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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份并驳锹同志
(1932.10.20)
自从我写了一篇“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的文章，在《红旗周报》第三十九期上发表以后，已经引起了同志们的注意和讨论，并在《红旗周报》第四十四期上看见署名“锹”同志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但锹同志在这篇文章上表现他的思想，是做了托洛茨基主义俘虏和取消苏区工会的倾向，在这里非得清楚的揭发出来不可。
锹同志在他的文章上这样说：
“我们都知道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是无产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土地，乡村经济的工具，器械等），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剥削雇佣工人的。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是居于两大斗争的阶级之间，不停的向这两大阶级中分化。他们的前途是有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则将变成大资产阶级。所以在目前革命的阶段上，富农和城市的大手工业者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阵线，半无产阶级的贫农跟着失掉土地成为完全出卖劳动力的雇农苦力站在无产阶级的阵线，中农和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则动摇于两者之间 。”（《红旗周报》第四十四期）
锹同志在这里说：在中国“目前革命的阶段上”，只有“资产阶级的阵线”和“无产阶级的阵线”的对立，完全没有说到（全篇都没有说到）封建残余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他说：“中农和一般的小手工业者”（即城乡小手工业者），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上，就“动摇于两者之间”。他在这里认为目前的革命阶段，已经完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这难道不是完全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吗？！
锹同志站在托洛茨基的这一思想上，就认为一般的小手工业者，“是拥护私有财产的，他不会和无产阶级一起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统治”（以为现在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小手工业者的联合会，是要成为“反革命的堡垒”，小贩的联合会是要“成为富农凭借着来反对来破坏合作社事业的一个武器”，分了土地的雇农很快的就有一部分（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认为一切的职员“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之一，很得力很厉害的工具”，都是“工人的死对头”，反对在苏区要吸收职员加入工会等。
锹同志的这种思想，难道与党的路线有丝毫相同之点吗？党的路线是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阶段，还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农和城乡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是不雇请工人不剥削别人的劳动者，有时还出卖自己的劳力），不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无产阶级是要吸收和领导他们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斗争的。中农、贫农及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和小贩在内）在目前革命阶段中还是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党现在提出的“联合中农”的策略，“领导城市贫民的革命斗争”，“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这在党内是已经决定没有争论了的问题。锹同志不能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他要反对这一正确的路线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完全做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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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工会是不是要组织小手工业者和小贩呢？
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上说：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工会，必须特别注意组织与吸收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小手工业者、不雇佣劳动者参加斗争。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利用现在的传统的行会组织、兄弟会……等，由他们中间赶走商业资本主义的分子，在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上改组他们，并与相当的革命职工会发生关系。”
从职工国际的指示看，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工会，是要把小手工业者，不雇佣劳动者特别组织起来，与“相当的革命职工会发生关系”的。
