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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南〕米·马尔科维奇
原载于罗伯特·塔克主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纽约1977年英文版第299—319页。中译文来自《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译者：李宗禹。
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没有任何根基呢？如果有的话，这些根基的牢固性如何？其重要意义如何呢？
这决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没有价值的问题。“斯大林主义”包含着如此之多的滥用权力、恐怖行动和罪恶的镇压，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着各种强烈的动机或者把它尽可能紧密地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或者把二者割裂开来。思想越是保守的理论家，越是本能地想把一部分这种奇怪的、令人感情激动的内涵从斯大林主义身上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身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用分析方法推论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一些仍旧把马克思思想当作整个时代的理论水准的激进学者，总是倾向于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完全背离的、独立的和无关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完全可以从落后的、半封建的、半亚细亚式的俄国的非常特殊的条件中得到解释。
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够更加合理地进行争论和更加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应当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斯大林主义”，即把它看作是超越斯大林本人一生和俄国国界的现象，看作是在当代工人运动内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解决意识形态的和实践的问题的一种广为传播的、强大的倾向。假如把斯大林主义概括为可以包罗革命运动、革命后的社会及其政治文化的一切独裁主义形式，那么，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也就会失去了它的有益的价值。归根结底，这里并没有什么非独裁主义的东西，然而，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错误地把中国、古巴和南斯拉夫的社会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倾向同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另一方面，这个词所涉及的东西作为或强或弱的思潮在全世界仍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将继续存在下去，即使被借用了名字的、被作为例证说明这种最彻底、最严格形式的思潮的人已经去世，也会如此。
斯大林主义的概念
我认为下面是说明斯大林主义特征的、必要的、充足的条件：
（1）用暴力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但不越出用政治官僚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政权、用生产资料国有制代替私有财产的范围；
（2）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后社会的支柱是铁板一块的、具有严格纪律的、等级森严的党。党独占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把其他一切社会机构变成仅仅是党的纽带；
（3）即使在资本家阶级完全消灭后，国家仍然存在。国家的新的首要职能是对生产实行严格的行政计划，完全控制一切政治生活。国家法定为工人阶级的专政，但实际上是党的领袖或者一个领袖的专政；
（4）新社会被解释成集体福利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形式仍然保留下来；
（5）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集权主义结构，否定多民族国家中较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而由大民族进行统治；
（6）一切文化从属于政治范畴，由执政党严格控制并检查。
一旦某个人试图给复杂的社会现象下定义，或者针对各种各样的态度和信念试图树立起一种“理想的典范”时，有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定义或“理想的典范”对于描绘现实生活的各个环节是否适当？依据已作出的解释是否有可以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社会力量呢？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解释和当代许多共产党的官方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伴随着对资本主义最好斗的批判而来的就是对政治社会的新形式——国家、常备军、政治警察、集中的行政决策，对异端的知识分子、觉醒了的农民和主张民族解放的积极分子实行无情的政治镇压——的完全的认可和不加批判的、热情的承认。集中的独裁的党应当对社会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这一点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特征。
革命的目的实际上被看作是加速技术发展、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而对存在着官僚的剥削却缺乏任何批判意识。把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明显异化了的、实行压迫的政权当作以往全部历史上真正革命的、最民主的政权结构来欢呼，这是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故弄玄虚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斯大林主义在上述意义上存在的话，那么它同马克思主义联系的性质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存在着这种联系，而且显然是通过列宁和列宁主义作为中介联系起来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参加或者正在参加各种革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鼓舞，而更多的是受到列宁的鼓舞；他们的某些活动已经为20世纪的彻底的社会变革作出了贡献。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俄国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都深信，俄国的半封建社会处于绝望的停滞状态，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推翻沙皇制度，没有能力引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保证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但又是集中的、有战斗力的俄国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应当夺取政权，使加速工业化成为可能。对他们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但是他们知道，实现这一目的还是遥远的事情。俄国的条件和马克思所说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根本不同。因为俄国仍然是一个农村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农村受封建地主统治，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机构和传统，软弱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很少有可能变成为现代化和进步而斗争的坚强战士。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的党肩负着双重历史任务，即一方面保证加速物质、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仍然是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范例。