诺就仍然是肤浅的、短暂的，是一个简短的时间内仅仅由某个国家或世界的某个地区内的某代人单薄的经验所产生的。理论对于调和这种特殊的经验和人类全部的普遍经验来说十分必要。社会危机越严重，越急需对于现存问题的根本的整体解决办法，对于哲学引导作用的客观需求就越紧迫。
（五）
哲学怎样通过为宏大的社会运动提供总体目标，从而影响现实历史的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事实。没有孟德斯鸠、洛克、卢梭、伏尔泰和杰弗逊等人的政治哲学，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人民主权论、自由观念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思想，市民和政治社会分化的思想，政治权利规则的合法性来自选举和认同的思想，权力分立的思想，不可剥夺的民事权利——包括私有财产的权利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对新兴资产阶级和整个第三等级（tiers ětat）的利益的塑造和阐述，清晰地表达了建立一种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的诉求。但是反之，同样也是事实，那些观点一旦被哲学家所构想，被赋予明确合理的正当理由、持久性，并坚信模糊感觉所驱使的信念，也会在之后带来巨大的新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表达了这个时代的最理想的历史可能性；没有它们，没有开明的政治文化和被它们所激起的群众民主运动，资本主义可能会以不同的、专制的、民粹主义的形式出现——如同20世纪法西斯主义、庇隆主义（Peronism）和戴高乐主义（Gaullism）这些例子所清晰展现的那样。
自由主义哲学的根系是全部优秀的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从早期斯多葛哲学至今，在它自由与平等的思想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明确肯定，与经验哲学意识形态和其他任何教条主义及蒙昧主义的形式针锋相对两个世纪；从培根开始将经验和行动作为知识根源所给予的强烈重视至今，从笛卡儿开始的主观独断，在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那里严谨的、可估量的合理的精细结论至今。开明的政治哲学曾是新的、合逻辑的哲学精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它出现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证明新的划时代思想和新的不断增长的第三等级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反馈与相互肯定。
（六）
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哲学。它的出发点是反抗已经确立的不合理的和不人道的资产阶级社会。它以对并未完全实现的启蒙运动的全人类解放、团结和平等的计划的不满为起点。它通过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异化思想加以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而发展。异化的主体是人及其行为与劳动，而不是神秘主义的绝对精神。而且，异化不仅在于本质上的对象化（因为一切劳动实际上都是人类目的的对象化），还在于实际上的人类劳动并非是它的应有状态；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状态下，劳动注定是残缺的、贬损的，被降格为重复乏味的、机械无聊的苦役。共产主义首先是作为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异化的哲学解答（philosophical solution）。只有在1843年，当马克思试图发现社会力量有为生活带来这种解决方式的实际能力，他确实得到了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这种力量的结论。关键在于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载体不能够被设想为被以经验形式给定的无产阶级，而是以哲学形式摆脱了偏见的无产阶级——这样的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革命的哲学所宣称的无产阶级的潜能和使命。这种革命是不可能没有哲学的：“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可以肯定的是，当马克思在1843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运动已经存在了，但是，马克思以全人类解放为旨归的革命观点不是也不可能从那时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这种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它的最终目标和达到这种目标所需要的手段都相当困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观点，一方面，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某些基本假设的根本结果：人民主权的原则、每个人都应该是他或他劳动的拥有者的思想，人民有权利推翻一个将自身特殊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之上的政府的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来自黑格尔的超越概念（否定）（Aufhebung），只是它被应用于对社会经济的构想而非哲学方面。超越，也就是彻底改变一种社会经济的构成，意味着（1）废除它结构上的根本制约；（2）保留所有对未来发展来说必要的那些制度和过去的成就；（3）将整个社会提升到一个更高、更先进的水平。很明显，“根本制约”、“发展”和“进步”的观点，设定了更多的人类学假设，人的本质以及普遍的人的需要与能力，具体的人的创造能力——实践（praxis），这些假设在马克思理论发展之初被明确地表达，并且从未被舍弃，如同任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和《资本论》的细心读者所能够探知的一样。
