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西安少壮军人的“左”倾暴动，及西安群众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关于这种错误的根源，我愿意在他的历史根源上提起你的注意。

　　我们关于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大革命的教训，我都是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一九二七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是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特再一次向你提出。

　　我现在只说过去的工人运动。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前，工会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作，作得不够，不周到，尤其在工人立法方面，全无建设，是属于右倾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在工人运动中就无“左”倾。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

　　倘若人们看了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同志咒骂苏区国家企业中的工人要求过高、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愿意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 、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 （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工会是第二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工人干起来，问题可真有点骇人。然而我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左”还是右？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是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都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在起初人们都恳求共产党想办法，改正这种情形，就是政府都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也责无旁贷，答应改正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得人们走入另外的出路。反革命就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

　　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用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意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它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反革命就更好活动与利用。工会与党更孤立，地位更困难，虽然如此，但还没有发生过如西安二月二日那样的暴动事件，我们最亲近的人离开我们，在反对党的口号与方针之下去进行暴动。当时群众的纪律还很好，他们等待党的命令── 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

　　当时的错误就是在于总是不发向反革命进攻的命令，在各方面肃清反革命，而是一直命令群众退却，阻止群众斗争，解除群众武装，以致对反革命的暴动不抵抗，结果失败。

　　以上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中期及末期的事。现在我们似乎又重复处在与人家合作的初期，这是学习上述教训应该注意的一点，二月二日的暴动如在合作末期发生，我们的态度应有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右倾的错误，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的。这种“左”倾错误，至少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右倾，正如西安的“左”倾错误要帮助右派一样。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同志，十年来的这种教训，今天有人拿到西安的群众运动中来执行，你能说他不对吗？

　　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时，应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

　　我对于这个问题感觉最深，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将我的感觉及经验简单告诉你。

　　我曾在一个历史长久的规模大的产业 ──安源矿山工作三年，将这一矿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万多工人中，有绝对的无限制的信仰。工人罢工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再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十二小时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低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与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当时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进攻。然而工人要自动进攻，自然产生这种领导进攻的领袖。资本家因为生产减低，逼着工会，各方责难工会不应减低生产。在工人中进行解释，说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早下班，结果弄到工人与阻止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带领纠察队去阻止，工人要打他。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预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然而广泛的教育与解释，民主的决定问题，提高纪律，逐渐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忍痛开除几个冒进的领袖，使情形有部分的改善。团结工人的力量，特别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注意宣传，结果还是将这个工会维持了三年，直至全国革命高潮复起，我离开矿山，才被敌人武力解散，

　　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我无数次请问人家，请问外国朋友，提出讨论，直到现在我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当时不是我右倾，不是我不愿意前进，而是工人“左”倾，工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前进。其实我当时寻找每一个前进的路，我也认为前进最痛快，最容易，但无路可走。

　　后来我到广州，又遇着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大多是小企业工人，“左”倾的要求和行动同样严重。因此，我就有点称老资格，将处置安源矿山的经验拿来运用。我在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报告，详细说明工人的要求与行动应如何才属正当。大体是提出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同时批评了当时的“左”倾错误。

　　自然在上述报告提出之后，工人中是要引起相当反感的。

　　一九二七年初，我到武汉，又遇着同样的问题，当然我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然而以广州的“钉子”，我只好不说话了。但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还是不能不出于纠正过左的一途。

　　罗佐夫斯基到了武汉，我详细报告并请教过。但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请政府帮助那些不能维持的小企业，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已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要求，又怎样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在上海，我和他谈过整两天，要求他答复我。他给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分给你一半稿费。你所要求答复的问题，在我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后来我在苏联又问过许多人，均未得到我所理想的答复。现在我想是不能有特别的答复的。

　　最后在苏区汀州又遇到这个问题，在我已经见惯了。但历史上都说工人这样作是“对的”。所以我不打先锋来反对工人，后来看到你们比我以前还要反对得激烈一些，我暗中感觉奇怪。我故意不提出办法，想看看你们是否提出好的办法，但你们提出的办法，比我以前提的更激烈些，某某甚至坚持要同保卫局来对付印刷所的工人，如是我知道，我过去的一些办法还可用。

　　我现在要提出的，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环境好，工人有集会罢工自由，这个问题到处发生。否认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吗？这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这个问题将来发生时，使同志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承认过去工人中的“左”倾错误是对的，那只能使这个错误在将来更严重的重复。

　　中国工人中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发生？我觉得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下列的特点：

　　（一）由于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工人生活过于恶劣，使得中国大多数工人除开工资之外，还要依靠一些不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如轮船铁路工人运私货作生意，工厂工人、码头工人偷东西、作弊，电车工人揩油等；（二）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三）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还太短，工人文化程度很低；（四）平常资本家与反动政权对于工人的压迫太严，存在封建式的压迫 ；（五）革命工会领导与教育工作不够；（六）中国资本家软弱。

　　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一旦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的无所顾忌的，不估计将来与前途的行动。工会干部没有估计到这些，常常不能控制工人，而为工人的这种潮流所屈服或者冲倒。

　　工人中的这种“左”倾错误，总是在工会完全能公开，工人运动大发展时产生。但一发生以后，就很难纠正。常常用尽一切方法还纠正不过来。我没有一次满意的纠正过这种错误。比如汀州很少的工人，有陈云同志及其它许多人去，长期工作，最后还是没有纠正过来的。国家企业工人经过多次审判、开除，长期教育，虽大体上纠正过来，然而遗毒还是留存很大。然而这个错误一发生，影响当然重大。所以预防这种错误，异常重要。

　　怎样预防这种错误？（一）必须承认有这个问题，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发生的原因；（二）工会要有系统的改善工人生活，为工人计划周到，多方面来改善工人生活，不要等到工人自发的起来斗争；（三）工会要善于去运用政府权力机关，不要代替政府；（四）加紧对于工人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工人的革命纪律。

　　至于这种错误发生以后，则主要采取教育说服的方法来纠正。如用强迫的办法去阻止，很多是必然的要失败，要将工会弄到极困难地位。

　　以上我只说到过去工人运动，其它方面不说了。

　　“八七”会议以后，工人中的那些“左”倾错误，全被批准，盲动主义正就接受这些东西再加以发展。

　　本来在革命胜利时，容易犯“左”倾错误，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容易犯右倾错误。然而在我们中国相反，胜利时犯右倾错误，失败时犯“左”倾错误。这中间有些不自然的故意做作，比如有些同志害伯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这不只是“下级同志”如此，“上级同志”也如此，我也常如此。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不反对、不打击等。

　　在革命胜利时，要领导群众前进，那不是困难的事，那是最容易的事。最困难的是当时形势不容许工人部分的过于前进、而这部分工人硬要盲目前进、要工人服从整个策略。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常常在那个部分、那个地方、那个工厂对于革命准备好了，而且非实行革命的进攻不能前进，不能保持高度的群众热情，而在这个部门、这个地方、这个工厂对于革命又完全未准备好，必须使革命推迟。如是就常常需要少数前进的等待多数落后的，这种暂时等待是必要的，但是最困难的需要工人高度的觉悟与高度的纪律。这种等待不是机会主义。要工人暂时等待，甚至阻止工人过于左倾的行动，都不是机会主义。然而“八七”会议以来，认为这是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如是这种最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就自然无人去作了，人们都只作那最容易的事，接受工人中的“左”倾情绪。

　　革命高涨又将到来，统一战线策略又正采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实有必要。我认为，只有反革命才希望我们重复过去的错误，托派等更希望。

　　你的意见如何？请你讨论！

　　敬礼

胡 服

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