同时苏联的小手工业者是组织在“手工业者联合会”里面。政府和工会帮助他们组织职业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在全俄第三次苏维埃大会中，曾决议用力发展并巩固手工工业。在一九二六年社员已达六十多万人，政府给予的物质帮助，值四百万卢布。苏联的同志不是如锹同志那样向小手工业者宣传：“这些小小的企业是要不断的向前发展……就有发展为工厂主的前途”，“将变成大资产阶级”等。而是用列宁的话来教育他们，他们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联合工人运动，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他们的前途，是穷困与破产，只有极少数才能“发展为工厂主”。所以苏联的同志就能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领导他们组织集体的合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
小手工业者和小贩在中国是非常广大的群众（在中国应以百万来计算），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作用。他们自己劳动，不雇请工人，不剥削别人，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工具，车、船或牲畜等，他们出卖自己的生产品或作“定货”（消费者直接的定货，如农民向铁匠定锄刀等），或者以贩卖的形式，替店东商人推销商品。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补助自己的收入。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商人、高利贷者的残酷压榨。他们对于国民党的统治站在坚决的反对地位，对于把持行会的老板工头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分子是反对的。他们是行会里面的下层群众。他们在已往的革命斗争，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组织他们，吸收他们来参加革命斗争，不论在白区和苏区都是应该的。以下几种人，就是他们的主要群众：
一、城市和乡村的小手工业者及手艺工人，主要的出卖自己所生产的生产品或作定货，同时又去沿门卖工。他们不雇请工人不剥削学徒。
二、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的）的社员。他们同为劳动者，同时又是合作社作坊和生产品的主人（但由失业工人及手工工人组织的生产合作社，开始一个时期应加入工会）。
三、城市和乡村的皮匠担子、修伞的、磨刀的、钳碗的担子等（一九二七年在汉口组织了三千皮匠担子。在上海他们坐在每个弄堂门口替人修鞋的）。
四、乡村中的铁匠、铜匠、锡匠、锅匠等。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原料和燃料等，挑着担子到农村中去做定货。他们不雇请工人。
五、江河海岸的划子舰板（一九二七年在汉口组织了七千人），不雇请工人的驳货船、帆船，城乡载人载货的马车、货车及野鸡包车等。他们有自己的车、船及牲畜等，不雇请工人。
六、在城市和乡村提篮子、挑担子，或者在马路上、墙壁下摆摊子的小贩（一九二七年汉口组织了八千人。上海不知有多少万人？）。他们大多数从高利贷者那里借来很少的资本（上海的印子钱大都放给这种人），以贩卖的形式，替商店老板商人推销油条、大饼、瓜子、花生、香烟、水果、以及油、盐、杂货、鞋、袜、布匹等。还有卖馄饨、饺饵、油炸豆腐的担子等（一九二七年在长沙组织了三千人）。在上面这些人中，铁匠是要有助手来帮助的或者是几人合伙作分账（因为一个人是不能打铁的），生产合作社有时要雇请人来烧饭扫地等。雇用这样的劳动力，是辅助的性质，他们的收入主要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不能把他们看成剥削者。
组织这些人在革命工会的周围，在革命工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巡捕、警察的殴打与驱逐，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压榨，行会的束缚与压迫，以至提高他们的劳动条件等这是必要的。这种组织，不是行会（恰恰是破坏行会的。行会才反对这种组织，行会是禁止这些人“营业”与工作的自由并与官厅勾结剥削他们），不是“反革命的堡垒”和“富农的武器”，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的革命组织。
锹同志以为在白区可以建立这种组织，但在苏区就不需要了。因为在苏区他们已经被解放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拥护，也没有什么需要反对了。“他们在时代车轮的转动之下”，横直极大部分是要破产“走进无产阶级营垒中来”的，如果他们要组织起来反对他们的贫困与破产及使他们贫困与破产的原因，那就是违反“时代车轮的转动”，就是反革命。最好苏维埃实行一种办法使他们更快的破产，以便他们更快的走进无产阶级的营垒中来“革命”，这才算是推动“时代车轮的转动”。但他们在苏区是要自动组织起来或要求建立组织的（在革命高涨时他们是一定要求组织的，一九二七年的事实就是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们已经建立好了的组织，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他们是不愿意解散的。这时候锹同志就好用机关枪来对付他们。锹同志的这种思想难道不是托洛茨基更明显的反革命思想吗？（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六年提议苏维埃剥削农民）？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来组织他们的问题。在苏区照职工国际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是要组织手艺工人的工会。那末，除了手艺工人的工会之外，是不是还要组织小手工业者和小贩的联合会呢？那些以出卖生产品或作定货为主的手艺者及上面所列举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将他们组织到手艺工人工会里面去呢（现在已有人这样提议）？或者仅仅组织职业合作社的社员联合会呢？这是现在应该来考虑的问题。