一旦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理论被明确地表达，它将成为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唯一重要的要素，甚至在一些国家中，它们的历史条件对于宏大的工人运动来说还不成熟，更不用说社会主义革命——例如，在俄罗斯、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是如此。对于马克思关于所有革命都诞生于哲学家的头脑的名言，无法给予更令人信服的确证。的确，在所有那些实例中哲学家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必须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其旨趣至少与理论构想的目标有部分的一致性。而且必须善于领导，具有能够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行动计划的能力，在情感上打动人心，把不同社会群体调动和整合到合理有效的运动中。
（七）
关键问题不是哲学思想不起作用，而这也不意味着它在重新解释和适应全部历史条件过程中丧失了其初始意义。按照哲学的本性来说，它很难被简单地加以运用；对它实际应用的每一阶段都意味着要么创造超越，要么丧失其本来面目以及庸俗化。革命的哲学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幸的，在胜利者和新政权的持有者手中，它被适宜地改写成为新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对新社会等级制度的合法化与辩护。无论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没能避免这种命运。
没有理论能够确保防止这种具体的异化形式：对我们自身智力所创造的产物失去控制，出现了与我们原初意图相悖的真实结果。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清晰认识就是解决它的出发点。
哲学，以及一般性的科学，应当开始发展一种针对它自身的应用和滥用，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总体效果的批判见解，一种哲学的“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的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激情和兴趣的范围；这是一个“外部的”问题［用卡尔纳普（Carnap）的术语来说］。但是“非理性的”能够成为理性研究在元层次（meta-level）上的对象；理性的将能够与行为的非理性形成对照。而且，随着我们理论兴趣的经验体系的扩大，在某种理论构建层面上的外部问题，会在更高的层面成为内部问题。
总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以行为为定向的哲学视为一种根据一些普遍原则可以被转化为真实行动的象征性的行为，那么这些原则将被以怎样的方式构建起来，才能够将与我们的原初目的相悖的蜕化的理解和应用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因此，如果以行为为定向的哲学的原初目的是更加理性的社会，以及为每个个体的自由与创造性发展创造空间，那么，对它蜕化的理解和应用的实例中就应当包括受其鼓动的非理性、不计后果的冒险，将不利条件下所负有的失败尝试的责任明确合法化，以及为对任何呈现为事业的现存事物的愚忠与盲从的需求进行辩护，等等。
为了防止起初合理的理论蜕化，保证它恰当地转变为合理的实际行动，我们必须要能够详细阐明合理行为在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这两种情况下的内部结构。在理论建构遵循确定的理性原则而理论应用却没有遵循的状态下，合理理论就必定会蜕化。之前的规则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熟知：它们是一般方法论或研究的主题。问题是：难道这些原则不是人的理性行为，即实践（praxis）的普遍模式的特殊案例吗？难道就没有可能使它们普遍化并以此获得理论应用的理性准则吗？
在这里，我将仅仅表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1）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在（事实上是已知的和可推论的）没有矛盾意义上的理论陈述中的一致性。理论应用的相似原则应当在陈述与行动上达成一致。这一原则应当存在于哲学和批判的社会理论中。实际行为应当遵循理论陈述是正确的这一假设。一旦明确理论不再可能正确（因为这些陈述可能基于错误和误导），那么这种理论就应当被修改、归纳，或者舍弃。
（2）另一个基本的方法原则是反教条主义的，永远向批判的反思开放。没有命题能够在权威和信仰或希望的纯粹表达基础上被接受。它必须被理论上的普遍性论据所支持，并且必须被经验证据所证明。与此相似，行为也不能通过诸如权威、传统或制度而被理性地承诺与证明。所有的现实行为，包括领导者的行为——并且特别是领导者的行为——必须向质疑与批评开放。它所尝试诉诸的最终理由必须具备普遍性，就如同理论建构一样。这里，证据寻自实际的经验，对于证据的支撑源自对人的基本的需要和权利的表达原则。两者都具有普遍的、跨文化的合法性要素。
在理论建构与理论应用中，其他相似的理性原则实例可能会被简要论及：（3）作为整体的理论和它的任意部分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包含相同的真理标准，因此，相同的确认标准对目的和意义，对社会变革的长期和短期方案都有必要。富于创造性的理论不会为草率的实验辩解；崇高的目标不会为堕落的、邪恶的意义辩解。（4）与新的现实不一致的旧理论不需要，并且在大多数例子中也不能够被简单地拒斥；它将被一个新的，更加普遍的，在某一特殊的条件下仍然正确的理论所取代，并在这个新理论中保留特殊的实例。同样，当旧的社会体系不再可能解决新的历史问题时,也将被超越而不是被摧毁。其结构的根本制约将被废除，但是其相当多的制度与成果将被吸收到新的体系中。
哲学的人类行为学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需要合理性、一致性、批判精神、开放性、透明以及跨文化的团结，以使我们警醒于滥用的危险并促使我们铭记原初的目标，而在其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八）
