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35）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年7月8、12日） 绪论同志们： 很对不起！你们很久以前就请我来讲演，我直迟至今天才来。我今天所要讲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想，在建设与巩固党的基本任务前面，来讲讲这个问题，或许不是没有益处的吧？我并想分作几次来讲，今天讲一部份，其余的只好留待下次。同时为了使许多年青的同志能够了解起见，在某些问题上就不能不多解释几句，例子不能不多举些，这就使得话语不能太紧缩。这是我首先要声明一下的。 一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有修养同志们！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有修养呢？ 本来，世界上自有人类以后，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生产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但是“人们之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着，并不是以彼此隔绝的单身资格，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无论什么时候以及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版一四二页，《解放社》版上册二一八页）所以，人们与自然界进行的生产斗争，是社会的，是社会的人们与自然界的斗争。人类就在与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的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的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人类的形状（手足身材等），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在社会的人们与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的改造和进步。因为“生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永远也不会在长时期内停留在一个地点，而是时时处在变更和发展情况中，而同时，生产方式的变更，又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政治组织之变更，——引起整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之改造”。（同上，一四三页、二一九页）在最早，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在太古时代，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与现代的人们都不同，而将来，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又会与现代的人们不同。 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进化的过程，是有发展变动的，是能够而且已经在斗争中不断改造着的。 但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就产生了阶级社会。如是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就作为一定阶级社会的人而存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如是阶级社会中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就代表着一定社会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阶级社会中有不断的阶级斗争。如是人们在不断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同时又在不断的社会阶级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马克思曾告诉工人说：“你们应当经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不仅是为了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而是为了改变你们自己和使你们自己变成为能够进行政治统治的人材。”这也就是说，人类不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不断的社会斗争中，改造着自己。无产阶级也应自觉的去经受长期的社会斗争，改造社会与改造自己。 所以人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可改造的东西。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自然与社会进化必然的规律。否则人们就不能进步。 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与推动者。本来，革命者的存在，是由于还有反革命者存在而来的。因此，革命者的存在和发展，以不断与反革命者斗争为必要条件，否则就不能成其为革命者，更不能使革命者前进与发展。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 共产党员，在他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即是说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与技能等，是包括着他在实践斗争中的锻炼和主观思想中的修养之两方面的统一的。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到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的革命家，是一个很长的革命之锻炼和修养的过程，即是经过改造的过程。一个比较幼稚的革命者，由于他：（一）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及成见习惯的传统之残余，（二）他还幼稚，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的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与革命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情形，他除开学习历史上革命的经验（前人的实践）而外，他必须亲自参加到当时的革命的实践中去，在革命的实践中，即是在和反革命的各种成份的斗争中，发扬他主观的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然后他才能够逐渐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与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敌人和自己，并发现他自己原来的思想习惯成见之不正确而加以改正，提高自己觉悟的程度、革命的品质并改善革命的方法等。所以，革命者要改造与提高自己，一方面固然不能离开自己的革命的实践，同时也不能离开自己主观的努力，在实践（自己的和别人的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那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譬如说吧！几个共产党员同一起去参加某种群众的革命斗争，经过大体同一样的革命实践，而结果对于这些党员所起的影响可能完全不是一样的。有的党员进步得很快，甚至原来较落后的赶在前面去了，有的进步得很慢；有的甚至在斗争中动摇起来，革命的实践，对于他没有起前进的影响，反而使他落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又譬如我们共产党员中许多人是经过长征的，这是对于我们党员一次严重的锻炼，在党员中以至在广大的人民中起了很大的前进与积极的影响，然而对于极少数的另外一些党员，影响却是相反的，他们经过长征与十年内战的艰苦斗争之后，他们对这种艰苦斗争害怕起来了，他们企图退却与逃跑了，后来他们果然在外界的引诱之下就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许多党员同在一起长征，而影响与结果对于党员可能是这样不相同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我们这些党员原来就有不同的革命的品质，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的方向，以及他们在实践中主观的努力和修养之程度与方法彼此不同而来的。由于革命者的品质之不同，主观的努力和修养之不同，可能在同一样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与影响。这在你们学校中也可清楚的看到这种情形。你们在学校中是受着同一样的教育与训练，然而由于你们各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与文化程度，以及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的程度与方法，你们可以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事实上你们也看到，有少数的人们在延安学校中受过教育与训练之后，不是离开革命更远了吗？这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而来的。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主观的努力修养与学习，对于改造与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 经过长年革命斗争锻炼过来的革命者，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成为很好的老练的革命家，这主要就是由革命者自己的努力和自我修养之不够而来的。但是一切很好的老练的革命家，他必然是经过了长年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和修养，才能成功的。因此，我们的党员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并不失去自己对于新事物的知觉，才能使自己造成有高度品质的坚强的革命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是述说他自己锻炼和修养的过程，孔子在这里并不承认他是天生的“圣人”。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也是说的一个伟大人物所必须经过的锻炼与修养的过程。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要有这种锻炼和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革命的修养。因此，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来进行修养，而我们的修养的目的，唯一的又是为了革命的实践，为了更有效的去指导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这是我们的修养，与其他一切唯心论的、脱离社会实践的、形式的、抽象的修养所不同的地方。这我在下面还要简单加以说明的。 我们的党员，不独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与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胜利与成功以及广大群众对于他的抬举和他在群众中的某种威权，使他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的这种现象之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因为这种现象在历代的革命者中，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规律，而在我们党中，就决不能这样。历代的革命者，在革命和他们自己尚未成功与胜利的时候，他们还代表着进步的被压迫群众的要求，还能保持他们原来的革命的品质，但一到革命及他们个人胜利与成功之后，就少有不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失去他们的革命性与进步性，而成为革命与社会进化的障碍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百年来或者说得更近些，近五十年来的许多革命者，一到他们有了某种成功，爬上了负责的位置，他们就腐化堕落的现象。这是由于历代革命者所代表的阶级基础而来的。因为历代革命的阶级，都不是完全的被剥削阶级，都是剥削别人的阶级，所以在它们的革命一经成功之后，它们就要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而成为革命继续前进与社会进化的障碍物。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与成功之后，要腐化、官僚化以至堕落，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就几乎成了一种必然的规律。然而，这种情形，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所代表的是完全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所以它能使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解放全人类，完全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清除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及国家机关，来和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从党内与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分子出去（不管这种分子是怎样的“伟大人物”），而保持党与国家机关的纯洁。无产阶级革命党中的这一特点，是历代革命党中所没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所以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即使在革命胜利与成功中，在自己的信仰与成权的无限的提高中，来加紧自己的修养，保持自己纯洁的革命的品质以至最后，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堕落的同一复辙。 革命的锻炼与修养，对于我们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特别对于由非无产阶级队伍中出身的新党员重要。 为什么对于由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特别重要呢？（一）因为他们是由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列宁说过：工人党员带有无产阶级的天性。那末，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也自然多少带有其他阶级的天性。虽然今天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但总还多少带着非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和习惯。（二）因为他们是新党员，没有经过许多锻炼。所以他们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去锻炼自己，修养自己（同时改造世界），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 不管是由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就是老党员以及由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锻炼与修养都很重要。因为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由中国这个恶浊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因此，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旧社会中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和习惯，他们经常还与旧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为了要增进与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社会品质与革命技能，我们还要有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 同志们！这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有修养的缘故。 二 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最好的学生同志们！