列宁主义者提出了革命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思想，提出了建立集中的、铁板一块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干部党的观念，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仍然是不发达国家的一种革命的选择。不管怎样，如果对这种历史状况进行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就不能不承认，这种类型的革命必然要延续很多年；就不能不承认，这会导致产生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制和对一切社会生活实行严格官僚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的独裁主义混合社会类型。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至少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土壤。因此，列宁主义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了多少，不如说，它是落后的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创造的一种理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将会得到应用，社会主义将会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使这一整个过程在某个地点停顿下来了。由于破坏了党内民主的最后一点残余，由于把党和国家变成了实行个人专权的工具，由于在早期国家资本主义水平上冻结了一切生产关系，它必定具有反革命的性质。
因此，说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的实际结论，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持这种观点。第一，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为了使自己合法化，一再强调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这种联系，他们不厌其烦地引证三位伟大经典作家的著作，把自己装扮成是他们的彻底的忠实的信徒。第二，最保守的政治学家坚持二者的等同性和必然联系，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一样在经过大清洗和赫鲁晓夫的揭露以后信誉扫地。第三，以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甚了解，他们竭力想解脱他们的过去，仍然按照他们过去的信念行事，把所有四位伟大的经典作家混在一起，平等对待。对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说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对于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的哲学背景，是被奉为圣典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既没有领会也没有认真对待关于异化的批判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因此他们也就没有领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整个要点。由于没有领会要点，他们也就破坏了实现彻底解放和人道化的实际可能性。实现最理想的历史可能性和创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物质和文化程度的高度发展，意识程度的高度发展。它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普遍解放的自为阶级。缺少这样的阶级和这样的意识，就产生了一种平庸的现象，即用一些统治人物来代替另一些统治人物，用一种政治社会来代替另一种政治社会。斯大林主义就是这种早产革命的产儿。
但是，那些反对把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论点，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论据来得出结论说，两者的联系完全是偶然的，或者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现象。斯大林主义几十年来之所以能够保留马克思主义合法后裔的面目，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在用语方面相类似，而且还因为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固有的矛盾提出了一些简单容易的解决办法，对马克思说得含糊不清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它的特殊的理论。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把马克思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的观点作一比较。
两者都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变成统治阶级，生产资料将社会化，产品将按劳分配。
但是，马克思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他十分谨慎地把这叫作“争得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就是“民主”。国家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他说到了在开始时“对所有权……实行强制性的干预”。但目的是“变革全部生产方式”[1]。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中，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工作者，仅仅是按他们的劳动分配。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2]。“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
在这些著名的、的确是光辉的词句中，有许多没有解决、没有回答的问题。整个无产阶级——特别是考虑到由于劳动过程本身所造成的他们悲惨的、未受过教育的、地位低下的处境——怎么能够进行统治呢？为什么他们使用“专政”、“强制的”这些词？工人国家所有权就是社会所有权吗？国家将怎样变成全民族的自由联合体？所有人的需要将怎样满足？我们还必须说说其中一些问题。
在斯大林看来，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这里没有矛盾，因为历史发展中不再有任何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5]。这也就是说，国家所有权就等于社会所有权。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的[6]，因此，不需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要“变革全部生产方式”，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早期阶段和“在它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不存在结构上的差别。如果人们已经达到了这后一阶段，那么这一阶段，不管人们怎样理解，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但是，在斯大林说到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时，从来不允许工人有参与决定的可能性，或者实际管理生产和“国家”事务的可能性。他只是提到了“同志合作”和“生产者的社会主义互助”[7]。对于按劳分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里有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即确认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原则是达到共产主义平等原则的手段）也作了极其简单的、庸俗化的解释：“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分配的”[8]。个人对阶级、对革命运动和对整个社会的利益所承担的义务怎样才能同个人的自由、个人自我实现的基本的解放目的相协调呢？这个难题对斯大林来说已不再存在了。早在他青年时代的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中他就断定：解放个人是解放集体、解放群众的条件，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则。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是群众。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9]。