洪湖的贫苦渔民，应组织到贫农团里去，这是完全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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锹同志反对在苏区要吸收职员（也可称为雇员或服务人员）加入工会。为什么呢？他说：
“职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上海的工人告诉我们是‘饭桶’！……职员不做工只是吃了资本家的饭专门替资本家压迫工人。……这些家伙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之一，很得力很厉害的工具。……这些‘饭桶’是工人的死对头。……”“职员不是工人阶级一路的人。”
这就是说：职员都是资本家的走狗，都是反革命。工人阶级不独不能允许职员加入工会，还应打倒职员和打倒资本家一样。但是锹同志只看见那些“饭桶”是职员，而看不见广大的受资本家剥削与压迫的职员群众；只看了那些“饭桶”是压迫工人的资本家的走狗，就得出结论说一切的职员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是工人的死对头。但是我们所了解的职员，恰恰与锹同志所了解的相反。我们所了解的职员，恰恰不是那些工厂里的经理、厂长、工程师、管理人、监工及工头等直接管理工人的人，而是另外的广大的职员群众。这些人就是：商店的店员，一切银行、公司、行号、局处、交易所、堆栈、邮电、海关及其它政府机关与企业机关的职员。
这些职员并不是代表资本家管理工人的。有些还离开工厂作坊和轮船很远，坐在招商、怡和、太古那样的公司里服务。或者他们在上海服务，工厂还在伦敦和纽约。他们的薪水是很小的（薪水大的也就是代表资本家负某部分责任的），生活是很苦的，经常受着资本家及高级负责人员的压迫剥削和贱视。所以他们也不断的起来斗争反对资本家（如各地店员行会的罢工，“五卅”省港罢工中洋行、码头的职员，广州、汉口银行海关职员的罢工，以及从前北京政府的雇员罢工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这些职员是不是反革命应该打倒的呢？还是应该吸引他们加入工会，站到阶级斗争的战线上来呢？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样说：
“赤色职工会及职工反对派，在企业中的全部工作，应该是这样组织的：使得能将全厂工人职员吸收进来，用最大力量保护本企业整个工人职员的利益。”这里所说的职员，并不是指的那些厂长、经理和管理人。
从职工国际的指示看来，革命工会是应该吸收职员来加入的。最大多数的职员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能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是工人阶级一路的人。就是在赤色职工国际之下，有一个职员工会国际。德国有政府机关的吏员工会，欧洲许多国家有雇员工会。在中国“武汉时代”，因为银行钱庄和帝国主义的洋行捣乱，收藏现金，曾经动员店员洋务和银行职员工会，很快的就将武汉的现金集中起来。所以我们在白区内吸收一切职员（除开少数薪资特别大与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及直接管理工人的职员外）加入工会是必要的，在苏区内更是必要的。在苏区，国家机关及苏维埃企业机关，学校教员与高等学校的学生等，一切的职员，连国家工厂的厂长（不是旧时的厂长）在内，均应该可以加入工会；因为他们都是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劳动者（锹同志以为是工厂委员会雇用的是不对的）。
不允许职员加入工会，职员加入工会一般的剥夺他的选举权与被选权，笼统的一般的反对职员，这是中国职工运动中历史的错误观点之一（今天锹同志还认为这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这是应该纠正的。但是职员是有他们的缺点：容易动摇妥协，狭隘的行会观点，看不起工人等，这些缺点我们是应该反对的，应在教育中纠正他们这些缺点，同时他们应在生产工人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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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师父”的问题，锹同志犯了什么错误呢？锹同志这样说：
“第二，如木匠，泥水匠（除包工头），他们大都有学徒的，他们剥削学徒，虐待学徒，但他们的生活主要的来源是靠自己出卖劳动力。这两种师父当然不应驱逐出工会。恰恰相反，工会应该一方面做教育工作来纠正行会遗留下来的虐待与剥削学徒的恶例（这不只是恶例，而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之一种——仲），一方面要加紧学徒中的工作，领导他们向老板斗争！我们在工会工作中必须注意不使学徒与师父（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活的成年工人）对立……。”
这就是说：（一）剥削学徒的师父，也要加入工会。（二）工会不要组织学徒向剥削他们的师父斗争（不要对立），应在教育工作中来“纠正”……。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剥削，是最厉害的，师父与学徒的利益矛盾），可以不用斗争来解决，只在“教育工作”中就可以“纠正”过来。这完全是基督教式的幻想。
锹同志说：学徒与师父，应共同向雇主斗争。但是师父剥削学徒的制度如果不取消，就是雇主增加了学徒的工资，还是要加给师父的（中央苏区的实例）。这就是锹同志所想象不到的。
