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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读《傅雷家书》所感
楼国华
（1982年4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七十年代》第147期，1982年4月出版，署名：一丁。
《傅雷家书》一出版，至少哄动了国内外的文化人士。据《后记》所说，在一百九十封信中，傅聪只保存了一百二十五封，和傅敏保存的二封，但发表的只一百二十封（内一封母亲代笔），未发表的七封，有什么政治理由需要保密呢？对于死者，所有遗书是他全人格的表现，有什么值得为他隐讳的呢？对于这，作为读者是不能无憾的。
照已刊《家书》分析，给傅聪的信，从一九五四—五七年，共有六十封，不到三年半，每年近二十封；一九五九年一封；一九六〇—六六年五十七封，六年期间每年不到十封。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时代的消息，更从内容看，可以清楚了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最后的思想准备”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傅雷夫妇从昆明绕道香港至天津，他只身去北京探望弹冠相庆的老朋友。他死后成丰慧女士（《家书》中几次提到的“好妈妈”，香港女星萧芳芳的母亲）对我说，过港时她问他：“忍受得了共产党的统治吗？”他说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这政权是值得拥护的，但如果将来的变化不符合他的理想，他已预备了毒药，决不受辱。
同样的话，楼适夷的《痛悼傅雷》也可证明：“他神情有点萧索，悄然地对我说：‘我是做好了最后的思想准备才决定回来的。’”
但他也在建立自己的信心，“我当然是在看，我看得出来，共产党是要把中国搞好的。”他在去天津的车站上如此对适夷说。
傅雷回到上海，重新开始工作，文艺界的领导人尊重他的工作，不到二年，出版了他再次新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跟着新的形势，新的建设，也发生了新的矛盾，新的不满。傅雷对于出版一本书的要求尽善尽美，和鲁迅生前毫无二致，只是鲁迅那时，一切要求是可以用金钱来解决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傅雷所遇到的则是国家机关，机关的负责人对待译作者是主人地位，他们有他们的主观，不会过分迁就译作者的要求，碰到傅雷或鲁迅那样认真的人，就非闹个“对立”不可。
从大处言，在国民党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承袭着腐败的陈旧的生活习惯是难免的，所以不到几年，官僚主义的堕落，群众的不满，党群关系的失调，就非常可怕了。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共产党在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双百方针，并以“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式，企图变“坏事”为“好事”，那是未可厚非的。只是形势比人强，傅雷满怀热情在会议上、在报刊上对文化出版工作提出的那些尖锐意见，不仅不为人们所接受，反而视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追求与落空
傅雷在他的“专业”范围内，虽然求全责备，常常与人龃龉，对于共产党的励精图治，却是心悦诚服地相信和接受的。他改造自己不遗余力，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服膺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我本来富于科学精神，看这一类书觉得很容易体会，也很有兴趣，因为事实上我做人的作风，一向就是如此的。”（《家书》七十三页）他从自己的修养找到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的契合，认为“从日常生活，感情问题，一直到学习工作，国家大事”，都可以“一贯用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去处理”的。（《家书》七四页）他自然不可能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先行后知论，《矛盾论》充满了形式逻辑。
由于他是非常踏实的人，就痛恨“一般人的政治学习，完全是为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生活而学习。所以谈起理论来头头是道，什么唯物主义，什么辩证法，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都能长篇大论发挥一大套；一遇到实际事情，一坐到办公桌前，或是到了工厂里、农村里，就把理论忘记得干干净净。学校里亦然如此，……他们对付同学，对付师长，对付学校的领导，仍是顾虑重重，一派的世故，一派的自私自利。……”