对马克思和斯大林的观点作比较，只是为了说明本文的主要思想：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是根本不同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在马克思主义中是有一些根源的，这不仅在遗传学上而且还在于它对马克思理论的许多难题提出了简单的、固定的、保守的、非历史的解释。
马克思和斯大林关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彻底的。它在整体上包括不同层次的结构，并且扩展到探索表现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的和非人道的最基本的根源。
最表面的批判是描述了英、法、德等单个资本主义国家凭经验可以观到的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工人的悲惨地位、对意识形态的操纵、道德的败坏、对革命运动的镇压等。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的更深一层的批判是，把资本主义看作阶级社会的特殊形式。社会分裂成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是国家活动的领域，在这里，表面上代表一般社会利益的暴力机关试图保留符合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法律和秩序。市民社会是个人的和集团的利己主义领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领域[10]。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大量的无偿的工人产品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资本主义统治和为利润而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超出一定限度，整个制度必然崩溃。
但是，资本主义只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的更深一层的分析是，他批判了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受市场调节的、死的、贮藏的劳动统治着活的劳动的一切社会，批判了公众的权力具有政治性质的一切社会。一切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是，使人的关系具体化了。生产者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关系采取了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形式。人的活动的社会属性采取了天然属性的物的形式。这样，人的关系神秘化了，人们对自己的劳动失去了控制。生产不是由人的意识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来调节，而是由市场占优势的盲目力量来调节。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阶段，市场调节商品生产仍能保存下来，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批判仍然是完全中肯的、有效的。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时说，在那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因而是“过去支配现在”[11]。
接着而来（和过去的时间一样长）的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仍然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不管是资产阶级官僚还是国家官僚——所支配，现在的活的劳动即工人阶级被这种官僚所支配。保留和强化这种支配的事实是，公民不能直接地或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可以撤换的代表管理社会，公众的权力具有政治性质，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专职人员的决策和外在的国家控制作为中介的。可见，马克思的这一深刻的批判，无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处的整个时期，都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最深层次的批判在这里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这就是对于异化的人的活动的分析。无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还是在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中，一切不公正和社会邪恶的最终的基础是，人失去了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控制，人丧失了他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由于经常不断的竞争和冲突，人同其他人以及同他自己异化了。对人的状况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根基。因此，只有这种建立在人类学上的批判才是真正彻底的、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
对比之下，斯大林的批判是非常简单的、肤浅的。这一批判全然缺少这两个层次：对活的劳动受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支配的批判；对异化（异化劳动，异化政治）的批判。因此，它显然缺少马克思批判中的那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因素，而这些因素不仅对于资本主义而且对于处在过渡时期的斯大林主义社会都仍然是适合的。
斯大林的批判只是涉及到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的那些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方面，他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和苏联当时存在的制度之间的不连续性。
此外，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广大小生产者的贫困化和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些普遍的现象，斯大林重复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的因素：（1）金融资本的统治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以及他们的反抗精神；（2）资本主义成为实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3）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导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使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斯大林对于俄国的特殊条件的评论更是具体的、经验主义的。俄国被描绘成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在俄国，资本的统治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富有侵略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融合在一起的。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最大的后备军，因为它既为反革命的干预提供了大量军队，又为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广大地盘。俄国同西方帝国主义者联合进行侵略战争，瓜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沙皇制度的利益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因此，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必须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越不深刻、越不彻底，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显然也就越不深刻、越不彻底。如果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特殊的社会制度而不把它看作也是[12]由于国家支配着全部已经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而形成的阶级统治更深的结构的实例，从而不把它看作仅仅是普遍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实例，那么整个革命的思想就会是狭隘的、有局限性的。
