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美籍德裔哲学家，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16岁那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他曾应征入伍。1920年他入弗赖堡（Freiburg）大学学习，就读于存在主义创始者海德格尔（M. Heidegger）门下，同时旁听现象学家胡塞尔（E. Husserl）的课程，1922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他来到法兰克福（Frankfurt）社会研究所，与该所所长霍克海默（M. Horkheimer）一起，积极开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活动。希特勒（A. Hitler）上台后，他离开德国，先到社会研究所设在瑞士日内瓦（Geneva）的办事处任职，1934年转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开始了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工作，成为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T. W. Adorno）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40年他加入美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华盛顿战略研究局研究员。1951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Harvard）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1954—1965年在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1965—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1979年7月29日，他在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讲学途中逝世。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颇为激进的思想家。他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著述甚多，概括地说，他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和先进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系统而激烈的批判，《单面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则是对苏联的某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批判性的考察。本书集中反映了后一方面的理论活动。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政治学原理，是他在1952—1953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伦理学原理，是他于1954—1955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准备的。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58年，1960年再版，以后曾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作者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他首先自称，他的评论采取的是“内在批判”的方法，即从其理论前提出发，对其种种后果展开研究，依据这些后果来重新考察其前提。同时，作者认为，解释苏联马克思主义，除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苏联社会的内部结构外，还要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规定。就是说，苏联理论和政治的发展，都反映出西方相应的发展，反之也是如此。这种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从属于历史发展的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范围内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出现了另外的趋势，两个基本阶级之间冲突关系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阶级而行动。他把这看做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意义的因素，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为基础的，并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作者以马克思的“原来学说”与苏联的社会现实相比较，认为苏联的现实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后果，更不能说是这种学说的实现。全书的基本倾向是要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来学说。
所谓“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是指“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的倾向”。他虽没有对这三种形式作出明确的原则区分，但也并没有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从革命初期的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经历了相当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西方革命的延迟和资本主义的稳定，也有利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结构中某些质变的发生。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源头在于列宁主义，但他仍把批判的锋芒集中于斯大林主义。
作者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点，比如，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断，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作者认为这些概念和观点大都既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相脱离，也与原来马克思学说的含义相矛盾。作者极力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说它愈来愈成为政权统治的工具，只是为了实用和宣传，愈来愈远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因而表现出行为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特征。
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大致有以下主要几方面：
一、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原来的学说
马尔库塞一开始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最初的概念”。从社会主体方面立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总之，无产阶级应当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成为历史的动力。这正是马尔库塞作出分析、比较的出发点，是评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实现生产高效率的工业化。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要求直接生产者能够控制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分配，要求发挥无产阶级“来自下面”的主动；但在苏联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工业化，只不过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内，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加速工业化。马克思虽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保持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包含了为国家消亡逐渐创造条件的含义。国家作为统治机器的职能应当逐渐削弱。但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异常环境里，苏维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的体系不但继续存在和发展，行使压抑性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在日益加强，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已相去甚远。更有甚者，由于国家的职能、权力的日益强化，就势必形成一个管理国家和享有国家权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已经具有特殊权力的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俄国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国有化的经济组织，被集中地加以计划与控制，国家成了直接指挥生产机构的政治组织，“成了国有化经济的总经理和人格化的集体利益”。这种状况更加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
在文学艺术领域，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实际是自然主义的，主张文艺如实地描绘现实，要使文学艺术自觉而有控制地贯彻苏维埃国家的各项政策。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不但违背艺术本身的特点，而且苏联的美学把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的使命在于揭示“本质与存在间不可克服的对抗”当做“形式主义”来抨击，实际也抨击了艺术本身。这种对抗是一种历史事实，只有在为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使人的存在与本质相一致的社会才能得到解决。艺术是超越性的，苏联却通过行政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遵照政策法令，成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并且成为粉饰现实的装饰品和调解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尔库塞说：“就其职能而言，这种艺术也像个人的自主与认识一样，正在走向衰退。”因此，他认为苏联当时奉行的文艺理论与文艺路线，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