他所批评的现象，在当时还不是相习成风的，牢不可破的，还没有走后门，关系学哩。但他已是大声疾呼了！
他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也非常认真对待，毫不放松。他把“批评”视作子路的“闻过则喜”，把“自我批评”视作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他的了解不出儒家范围，而且自承“始终是中国儒家的门徒”（《家书》四二页）。儒家哲学鼓励身体力行，言行合一，名实相符，所以他完全不懂得共产党那一套，共产党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乃是政治范畴，是应付手段，早在一九三六年，法国文学家纪德就已揭出了此种妙用，他在《从苏联归来》中说：
“我知道，那里人们替那个所谓‘自我批评’大吹大擂。我在远地很钦佩，我想这批评若是认真而诚恳做去，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明白：这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会食堂里汤煮得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得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历史上本有这个先例。”
傅雷熟悉法国文化，纪德的书也曾哄动全世界，但经二十年之后，傅雷却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家书》七七页）。这个错误认识，到他后来身历其境时，我想会得出纪德同样结论的。可怕的是，“批评”一背离了路线，常常被认为“反革命”言论；“自我批评”一变而为“检讨”，再变而为“认罪书”，你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凭他自己的经验，傅雷第一次用“否定”抗拒右派的帽子，第二次则用“死”抗拒了文化大革命。
双百与反右
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政治上沸腾的一年。
傅雷本不是热中政治的人，现在有人从《家书》说他“书生论政”，这是不对的。在一九五五—五七年，多少知识分子，中了毛泽东诱使的“阳谋”，则没有人提及。所以要了解为什么中国一夜之间竟有五十万人变成右派，那也不能以毛泽东背信弃义来解释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借傅雷的遭遇，探明这一运动的真实背景。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发生派别斗争，赫鲁晓夫一系以反斯大林为手段，向国内广大群众和国外兄弟党寻求援助：这时候，苏联国内兴起了平反与民主运动，让久受压制的人民能够透一口气；在国外，首先向中国提出“无私援助”，撤消一九五〇年斯大林与毛泽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向南斯拉夫公开道歉，恢复关系。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事先没有得到兄弟党同意：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演说，彻底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个人崇拜、官僚独裁、沙文主义，以此取得了胜利。影响所及，东欧国家发生了解脱斯大林化运动；六月，东德、波兰引起暴动；十月，匈牙利爆发大规模革命。这一切使毛泽东大吃一惊，他也不得不收起“个人崇拜”作风，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缓和人民对官僚主义的反对，他称这种反对为“裴多斐俱乐部”，对于知识分子“阴险的沉默”，尤其担心。
上面所说大致的背景，足够解释傅雷在一九五五—五七年如此热中于政治的原因了。
傅雷走出了书斋。从《家书》我们可以看到他投身到许多“专业”以外的工作。五六年六月二日，他“去安徽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十二日回上海”。（《家书》一〇四页）“政协有许多会不能不去，因为我确有许多意见发表。”（《家书》一〇六页）“四个月间开了无数的会。”（《家书》一〇七页）“政协的文学—新闻出版组派了我当副组长；最近作协的外国文学组又派我当组长；……挂挂名的事又不愿意干。……自己的兴趣又广，美术界的事又要多嘴，音乐界的更要多嘴，一多嘴就带来不少事务工作。……而一般社会上的情况，我也关心，也常提意见，提了意见还常常追问下落。”（《家书》一〇八页）
由于他参加许多工作，一向认真的他，主张“坦白、坦白、第三个坦白”的他，见到不合理想的事，就多嘴、批评，甚至发牢骚，例如：