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在以下三个方面是根本不同的：（1）革命的目标；（2）能够进行革命的条件；（3）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性质。
（1）斯大林主义关于革命目标的观念是十分狭窄的，以致它实际上在最初阶段就阻碍了革命进程，把指望得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普遍解放和人道化的东西变成了仅仅是用一种特殊的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将会被迫进行革命，“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13]。因此，马克思从来不把革命降低为只是实行政治的、甚至经济的改变。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14]。但与此同时，“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
但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5]
尽管马克思早期心目中的政治解放的范例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的表述是很宽广的，足以概括其他一切纯粹的政治解放。每个人变成私人，可以在私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自由表现自己的利己主义，而公民则要在公众生活领域遵守一定的政治准则，他同其他个人的关系受法律调节，这种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裂对斯大林主义社会来说是非常鲜明的，因为这一社会并没有超过多少政治革命的范围。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的著作中，在用辞方面有所改变，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16]。
资本主义中的工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在政治决策方面没有发言权。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能够使工人成为政治主体。但是他们却被关在社会生活的大门之外，因为他们被机械的、下贱的劳动完全吞噬了。“人的实质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离开这种实质而不幸孤立，远比离开政治的共同体而孤立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充满矛盾；由此可见，正像人比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意义更加深邃一样，消灭这种孤立状态，或者哪怕是对它进行局部的反抗，发动起义，其意义也是更加深邃的。因此不论产业工人的起义带有怎样的局部性，它都包含着普遍的精神，而声势最浩大的最普遍的政治起义却包藏着某些利己主义的狭隘性质”[17]。
“声势最浩大的最普遍的政治起义却包藏着某些利已主义的狭隘性质”，这一描述非常适合于斯大林主义。马克思指出，任何片面的政治思想都会带来以下三种有害的后果：第一，狭隘的、纯粹政治的观点必然同这样一种观点同时产生：只有推翻现有的管理形式才能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如果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那它就会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意志，认为全部有效的办法就在于使用暴力，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因此，工人会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盲目的、无益的、在血泊中被扼杀的起义上面”。[18]
第二，过分强调政治目标掩盖了更深刻的、更重要的社会目标。法国工人的“政治理智就把社会贫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就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他们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们的社会的本能”[19]。
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革命只是变成政治方面的革命，会导致产生新的统治阶层。“因此，具有政治精神的革命就适应着这种精神的狭隘的、二重的本性，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20]。对于被狭隘地设计出来的20世纪的革命以后出现的政治官僚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预言。
社会革命在根本上必须具有全人类解放的性质，而政治革命必然只是战胜任何政治权力的更加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这种观点在斯大林的革命观中统统不见了。
斯大林在谈到十月革命时把这看作是在有限的时间发生的事件。早在1924年，他谈到十月革命时就把它看作是已经完成的、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为《真理报》撰写的一篇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文章中，斯大林谈到十月革命取得了以下几点成就：（1）剥夺了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成了社会财产；（2）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并把它交给了苏维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把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3）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后，就着手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斯大林所说的建立新社会的特点。是：建设“党、工会、苏维埃、合作社、文化组织、运输业、工业和红军”；（4）把幅员广大的俄国国内的所有一切被压迫民族都解放出来，在族际主义旗帜下建立了苏联各民族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和紧密团结。[21]
十分明显，这仅仅是马克思的革命纲领的片断。即使是对于革命头10年的成就的空洞叙述也具有强烈的思想因素。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被说成是社会财产。真正无产阶级民主的首创机关——苏维埃到1927年时已经不再拥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力（当时已经完全掌握在党和国家机关手中）。从沙皇俄国压迫下实际上被解放出来的非俄罗斯民族，发现他们已经被俄国的政治官僚所统治。建立新社会的巨大计划变成了完成两个简单的任务：建立新的机构（党、工会、苏维埃、红军）和加速工业化。
凶暴地强调政权问题。在斯大林看来，“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他这样解释列宁的“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取得政权，而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之成为不可战胜的[22]。这种思想倾向是和马克思完全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在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政治和常备军必须立即开始消失。在斯大林看来，必须继续加强政权，并且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将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