一个新世界的前景是什么？无论什么被视为是真正的新世界，或许都会以多元的形态出现。不管是在这个星球上，还是在历史的规律中，都没有什么能够严格地决定人的创造力的结果。但是，在诸多可能性的体系中，不同国家由于已经达到的物质与精神的发展水平，以及在之前的历史时代中不同社会群体形成的习惯之间的差异，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如果我们现在追问西方自由工业社会的未来，以便我们合理地、更好地了解过去与当前，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社会变革的几种方式。
尽管乌托邦设想的方式或许经常有助于对理想的可能性的探索，但它的缺陷在当今西方远甚于其他地区。它不能产生意义重大的、强烈的、新的主观力量，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高水平的富足产生了循规蹈矩的政治文化。任何充满激情、令人激奋的新思想都会被认为是怀疑主义，而被大多数沉默的富有者拒斥。第二，合理社会的乌托邦愿景由于其社团组织在东方后革命（postrevolutionary）社会没有得到发展，而妥协于专制主义与官僚主义。
另一种方式是务实的：通过实验与试错对未来进行渐进式的探索和创造。这种情况下，关于未来没有什么能够被先验地提出，现存的基本结构中也没有什么能被质疑。这种方式，避免了过高的风险和不必要的破坏，但是却放弃了从根本上创造新的、合理的社会体系的动力。
如果政治能够被积极的科学所启蒙，那么这种方法就能够被改进。相比粗暴的实用主义，这样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来自经济、政治科学、生态学，以及其他专业学科的引导。当假设了既定社会框架的必要性并不对它进行怀疑时，那么由这些科学所产生的知识就是积极的（positive），但它也许会立即在体系与推进合理的改革方面，展现出重要的具体问题。一系列有限的改革，也许能减少，但是不能消除人的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大的程度上显著的损耗，以及少数弱势者的苦难。
现今存在的西方自由社会陷入了悖论。一方面，似乎唯一的选择是，平等的乌托邦只能够通过暴力和破坏获得，并且常以官僚主义的专制统治而告终，另一方面，不公正的奢靡现实，却在最低程度上保证了稳定、安全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合理的水平。
但是，第三种才是历史可能的和真正最优选择：一系列实质性改革以平和的、持续的方式被贯彻，但是却使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体系作为整体被超越，并为生活带来更加公平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参议制民主。这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对既定社会所做出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方法是开放的,并且是对既定社会的本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式。每个本质问题，都体现了在自由资本主义结构特征的界定和人的生存、发展及对社会群体真诚归属感的必然的基本需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在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重新改造社会制度和结构以使它们与这些需要相契合。
（九）
有五个关键性问题值得被单独指出：私有化、官僚化、物质和精神的贫困，异化劳动和生态恶化。
1．在人的需要中最强烈的是社会归属感的需要，是与其他社会成员分享普遍价值的需要，是在与他们的相互支持中生活的需要，是理性地协调总体社会关系与个体行为的需要。在自由资本主义中这些需要不能被满足。它的经济布局制造了永恒的竞争与不可避免的矛盾，并将个体推向不断扩大的私有化。作为替代品，虚幻的共同体在共享宗教信仰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归根结底在对死亡与敌人恐惧的基础上得以形成。随着宗教的衰落和极端爱国主义的幻灭，分裂的力量趋向于压倒一体化的力量。最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大多数美国城市已经或者即将出现的经济衰退，以及因认为社区连最低程度的标准都无法达到而导致的向郊区的外迁。
问题看来无法解决，并且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的、国家控制的经济被一致认作唯一的选择，但是，还有第三种选择，即使在美国，这种选择也已经被取得积极成果的实践所验证。解决办法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对公共经济企业和团体的强大社会支持，令工人和雇员自身独立地拥有并管理公司资本或者国家。只有当恶性竞争、风险、嫉妒和仇恨被从经济领域排除，才能真正地把共同生活带入到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现实中。
2．存在着参与社会决策制定的人的普遍能力需要。这种需要在所有西方自由国家有所增强，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在代议制的条件下被满足。的确，在这种最初的民主形式中，公民自由比在任何其他现存政治体系中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在经济与公共福利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了迅速滋生的官僚制、权力的滥用以及腐败。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多的闲暇时间，更优质量的教育，以及使数百万公民参与到意义重大的、合理的社会决策制定中的更高水平的政治文化同时，进一步民主化的自然趋势被属于国家、政党以及企业的庞大官僚主义机构所阻碍。问题再次看来无法解决，并被认为只有三种选择：（1）经济合作和公共福利完全外在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体系；（2）中央集权全面控制一切社会流程；或（3）在多党派议会制框架下的官僚主义控制。但是有第四种选择：在所有层次的社会组织中——在共同体和公司中，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全部分支的层面上，以及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广泛建立起经由选举产生的、非职业化的、服从罢免与轮换的由人民代表所构成的自我管理组织。这些组织、委员会和议会，应当为政策制定负责，全面掌控所有那些——并且只有那些——无法协调与合理指导的职能。他们应为专家和行政人员分配明确的技术任务，但仍对他们具有绝对权力，仍是他们的专业领域与范围内至高无上的公共权力机构。