被雇在工厂店铺的师父，他们不剥削学徒（有些大工厂包工下的师父也是剥削学徒的），他们与学徒一样受工厂主店东的剥削，对于这种师父当然应吸收他们加入工会，应教育师父联合学徒一致向资本家斗争。就是对不剥削学徒的手艺工人的师父，也应该如此。但是对于那些不遵守苏维埃政府与工会的法令和章程，进行剥削学徒的师父（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卖工），是不能让他们加入工会的。他们在工会里面一定要阻碍工会解放学徒的直接任务的执行。若是工会的领导机关被剥削学徒的师父所占驻，这个工会固然不会来教育师父纠正“剥削学徒的恶例”，也不会来“惩戒”那些“顽固的师父”，更不会组织学徒的斗争来消灭这种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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锹同志批评鄂豫皖苏区的“中农工人，富农工人”，及每年“凡做一百八十工以上的都能加入工会”的规定，他仅仅在一个“做”字上来作文章，而且大大的误解了鄂豫皖工会的这一个“做”字。鄂豫皖的这个“做”字的原意，是替雇主做，不是替自己做。这在报告的文意上可以看出来，在另外的文件上（去年来的雇农工会的决议）已经明白的说出来了。锹同志因为他误解这个“做”是替自己做，所以他完全说到另外的问题，而把实际的错误放过了。至于每年出卖自己一百八十天的劳力给别人的人，是否可加入工会呢？可以！因为这是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出卖劳力。但把它作为加入工会唯一的条件，是不好的。毛病是在把失业工人及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与许多每年卖不了一百八十工的短工，季候工苦力，和因疾病等原因而卖不了一百八十工的工人等，屏之于工会之外了。这我在前一篇文章上已经写的明白。锹同志为什么要咬文嚼字呢？
锹同志说：“把小农富农与工人联成一个名词当然是非常之错”，是，错的！但错误不只在这个名词的形式上。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里面有许多人（可以说有一部分）是一方面在城市和乡村中卖工，另一方面在乡村中又有一块土地，或者兼营买卖与其它的副业。但这块土地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极大多数是因为他经营这小块土地不够吃，所以跑出来卖工，把这小块土地租给别人种，或者雇人来种，或者在工余的时候自己兼种。还有的就因为卖工不够吃，再去租来一块土地兼种。但是也有些工人（自然是极少数）自己在工厂、铁路、轮船上作工，而他在乡下有一块很大的土地。他在工厂里是工人，在乡下则是小地主、富农，或店铺的股东等。他们的阶级地位是混合的。在苏区土地革命之后，雇农、苦力及手艺工人都分得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多数是自己种，还有的就以种种原因，不得不出租这块土地，或雇人来种，而自己仍然去卖工。那末，对于这些人加入工会的问题，在白区和苏区怎样办？这就是鄂豫皖工会所提出来问我们的实际问题。所谓“中农工人富农工人”及中央区的“半农半工”者，和湘赣边的“半做工”者等，都是从这种事实反映中产生出来的名词。在鄂豫皖的报告上说：
“在鄂豫皖的手工业工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在这种带有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他一方面在农村中有土地，一方面在农闲的时候又去做（是替别人做的意思）手艺，他有土地又做工，所以他的家庭经济地位多属中农，而且有的是富农者，这种带有农民性的手工业工人，是否可以加入工会为会员？……。”
这就是对“中农工人富农工人”的解说。
鄂豫皖的同志在报告中已将问题提得很明显。但锹同志不来答解这样的实际问题，完全站在名词上来批评，说鄂豫皖的错误，是由于这个错误的名词产生的。这完全是陷入了形式。而且锹同志根据这种形式的观察，就向鄂豫皖工会提议，将所有“中农工人富农工人”（百分之九十的手工工人）赶出去。
凡是自己有一小块土地，因为经营这块土地不够吃，而逼得他全年或以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出来卖工的人，不管他把这块土地出租或者雇人种及自己兼种，或是租来的土地自种，都是可以加入工会的。在苏区土地革命之后，雇农、苦力及手艺工人等分得了土地，但以各种原因自己无法耕种这块土地，不得不将土地出租，而自己仍然全年或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去出卖劳动力者（甚至他还跑到城市里去），也是可以加入工会的。有人主张这种人是不能加入工会的。为的是“工会要领导农民来抗租时，他将因为有一小块土地出租要减少他的收入，他将反对”。在没收土地的时候，也应该将他这—小块土地没收，另外分给他坏的土地，还要以他自己回来耕种这块土地为条件。苏维埃政府也应剥夺他的公民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我认为这种主张是非常有害的。他把城市和乡村有一小块土地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数量是不很小的），完全当作富农看待。逼得他们来反对土地革命。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尤其在苏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如果只允许工人阶级中与土地完全断绝了关系的分子加入工会，认为与土地还有某些关系的工人是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
在苏区手艺工人分得土地之后，因为他不能耕种这块土地，或者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力比较一般雇农的劳动要高贵些（因为他有手艺），所以他自己还是以全年或大部分时间出卖手艺，而将这块土地出租或者雇人来帮助他种（这对于他的收入，是有利得多）。工会是不是应驱逐这种手艺工人出工会呢？我想是不能。他这样雇用雇农，是辅助的性质。同时他自己又是卖苦力的工人。至于手艺工人在农忙时他自己种地（因为分得了土地），在农闲时去卖手艺而且一年又要卖一百八十工以上，他不雇请工人又不剥削学徒，这种手艺工人在土地革命之后当然不应清洗出工会。但是当他长期专门经营土地，完全不卖工，或者他间或还去卖工，在农村经济中，已经变成了富农的地位，去剥削别人，如增加耕地、放高利贷，或招收学徒、开办作坊，或进行其它的投机事业等，这就应该清洗他出工会。
在白区城市工厂铁路上的工人，他的家庭在乡下是小地主或富农，他为着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要求加入工会来共同反对资本家，工会是否应拒绝他加入呢？我想是不可以。但在土地革命中，他的土地是要被没收的，他是可能反革命的，那我们就应该用对待反动地主的办法来打碎他的反抗。
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等及其家属，在土地革命之后，他们是不得不去作苦力雇工及租别人的土地种。但工会是完全不能让他们加入。虽然他现在作苦力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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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苦力等在分得土地之后应吸收加入工会。但是锹同志在这里这样说：