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看来，革命的经济内容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认为要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经济活动的性质本身（废除异化劳动，取消商品拜物教，超越狭隘的职业上的劳动分工，缩短工作时间，使自由的、创造性的、非经济活动获得自由活动的时间等等）。在斯大林主义者看来，只需要把全部生产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严格地实行行政计划和加速技术发展。这里没有一条属于社会主义的特征。唯一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因素是，由于消灭了资本家阶级而废除了资本主义剥削。但是，斯大林主义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观念同保留另一种隐蔽的剥削形式全吻合的。这是因为工人仍然保持着领工资的状况，不参与经济决策，因为生产资料并没有真正社会化，而仍然受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政治官僚）支配，尽管没有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以官僚享有物质特权的形式进行剥削却仍然存在着可能性。
（2）谈到革命变革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只有革命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以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实现。这决不是学究式的教条，也不意味着采取消极态度等待一切条件成熟。必须使技术得到高度发展是有很多道理的。第一，为了克服普遍的贫困，为了发展人们需要的财富，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少数享有特权的人；第二，为了战胜小生产者，而小生产会自发地产生资产阶级关系；第三，为了造就现代产业无产阶级，造就一个健全的、组织得很好的、有教养的阶级，即唯一客观地关心社会关系根本变革的社会力量；第四，为了把千千万万的具体的、个人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变成非常抽象的、非个人的阶级斗争形式，在这里，压迫者以少数包罗一切的机构形式出现，解放的任务不再陷入对这些小主人采取肉体的、社会的“消灭”，而宁愿采取对机构的控制形式。相对地说，一个先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发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甚至还没有达到成为公民的阶段，并且具有某些基本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要担负基本的社会决策的责任是很困难的。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些基本的政治自由（尽管是形式上的）都没有得到承认和实行，要组织起民主的革命运动，也是很困难的，如果这不是不可能的话。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从来没有体验过最抽象的、起码的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要达到更高度的平等，是很困难的。
马克思并不认为人们注定要等待资本主义的盲目力量嘎然停止。他们可以寻找捷径，加速发展，通过像巴黎公社这样的革命行动取得不可缺少的经验，利用资本主义尚未破坏的一些特殊的集体主义的旧形式（如旧的俄国公社即村社）作为建立新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支撑点。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在一个落后的社会里能够真正战胜私有财产和异化。落后社会将会产生“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工人的作用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代替“私有财产”。这种社会的特点是：“普遍的忌妒和平均化”，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23]。
斯大林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相信他所说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建立社会主义。既然马克思可以把原始的集体主义社会归属于“共产主义”，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不应当把刚刚经过五年计划产生出来的苏联社会归属为“社会主义”社会呢？然而马克思把这种共产主义的形式（共产主义的理论推理）称为“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而斯大林却认为社会主义（从他所说的苏联目前现存的这个词的意义上说）是最发达的民主社会的现存形式。他谈到苏联的新宪法草案和资产阶级宪法的区别时说，苏联宪法消除了关于公民的权利平等和民主自由的一切保留条件和限制，“苏联的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社会上不再有任何对抗阶级……社会由两个友好阶级即工人和农民组成……这些……劳动阶级掌权……社会的领导……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工人支配着生产资料，排除了剥削的一切可能性[24]。这样，斯大林的真正的麻烦在于，他既把“社会主义”一词同不发达的、独裁的社会联系起来，又把对这个社会进行辩解的、神秘化的描述联系起来。而事实上这是来自普遍的落后性。
和以前的阶级社会一样，贫穷和物质财富的极大缺乏同少数人的物质特权并存。
小生产继续产生着资产阶级关系，而这一点成了政治官僚在无产阶级专政借口下永远保持其统治的最重要的理由。
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渴望获得土地，对集体农庄的生活和劳动没有热情，现代史上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消极抵抗的事例。
由于表现在具体的、个人的形式的主仆关系在这以前并没被克服，就产生了大量的革命的暴力，也产生了大量的反革命的暴力，而到现在苏联社会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即对于解放的基本障碍不是沙皇、克伦斯基或者斯大林，而是抽象的、非个人的机构。由于在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没有达到以前就被宣布它是形式上的、过时的，于是公民自由实际上变成了需要寻找的、符合政治领袖的需要才给予的东西。
（3）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在结构上是和斯大林不同的。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资本主义使人类的生产率和人类的知识大大发展，它尽管具有异化的形式，却创造了人类需要的财富。因此，尽管资产阶级社会有它的局限性，它却保留了过去真正的创造活动的一些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废除，但它的成果却对人类具有普遍的重要性，而且必须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加以保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具有真正的扬弃的性质，从历史总体看具有重大意义。
相反，斯大林的思想在历史上是极其肤浅的。在他看来，变革就是从一种特殊形式转变为另一种特殊形式，而从过去的丰富的特殊形式中发展成长的东西，对人类丝毫没有普遍意义。斯大林的对比是形而上学的，是完全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只是邪恶、压迫、充满矛盾，而社会主义是进步的、和谐一致的，是消除了一切重大内部局限性的。完全否定这一个和无保留地肯定另一个，都是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原因。
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问题中的根源
下面的分析只是想说明斯大林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以判定斯大林主义的特征。我想着重说明斯大林主义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矛盾和模糊观点的基础上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合法继承人的。
（1）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大林主义把革命变成了用国有财产代替私有财产，用官僚主义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和马克思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的。但是，这可以在马克思的下述两个模糊观点中找到它的根据。
