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第一部分 政治学原理
1．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
最初的概念
马克思理论的辩证—历史结构，意味着它的概念随着这些概念所指向的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方式是，新的内容正是以展开最初概念的内在因素而获得的，因而它保持着理论上的一贯性，以至概念的同一性。这也适合于下述概念，在这一概念中，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它就是关于文明进步与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间达到客观的历史一致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工业无产阶级是完成向文明的更高阶段过渡的唯一社会力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导出上述一致性，从而给予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确定地位，也就是说，一致性本身是“过渡性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只有一种过渡的形式：随着一切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革命也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从而创造一种新的进步动力——自由人的共同体，这种自由人按照全体成员合乎人道的生存的条件来组织他们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仍然暗示了超越历史一致性的另一条道路，即通过两个冲突阶级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使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革命的阶级而行动。这种选择的出现，也许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革命阶级而行动，以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这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预见过的；本来，它们不是构成必定驳倒马克思理论的事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它们一般被解释为客观和主观条件的“不成熟”，并被看做是暂时的倒退，此后革命的倾向会随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长而重新发展起来。但是，无论有没有一次被击败的革命，只要在先进工业国家里，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了一种长远的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趋向，表明了民族和国际的分裂而不是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团结的趋向，这样一来，情况就十分不同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资本与（雇佣）劳动是互相规定的，或者更具体地说，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终究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方向。所以，如果这种趋向转到了无产阶级的反面，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马克思的范畴就不适用了。一个以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重新确定向社会主义转变和制定这个时期的战略思想的任务。
马克思的辩证法如何把握历史过程中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过程的新阶段是前一阶段之“规定的否定”，就是说，新阶段是由存在于原先阶段的社会结构所规定的。比如，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列特征为前提的：
（1）高度的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但它不是充分用于创造全体成员的人道生活，因为这种应用与牟利性的私人利用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2）生产率的增长超出私人支配的限制，这一情况表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体制方面的某些变化（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集中化、私人企业家的自由竞争和管理职能的衰退），以及随后向着公共支配和占有而发展的趋势。
（3）劳动阶级，作为一种具有阶级意识的力量而行动，追求的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治组织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量的变化日益积聚，直到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冲破现行的结构，代之以另一种有着质的差别的结构。因此，新的历史水平不是一跃之下就可达到的；过渡正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阶段，只有通过这些阶段才能完成这种过渡本身。飞跃是在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中成熟的，但新阶段的最初形式仍然保存着原先阶段发源的胚胎痕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1875）中，对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校正，而正是依据了辩证方法的原理。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要比那些因“调节”时期而被迫发生的联系结合得远为紧密。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形式中，自由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原则，仍然服从于生产力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发展。社会财富（物质的和精神的）必须丰富到足以使社会产品有可能按个人需要进行分配，而不管个人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贡献。用经济技术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在个人需要的自由满足方面还要继续苦干和等待。社会主义的最初形式仍然把劳动者束缚于他限定的职业范围，仍然“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1]，因而仍有合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对抗、发展社会的合理方式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相冲突。整体的利益仍然要求自由的牺牲，为全体的公正仍然包含着不公正。只有当社会化的生产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能为自由而普遍地满足需要，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前提，这种对抗才能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建立中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阶级社会的结构内部已经发生进步，而且私人占有制的利益束缚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会使得解放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在时间上会有所间隔。前社会主义阶段所达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力水平越高，这种时间的间隔就越短，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就会越加短暂。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这段间隔的长短作出推测，这种推测对他们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的变化，即“否定之否定”，乃是随着第一阶段自身的开始而发生的，而且是一种从占支配地位到自我规定的变化。不管这第一阶段会延续多久，也不管它包含着多少压抑，这种压抑都是由“直接生产者”，即由无产阶级构成为一个国家而强加于自身的。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社会分配，从而使个人需要和才能的满足将由社会财富生产者的集体决议来规定。不论需要运用什么样的强制手段，都是由被强制者自己来运用的。