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曾经受到苏联理论界和正统马列主义者的严厉抨击与反驳。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是继承还是偏离？如何看待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的批驳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认为马尔库塞的观点是制造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也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曲解。这当然有一定的根据。同时，西方学者中也有从方法上批评马尔库塞观点的，比如认为马尔库塞批判苏联的社会现实时，不是依据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实际情况，而是搬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批评苏联官僚阶层分裂出“特殊利益”时，也是原则多于事实，缺乏相应的实际材料；等等。对于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问题，马尔库塞逝世以后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和资本主义实践，正在和将会进一步作出判明，我们不必过早地作出结论。
二、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而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斯大林主义则是把列宁的某些思想引向极端。可见他并没有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他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有重大区别，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的这种看法是包含合理因素的。
1. 对列宁主义的批评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首先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这是苏联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列宁把理论看做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反映，而不看做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和阶级意识的表现，联系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必须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格言，这无异于使无产阶级从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只供利用的客体。这与马克思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不相一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反复强调物质是不以人的感觉、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乃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前提。马尔库塞认为，这便不是把主观与客观看做无产阶级活动中达到的统一，而是把二者分割开来。由此他指责列宁滑向了二元论。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因而谈不上“派生”或“反映”的问题。他认为列宁主张人要改造世界，必先认识世界，这种反映论是消极、被动的，忽视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能动作用。他批评列宁的反映论是只要反映不要创造的机械论，认为这种消极的反映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相违背的。
马尔库塞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某些观点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把列宁的整个认识论说成消极的反映论，则显然包含某些误解和偏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强调反映论，是与他和马赫主义者激烈论战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有所忽视，可说是某种缺陷，但这种缺陷，在列宁后来所写的《哲学笔记》中显然有所克服。列宁的认识论前后有重要转变和升华，马尔库塞有所忽视。至于马尔库塞指责列宁滑向二元论，更加缺乏根据，列宁从来没有把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看做两个平行、独立的源头，不论在认识论或历史观上，列宁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在政治思想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列宁主义的显著特点是：革命的动力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的党，并强调农民作为同盟者的作用。这正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性而提出的主张。在一般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正是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但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发挥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思想并不一致。
马尔库塞认为，国际上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有所突破的思想，是起源于托洛茨基，列宁一开始就肯定了这一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仍然加以强调，并寄希望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但列宁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潜力，低估了无产阶级的结构、地位和基本变化。因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仍然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块基石，由此而坚持使用的一系列正统的概念，显然与现实的形势、政策相矛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一直存在。
马尔库塞作出的一个评判是：“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是整个列宁主义发展的特征，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断然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列宁主义的出现，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帝国主义论》、《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正是从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20世纪初开创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十月革命后，列宁又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实施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且提出了整治官僚主义、倡导政治民主、开展文化革新的一系列新举措。所以，与马尔库塞的论断相反，依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力图创新，才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特征。可见，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基本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2.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苏联在国际上曾经面对两类大的矛盾、冲突：一类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另一类便是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马尔库塞认为，这两类矛盾是列宁同时承认并看做互相关联的，但列宁的路线、政策，是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础，苏联要加速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就必须利用这类矛盾和冲突。