马克思是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一词的。在最深刻的哲学意义上，私有财产是人对外界的一般态度，其特征是拥有一种物的欲望（或者把人变成物），以便能够享有它，占有它。人的解放的必需条件是抛弃这种态度。人能够成为什么比人能够拥有什么更重要。完全占有一种物并不是以拥有它作为先决条件。“私有财产”一词的另一种意义是广为人知的，这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如果在第一种更为一般的、鲜为人知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一词，那么废除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特征是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观点的意义上说的。如果在第二种更为经验主义的、广为人知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那么这是和斯大林主义相吻合的。这样，仅仅实行国有化就是革命。
马克思使用“政治”一词也有类似的模糊观点。在早期更多地谈到哲学问题的著作中，所有关于政治的概念都划归为异化的范畴，因此，革命的巨大任务是废除公众权力的政治性质。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就谈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他或者是较多地在中性的、叙事的意义上（指任何权力都需要对具有普遍的社会重要意义的过程进行调整、协调和指导）使用“政治的”一词，或者是提出问题：工人代表手中的这种异化权力将如何被消除？这种权力不会使这些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逐渐疏远吗？斯大林简单地接受了叙事的政治概念，而抛弃了批判的政治概念。这样就破坏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2）斯大林主义关于党是在准备和进行革命以及在建立新社会过程中的绝对领导力量的观念，其直接的基础是列宁的，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强调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运动的国际性质，是运动内部的个人自治。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整个无产阶级将如何形成共同意志？将怎样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将怎样“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赢得政权和管理社会？这个最为异化的和地位低下的阶级将怎样形成本质上新的合理的意识？而形成这种意识需要具有高度的综合文化，而且需要远远超过官方学术成就的文化。如果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做这件事，那么如何避免先锋队的异化，如何避免先锋队操纵阶级？在革命形势下，当惶惶不安的资本主义行政机构加紧镇压并迫使先锋队多多少少转人地下活动时，如何保证不可或缺的党内民主？
斯大林遵照列宁的现实主义提出了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抛弃了列宁的人道主义的和民主的前景。党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表达者和工具，正是党将利用运动作为工具去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为了避免遭到镇压，党一开始就应该是秘密的、有纪律的、“铁板一块的”。主要的问题不是党内民主，而是效率。为了有效地执行任务，党必须达到最大限度的思想一致和领导者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共同意志就是党的共同意志，而党的共同意志就是领袖的共同意志。列宁的一个比较片面的观点，即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无产阶级意识作为工人和全人类科学和文化的中间环节的观点，到了斯大林手中变得更加片面和突出。他更加强调没有任何合理基础的非自治性。党的理论不能依靠自主的、不受控制的科学。它必须由领导干部来创造。知识分子只能解释它，说明它，论证它的正确性。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消除公众权力的政治性质的思想被推向了它的相反的极端。一切公众权力都变成了政治的，不仅分割成立法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权力，而且所有这些权力都完全为一个政治目的服务，一切都被一个伟大的、有智慧的、无所不知的、万能的领袖所鼓舞和监督。
（3）马克思认为，国家原则上是一个压迫机构，是异化的政治权力机关。因此，当他深信阶级斗争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即掌握在大多数人民手中的特殊类型的国家的时候，当他同坚决反对“工人“国家””的必要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仍然坚决主张，这种形式的国家必须扬弃并且被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所代替，生产者将独立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公众重要事务的一切问题。
斯大林毫不含糊地修正了这一理论。他引证了权威比马克思小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的话。他断定恩格斯的关于国家的观点是正确的，条件是假如撇开国际因素，不再有资本主义包围的话。由于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新的苏维埃国家必须保留。
在这种条件下，必须使苏维埃社会足够强大，“以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免受外来的侵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实际上令人产生疑问的是，斯大林把强大的社会和强大的国家等同起来了。他指的是必须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机关去保卫革命成果，因为真正的苏维埃力量和“武装的人民”太软弱了，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所作的主要修改是：（1）国家的消亡被束之高阁，甚至在共产主义时期仍然保存下来；（2）斯大林否定了苏维埃国家思想的任何消极因素，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国家”。
这样的观点怎么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呢？从“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自我管理是什么意思，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来是不十分清楚的。马克思从来不认为在一国内有作这种改变的可能性，也不认为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无产阶级先锋队专政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一个词产生了极大的混乱的话，这就是马克思在这方面使用的“专政”一词。马克思设想的革命是发生在发达的社会，那里的无产阶级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根据这种设想，“无产阶级民主”或“自我管理”一词会更好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运动中的战士们由于期待过渡时期的专政的力量，他们在心理上已为斯大林的将来作了准备。
（4）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和斯大林的革命观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是要根本改变一切社会关系和废除现存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形式。而斯大林的革命观甚至没有触及异化问题，并且把新社会变成集体福利国家，在现存的物质条件限度内，企图提倡资产阶级的消费主义，越来越强调物质产品的更大速度，强调它的增长是对于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优越性。