在这里，没有脱离和凌驾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之上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因为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前的形式作对照的地方，他们总是从构成国家的现实的主体方面，而不是从特殊的制度方面来进行这种对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别的，而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3]；生产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4]；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5]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在马克思的概念中，作为整个第一阶段特征的变化，是以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活动为先决条件的。使自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到革命的时刻为止，它曾经一直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如果这个制度已经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如果毁灭和穷困已经十分普遍，那么，按照马克思的预想，无产阶级将把自己组织成为革命的阶级，遵循它的客观历史使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仅仅起着“掘墓人”的作用。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继续成为一种“营业发达的商行”，甚至提高它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那么，无产阶级就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肯定性的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提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6]，到1884年，他作出结论：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7]。只有实实在在经常性的危机才能够使尖锐的阶级斗争得以保持，也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即作为其“绝对的否定”的阶级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说，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无产阶级自身就不得不在“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以它直接的（经济的）利益取代了它的真实的（历史的）利益。这种关系只有阶级斗争本身才能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只有等到无产阶级再度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并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种催化剂。
马克思对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两者的区分，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实践、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区分蕴涵着寓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起源与解决之间的一种历史的冲突。因此冲突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因素。如果社会关系决定意识，那么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如此。如果社会关系是阶级关系，那它们也就引入了现实对人所表现的形式与现实的“本质”两者之间的差别。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乃是马克思的方法的一块基石，不过形而上学的范畴已经变成为社会学的范畴了。在分析资本主义时，马克思把这种差别描述为商品生产的“面纱”（物性化）；他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从“人受他的劳动手段的奴役”中得出这一点。当他把这一观点应用于无产阶级时，虽然它“在现实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但这种客观的现实并不会直接表现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自在的”阶级并不必然就是“自为的”阶级。既然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本质”仅仅是以理论分析来加以规定和证明的一种历史的力量，那么由这种分析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真实利益”，就不是关于无产阶级本身性质的一种抽象的、任意的构造，而是一种理论的表述，尽管它可能没有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什么。
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时，他的概念并不与有关无产阶级的概念相一致，而且大概较之今天的情况更不相符。马克思的学说和它的政治目的是与当代无产阶级，至少是与它的大多数的存在和利益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识到了本质与现象，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他们把这看做是无产阶级历史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相信它会被工人阶级最后政治上的激进化所克服，而这种激进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矛盾加剧的结果。的确，不管无产阶级有何差别，其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之间似乎有一种可证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就表现在劳动者所受的非人遭遇和穷困生活，它似乎成了抵抗“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抵制革命阶级的分化的一种客观障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正因为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历史作用，所以这种过渡的特殊政治形式是多变的，而不能由理论来加以固定和确立。一旦无产阶级已经把它自己组成为革命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并准备实现它，那么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手段就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得出了。暴力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活动所固有的；阶级意识既不必然地依赖于国内战争，也不必然要使自己在公开的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暴力既不属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也不属于革命的主观条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统治阶级不能也不会免除暴力）。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向社会主义合法、民主地过渡的可能性时[8]，这就不光是“政治”了，特别是当工人人数和政治力量不断增长，当工人政党公开宣布强大的革命目标时更是如此。
但当过渡的具体形式呈多样化时，它的阶级基础却不这样。革命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直接的有组织的活动，否则它就根本不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承认任何别的革命动力或任何“代替物”，因为代替只会表明这样一个阶级本身的不成熟性。[9]“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0]“夺得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的结果。[11]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一个“党”，但这个党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自然成长起来的[12]；它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