“这一年来常在外边活动，接触了许多人，总觉得对事业真正爱好，有热情，同时又有头脑的人实在太少。不求功利而纯粹为真理，为进步而奋斗的，极少碰到。最近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宣布各民主党派要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特别是对共产党监督的政策。各党派因此展开广泛讨论。但其中还是捧场恭维的人远过于批评的。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的作不断的斗争。……社会上多的是背后发牢骚，当面一句不说，甚至还来一套颂扬的人。这种人不一定缺少辨别力，就是缺少对真理的执着与热爱，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看得高于一切。
“我们专爱扣帽子，批判人要扣帽子；捧人也要戴高帽子，不管这帽子戴在对方头上合适不合适。”（《家书》一〇九页）
这种切合时弊的话，你能说是书生之见吗？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傅雷奉召去北京聆听毛泽东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八日，他在北京给傅聪信，表示他的兴奋和心悦诚服：“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皆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了听众的心……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谈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
上面长篇的引述，可见毛泽东当时说得如何娓娓动听，使得傅雷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何着迷。但傅雷除当场聆听和报告传达的讲话之外，似乎不知道三月二日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讲话。他深深了解波兰和匈牙利的官僚主义迫出了一个大民主，但大民主的结果，波兰的生产减了一半，匈牙利要三年才能恢复原有生产（《毛泽东思想万岁》九七页）。所以他很怕人民要求民主。但中国的形势，据他所说，已到处在发生“小匈牙利”了，为了避免大民主，他提倡“双百”方针，下面几句话，充分表示在“放”与“不放”之间的彷徨心理，他说：“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谁让我们有教条主义！攻掉就好。攻得过火，就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万岁》一〇一页）
毛泽东不相信知识分子，但相信共产党拥有的威望，和他自己手中的权力。即使知识分子的怨毒全放出来，他相信也不会动摇民心，并妨碍共产党领导的。鸣放可以变“坏事”为“好事”。他当时的提出“双百”方针可说是具有相当诚意的，并不是早已安排好了的诡计。
经过多次的邀请，并着重申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后，全国真的鸣放起来了，民主人士，一般知识分子，非党干部，甚至党内的中上级领导人，都投入这个运动。鸣放越响亮，批评也越大胆，起初的攻击限于个别的官僚和一般的官僚作风，后来指向整个共产党了。人们反对“党天下”，要求“党部退出学校”，要求“外行不要干涉内行”，规模之大，意见之深，使得共产党员无从招架。毛泽东眼见快要引起“大民主”，赶紧在六月八日，发出信号：“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五卷四三一页）。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发表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等等。在全国以风扫落叶之势，进行了反右派斗争。
“好事”变成了“坏事”，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这是他的“阳谋”！
傅雷如此称颂的毛泽东，一九五七年走到了权威的顶峰，以后从山那面滑下去了。
戴上右派的帽子
在沸腾的年月中，傅雷虽然不免卷入了漩涡，但他是很冷静的，他给傅聪的信，照《家书》编排，止于五月二十六日，他对鸣放的意见说得非常正确，而且也充分体谅执政者的困难，引录如下：
“这一向开会多了，与外界接触多了，更感到社会一般人士赶不上新形势。好些人发表的言论，提的意见，未能十分中肯，十分深入，因为他们对问题思索得不够。可见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起来，不但是党内，党外人士也须好好的学习，多用脑子。我在北京写给你的信，说一切要慢慢来，什么整风运动，什么开展民主，都需要党内外一步一步的学习。现在大家有些急躁，其实是不对的。一切事情都不可能一蹴可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由来已久，要改也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尽管揭发矛盾，提意见，可是心里不能急，要耐心等，要常常督促，也要设身处地代政府想想。问题千千万万，必须分清缓急轻重，分批解决；有些是为客观条件所限，更不是一二年内所能改善。总之，我们不能忘了时时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农业落后、工业落后、文化落后的具体形势出发；要求太高太急是没有用的。”