做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如我们党章上所规定的各种条件就够格了。即是：承认党纲，党章，交纳党费，并在党的组织内担负一定的工作者，即可成为党员。这是每个党员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最低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成为党员。但是，我们每一个党员，不只是应该做一个起码的够格的党员，不应该满足于这些最低条件，限制在这些条件之内，而应该求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及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这也是每个党员对党对革命一种不可推诿的职责。这种职责已载入联共最近通过的新党章内。然而，我们的党员要克尽这种职责，就必须加紧对于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因此，党员锻炼和修养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党员最低条件的标准，而应该是最高条件的标准。这些最高条件，我们现在很难来说它。但是有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本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来作为我们的模范，作为我们修养的准绳。我们的修养，就是要在各方面去提高自己的品质如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作马、思、列、斯最好的学生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关于最高苏维埃选举的演说上说： “选举人，人民，应该要求自己的代表们始终能执行自己的任务，要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家，要他们成为像列宁一样清楚和确定的人物，要他们像列宁一样奋勇作战和无情对付人民公敌，要他们在遇着艰难、看见什么危险的时候，能够像列宁一样，没有任何害怕或类似害怕的心理，要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周密计较问题的正反各方面的时候，能够象列宁一样明哲与镇定，要他们像列宁一样忠诚纯洁，要他们像列宁一样钟爱自己的人民。” 这就是学习列宁的简单的描述，是列宁最好的学生之描画。党员的修养，就正是要这样去学习列宁，作这样一个列宁的学生。 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伟大的天才革命家的品质，是学习不到的。要把自己的品质提高到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式的品质之高度，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把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看成是天生的神秘的人物。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想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今天普通的同志虽然远没有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高的天才，那样广博的科学的知识，那样学习的环境和身体，虽然我们大多数的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不能学习到如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高深和广博，但是我们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的始终站在无产阶级解放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始终不脱离目前无产阶级及一切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与修养，那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品质，如马克思、列宁那样“清楚和确定”，那样“奋勇作战和无情对付人民公敌”，那样在困难与危险的时候，“没有任何害怕和类似害怕的心理”，那样“忠诚纯洁”，那样“钟爱人民”，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复杂问题，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周密计较问题的正反各方面。就是说，只要我们决心努力并刻苦的去学习、修养和锻炼，不脱离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那我们完全可能把自己的品质提高到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的品质之高度。即是“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家”，而不“在自己的工作中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正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要在望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伟大的革命家的品质之后，反而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正是“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圬的“粪土之墙”和“朽木”。 但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有几种不同的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态度去学习。 第一种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学习到马列主义肤浅的皮毛，他们虽然熟读马列主义的书籍，记取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许多原理和结论，然而他们不能把这些结论与原理活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他们以背诵这些原理和结论而自满，机械的摘用这些原理和结论。他们虽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活动，并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任，然而他们决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全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 斯大林同志在列宁诞生五十年纪念论文上说： “马克思主义者有两种。两者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活动，两者都以‘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任，虽然这样说，两者决不是同一的。不，两者中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全然相反的。 第一种马克思主义者是满足于普通马克思主义的表面承认，只在口头上宣传它。他们不能也不愿渗透进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里，不能也不愿把它实现到生活上。把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革命的命题，变成僵死的没有任何作用的公式。他们不把活动的基础放在经验或实践斗争的教训上，却放在马克思的引用上。他们不从活生生的现实的分析里引伸出他们的命题及指令，却从类推及历史的比较里引伸出来。言行的不一致——就是这一伙人的根本缺限。……” 这是一种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态度。 这一种人中最坏的代表如中国过去的李立三、张国焘等，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他们根本不是真正要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管马克思、列宁伟大的人格和至高的品质，而企图在模仿马克思、列宁某些表面形式，胡诌一些马列主义的术语之后，就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的要求我们的党员照推算马克思、列宁那样去推尊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直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的在党内发号施舍，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一切，任意打击、处罚与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什么真心要“学习”马列主义及为马列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商人和蟊贼。这种人在党内，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与埋葬，是无疑问的，而我们的党员也埋葬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的说，在我们党内就完全不会有这种人了呢了我们还不能这样说的。 第二种人就完全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首先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自居，学习马、思、列、斯之所以为马、恩、列、斯的本质、精神和方法。他们仰望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伟大的人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而在革命斗争中深刻的去进行自己的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之是否合于马列主义的精神。他们同样要熟读马、恩、列、斯的书籍，然而他们着重于活生生的现实的分析，熟虑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中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的情势，而引伸出他们的结论。他们不以记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站在马列主义的坚定的立场，掌握马列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的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们的一切活动，一切生活，都受着马列主义原理的指导；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胜利，民族的与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成功，而没有其他。 斯大林同志说： “和这相反，第二种马克思主义者，却把问题的中心从马克思主义的表面承认移到生活的推移和生活的变革上。他们所注意的，就是适应事势，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和方法指出来，事势若有变化，他们就准备把这手段和方法加以变更。……只有这一种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和马克思所说的话完全一致，这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能力，是决不以说明世界为满足，却要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名字，就是布尔塞维主义。” 这又是一种学习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态度。 只有这第二种态度，才是正确的。用这种态度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不会“画虎类犬”，才能提高自己的品质，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真正刻苦修养，忠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生的人，他绝不计较他自己在党内地位及声誉的高低，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绝不要求或幻想人家照推尊马克思、列宁那样去推尊他，他认为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权利，他认为他如果这样去想象的话，就是背叛马克思、列宁，就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然而，也就恰恰因为他如此，他将受到党内群众自觉的尊重和拥护。 同志们！我们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我们的模范来进行我们的修养，要作他们一个最忠实的最好的学生，那当然也不是容易的。而是需要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需要长期的，终身的在广大群众革命斗争中去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并身体力行，需要有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 三 修养的各方面及修养的方法同志们！我们要作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最忠实最好的学生之一，我们就需要在无产阶级与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进行各方面的修养，首先要有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以及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理论的修养；要有思想意识与道德品质上的修养；要有党内团结、党内斗争与纪律上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与工作作风上的修养，要有战略、战术、工作方法土的修养，要有善于对待各种人们，处理各种问题，以及各种科学知识与某些专门技术上的修养等。我们都同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一般的修养。但是在我们党员中今天还有极大的差别性，在工作上、地位上、文化程度上、斗争经验上、社会出身上，都还有极大的不同。所以我们除开一般的修养之外，还在各部分或各个同志之间有他们特殊的修养。 在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上也是有各种各色的，譬如在我们同志中有许多人写日记来检查他每日的工作和思想，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写着张贴着他的缺点及他仰望的标语和人物，要求同志批评他，监督他等。在中国古时，有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诗经上的“切、磋、琢、磨”以及“反躬自问”，“座右铭”，“书诸绅”等。中国宋儒也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各种宗教亦各有一大套修养的方法和形式，中国大学上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的这一套。这些一切、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自己的进步，必须下深刻的工夫，郑重共事的去进行自我修养与学习。然而这些方法和形式，许多我们是不能采用的。因为这些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为在脱离社会的革命的实践之情况下，只要保持他们一般的“善良之心”，只要有默祝与祈祷，就是说，只要有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与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绝伦的事。我们绝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实践。 因此。修养的方法和形式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怎样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重要的，还是在于无论怎样不脱离当时各种群众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总结历史上革命的经验，虚心学习并身体力行。这就是说，要根据过去革命实践的经验，根据目前具体的环境与新的经验在自己的实践中去修养和锻炼，并且唯一的又是为了为革命的实践。