代议制与参议制的本质不同：第一，在积极参与的公民人数增加方面，后者具有不可比拟的、更高的程度。第二，后者彻底改变了政党的特性和角色。政党，它们自身的层次结构同官僚机构相差无几，似乎是人民与代议制政府之间的斡旋者。在大不列颠（在美国很少这样）的代议制传统形式中，国会与政府成员一旦被选举，就将忠诚于他们的政党而不是他们的选民。在参议制中，自我管理组织的成员无论归属于何种政治组织，都直接向那些将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人负责。政党不再是统治组织，最多是制订计划，提高人民政治觉悟，为了具体的目标努力动员人民，协助人民选择最佳候选人的政治组织。
在这些条件下不再需要职业的政客，官僚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raison d'etre），并作为统治阶层而消失。
3．贫困，曾经的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必然结果，对西欧和北美的富裕国家来说正在成为过去。凭借着6000-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满足每个个体的基本需要（食物、居住、基础教育、健康保证等的需要），第一次在历史上成为可能。在北欧的一些国家，尤其是瑞典，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其他如美国同样富裕的国家，仍然有1/5的人口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的贫困状态下：供给不足，潦倒地住在贫民窟，往往永久地失业，没有健康保证，没有令人满意的教育，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以及存在社会歧视，尤其当他们属于少数种族时。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需要对失业与贫困的人口进行划分，以便在与有组织的劳动者的谈判中提高它的谈判地位。福利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美国版本所提供的解决方式，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它包含着被遗弃，并且包含被从任何有用的工作当中扫地出门的耻辱，同时也包含着对待福利事业的挥霍的、不道德的官僚主义——为针对弱者、老者和病人的社会保障思想带来了相当大的阻力。
在基于公共团结（而不是私有化）的体系中，真正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在此体系中，自治的组织会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分配社会必要劳动的总额，并保证每一个个体足够满足所有基本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最低程度的收入水平。
4．存在着自由的、自发的、富有想象力的行动，即参与实践的普遍的人的能力和需要。过度专业化和机械化的现代工业化生产，从一开始就破坏了所有仍保留在工匠工作中的创造力的痕迹。现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开启了新的可能性、自由的工作机构的可能性、美化工业环境的可能性、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在总体上减少强制劳动的时间并且创造充裕的闲暇时间。随着教育质量的提高，这种闲暇时间可以被用于创造性的活动、游戏、公共活动，以及更广泛地参与政治进程。
这些可能性大部分正在成为徒劳的。这种体制旨在扩大产量和提升公司实力，而不是每个人生活品质的有效提高。所以，提高的生产力往往被用于提高消费，而不是解放时间，并为每个个体在总体上提供更多的文化和实践的机会。这种解决方式是不合理的，因为，一方面它导致越来越浪费的生产，另一方面它限制了潜在的人的发展，既包括那些必须将生命浪费在不必要的、长时间的、令人麻木的工作上的劳动者，又包括那些不考虑生产过程，却被提供薪资的非劳动者。
合理的解决方式显然是充分就业、缩减劳动时间、降低生产与消费中的浪费，并且将非劳动者的薪资转用于对创造性工作的培训。
5．以不断地需要扩大物质生产，鼓励挥霍性消费为基础的体系，与明智使用自然资源，维持一个平衡的、健康的自然环境的最高需求相矛盾。正如我们所知，某些自然能源如此稀少和有限且不可再生，但同时整个产业都在努力创造人为的需要，并增加对十分稀缺的自然资源的消费。没有任何体制能在这样的状态下长久存在。唯一合理的解决方式，与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式相当一致，应该是阻止对我们自然资源的不必要损耗，根除消费主义，给予全部个体以机会，来发展不必依靠物质产品积累的更高层次的需要，来容许从过分的舒适到文化、公共活动、实践的自然转变。
在不同社会中，这些问题将通过不同规则、不同程度、不同进度、适合的和平与暴力途径，或多或少的独创与幻想的方式被解决。如果它们没能被根本解决，那么古老的故事将再一次上演。另一个文明将会永远付诸东流。
只有一种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能够预见眼前的现实问题，并提供划时代的批判自觉，既使我们警惕毁灭的危险，又指导我们寻找创造性的和理性的长期解决方案。这样的理论不一定拥有大多数人，不论它说得如何响亮。它不一定调动起充足的社会力量显著地加快历史进程和在根本上重塑现存的社会形式，但是，它至少能够向那些由自然规律推动的自发式发展施加正确方向的压力。统治阶级中总是会有更加开明的人，他们意识到某些急迫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甚至不惜以牺牲某些现存制度为代价来保存其他更加主要的制度。改革常常会有走向保守的可能性，同时也有产生新力量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力量能够使社会变革的进程超越原初的有限目的。
甚至在理性不是作为压倒性的直接的现实物质力量的时候，理性也是强大的。在与现存不合理的物质力量的斗争中，它能经常给予这个斗争理性的方向感。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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