从整体看，马克思的观点没有给这种曲解提供任何根据。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很少被革命领袖们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其中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致命地低估了他们的早期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甚至在第二国际内），由于把这些著作中的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排除在外，就产生了这样的政治文化，即过分强调生产力增长、物质产品和产品丰富的重要性。无产阶级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而且还有精神上的东西。真正的财富是人的需要的财富，不仅仅是他们拥有的物。“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5]（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感觉和特性被单纯的异化所代替，全部变成了拥有的感觉）。这些伟大的光辉的思想后来被它们的作者忽视了，也被大多数追随者完全忽视了。结果社会主义中为了所有人过更好生活就意味着物质上的富裕生活。其后果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发展的生活方式在长期内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某些选择出现了，但只是表现在这些社会内部的强烈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并且产生了中国、南斯拉夫和古巴的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些新的社会生活的公共形式之间的区别是很多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一般受到低水平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或者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的亚文化群的限制。它们尚未具有在自己的基础上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文化的高水平的生活方式的形式。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东西，这就是都不承认把社会主义降低为“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或者说，化学化或计算机化）。
（5）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成了要求每个民族服从一个中心的原则。
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就是要求完全服从中央国家政权。但是，由于民族大小不同，发展也不平衡，平等的原则变成了明显的不平等的规则。最大的民族严格地统治着中心，并且镇压一切反抗行为，不管这种反抗多么正当，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体内，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总是把“国际主义”看成是有义务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要无条件地遵从这个天然的中心的领导。
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中，找不到可以作这种解释的指示。这里不可能有为任何民族的特权地位作辩护的任何理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是把民族而是把阶级引入历史过程，当然，这一观点是很片面的，致使后来在1848—1849年期间走向另一个极端。马克思的国际主义观点更多地是否定民族主义（“工人无祖国”；“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而不是阐述有关各民族在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相互关系的具体概念。真正的问题是，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对待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第二，弱小的、以前受压迫的民族对于强大的、以前的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马克思的一般人道主义思想含有解决些问题的办法，因为民族压迫只是普遍压迫和物化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它是处于双重阶级统治之间的。工人运动不是为了它的特殊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既然各个民族的特殊利益同人类解放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工人运动就必须达到各个民族运动的自然联合。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阐述了这种解决办法。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和殖民战争变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战略后备军。在革命后，每个民族都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特别是，弱小的、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拥护共同生活在大的民族共同体中。
斯大林主义口头上拥护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但实际上完全抛弃了这一学说。斯大林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学说，认为存在着革命的和反动的民族。显然，如果对全部民族都作这样的划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包括“革命的”民族对“反动的”民族的专政。
但是这种为“革命的”沙文主义和种族灭绝开辟道路的可怕的观点并不是斯大林的发明。人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49年期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中找到。在马克思，特别是在恩格斯的一些文章中，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原则。1848年的革命力量被断定为四个民族：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在1848年，像近千年来一样，掌握了历史主动权。他们是革命的代表者。”另一方面，“一千年来一直被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牵着走的南方斯拉夫人在1848年所以要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为了与此同时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是反革命的代表者”[2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愤怒是很容易理解的。的确，是斯拉夫人的军队扑灭了革命。那个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悲剧是，领导革命的力量同时也是和几世纪的民族压迫联系起来的，人民利用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起来反对这些革命者以解放他们自己。使人不能理解也不能认为是合理的是，把。一个民族的一切阶级等同起来，赞扬德国和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和市民，谴责斯拉夫奴隶，而且谴责的方式使人想起了约瑟夫·朱加施维里[27]。只因为他们几百年来一直是野蛮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他们没有前途，没有生命力，而且永远也不能获得什么独立的，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德国人曾经努力使顽固的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开化起来，在他们那里建立贸易和工业以及多少还过得去的农业和文化”。“如果没有德国人、特别是马扎尔人的帮助，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变成土耳其人……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28]。
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大民族沙文主义。在1848年以前，在1848年革命期间和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长期反对粗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但是这也不只是对“野蛮的亚细亚的”俄罗斯人及其他斯拉夫人所起的反动作用感到恼火的一时表现。这是一种综合的、抽象的、片面集中主义的、过分行动主义的观点所造成的结果。按照这一观点，对小事情，包括小民族简直不屑一顾，决定性的事件将在历史的中心发生，急切的革命需求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想看到它们。只能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否定“民族原则”，而按照这一原则，每个民族集团都应给予自决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抽象正义”的原则。革命在那里必须获得胜利（尽管这四个“革命民族”同英国和法国相比明显地处于不发达状况）。必须把欧洲作为体系来观察，人们必须对周围的琐碎的、复杂的因素置之不顾。