这就是说，我们要去虚心的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方法和精神，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为人，而在一经了解之后，就立即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言论、行动与工作中去，并且以此自持、“举拳服膺”的去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的去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与批评，仔细的去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的去总结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校正自己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之了解是否正确？运用这些原理的方法之是否适宜了去发现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同时发现马列主义的那些个别原理与结论在那些个别方面须要根据新的经验的咀嚼来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 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就是说，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修养。这种修养，与“和尚尼姑”的修养及其他一切“独善其身”的人脱离社会实践的修养，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还不得不反对关于修养与锻炼问题上的某些空谈和机械论。 首先，我们必须反对与坚决肃清旧社会的教育学与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与实际的脱离。在旧社会的教育与学习中有许多人认为他们所学的是并不需要照着去做的，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照着去做的。所以他们尽管熟读圣贤之书，然而他们也尽管完全不行圣贤之事；他们尽管满篇满腹的仁义道德，然而他们也尽管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有些下令读经的“长官”，然而在他们的日常行政中尽管可以横征暴敛，贪污杀戮，完全不行仁义道德。有些人熟读三民主义，背诵“总理遗嘱”，然而他们也尽管去压迫民众，反对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至去和敌人妥协，投降敌人。有一个旧日的秀才亲自对我说；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余的他都作不到，而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作，那末，这样，他们还要去办教育，还要学习那圣贤之道干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除开以这些东西来装饰门面之外，他们就是要（一）用这些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与镇压住文化程度落后的人民，（二）他们企图从此去升官发财，扬名显亲。除开这些目的以外，他们的行为是不受所谓圣贤之道来限制的。这就是旧社会的“文人学士”对于他们所“崇拜”的圣贤的态度和报答。当然，在我们这里，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我们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说到的，就必须作到。我们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同志们！旧社会的这种遗毒，难道就完全不会影响我们吗？会有影响的！在你们同学中，固然没有人企图学习马克思主义去升官发财，也没有人企图以此去压迫被剥削者，而是企图以此去消灭人类的剥削制度。然而我不能担保：你们所学习到的东西，都已经做到了。在你们中难道就没有这样想的人了吗？就是说：他们的思想、言论、行动和生活不一定要受马列主义原则的指导，而所学到的原则亦不一定要实行。在你们中又难道就没有这样想的人了吗？就是说：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高深一些的理论，以便将来好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千人，使自己成为有名的人物。我想我不能担保，在你们中完全没有这种想法的人。然而这种想法就是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的脱离。虽然我们并不反对学习理论而且一定要学习理论，但是学习到的就必须作到，而且你们是为了党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个人学习。 譬如说：“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口号你们叫得很多的，然而你们所学习的理论，是否完全与你们的实践联系了呢？你们中是否还有人他的实践完全与马列主义的原则脱离呢？你们中似乎还有人这样来了解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即是他要求外面工作的同志来报告外面工作的经验，看人家怎样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这固然也是理论与实践联系，但这还是人家的，而不是你们自己的联系。我想你们叫这口号的意思应该是说，你们学习的理论在你们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如果你们不迭样来了解来联系，那叫这个口号又有什么意思呢？又譬如说吧，你们关于锻炼的口号也是喊得很多，然而你们中是否还有这样的人？就是说：当着真正锻炼他的事情来了的时候，当着他碰到钉子、受到批评、受到责罚，受到大多数人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监督与舆论的压迫的时候，他又不锻炼了，他受不起锻炼，他把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定的意志与立场等等忘记了，他哭丧着脸，无以自处，无所适从了。同志们！你们能担保没有这样的人吗？这难道不就是关于锻炼与修养问题的空谈吗？ 本来，如在你们学校的训练和学习，也是锻炼和修养的一种形式。我们也正是想要你们在学校的训练和学习中培养成为有用的干部和工作者，不只是要你们学到一些抽象的理论与马列主义的术语和公式，而且要你们修养锻炼成为思想正确、意志坚强并能实际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干部。然而在你们中我倒常常听到这种说法：认为在学校中学习不是锻炼，不是修养，要锻炼和修养就必须离开学校，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锻炼。同志们！锻炼和修养，是终身的事情，有许多方面，随时随地，随便什么问题上，都须有锻炼和修养。我们不能说只有在某种时候，某种地方，某种事情上就能锻炼修养，而在另外的时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事情上就不能锻炼修养。虽然我们不否认共产党员主要的应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中去锻炼和修养。 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要反对唯心论反对空谈与机械论。这就是说，我们要受得起锻炼，在学校中、群众中，在党内、党外的一切斗争中去锻炼，在一切胜利和失败中去学习和自我修养。 四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关系此外，在我们共产党员中还比较普遍的流行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之了解与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他们的阶级立场虽然不很坚定，思想意识虽然不很纯洁（即还残留着其他阶级的思想意识，私心物欲未尽等），他们也可以彻底了解并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他们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只是靠各人的天才、能力与学习，就可能彻底把握的。同志们！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苏联有位哲学家名叫米丁有下面一段话，说得很对：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底深度上的区别，本身还是有它底阶级原因的。在现时，在资本主义腐溃时代，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怕他个人底天才如何伟大，他底创造活动，他的影响于现实发展底规律性的能力，终究被他底阶级性，被他所代表的阶级底保守性所‘箝制住’的。资产阶级没有观察未来的眼光，这就决定了、缩小了他底理论家对于社会发展现象的了解的程度，减了他们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的深度。行将离开历史舞台的那些阶级的思想家，那怕他个人底天才怎样伟大，他终不能想出真正意义深刻的、真正科学的结论和新发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已为全部科学和哲学发展所证实。”（《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九八页）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它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和掌握它。单只有天才与学习的努力，而没有坚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与理想，是不能彻底了解与掌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的。这也是显然的道理。因此，我们今天在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必须使这种学习与我们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同时并进，（因为，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我们的思想就要失去指导，思想意识的修养也是不可能的。）这两者是有密切的联系，分不开的。 我们常看到某些最好的由工人出身的党员，他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的准备或者比其他专门研究理论的人要少，若要考试背诵马列主义的书籍与公式，他一定不如别人记得多。但当他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只要你能用他懂得的话解释给他听，他的兴趣与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其他学生出身的党员还深刻。譬如“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一段，对于某些党员来说，是最难了解的。但是对于这些工人党员就不同，因为工人在生产中深切了解资本家如何计算工资、工时？如何生产利润？如何扩大再生产等？因此，他也常常能够比某些其他党员更深刻的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特别在观察与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时候，他常比别人要敏捷而正确些，更合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有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思想，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任何成见与其他私人问题及不干净的东西需要顾虑。所以他能够直率的洞察事物的真理，勇敢的、拥护真理，而没有任何顾虑，任何阻碍。 同志们！假如在我们共产党员中还有这样的人：他的阶级立场不很清楚和坚定，他的思想意识不很正确和纯洁，他还有或多或少的、各种各色的、旧社会的、其他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残余、习惯和成见，以及私人利益，私人目的，各种物欲私念等，那末，当他去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之时，马列主义的原则与结论就必然要与他这些东西冲突，这时候或者会克服他这些东西，或者是用他原来的成见去歪曲马列主义的原则与结论。障碍他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解。这样就使他不能透入马列主义的本质的深处，吸取马列主义的清楚的阶级性的精华，成为他自己的武器，因为这种武器对于他原来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相容的。再当着他去处理无产阶级革命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的马列主义的正确解决，就常常对于他的习惯与成见是不相合的，对于他的私人利益是矛盾的，这时候就要使他患得患失，顾此失彼的仿徨、犹豫和动摇起来，致使他不能捷敏的正确的处理问题，不能无阻碍的洞察真理，勇敢的拥护真理，以至自觉的不自觉的掩蔽真理，歪曲真理。同志们！这种情形，并不是怎样少见而奇怪的事情，而是可以常常发现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清楚而坚定的，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与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与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切共产党员的修养，应该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切其他修养的基础。这，我在下面就要讲的。 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同志们！现在来讲共产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我是想就中国党内某些党员在思想、意识上所表现的某些现象来讲这个问题。同时这里所讲的只是党员最基本的思想意识。 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回什么事呢？我觉得这在基本上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其他各种思想、意识在我们头脑中的斗争：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和其他各种人生观、世界观在我们思想中的斗争；是党员的个人利益与目的和党的革命利益与目的之两种观念的斗争。 我认为这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局，对于我们党员的思想来说，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肃清其他各种意识，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克服与肃清其他各种人生观与世界观，是党的、革命的、人类解放的一般利益与目的的思想克服和溶化党员个人利益与目的的思想。如果结局不是这样的话，那末就是后者克服前者，那末他就会要落后以至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这对于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呵！ 我们共产党人，在党内党外各种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的思想，认识革命的现实，同时我们还应该经常的总结与吸收革命实践的经验，自我检讨自己的思想是否完全适合于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利益？在这样的学习、反省与自我检讨中，去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以至最微弱的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念头的萌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上的修养。这也就是思想意识上的一种自我锻炼。 同志们！你们大家知道，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除神经病者外，人一般不会有全无意识的行动。而每一个人又有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来作为他一切思想行动的总的指导。所以，我们共产党员要讲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必须首先清楚的确定我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因为我们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行动，都由我们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找得出根源的。 