因此马克思的概念主张革命前后历史动力的一致性，而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则一直表现着这种一致性。在阶级意识的程度、“工人贵族”的数量和分量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承认无产阶级内部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损害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唯一执行者的身份。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就是说，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存在了。
后来的修改
马克思是通过省略所有具体特征（比如对外贸易、政府干预、“第三种人”），而从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式”得出上述结论的，那些特征并不关系到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过程。在《资本论》（Capital）的第2卷和第3卷中，随着马克思分析的深入，又重新引入了这些被略去的特征，并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展开论述其具体的历史现实；理论的模式在其与历史现实的本质关系中重新铸造。现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的现实中发展着与其固有矛盾相反的趋向，比如，资本输出（经济的和政治的）、垄断、政府干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部分，即广大的农民阶级，也几乎未予注意，这个部分在现实中证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在后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中，相反的趋向和“否定的”因素成了问题的焦点。
对于“相反趋向”的讨论，进入了马克思学说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中心。这些理论（包括从“修正主义”到正统的列宁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解释）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现成社会的继续保持活力，特别是与先进工业国家中工人阶级生活水准提高的事实相一致——这些事实看来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即将发生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概念相矛盾。虽然在解释上有很大差别，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一致认为，在大约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据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自由竞争向有组织的竞争的转变，国家和国际的卡特尔、托拉斯和其他的垄断组织占据统治地位，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政府与商业的融合，以及对“非资本主义”和弱小资本主义地区实行扩张主义的经济政策（比如，加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剥削）。然而，在对这种发展的估价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却不可调和地被划分为“改良主义的”和“正统的”两个阵营。前者的学说出现在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900—1901年的著作中[13]而在经济民主（Wirtschaftsdemokratie）的理论中达到顶峰[14]，这一派主张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部，无产阶级能够继续改善它的经济、政治地位，并通过有组织的劳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用合法和民主的手段最后建立社会主义。与此截然不同，以列宁为极端代表的正统的解释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脆弱的暂时的稳定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政权间的武装冲突和日益尖锐的经济危机而被突破。列宁说明，无产阶级中的改良主义倾向，产生于少量的“工人贵族”，这些人是现存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由于获得从垄断超额利润中支付的高薪而堕落了。
这里我们只谈谈列宁主义的解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而出现的列宁主义，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1）试图把农民纳入马克思的理论与策略的轨道；（2）试图重新确定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和革命发展的前景。列宁主义思想的两条主要线索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先进资本主义存在着活力（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未预料的），因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改良主义的继续加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转向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里占优势的是农业，其资本主义成分的薄弱看来又为革命提供了较好的机会。诚然，资本主义链条必须在它的“薄弱环节”上突破的思想——斯大林在革命后也强调的思想——起源于托洛茨基（Trotsky）而不是起源于列宁，但列宁主义思想的整个倾向一开始就是以此为指导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而不是工人的革命，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不仅因为革命正好在俄国成功了，而且因为在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看来在隐退。从长远看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就以列宁对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状况的分析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潜力和无产阶级地位的变化。事实上，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是整个列宁主义发展的特征，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虽然列宁在他的活动开始时，是按照新的形势来重新确定他的党的革命策略，但他的理论概念并没有跟上形势。列宁坚持革命无产阶级的经典概念，虽有关于工人贵族和先锋队的学说帮助支撑，但一开始就显露出它的不合适性。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点就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无产阶级的“通敌者”部分，在量和质上都不同于已被垄断资本收买的少数上等阶层，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与其说是“叛徒”，毋宁说他们的政策颇为确切地反映了先进工业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事实上，列宁借以表明无产阶级概念的革命先锋队的策略，已远不只是经典的马克思的概念的一种重新阐释；他的反对“经济主义”和群众活动自发论的斗争，他的关于阶级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名言，预示了后来事实上无产阶级由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了革命过程的客体。的确，列宁的从中可以找到这些思想的经典表述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15]一书是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一个落后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写的，但它的含义远远超过了这一背景。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一开头，就宣布了它的最终攻击目标，即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兴起的改良主义阵营。列宁认为代表人物是伯恩施坦和米勒兰（Millerand），因为他们要求一种“从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断然转变”。此外，“阶级意识从外部灌输”的说法，不是源于俄国的现状，而是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他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论战中提出的。[16]列宁的目标越出了特殊的俄国形势的紧急状况，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的国际性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反映出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趋向“阶级合作”的势态。这种倾向的增长，威胁着要败坏整个马克思主义战略所依据的把无产阶级当做革命主体的概念。列宁的系统阐述，意在从改良主义的冲击中挽救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这些阐述很快便构成了一种学说，这一学说不再像“工人贵族”概念那样设想无产阶级与进步之间具有历史的一致。这是为列宁主义的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部分，这个党把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真实意识交付于不同于无产阶级大多数的一个集团。集中主义的体制，起初是依据并应用于落后条件的“不成熟性”的，后来便成了国际范围内的一般策略原则。
