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 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答声，未了。）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瓧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瓧），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那五条？有人答……）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命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6……，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遖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手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于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沾上来了，有时沾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颐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釆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登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直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轻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作。作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同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釆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炎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他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