一 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 我们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应该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上，特别是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上已经讲得很多，你们也学过很多，所以今天不必讲。我在这里只简单的讲一讲我们怎样来了解自己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最基本最一般的责任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共产主义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谁个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至于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能够实现呢？我们说，能够实现的。这，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的理论作了无可怀疑的科学的说明；而且说明那种社会由于人类的阶级斗争的最后结局，是必然要实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也给了我们以事实上的证明。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这一人类历史上必然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更快的实现。 这是一方面。 但是，同志们！我们还应该了解另一方面；即是共产主义虽然是能够而且必然要实现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前面还站着极为强大的敌人，必须彻底的、最后的在各方面战胜这些强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所以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长期的、残酷的、艰难的、胜利的斗争过程。没有这种斗争，就没有共产主义事业。自然，这种斗争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偶然的”社会现象，或是某些“好乱成性”的共产党人所制造出来的事件，而是阶级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是不能避免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之产生，共产党人之参加、组织与指导这种斗争，也是社会发展中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帝国主义、法西斯蒂、资本家和地主，总之，剥削者，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类压迫和剥削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使得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非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压迫和剥削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因此，这中间的斗争乃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因为，共产主义要最后的废除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把人类社会提高到空前未有的幸福的高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因为，共产主义要战胜最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剥削阶级与剥削者及其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与传统习惯等。 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依靠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用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原则去指导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去推动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是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的。因为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过程，是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因为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中，是蕴藏着极伟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的发动、团结和组织起来，是能够战胜国际间一切剥削阶级和腐朽的资本主义之反动势力的，因为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是正在产生着和正在发展着的东西。“只有正在产生着和正在发展着的东西，才是不可被战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本一二六页，《解放社》本一九二页）。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中，在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中，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就目前的情势来说，共产主义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苏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迅速生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在各国已经组织了有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战斗的共产党，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也正在不断地斗争中迅速的发动着与团结着。因此，共产主义事业已经在全世界组织成为雄伟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它主要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以至获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即使如此，国际反动势力与剥削的力量，今天还比我们强大，它在许多方面，今天还占着极大的优势，要战胜它，还须经过长期的、残酷的、曲折的、艰难的斗争过程。 剥削者在人类社会中虽然只占有极小数量的比例，在现今其实统治全资本主义世界的，只有几打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资本家。然而，现今剥削阶级的力量之所以还特别强大，就在于：（一）它们已经组织成为国际的反动势力，（二）它们占有全世界的资本、生产手段，在经济上支配与统治着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三）它们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政权，有人类史上空前强大的武装力量，有专门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全套组织（警察、侦探、法庭与监狱等），（四）它们继承数千年来人类史上压迫被剥削者的经验与传统，它们有管理生产、管理国家、管理军事的经验与知识，它们统制着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学校、报纸、宗教机关等），向被剥削的群众传播它们有毒的思想，最后，（五）剥削阶级的力量还在于：它们在被剥削阶级的群众中种下有深厚的影响，有广大小生产者的散漫性，有群众中旧习惯、旧传统等等力量的支持。 虽然由于苏联的革命胜利，已经使国际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破裂了，虽然由于世界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及现在开始的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经使国际资本主义的内部发生分裂，在基本上已经开始了并且加深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已经使资本主义弄到没有出路的境地，但是它还有强大的力量，要推翻它，还须经过残酷的、艰难的战斗。不仅如此，要最后的战胜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废除阶级与解放人类，还必须战胜剥削阶级的一切反抗与剥削阶级的残余及其影响，要战胜小生产者的散漫性，及广大群众中旧习惯传统的力量。而这，乃是共产主义事业中更大的困难，需要有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才能克服。 由于数千年来剥削阶级统治人类的结果，剥削阶级不独是造成了自己在各方面极大的权力，霸占了世界一切；而且给予了被剥削阶级的群众及社会中的人们以极坏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人类社会中各种“落后”、“愚昧”及“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等。这是阶级社会特别是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必然发生的现象。这是剥削阶级为了它们的阶级利益与阶级统治所必须造成的现象，因为没有被剥削阶级群众及殖民地民族的落后、愚昧、散漫与分裂，剥削阶级的剥削地位就不能维持。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有少数的专门侵略别人的法西斯蒂各国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中进行着极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政策，用一切方法扶植与提倡一切落后的与黑暗的东西，阻碍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以便于无限制的去掠夺它们、镇压它们的反抗，因此，造成被压迫民族中各种落后的现象。而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统治阶级，又为了争夺殖民地要进行空前残暴的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内部，又有少数资本家、地主及金融寡头等剥削阶级，实行着极其黑暗的政策，把广大被剥削的人民弄到不能生存的境地，让他们大批的饥饿与死亡，剥夺他们受教育的、发展自己的权利，使他们永远落后。用一切有毒的思想去欺骗他们，在他们面前歪曲真理，使他们愚昧。剥削阶级还在人民中制造与挑拨彼此间的相互冲突，以分裂被剥削阶级的团结。并在人民中提倡自私自利及败坏道德与气节的事件，使人民不能进行正义的斗争，数千年来剥削阶级这种统治的政策，到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黑暗最残忍的程度。因此，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中是种下了深厚的影响，造成人民中的落后、愚昧、分裂等现象。而在本质上善良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群众，他们反对剥削阶级的统治及其一切黑暗的东西，他们拥护真理，主持正义，为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而斗争。现在你们也可以看到苏联的伟大进步及其在世界上坚持正义的伟大精神与斗争，看到中国、西班牙、阿比西尼亚及其他殖民地民族要求解放抵抗侵略的伟大英勇的抗战及群众运动，看到各国的工人运动及一切群众的进步的革命运动。这些是目前世界上光明的进步的一方面。共产主义事业就依据无产阶级及这些群众进步的革命运动去战胜剥削阶级，以获得自己的胜利。但是这种进步的革命运动愈加前进，世界上的反动势力就愈加要用一切方法来阻止与破坏这种运动，愈加要深入群众运动的内部来影响、分裂与瓦解革命的群众。因此，我们为了要获得胜利，不独要与剥削阶级进行严重的斗争，而且要与剥削阶级在群众中长年的影响、要与群众中落后的意识、落后的现象进行斗争，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团结广大的群众去战胜剥削阶级。这就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困难之所在。同志们！假若如某种人的想象，群众都是觉悟的、团结的、没有剥削阶级的影响与落后的现象，那革命又还有什么困难呢？这种困难，不独在革命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将剥削者从政治权力地位上踢开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你们可以想一想，要解放与改造全人类，要最后的战胜剥削阶级及其在人民中的影响，要改造无数千百万的小的商品生产者，最终的废除阶级，要把数千年来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人类分成许多阶级，许多国家，互相斗争，互相残杀，因而造成人类中的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危害的思想和习惯）存在着各种旧习惯、旧传统及落后现象的人类，逐渐的提高起来，提高到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聪明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的人类，你们想，这中间要经过多少曲折与困难的工作和斗争呢？ 列宁说： “消灭阶级（不仅是赶去了地主、资本家便算完事，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的做到了）就必须消灭小的商品生产者，但是对于这些小生产者，不能加以驱逐，压迫，而要和他们谅解，要用（而且必须用）长期的、逐渐的、谨慎的、组织的工作，去改造他们，教育他们。他们以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从各方面包围无产阶级，加以浸润或诱惑，不断的在无产阶级内部唤起小资产阶级的轻佻、散漫、个人主义、由热狂变成灰心等等习气之复发。所以，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就必须有最严格的集中与纪律，以期抵制上述习气，使无产阶级底组织作用（这是他最主要的作用）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进行。……数百万人的习惯的力量——乃是一种最可怕的力量。……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较之“战胜”数千百万小有产者，容易千倍。小有产者，以其日常琐碎的、不可捉摸的、破坏的活动，实现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恢复资产阶级的那种结果。……”（“左派幼稚病”三○页） 列宁又说。 “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国内被推翻，然其反抗力必更加强十倍。因其势力不仅建立在国际资本底力量上，不仅建立在资产阶级之国际密切联系上，而且也建立在习惯力与小生产的权力之上。不幸小生产存留下来的还很多很多，它可以每日每时不断地、自然地、大量地胎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种子。因此之故，……如无长期的、坚决的、生死的战争，——即具有耐甘苦、守纪律、刚毅勇敢、不届不挠、意志统一这种精神的战争，就决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同上，五页） 这是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两年多写的（这种最困难的任务现在苏联已经解决了）。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还有极困难的任务须要解决。因为，我们的革命，与过去历史上一切的革命在许多地方是不同的。比如资产阶级的革命，通常是以获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政治上胜利以后。 列宁说： “在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这任务就是扫除、抛弃、破坏旧社会底一切束缚。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只要是完成了这个任务，它就完成了它所应该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它加强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别样的情况中。