这种逻辑使得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成了大俄罗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物，成了决定许许多多“反革命的”或者不够革命的民族命运的自己任命的法官。
（6）斯大林主义把一切文化变成了政治的女仆。1931年，斯大林在《关于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亲自出马攻击历史学家，斯大林的亲信米丁谴责哲学家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者”或“机械唯物主义者”。40年代后期，日丹诺夫领导了反对亚力山德罗夫的《哲学史》、反对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上的形式主义、反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在文学上颓废的著名的运动。在整个这一时期，不断地强迫知识分子服从日常政策的迂回曲折的变化，赞扬一个天才、一个政治领袖的思想，模仿他的风格，无条件地为他效劳。
马克思在文化问题上及其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命运上发挥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的确，马克思主义缩短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距离，但不是在允许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权的意义上说的，不如说，马克思的观点说的是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政治或文化都是在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的重点非常突出和片面（正如恩格斯后来承认的），并且成了后来的许多庸俗化的解释的根源。斯大林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提出了过分简单化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恰恰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领域的政治，变成了最基本的基础，政治家无论对于经济或文化都必须作出决定。
马克思关于文化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许多极为重要的、的确是光辉的思想却被斯大林主义者完全忽略了或者坚决否定了。
文化不仅是为局部的政治社会服务，文化的以及实际上无产阶级的一切活动都必然具有普遍的历史性质。“它必然和世界历史直接联系起来”。科学和艺术尤其是“全人类的产物”。
文化不仅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目的之一。“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29]。文化的对象，一方面是它们的作者的创造性的客体化，另一方面是它们唤起了人面临的潜在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30]
最后，假如共产主义革命不是用一种形式的统治代替另一种形式的统治，而是废除具体的社会力量的任何统治，那么，这种解放过程没有以普遍的人的文化作为中介的批判的意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批判的意识甚至在处理最具体的现象时也是按照原则的高度行事的。这些原则只能起源于凝结在文化形式中的普遍的人的经验，而不是起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神秘表现。因此，革命运动必须使新的文化得到发展，而这种文化将是对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包括对它自己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自由的文化创作和表达意见为先决条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为此而进行过斗争，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最早发表在《新莱茵报》的文章中反对国家书报检查机关以及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抗议信（由于过了将近40年后党仍然实行检查制度）中看出来。
结论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它的某些阐述，仍然表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批判意识。的确，创造性的阐述包含着扬弃的因素。马克思理论中的表面的、叙事性的提示是针对已不复存在的19世纪的世界的。马克思预见到了当代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他没有认识到的。在原则及其运用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简单化的、模糊的、矛盾的地方，而这些东西给后来为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中拥有极其丰富的、深奥的人道主义基础，并且拥有对各个异化的、具体的社会所给予的充分的、普遍的、深刻的批判，而这些思想仍然是中肯的、光辉的，它们构成了当代一切激进的、批判的思想和实践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斯大林主义之所以保留着同马克思主义有连续性的面目，是因为它同东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十月革命有遗传学上的联系，是因为十月革命的创始人巧妙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种种有限制的观点，是因为资产阶级保守的思想家十分关心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合法继承者和必然的实际结果。
但是，事实表明，斯大林主义是在一个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的农民社会中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整个说来，它已经蜕变成为实行压迫的、非人道的意识形态，代表了国际大官僚阶层的利益，而这一阶层现在已经成了工人阶级进行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可怕的障碍。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72页。
[2] [4] 同上，第3卷第12页。
[3] 同上，第1卷第273页。
[5]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0页。
[6]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6-137页。
[7] 同上，第140页。
[8] 同上，第140页。
[9]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3页。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66页。
[12]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14] 同上，第1卷第441页。
[15] 同上，第443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17] 同上，第487页。
[18]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6页。
[20] 同上，第488页。
[21]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8-620页。
[22] 同上，第214-215页。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
[24]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01-40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
[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4页。
[27] 指斯大林。－译者注
[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9、328、331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
[30] 同上，第126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