他们（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有一部分要逐渐失掉了他们的土地成为纯粹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甚至有一部分也成为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剥削者。因之雇农工会的会员成份跟着这个农村阶级的分化吸收进许多新的雇农，也有一部分原来的雇农因着阶级地位的变动（去剥削人）而被清洗出去”。但“这是不能够单纯的以时间来解答的问题”。“土地革命的胜利以后，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将有一个飞速的进行；试想两三年的时间，这批老雇农中间的一部分，也一变而为剥削别人劳动力的剥削者……蜕化成富农，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仲篪同志见了怕也要吓一跳哩！”
这里是说：（1）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要等他们失掉了土地，“成为纯粹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时候，雇农工会才“跟着”把这“许多新的雇农”吸收进来。雇农苦力分得的土地如果还没失掉，他们自己要耕种的话，工会是不吸收他们进来的。（2）完全取消（1）项，“原来的雇农因着阶级地位的变动”，还只是贫农中农，不到富农“去剥削人”时，工会就不要清洗出去。（3）这是不能以时间来答复的问题。雇农苦力从分了土地的第二天起，他的土地没有失掉，就已经不是雇农苦力了；或者他专门经营土地到十年九年，只还没有“去剥削人”时，他也不应从工会中“被清洗出去”。（4）两三年的时间，那已经是了不得的长久，苏区的老雇农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小的一部分），早已飞快的一变而为剥削者了，“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现在我们的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土地革命之后已经过了两三年，那里还没有失掉土地的原来的雇农已经变成了吓死人的东西。这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谎，玩什么花样？
我们认为雇农是农村中革命的先锋队，雇农在分得土地之后，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不独没有因为得了这块土地而减弱雇农的革命性，丧失了雇农原来的阶级地位，而且要把雇农的革命积极性提到最高限度。我们不独不欢迎雇农分得的土地很快的就失掉，而且要帮助他保住这块土地（保住这块土地就要保护苏维埃），要经过苏维埃实行种种办法（如帮助他的耕具、种子、牲畜，免除捐税，组织耕具的合作社等），使雇农能够耕种这块土地。我们要使雇农得到最好的土地，在他无法耕种时，还能出租出卖（对富农是不允许的）。我们完全不害怕雇农会因为苏维埃这样帮助他，他将变成富农，反转来反对苏维埃，而稍稍松懈一点组织帮助和教育雇农的工作。我们在教育工作中必须向雇农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你们的贫困是不能避免的，变成富农去剥削别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且不应该希望），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及乡村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才能根本消灭雇农的贫困。我们必须这样做，使雇农在事实上了解苏维埃政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用他们所有的忠诚和勇敢来拥护苏维埃。可是这样把我们的锹同志吓坏了。他认为在苏区雇农发展的前途，是“变成剥削者、富农，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是变成苏维埃的死对头（？）。苏维埃帮助雇农的结果，是把雇农送到剥削者、富农、反革命的营垒中去（？）。照这样，那最好使雇农分得的这块土地，很快的就失掉（也就是送还给地主），苏维埃最好不要帮助雇农耕种这块土地，对雇农加一种压迫使这块土地更快的失掉，这样就使分了土地的雇农更多的“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以便雇农工会来“吸收进许多新的会员”；更少的跑进“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免得吓坏人。这是对于雇农——农村革命先锋队的诬蔑和侮辱。在立三时代，怕乡村没有无产阶级，所以不分土地给雇农。锹同志更进一步：认为分了土地给雇农，雇农要“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
土地革命是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土地革命后农村的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要加速的进行。但是这种发展是要使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受到痛苦、贫困和破产，是要使资本主义的矛盾（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与小私有者利益之间的矛盾在内）极度的紧张起来。在这种基础上，无产阶级与苏维埃就要拥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就要来组织、吸引、领导和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取得他们的拥护和赞成，来实行限制富农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准备革命的转变。但是锹同志在说到“农村阶级分化”时，估计到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雇农、贫农、中农、小手工艺者、小贩等），并不是受到痛苦的，他们都是在热烈的拥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管中农、贫农、小手工艺者和小贩，就是雇农的一部分也要“发展成为富农”，无产阶级与苏维埃是不能组织、吸引、领导和教育他们来反对富农的发展的。所以他就提议：把雇农的一部分赶出工会，小贩的联合会解散，小手工艺者的联合会取消，任凭这些“过渡阶级”“在时代车轮的转动之下”去自然的分化。这在客观上锹同志不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什么？