因为历史底转折步骤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越是落后，那末，它娄由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就越是困难。这里除了破坏的任务以外，更加上一种新的、空前困难的任务——即组织的任务。”（《列宁全集》俄文本二十二卷三一五页）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空前困难的任务。由此看来，共产主义事业，真是如我们所说的“百年大业”，而决不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须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才能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比如在我们中国，现在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它的敌人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封建势力。必须战胜这些敌人，才能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个阶段中广大的小生产者是极伟大的革命动力。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 同志们！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最基本的责任，因此，克服共产主义事业中上述各种空前的困难，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很自然的责任。 正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这样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所以至今还有许多人（这里说是有正义感与追求真理的人）怀疑共产主义，或者从共产主义事业中动摇出去，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无信心。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是能够发展改造成为那样高度纯洁的共产主义的人类，不相信这样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或者他们没有估计到这种困难，一在实际上遇到困难之后，就悲观失望以至动摇起来。如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既还有文化程度的落后，共产主义事业中既还有许多困难，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应该胜利，革命就应该取消，工人们就应该投降资产阶级，永远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共产主义叛徒们的这种“理论”，恰恰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理论，恰恰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目前的主要支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中目前的主要障碍。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影响，打破这种障碍。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人类最伟大的气魄与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的、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我们一方面清楚的看到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又清楚了解这种困难是一定能克服的，绝不为这种困难所吓倒。我们清楚了解，共产主义事业，是百年大业，我们要克尽历史进化给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一段大工程，同时还把这种事业最后完成的任务，准备交给我们的后代。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这种伟大的胸怀与气魄，是人类历史上以前任何英雄豪杰所不及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可以自豪的。 我记得西欧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传记家去到了苏联，和斯大林同志谈话，这位传记家问斯大林同志，他说：以列宁与俄国的彼得大帝比较，你觉得怎样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列宁好比是大海的水，而彼得大帝不过是其中的一滴。同志们！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与封建、资产阶级事业中的领袖，在历史地位上的比较。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了解；为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事业的成功而奋斗的领袖，是那样的伟大，为少数剥削者寄生虫事业而奋斗的领袖，是这样的渺小。 共产党员，是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还有最切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实际工作，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 同志们！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或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而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那也不是好共产党员，而是庸碌的事务主义者。共产主义的、伟大而高尚的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之统一，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而今天现实的世界是丑恶的。也正因为它愈丑恶，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们才愈要改造它。不能不改造它。我们改造世界，不能离开现实，不能不顾现实，更不能逃避现实，也不能向丑恶的现实投降。我们适应现实，认识现实，在现实中求得生存发展，向丑恶的现实斗争，改造现实，以达到我们的理想。所以共产党员应该就从眼前所接触的人们，眼前所能进行的工作，来开始并开辟我们改造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工作。在这里我们应该批评某些青年同志中所常犯的一些毛病，就是他们企图逃避现实或不顾现实的那种毛病。他们有高尚的理想，这是很好的，但他们常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样工作不好，那样工作也不好，他们总想找到一个能合于他们理想的地方和工作，以便他们顺利的去“改造世界”。然而，这种地方与这种工作是没有的。这只是他们的空想。 同志们！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我们的终身事业，也形成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也就是为了这个，而不是为了别的。 二 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 共产党员除开清楚的确定他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之外，还必须清楚确定他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之正确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部分的利益服从整个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最远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服从世界的利益。 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他自己的利益与目的。然而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必然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解放一切劳动人民，解放一切民族，即解放全人类，那末，无产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忠诚的协助与指导一切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民族、一切被压迫者去争取自己的解放，去提高自己的生活与文化政治水平；因此，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与全人类解放的利益，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利益是一致的，分不开的。因此，共产党的利益，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就是人类解放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进化的利益。因此，党员个人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也就是服从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进化的利益。 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使他个人的利益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绝对的五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帜。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与共产党，损害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利益，就绝对不能实现共产主义。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估计到党的整个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的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最高原则。每个党员在思想意识中应该坚强的建立这个观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应该使自己的思想中，只有党与党的利益，而没有个人的打算。要使自己个人的利益完全与党的利益一致，以至溶化。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毫不踌躇、毫不勉强的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为了党的、阶级的、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事业牺牲个人，以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毫不犹豫，以至感觉愉快，这就是最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表现，这就是党员最高原则性的表现，这就是党员无产阶级意识的纯洁与浑厚的表现。 我们的党员在党内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党员个人的目的，只能够是党的部分的目的。如我们的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要加强自己的能力，要去领导广大群众的胜利的革命斗争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等，这些如果是个人的目的，那末，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也是党的部分目的。党正需要许多这样的党员与干部。但除此以外，党员就不应该有个人地位，个人英雄，以及其他等等个人的独立目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离开党的利益以至走到在党内进行投机。 党员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离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末： 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有严格的立场，“能爱人，能恶人”，他能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的帮助他们，平等的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危害他们中之任何人。他能待他们“忠恕”，“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能最坚决的对待人类的蟊贼。为保卫党的、阶级的、人类解放的利益而与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党内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与别人计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他能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表示自己最大的责任心，他能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最大的坚定性和气节。 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蚀”。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的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作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各种打击，甚至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与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因为对于他个人来说，他无所畏惧。 第三，他也可能最好的学习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和敏捷的观察问题，认识现实；因为他有清楚而坚定的阶级立场，他没有任何个人的顾虑和私欲去蒙蔽与歪曲他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他实事求是，一切理论与是非他拿在革命实践中去考验，而没有偶像的崇拜。 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与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无须隐藏之事，“无事不可对人言”，除开党与革命的利益外，没有个人的得失与忧愁之事。即使当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可能做各种坏事之时，他能“慎独”，不作一切坏事。他的工作不论在多少年之后去检查，都没有不合于党的利益之事。他不畏惧别人的批评，同时他也能勇敢的诚恳的批评别人，所以他能诚恳、坦白与愉快。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在为了党与革命利益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因为他没有私人的目的与企图要去奉承人家，也不要人家奉承自己，他在私人问题上无求于人，无必要卑躬屈节的去要求人家帮助。他也能够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钟爱自己，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增进自己的理论与能力。但在为了党与革命的某种重要目的而需要他去忍辱负重做他心所不愿的工作之时，他能毫不推辞的担负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一着。他不把困难推给人家。 同志们！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同时具有严格而清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与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退化的、保护个人及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之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与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出于水火、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之利益的前进的基础上。