作为无产阶级真实代表的列宁主义党（或党的领导）的建设，不能越过新策略与旧的理论概念之间的鸿沟。列宁的先锋队策略实际上承认了它在理论上所否定的东西，就是说，承认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基本变化。
鲁道夫·希法亭在他于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17]，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解释了这种变化。他指出，在金融资本的领导下，整个国民经济会被动员起来进行扩张，而这种扩张，通过大型垄断和半垄断企业的相互勾结，会趋向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大规模的国际融合。在这种新的洲际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拥有最强大资本主义股权的卡特尔所控制和管辖。在这种“总的卡特尔”的庞大统治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统治集团的利益能得到保证，在此统治范围内劳动者工资的高水平也能得到维持，以对统治范围之外的市场和居民强化剥削为代价。希法亭认为，这种国际资本主义的计划，要求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取消民主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将被一种侵略的军事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所取代。卡尔·考茨基随后在他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18]
对于这些发展，希法亭和考茨基都只是作为趋向来描述的，其实现究竟要多长时间则谁也没有拿准。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现状的变化，这两位作者也没有作出充分的结论。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得以稳定和实现等级化统一的经济、政治条件，是有所概述的——这些条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还显得虚无缥缈，除非现实的力量会取代发展了的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旦这些条件成为实实在在的了，统一的经济基础就的确会出现。它确实出现了，十分缓慢地出现了，而且是在两次世界战争、原子弹的生产和共产党政权发展的影响下，伴随着许多倒退和挫折出现的。这些事件改变了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基础。[19]这种基础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有效的利用。从那以后，西方国家之间对立的竞争势力逐渐地结合起来，并被东、西方之间的根本冲突所代替，因而形成了一种洲际的政治的经济——在规模上比以前自由的世界市场小得多，但容易对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马克思主义曾把无政府状态看做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同时，劳动者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分裂为（用汤因比的术语）内部的和外部的无产阶级，后者包括那些（城市的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们生活在战后重建颇有成效的地区内外，但在那里却得不到较高的工资、较好的生活条件或发挥较大的政治影响。
外部的无产阶级（按它最广泛的部分说，包括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苏联领导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一种群众基础。它作为一种历史的“主体”而出现，看来是由于（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一种外在的原因，就是说，由于革命是在落后的俄国获得成功，而没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事实，随后又是从俄国扩展到前工业地区，而先进的工业国家却一直不受影响。但这一事件并不完全是外在的。西方社会一些重要地区逐渐形成的“免疫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开始显示它的有效性；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那时还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组织——的民族主义态度只是这种免疫力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后来这种免疫力又在1918—1923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表明了它的力量，那时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在与资产阶级和军队的联盟中，击败了共产党的冲击。在英国，改良主义的工党的优势从来没受过严重的干扰。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一直远远地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德国是战败后走向强有力的复活的唯一国家，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很快就向法西斯政权屈服了。先进工业国家革命潜力持久的弱势，使革命限于那些无产阶级还未受影响、统治集团已伴随着经济落后而显出政治上的崩溃的地区。
马克思的学说对属于免疫过程的经济根源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解释为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为对付工资水平提高的压力而实行的产业工人的有效组织，而且是由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的垄断超额利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一刻也不能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工人阶级的利益被指望通过周期性的战争和危机来抹杀掉，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固并没有基础。这种解释并未规定实现这样一种国际基础的可能性（很快便成了事实）。在这种基础上，西方工业社会创造了它的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灾难性的暴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文化的破坏程度，以及同样前所未有的技术生产率的增长（这是1918年以后时期的特点），都适合于这项任务的完成。受到挑战并必须作为反对竞争的文明重新肯定的，正是现存的文明结构。在这场斗争中，技术和政治潜力的发展很快就显示出，小型的调整不足以应付这种挑战。为着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总体动员的需要，就必须取消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放任自由，实行政治过程的有条不紊的控制，以及在实际的经济权力的等级制度下实行国家的重新组合——以牺牲宝贵的传统主权为代价。整个西方社会作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利益冲淡了民族和阶级的利益：民族的政党与国际的经济、政治力量结成了联盟。工人也不例外，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也成为西方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共产主义则成了东方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比这时更接近于成为一种“总的卡特尔”，成为令人生畏的幽灵——这种卡特尔通过超帝国主义的计划，会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无政府状态。而正是苏维埃制度的进步，促进了这种令人生畏的可能性的实现。