读了鸣放结束之前傅雷这一封信，可见他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党的款款忠诚。但在大变动，大风浪中，他总不免没顶之厄。他退回书斋生活，不再过问世事，横逆之来，处之坦然。他自称是儒家门徒，儒家最高的个人理想，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三点他全做到，我们可以从他朋友的悼文中见到他的“三不主义”：而且从他明智的理念和坚定的斗争中，想见知识分子的同一类型——鲁迅，可说“易地则皆然”的。
据楼适夷说，上海对傅雷的批评会要他揭发傅雷的罪行，他写不出他所知道以外的“事实”，因此得了划不清界线和美化右派分子的罪名。这时，北京正在打击冯雪峰、丁玲等人为右派分子，文艺界陷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恐右病，他都不敢到傅雷家去，但上海市委宣传部要他去“帮助”傅雷，条件是傅雷得认识自己的罪行，写一个深刻的检讨。“他的态度十分顽强，他写了检讨，硬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我这个帮助者爱莫能助，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深刻。以后不久，他果然戴上了帽子，不承认这帽子的只有他自己。出版社不能出右派分子的书，尽管翻译的也不能出，要他改换一个笔名，他断然拒绝。因此虽让他继续翻译，他的译稿只好长期积压，静待他把帽子摘掉。后来，果然给他摘帽，但他既不承认帽子，也不承认摘掉，他拒绝出席宣布摘帽的会，依然埋头译他的巴尔札克。”
柯灵——他的另一个好友，也有同样的证言，证实他的棱棱风骨：“他写了大量笔记，严肃地，而且带着痛苦的心情检查自己的问题。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于是他向领导声称：如果他有罪行，愿意接受惩处，但以后不再出席会议了，这就把事情弄成了夹生饭。”
傅雷是可传的，楼适夷和柯灵的话，也足以传傅雷了。
儿子的叛变
傅聪在一九五五年参加波兰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三名，同时夺取了“玛祖卡曲比赛”首奖，声名和荣誉超过了肖邦比赛中的第一名，以后继续留在波兰学习，经历了一九五六年波兰解除斯大林化的政治暴动，然后国内的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的帽子。翌年，中共命令傅聪于年底返国，限一个月结束在华沙的一切事务。
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冬夜，傅聪在波兰女友的帮助下，坐飞机逃向英国要求庇护，在政治上这称为“投奔自由”，是叛国行为，想见这在傅雷的生活上，增加了多么大的压力！
我们无从找到文字上的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他家中的文件全被抄没了），了解他俩“失”掉了儿子的痛苦。《家书》中的深情挚语，殷勤勖勉，充分表现了做父母的伟大的爱心，使年青的读者一样沾到这无私的爱心。
傅聪不负他父亲的所有教导，现在向祖国“反哺”了。傅雷生前的宿愿得偿了，文化的继承与传袭是超出一时的政治的，历史的评价也是很公平的。
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傅雷夫妇自杀。我很早得到这消息，一个新加坡的中学教师，正在上海访问，是日他一早去看刘海粟，红卫兵正把他的画堆在门外焚烧，他听见傅雷家的女佣人正在电话中哭哭啼啼向刘海粟报告主人的死讯，刘海粟自顾不暇，着她去报告派出所。时隔多年，印象模糊了，但上面所说的大体仍清晰如昨。我仿佛见到傅雷夫妇服毒后安详地并枕睡在床上。后来另有说法，说他们是双双自缢的，这形象太可怕，我时时下意识排拒这种说法。我愿意艺术家的死，也是很艺术的。
我知道的一种说法：红卫兵一早去傅雷家里，并未动手抄家，傅雷自知不免，晚上便双双自杀了，他早说过有最后准备才回来的，想见他死得很从容。他贤淑的夫人，也含笑和他携手于地下了。
另一种说法，则是说红卫兵斗了他三日三夜，他俩才自杀的，这说法我不信，不符合他的为人。
《家书》的《序》和《后记》都没有说到这些，我想是不愿重提这惨痛的往事，所以傅雷的死成了个谜。这当然不重要的，当年死的人太多了。
苏联一九三六年的党案中死了很多人，中国一九六六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人数以亿计。毛泽东比斯大林聪明的是，他不杀人，他让你自杀或“病”死，不负杀人的责任。但这点差别并不表示毛泽东比斯大林仁慈。一九七九年后不断平反的追悼会中，参加的人不感到有一双黑手扼得他们喉头窒息么？他们侥幸活过来了！
我常常想起瞿秋白死后，鲁迅对朋友说过的话：“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按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罪大恶极。”现在还有人译巴尔札克比傅雷更好的么？即此一端，即足判致他于死者罪大恶极！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