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讲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与民族解放，也是为人类解放与社会进化，为无数千百万的最大多数的人类的利益而讲牺牲，那就有无数的共产党员简直视死如归的，毫无犹豫的能够牺牲他的一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而且这不是由于他们的空想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进化的科学的了解与自觉。这正是我们的道德之所以最伟大，最科学。除此以外，我们不承认在阶级社会中有所谓更伟大更科学的、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这只是骗人的鬼话，这在事实上只是在建筑在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之基础上的所谓“道德”，从来的这种“道德”观，都是唯心论的，把道德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公开的建立在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战斗的利益之物质的基础之上，还只有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做到。 共产党不只是代表各个党员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体工人们与人类解放的长远的利益。党的利益不只是各个党员利益的集中表现，而是全体工人们与人类解放利益的集中表现。除开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利益外，共产党就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所以不要把共产党看作只是图谋党员私利的、狭隘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凡是这样看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 党员是有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发展，而且这种个人利益在某种时候可能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对立，这时候要求党员无条件的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牺牲党的利益（不论在任何形式的掩盖与借口之下）来服从个人。同时在党的利益与党的发展中包括着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发展。党的阶级的成功与胜利，也就是党员的成功与胜利。党员只能在争取党的发展，成功与胜利中，来发展自己，不能够离开党的发展而去争取个人的独立发展。也只有党的发展、成功与胜利，党员才能发展自己，否则党员就不能发展。因此，党员个人的利益必须而且可能与党的利益发展完全取得一致。 我们的党员，已经不是什么普通的人，而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完全不应该只是代表他个人的利益，他应该表现他为自觉的阶级利益、阶级意识的具体代表者，他已经是一般化了的阶级的代表者之一，因此他的个人利益完全不应该在党与阶级利益之外突现出来。党的干部与党的领袖，更应该是党与阶级的一般利益的具体代表者，他个人的利益与目的更应该完全溶化在党与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中。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中，只有无产阶级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们的党员也表现他们为整个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 这是一方面，这是我们党员个人所应该注意的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 虽然在党的一般利益中包括着党员个人利益，但总还不能完全包括，还不能也不应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得要根据他的个性与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是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之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与特长。党而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去帮助党员个性与特长（于党有利的）的发展，给他以适当的工作与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党也在可能条件下顾全与保护党员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利益——如给他以教育学习的机会，解决他的疾病与家庭问题，以至在必要时牺牲党的一些工作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也不是为了别的，也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因为不保障同志最低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及教育条件，使党员安心的热情的工作，党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是党的负责人在处理党员问题时所必须注意的。这又是一方面。 总而言之，在党员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不应有个人目的，私人打算；不应什么都只顾自己，到处向党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责备党没有抬举与奖励他。同时，应该在一切情况下，努力学习努力前进，勇敢奋斗，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及其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以便对党对革命能有更多的帮助与贡献。而党及党的负责人在解决党员问题时，就须注意到党员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教育情况，使党员能更好的为党工作。并使党员能充分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别是对于那些真正克己奉公的同志们，要给以更大的注意。只有这样，只有两方面的注意与努力，才能配合起来，才能对党有更大的利益。 三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之举例 同志们！我们如果拿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了解，及党员与党的利益之正确关系的建立作为标准，来测量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那我们就可发现：一方面有许多党员和干部是合于这些标准的，他们能够作为党员的模范；另一方面就还有一些党员和干部，还不合于这些标准，还存在着各种各色的或多或少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我在这里不妨公开的大约的指出来，以便我们的同志在修养时注意。 党内同志中有那些在基本上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呢？不是很有系统的来讲，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来自社会上的各阶层，而且是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与动机而来的。很多的党员，固然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为了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伟大目的而来加入共产党，但是还有另外一些党员，就还是为了其他的原因与目的而来加入党的。譬如，我们有某些农民同志以为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就叫“共产主义”，再进一步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们在入党时是不懂的。在今天也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由于共产党抗日坚决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来加入党的。另外还有些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工作和书读，或者要逃脱家庭与婚姻等，而来共产党中找出路的。还有些人是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或者只模糊认识共产党能救中国而来的。最后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为了要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等等。这些同志，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与艰苦，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是很自然的。因此，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中之某些人要发生一些动摇与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他们是带了各种各色的思想意识到党内来。因此，对于他们的教育与锻炼及他们自己的修养，乃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某些人要来依靠共产党，在共产党内来找出路，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总算还是不错的，他们并没有找错共产党。除开投机分子、敌探、汉奸外，我们对于这些人是欢迎的。党纲，党章必须承认与遵守，至于对共产主义及党纲、党章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那在他们进了党之后再来学习。并且根据他们所学习的再去在斗争中锻炼与修养，这样，完全可能使他们变为很好的共产党员。本来，许多人在加入党之前，要他们深刻理解共产主义及党纲、党章，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提出承认党纲、党章作为入党条件，而没有提出精通党纲及共产主义等作为入党条件，也就是这个原因。这些人虽然还不精通共产主义，但他们在目前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在目前的革命运动中，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战士，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加紧学习与修养，可能成为很好的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此外，在我们党章上还规定党员有退出共产党的自由（加入党，是没有自由的）。任何党员如果他对于共产主义不能深信，不能过党内严格的生活，或其他原因，他有向党声明出党的自由。只要他不泄露党的秘密，不反对共产主义，不作破坏党的行动，党是允许党员出党，并不作任何追究的。至于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奸细，那我们当然要清除出党。这样，我们党的纯洁仍能保持。 第二、在某些党员中还带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 这种个人主义表现在：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时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他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的大帽子去报复他私人对其他同志的仇恨。讲到待遇、享受及其他个人生活问题，他总企图要超过别人，和最高的人比较，竞赛，“孜孜以求之”，并以此夸耀于人。但讲到工作，他就要与不如他的人比较。有吃苦的事他设法避开，在危难的时候他企图逃走，勤务员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风头他要出，党的荣誉他要享受，一切好的事情他都企图霸占，但一切“倒霉”的事情，总想是没有他。同志们！在我们党内是存在有这种人的。这种人的脑筋，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他甚至相信这样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世界上不会有真正具体的大公无私的人，或者那是蠢才与儍瓜”。他用了这一大套的剥削阶级的话，来辩护他的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 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也常常表现在党内的无原则纠纷、派别斗争及宗派主义与本位主义的错误中，表现在对于党的纪律的不尊重与随意破坏的行动中。无原则斗争，大部分是从私人利益出发，派别斗争与宗派主义常把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他们常是自觉的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中破坏党的组织与纪律，无原则的或是故意的打击某些人，又无原则的结识某些人，互不得罪，互相隐瞒，互相吹嘘……。 至于在党内存在的本位主义，与这种个人主义虽是不同的。本位主义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同志只看到部分的利益，看到自己部分的工作，而没有看到全局，看到人家部门的工作，因此，发生只顾本部工作利益以至妨害别人的错误。这在政治上说来，是一种与行会主义相似的东西。犯本位主义错误的同志，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不见得一定是怎样不好的。这固然不能与个人主义来比较。不过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他就常常也犯本位主义的错误。 第三、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等，在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意识中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有这种思想的人，他首先计较他个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低。他好出风头，喜欢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有个人领袖的欲望，他逞能干，好居功，好表现自己，好包办，没有“涵蓄”，有浓厚的虚荣心，不愿埋头苦干，不愿作技术工作。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压倒别人，不能平等的谦逊和气的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指挥，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时”，不能“倒霉”，他受不起打击和委屈，处理自己没有伸缩性，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造成为“伟大人物”与“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这种欲望而不选择手段。然而，在他这种目的不能达到之时，他受到打击和党内同志冷淡的待遇之时，他就可能有动摇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由于这样而动摇出党的人已经不少。在这种人的思想中残存着剥削阶级的意识，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伟大，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胸怀。 同志们！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个人的自满与骄傲的。即算某些同志是能干，作好了某些工作，获得了大的成绩（如我们的军官率领万千队伍打了胜仗，我们各地党与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在工作中创造了较大的局面等）吧！这或许是“伟大”的成绩，很可以“自骄”一下。然而，如果拿这点成功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呢？这还只能是“沧海之一粟”呵！这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真正可以骄傲的呢？！ 