注释
[1] Marx，“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in Marx and Engels，Selected Works（2 vols.；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49-1950），Ⅱ，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 Ibid. ，p. 57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 Marx. Capital，I，chap. I，Sect.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Engels，“Anti-Dühring，”in A Handbook of Marxism，ed. by E. Burn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 29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 Engels，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and the State（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2），p. 158. “国家消亡”问题将在下面讨论，参见pp. 102 f. below。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 Letter to Marx，October 7，1858，in Marx and Engels，Correspondence，1846-1895；A Selection with Commentary and Note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p. 115-116；see also his letter to Kautsky，September 12，1882，in ibid. ，pp. 399-4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 Origin of the Family，p. 15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这个思想后来在列宁主义关于“工人贵族”成长的学说中得到重新解释，see below，pp. 41 f. 。参见E. R.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3 vols. ；London，Macmillan，1953），Ⅲ，182。
[8] 这里涉及以下的论述：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演说，引自Iu. M. Steklov，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28），p. 240；Marx，“Konspekt der Debatten über das Sozialistengesetz”（写于1878年），in Marx and Engels，Briefe an A. Bebel，W. Liebknecht，K. Kautsky，und Andere（Moscow，Verlagsgenossenschaft Ausländischer Arbeiter in der USSR，1933），p.516；Engels，“Introduction to Marx’s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in Marx and Engels，Selected Works，I，109-127；Engels，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Draft Program，1891，Sect. 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蕴涵着某种“代表”形式，因为如果没有组织和职能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考虑由无产阶级自身所构成的代表，即由“直接生产者”直接委托，对“直接生产者”直接负责的代表。如果阶级的“意识”是“不成熟”的或者受到腐蚀，代表阶级的领导者能帮助它成熟，但不能把它引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说来，领导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领导。
[10] Marx，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p. 14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 Marx，Letter to F. Bolte，November 23，1871，in Marx and Engels，Selected Works，Ⅱ，4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又见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 Phil. Becker，Jos. Dietegen，Friedrich Engels，Karl Marx u. A. an F. A. Sorge und Andere，ed. by F. A. Sorge（Stuttgart，Dietz，1906），p. 42。
[12] Marx，Letter to Freiligrath，in F. Mehring，Freiligrath und Marx in ihrem Briefwechsel（Ergänzungshefte zur Neuen Zeit，N. 12；Stuttgart，Dietz，1912），p. 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 参见Eduard Bernstein，Evolutionary Socialism：A Criticism and Affirmation，trans. by Edith C. Harvey（New York，Huebsch，1909）。
[14]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于1927年在基尔（kiel）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会议上系统地提出，又见Fritz Naphtali，Wirtschaftsdemokratie，published by the Germ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Berlin，1928。
[15] Lenin，<，Chto delat’？（What Is to Be Done？），初版于1902年。
[16] 参见What Is to Be Done？（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29），p. 40.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7] Das Finanzkapital；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Marx Studien Ⅲ；Vienna，Wiener Volksbuchhandlung，1910）. 希法亭的术语不只是指明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指明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他确认了（a）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扬弃”（Aufhebung），和（span>b）“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更密切的融合这两种基本因素。
[18] Kautsky，“Der Imperialismus，”Die Neue Zeit，XXXII，2，No. 21（September 11，1914），921.
[19] 苏联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如果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确必须坚持——这些事件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持久的战争经济”，作为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唯一出路，导致了原子弹的生产，原子弹的生产又加强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按照这种概念，这些导致西方世界转变的事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动力，而且是有助于战争的力量，同时也是有助于生产的进步和“暂时的”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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