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进入向社会主义转变之前的最后阶段。马尔库塞认为，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重复了三十多年，它显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相矛盾，因而人们往往把它当做宣传而不屑一顾。当然，这种“总危机”并不意味着一种革命形势或资本主义的崩渍即将到来，而是历史发展的一整个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把世界形势的格局看做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共存。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是社会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产生。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孤立；社会主义限于落后地区；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重新巩固；等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困扰苏联的内外矛盾。斯大林主义相信其内部矛盾可通过国家的“指导”作用解决，而外部矛盾则需通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革命才能最终消除。实际上内外矛盾是相互渗透的。斯大林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有时便把这种斗争转向国际舞台。马尔库塞认为，历史的进展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外部矛盾继续盛行时，苏维埃国家能够解决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使内部矛盾永久存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因此必须加强国内压抑性的政治、军事机构，而这种机构的日益加强，反过来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环境，甚至促进了它的国际联合。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迫承认，内外矛盾互相依赖，使得社会争端决定政治争端。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法作出如此概括：国家权力可能发展的最高目的，是为国家消亡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随后，他又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之前和在过渡期间必须强化国家权力。这样，苏维埃国家不仅保持了“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相分离，而且经常用“资本主义包围”的“异常”环境来为国家的压抑性的“反常”现象辩护。马尔库塞还特别指出，这种压抑性国家发展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仅是政府官僚阶层的形成，不仅有官僚数量激增和等级制度严格的特征，更在于官僚特权地位的保持和提升。官僚阶层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阶级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来控制基本民众，而这种控制的行使，又产生了控制中形成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苏联的官僚阶层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或国家的名义“代表”社会利益，但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往往被“国家”所僭取。这样逐渐形成的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使苏联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学术文化和物质生活等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在国际上发生过严重影响。马尔库塞着重批评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与危害，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斯大林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高度集中，着重发展重工业，才使苏联莫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增强了国防力量，因而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后来的苏联解体，正是由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造成的后果。这两种看法显然存在严重分歧。马尔库塞的分析和批评，可供研究和评论者参考。
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重视辩证法。马尔库塞更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石。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主要修正，不在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上，而在于辩证法的基本职能上的变化。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本来是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这里，却被称为“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际上变成了僵化、固定的条例。他说：“这种转变比任何修正都更彻底地破坏了辩证法。”这种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意识形态相适应。这样，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便不再作为革命与实践的研究方法，而是进入既定统治制度的上层建筑，便逐渐地被编纂为一种哲学体系。马尔库塞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越是难以分辨，辩证法本身就越是变成了形式逻辑。
在马尔库塞看来，辩证法从本质上就反对编纂一部教科书，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设想把辩证法发展为一般方法论图式。辩证的逻辑可以称为“自由的逻辑”或“解放的逻辑”。当然，黑格尔设想的自由，最终只是理念的自由。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却是应用于社会历史的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排除非历史的概括。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逻辑，却既不是在黑格尔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也不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的意义上，因而便不再是解放的逻各斯。他们只是从“经典”的分析中提取并图解某些原理，使之与某些“非辩证的”思想相对照。这些原理便列举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它们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某些命题所作的释义，把自然领域的证实看做先于历史的证实。苏联马克思主义既然把辩证法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两大块，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科学和哲学体系的一个特殊分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被编纂为一种意识形态，由党和国家的官方来作权威的解释，为现行政策与实践作论证。
此外，马尔库塞还批评了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实用性特点和对辩证法内容的某些曲解。如夸大阶级斗争而过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性，忽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质变的爆发形式；以及否定之否定的消失；等等。
总之，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重视辩证法，但有不同的思路和视角。正统马克思主义多半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把辩证法看做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把辩证法区分为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的反映，试图建构一个包含辩证法基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的科学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视角转向主体和人自身，认为辩证法只是人类思维或指导实践活动的一种方法，从卢卡奇开始，一般都否认自然辩证法，否认辩证法有几个固定的规律和范畴，反对把辩证法建构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法思想提出种种质疑和批评，是不足为奇的。
总的看来，马尔库塞对俄国革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的分析和批评有其激烈的一面，但基本上是说理的；在批评中有其偏颇的一面，但有些地方也是深刻的。书中某些丰富的史料和犀利的眼光，对我们深入开展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我们应当以分析、批判和包容的态度看待这部著作，我们充分相信读者的明辨、慎思的能力。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形态。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事业不但在实践上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曲折，而且在理论上经历了重要的探索和演变。怎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过与是非？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原本马克思学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斯大林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当代国际舆论中有着复杂争议的重大问题。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有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利于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在考察问题的角度和许多理论观点上，可以与马尔库塞有原则的区别和分歧，但我们愿意把这个译本奉献给关心和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读者，为其提供一份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文献，引发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论反思。
本书导言和第一部分由张翼星译，第二部分由万俊人译，黄振定对全书作了认真、仔细的校订工作。最后由张翼星通读全书。由于译者学识、文字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张翼星写于2009年11月
2011年7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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