个人地位，对于党员个人来说，又有什么得失值得计较的吗？个人地位总莫高过于皇帝了。然而拿这来与共产主义事业家比较，到底又有多大呢？还不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只是“大海中之一滴”罢了。这又有什么可以值得计较与夸耀的呢？！ 不错！在我们党内，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是须要无数的共产主义的英雄，须要很多有威信有地位的党与群众的籣袖。目前我们有威望的革命领袖与英雄还真是太少了。还须要锻炼与培养很多很好的各方面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领袖与英雄。这对于我们的事业，倒是一件很重要的完全不可忽视的事情。谁个鄙视这一点，谁就不懂得怎样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所以我们还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在革命事业中的前进心与朝气。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发扬还是不够的。譬如，某些党员的学习不努力，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兴趣不高，就表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绝不是反对党员的这种前进心，——这是共产党员最宝贵的品质。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前进心，与个人主义的前进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追求真理，拥护真理，并最有效的为真理而斗争，它有无限的发展前途和进步性，而后者即对于个人来说，它的进步性也极有限度，并且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后者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的抹煞、掩蔽与歪曲真理。所以，我们的同志，必须了解：真正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与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与英雄。这是不可以自称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自己个人企图作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就决不能成为领袖。不论是全国的或地方的领袖都是大家拥护成功的。我们党员群众不会拥护那种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有个人顿袖欲望与虚荣心的人，来作自己的领袖。任何党员没有权利要求共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只有毫无个人目的、忠实于党的党员，他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与品质，他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他有相当的工作才能，他能实际指导党的工作，他不断的努力学习前进，他才能取得党与群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与英雄。 我们的同志还应了解：任何党员，任何领袖与英雄，他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只能作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无数千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即使我们伟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作好一部分工作。他们的事业还待我们千万人来继续努力。我们，普通的党员，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也是作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我们的这一部分，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一部分，当然是小得多。然而，我们总有一部分。大小虽然不同，但这个“一部分”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只要作了一部分工作，就算尽了我们的责任。我当然尽可能使我作的这一部分大一点，然而，如果不能大，就小一点，对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不值得计较的事。但无论如何我们最少总求其不妨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还能大小不一的尽我们一部分责任。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所应怀抱的态度。因此，那些不愿意作技术工作的同志，以为在技术工作中是埋没他，使他“不能”（其实也能，如爱迪生，斯大哈诺大等都是技术工人中出来的）扬名后世，不能施展他的才能，似乎这对共产主义事业不知是何等人的损失。因此，就多少丧失他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前进心。同志们，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技术工作在党的工作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这些同志的工作，也是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尽了一部分责任。和其他工作的同志一样。共产党员对于自己的工作，只看什么工作是当时重要的，他们就去作，不管愿意与否，或是能出风头与否，譬如在俄国革命成功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曾经动员很多担负重要党、政工作的干部去学习作生意。因为，在当时只有共产党的买卖作得好，才能战胜私人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党员愿意作买卖的，但由于作买卖重要，大家都去作了。而他们是作得对的。不作的不对！ 自然，我在这里重复一句，党的负责人分配党员的工作，是应该注意各个党员的不同的情况，注意分配适合他个性的工作，发扬他的长处，并鼓励他前进的热忱。但被分配的党员不能拿这一点作为理由，来拒绝接受党给他的工作。 第四，有少数同志在党内反映着浓厚的剥削阶级的意识，他在党内常常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党内的同志，来处理党内的问题，完全没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伟大而忠诚的互助精神与团结精神。 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是想抬高自己，发展自己，但他以打击别人、妨害别人发展的方法来抬高与发展自己。他要出人头地，他嫉妒强过他的人，别人走在他前面或赶上与超过他，他是不甘心的，而想把别人扯下来。弄得别人落后才甘心，他不甘心居于人下。他只顾自己好，自己发展，不管别人的困难。他看见别的同志遭遇困难，受到失败，倒霉，或者受到打击之时，他幸灾乐祸，暗中窃喜，完全没有同情心。他甚至对同志有害人之心，“落井下石”，利用同志的弱点去打击与破坏同志，他在党内也利用党的组织上工作上的各种弱点，在党内“钻空子”，扩大这些弱点，以取得他个人的某些好处。他在党内好播弄是非，好在同志的背后说人家的坏话，进行一些阴谋诡计来挑拨同志中的关系。他好参加党内一切无原则斗争，对各种“是非”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他就在党内引起与扩大这些纠纷。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以这样的人而说他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很明白，这完全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之反映。因为一切剥削者要发展自己都必须妨害别人。资本家要发展自己的财产或在恐慌时不破产，他必须挤倒很多较小的资本家，他必须使无数的工人饥饿。地主要发展自己，他必须剥削农民，必须使许多人失去土地。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要发展自己，它们必须妨害其他国家发展，使奥大利、捷克、阿比西尼亚等亡国，使中国受侵略。剥削者以妨害别人、使别人破产为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所以剥削者不能有真正坚固的团结，不能有真正的互助，不能有真正的人类的同情心，而必须进行阴谋诡计，暗害人家，利于别人倒台破产。然而他们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装作假圣人与“公道的主持者”在大众面前出现。这是一切没落的剥削者的特点。然而这些东西也反映到我们党内一部分人的意识中间来。这些东西对于剥削者来说，也许是他们的道德的标准，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是大逆不道。 无产阶级完全与上述的情形相反。无产阶级不剥削别人，而受别人剥削。工人们彼此间没有基本的利害矛盾，与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也没有基本的利害的矛盾。工人们要发展自己求得自己的解放，不独不需要妨害其他工人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发展，而且必须与其他的工人及劳动人民大众团结一致，才能发展、抬高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必须同时解放一切劳动人民与全人类。一个工人或一部分工人的单独解放，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把人类解放事业进行到底，半途而废，中途妥协，是不可能的，而必须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总的解放。无产阶级这种地位的客观情况反映到觉悟的工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就完全与剥削者的思想意识相反。他们一方面固然要用最无情的手段对付人民公敌，但另一方面绝不使用这种手段去对待自己的兄弟与同志，而使对待敌人的态度与手段，和对待自己同志的态度与手段截然分开。他们对于自己阶级中的兄弟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具有伟大而忠诚的友爱、热情与同情心，对于自己的兄弟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们在自己的兄弟以及人类中根本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特权的思想，认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他们想发展自己，抬高自己，但是他们必须同时发展别人，抬高整个劳动阶级的地位，才能使自己抬高。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甘落于人后，而有极高的努力前进的心理，但他们必须尊敬、爱护与帮助在这些方面强过他们的人，而努力向他们学习，绝无嫉妒之心。他们极关心自己阶级及世界全体劳动人民的痛苦与困难的境遇，关心每一个地方劳动者的解放斗争及其胜利与失败的消息，认为不论那一个地方劳动者的胜利与失败，即是他们自己的胜利与失败，而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与联带关系。他们认为对于任何劳动者及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采取漠不关心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犯罪的。他们爱护自己的同志与兄弟，对于自己同志与兄弟的弱点和错误，是公开、坦白而诚恳的指示出来（这正是真正的爱护的表示），绝不在原则上敷衍、将就或甚至助长（这不是爱护的表示），并用一切方法帮助同志去克服与改正这些弱点和错误，而不利用与扩大同志的弱点和错误去弄得同志“倒霉”，以至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对于自己的同志与兄弟能够“以德报怨”，只要同志改过，即毫无报复之心。他们能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对自己严格，对同志宽大，但是他们有坚定的严格的原则立场，光明、正直而严肃的态度，不能在原则上有任何让步，不能容许别人对党的利益有任何损害，也不能容许别人对自己的无礼侮辱，尤其鄙视别人对自己无原则的过度的奉承、阿谀和谄媚。他们反对自己兄弟中一切无原则斗争，同时不使自己被牵扯到无原则的斗争中去，不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非正式的、在自己背后的批评所牵动与刺激，而丧失自己原则的立场，冷静的思考与镇定的态度。这一些代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我们每一个党员所应该反映、发扬与学习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生，就是这种思想意识最高的、模范的具体代表者。这一些是现今社会中人类的正气，共产党就是表示人类正气的。我们要发扬与提高这种正气去克服一切的邪气。 第五、在我们党内及各种组织中，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讲）。在某些个别同志中还存在着“小气”，计较小事，不识大体等毛病。他们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气魄与远大眼光，看不到大的方面，而对于他们鼻子下面的小事物却是津津有味。他们对于党内与革命中的人问题、大事变不大感觉兴趣，而常常计较那一针一线、一言一语的小事，为了这些小事，他们可以郑重其事的和别人争论不休，伤感备至。也容易被别人的小恩小惠所笼络。他们具有农村社会中小生产者那种狭窄性的特点。另外还有个别的人似乎就是一些不清楚不确定的人物。对于他可以这样也是，那样也是，双方讨好，到处逢迎。他可以对他心恨的人面子上敷衍得很好。他可以当你的面说你好，背地里又说你坏，可以在这个人面前说某人好，在那个人面前又说某人坏。“看人看势说话”，“顺风转舵”，偏向有势力的方面，毫无原则，是他的特点。有时候他简直如蝙蝠一样，看那一方面胜利，他就投到那一方面。这种“非驴非马”，“两面三刀”的人，在我们队伍中并不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人表示他们有小商人的特性。此外，还有个别的人受不起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引诱，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金钱美色，他们就动摇起来，以至因此可以犯罪直至叛变党与革命。 此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等，也常反映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识中来，我们不必再往下面列举了。总而言之，在我们党内除开代表着伟大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而外，还在一些同志中或多或少的反映着社会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至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意识有的时候潜伏着，只在一些个别的日常小的问题上暴露出来，有的时候就发展起来，系统的暴露在党内各种原则问题上，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和党内斗争中。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也可能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如在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的时代，这种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暂时的支配着党的主要领导部分或重要领导部分。但在平常的时候，它又被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压服着。这样就表现为党内的思想意识的斗争。对于某些党员个人来说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潜伏着，被克服着，但在另外的时候又可能发展起来，以至支配着他的行动，这样也就表现为个人的两种不同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我们自觉的要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及我们对于个人发展与阶级的、民族的和人类的解放利益之正确关系的了解与反映，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四 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 同志们！共产党是代表着现今人类社会中最光明的最进步的一方面。