我们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中，分得土地后的雇农，也许有千分之几变成富农，但这是特殊的。然而锹同志是把雇农变富农，雇农变反革命，当作苏维埃政权下农村发展的必然的历史前途呵！
苏区有些同志（锹同志也一样）惧怕雇农苦力农村工人在土地革命后变成富农和反革命，比惧怕在土地革命中失掉了一切的地主残余，还要利害。他们严格的防范了土地革命前的雇农苦力农村工人，用种种条件限制他们加入工会；但没有防范原来的地主豪绅及其家属——他们在土地革命后不得不去作雇农苦力或租别人的土地种，而在各方面让他们混入了工会，或者把他们当作“新雇农”吸收入工会。甚至使他们把持了工会领导机关。这是危害革命的观点。
分了土地的雇农苦力，应吸收他们加入工会。但有少数的在很长的时期内完全不卖工，确定的变成了农民，他可以退出工会。观察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否已经变动，离开时间是不能答解的。应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考察他们。一般的限制雇农苦力在分得土地后的一定时间内，不再作雇农苦力，就一律清洗出工会的机械规定，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苏区的“老雇农”，没有“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还应大胆的吸收他们入工会，保留他们在工会里面。“苏区雇农工会在雇农群众的积极参加下，还要制定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纲领”（国际雇农委员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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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锹同志在这篇文章上从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至具体的策略，都犯了系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里面只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忽视了农民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估计中农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已经不是革命的动力了，而是“动摇于两者之间”或反革命了。他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似乎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他对于革命转变问题也是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了解。而且他对于中国革命是悲观失望的（雇农要变成富农，农民小手工业者要反革命，怎么办呢），对于苏区工会是取消的（雇农要变成富农，一切职员是资本家的走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着的苏区工人——即所谓“中农工人富农工人”——一概赶出工会，工会不取消作什么呢）。
目前的革命阶段，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民小手工业者及城乡贫民还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无产阶级是要组织吸引和领导他们来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般的职员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一部分，一个阶层，除开极少数的管理人外，应吸收加入工会。剥削学徒的师父及不能加入工会的，工会是要组织学徒和剥削他们的师父斗争的。“每年出卖一百八十工”的人是可以加入工会的，但这不能作为加入工会的唯一条件。有一小块土地的工人、雇农苦力，只要他常年为工钱而劳动，工钱是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要吸收他们加入工会的。分了土地以后的雇农，没有“走进了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土地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减低组织雇农工会的重要性。土地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无产阶级与苏维埃就要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实行限制富农发展的政策，宣传土地国有，准备革命转变的一切条件。但这一路线与锹同志所主张的，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
锹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是有影响的，某同志在起草苏区工会组织纲领时，就采取了他许多观点。所以非清楚的将这些错误揭发不可。当然在我前一篇文章上，是有缺点的。因为我不是要说明小手工业者和小贩的问题，所以说的非常含糊，对于职员问题也没有说消楚。组织卖肉的屠夫当然是错的。在这些地方，当然容易引起同志的误会。这是我检查那篇文章之后的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