是人类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寄托与发育之所。世界上最觉悟、最进步、最健全、最有道德与正义感的人士，集中在共产党中，而坚持不屈的与一切黑暗势力博斗着，为人类社会的光明与最后解放而奋斗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最好支部之一。有强固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同时继承着中华民族历代进步思想家、事业家的优良传统。它是代表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光明的一方面，在它的组织内集中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男女。它与中国社会中旧的黑暗势力和传统作过了长期的斗争，有着长期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锻炼。这一切，是我们共产党人足以自豪的。而且我们完全自信并有一切的根据说：我们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与最后的成功。然而，即使如此，在我们的组织中还不是尽善尽美的，还不是没有缺点与错误的，在我们的队伍中，还不是没有不健全的人以至坏蛋的，这些不健全的人和坏蛋，也还不是不能干出一些乌七八糟的坏事来；这就是说，在我们光明的党内，也还有它黑暗的东西，黑暗的一面。这就是我在前项中所列举的那些东西。 同志们！家里既已招来了丑女婿，或者娶来了丑媳妇，总不好完全不让他们见客的。我们对于这些黑暗东西本想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态度，但这是不可能的。广大的人民经常与我们党接触联系，同情我们的人要来参观，广大仰慕我们的人士及青年男女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或加入我们党。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除开看到了我们一切进步的、光明的、美丽的东西和“家人”之外，就还碰到了我们的丑女婿或丑媳妇，在稠人广众之中说了些丑话，演了些丑态，如是就引起了一些客人及新党员的疑问和奇怪。他们这样问：共产党不是最公平的吗？共产党人不是最优秀的男女吗？为什么在共产党内还有这种丑人坏事呢？这难道不奇怪吗？有一些青年同志，当他们未入党前，他们对现社会有极大的不满，觉得一切都不是出路，只有共产党最光明。他想了，他入党以后一定一切都会满意，都会有办法的。但当他们入党以后，他们开始感到了党内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缺点及黑暗的东西，而且实际上也并不能使他们一切都满意（因为他们所满意的事，有多少是不合于党与革命的利益的），他们今天实际上感到的与他们原来的理想并不完全相合。如是他们开始怀疑，觉得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内也有这些事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在没有来延安及进抗大以前，以为延安及抗大是合于他们理想的那样好，及至到延安进了抗大以后，也不能处处都使他们满意，于是他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延安与抗大也有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呢？”某些人因为对于这些问题不能解答，以至在悲观失望着。 对于这些问题，除开引起我们的警惕，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严重注意——要好好对待与带领我们的新党员及一切倾向我们的人，不能给他们以坏的影响而外，还少不了要向我们党内党外的同志们解释一番。 为什么在我们光明的党的组织内还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呢？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党不是空想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党，而是现实的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党。我们的党员虽是…般比较最优秀的中国男女，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但他们都来自中国社会的各部分，而且现今还生活在社会中。但今天中国这个社会是充满了剥削者的影响——自私白利，阴谋诡计、官僚主义等各种恶浊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最好的党员不易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但还有某些党员多少带来一些或者反映一些社会中的恶浊东西到我们党内来，这有什么奇怪呢？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而且经常要在污泥中去混，他的身上带有污泥，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完全不奇怪！是一定有的。共产党内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恶浊的东西，倒是奇怪。为什么在这样恶浊的社会中能够产生毫无恶浊东西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可以说：只要社会中还有这些恶浊东西，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阶级的影响，那末，在共产党内一定也多少还会存在有这些恶浊东西。因此，共产党就有革命的任务，党员就有修养和锻炼的必要。因此，我们除开进行社会斗争，反对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势力和东西以外，还必须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党内某些动摇不坚定的分子反映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到党内来。这就形成为我们党内矛盾与党内斗争的根源。我们也就在党内党外各种斗争中，去改造社会，去逐渐清除社会中各种黑暗的落后的东西，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党与党员，解决党内的矛盾，使我们的党与党员达到健康与坚固的地步。 斯大林同志说：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底矛盾是在下列两种情形中产生出来的。 第一，是在阶级斗争环境中，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散布其影响，无产阶级中那部分最不坚决的阶层（也就是指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常受此影响而向其投降。绝不能以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孤立而逍遥于社会以外的东西。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有千索万绪将它和社会上许多不同的阶层来联系着。而党又是无产阶级底一部分。因此之故，党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脱离它和资产阶级社会许多不同的阶层间的联系而不受其影响。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思想之影响往往深入于无产阶级及共政党中。资产阶级的意识、道德、习惯和情绪，往往经过那部分与资产阶级社会这样或那样联系着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深入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是因为工人阶级成份之复杂，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阶层。…… 第一个阶层，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及经常干部，这就是“血统的”无产阶级群众而早与资产阶级破坏了一切联系了的。这一个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之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这就是，不久从非无产阶级中出身，由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及知识分子中出身的。这种阶层，仅在不久以前才跑入无产阶级队伍，而将自己的习惯、嗜好、动摇都带到工人阶级里面来。这一个阶层是一切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和“超左派”之最便当的基础。 第三个阶层，这就是工人贵族，无产阶级之上层分子，是无产阶级中生活上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总是希望和资产阶级妥协，其主要心理便是巴结世界上的权贵人物而“白谋其位”。这个阶层正是一切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最适当的基础。”（《斯大林选集》二卷二二四——二二五页）。 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光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各种错误缺点及恶浊东西的根源。这就是党内还存在着各种矛盾的根据。 五 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及党内斗争 由于剥削阶级的影响，由于工人阶级成份的复杂，还由于今天我们党内成份的复杂，所以就产生我们党内各个党员间思想意识的差别，观点、习惯、嗜好和情绪的差别，产生各个党员间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而且也产生各个党员间对于事物、对于革命中的各种问题之不同的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某些人，是从事物之静止的、孤立的状态上去看事物；而另外一些人，就从事物之发展的联结的状态上去看事物。某些人，只看见或夸大事物之这一方面；而另外一些人，就只看见或夸大事物之那一方面。总之，他们都不是符合客观事物之发展与联结的规律去全面的看问题。而是片面的主观的去看问题。——因此，就产生各个党员间不同的活动方法，就引起党内许多分歧的意见，不同的主张与争论等，就引起党内的斗争。特别在革命的转变关头，在革命斗争每一次加紧与困难增加的情况之下，在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之下，这种分歧与争论也就必然要更加激烈起来。 所以问题的中心，不在于党内有无不同的思想意识，有无意见上的分歧，这是一定有的，问题的中心，是在于如何解决党内的矛盾，如何跑出这种分歧，如何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的葬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当然，这只有党内斗争，才能解决这种矛盾，征服这种分歧和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任何时候，没有谁可以把矛盾长期掩蔽起来，矛盾须由斗争来解决。” 对于我们党内各种错误与缺点及不好的东西，在党内党外有几种不同的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和几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人，他们不看见或者不愿看见党内这些缺点、错误及不好的东西，而盲目的乐观着，自以为我们党内什么都好，因此，也就松懈他们的警觉性，放松他们对于这些缺点、错误及一切不好东西的斗争。第二种人，就只看见或差不多只看见这些缺点、错误及不好的东西，而看不见党的光明，以为党内什么都不好，因此，而悲观失望，丧失他们对于党的前途。或者在看见这些东西之后，大惊小怪，以为这样“了不起”，而使自己慌乱起来。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酌、片面的。至于我们的看法，与前两种人都不同。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的党是中国最前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另一方面，又清楚看到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各种大小不一的缺点与错误及不好的东西；同时我们还清楚了解这些东西的来源及纠正与逐渐肃清它们的方法，而加强自己的努力与工作，进行必要的斗争，推动我们的党和革命前进。 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与看法不同，对于我们党内这些不好的东西，也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这就是高兴我们党内有这些缺点、错误和不好的东西，幸灾乐祸，并想一切方法利用与扩大（有时是采取反对某种错误拥护党的路线之形式，而把错误弄到另一方面去）这些错误、缺点及不好的东西来达到破坏我们党的目的。这是党外敌对我们党的人们及党内暗藏的奸细与托派分子所采取的。 第二种态度，这就是同情、接受并学习党内的某些错误的思想及坏的样子，以满足他私人的某些企图与欲望。他认为党内某些缺点、错误的存在对于他是有利的，因此，他也自觉与不自觉的助长某些缺点、错误的发展而加以利用。这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及品质极不好的党员所采取的。 第三种态度，这就是自由放任党内这些错误、缺点及各种坏的现象不管，而任其自流的发展，他得过且过，而不愿和这些东西进行斗争。或者他惧怕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对党有害无益的，或者是麻木不仁的不愿看见这些现象，或者是对这些现象敷衍了事，采取调和的折中的态度。这是对党责任心薄弱的党员，及有浓厚自由主义思想与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员所采取的。 第四种态度，这就是对党内这些错误、缺点及某些思想不很正确的人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随便的宣告和他们绝交，企图一下子就把他们从党内肃清，驱逐他们出党。但如果一下不能把他们肃清，或者还碰了钉子的时候，就表示没有了办法，悲观失望，伤感起来。或者“洁身自好”，不管他们，或者自己远远的离开了党。这种绝对的态度，还表现在对于党内斗争与自我批评的机械的了解，他们以为在党内同志中斗争得愈凶就愈好，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什么小缺点也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的斗争手段来惩罚同志。他们不按客观需要及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来适当的具体的进行党内斗争，而机械的、主观的、极其横暴的、不顾一切的来“斗争”。他们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而且斗争得愈多愈凶就愈好，以至发展到故意在党内搜索“斗争的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并使党的工作的推进，依靠在这种机械的所谓“斗争”上面。这是不了解党内矛盾的根源的党员，缺少办法对付党内分歧的党员和机械了解党内斗争的党员所采取的。 第五种态度，这就是我们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和上述四种态度相反，（一）我们首先认识与辨别党内各种现象，各种思想、意识，各种分歧的意见与主张，那些是正确的，对党与革命的长远利益是有益的？而那些又是不正确的，对党与革命的长远利益是有害的？或者在争论的两方面都是不对的，对的应该是第三种意见与主张。经过冷静的辨识与思考之后，决定自己明确的态度，而站在正确的方面。不盲从，不崇拜任何偶象。（二）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赞助一切正确的主张与意见，不学一切坏样子，不受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三）不采取自由主义，而与党内各种原则错误的思想和主张、与党内一切坏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去不断克服这些错误与现象，不敷衍、不放任这些错误与现象的发展，使之损害党的利益，也不畏惧这种党内斗争。（四）但是不抱机械的绝对的态度，在原则上的不调和与明确性和斗争方法方式上的灵活性与忍耐说服的精神联合起来，在长期斗争中去教育、批评、锻炼与改造那些有错误思想、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是具体的、适当的去进行党内在各个时期各种原则问题上所必要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主观的、机械的、神经病似的在党内乱斗一阵，也不是有斗争的嗜好。（五）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对于党内某些已经不可救药的分子，给以组织上的制裁直至驱逐出党，这样来达到党的健康与巩固。这是党内一切好的前进的党员所采取的态度。在上述五种态度中，只有这第五种态度是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态度。 上述第一、第二种态度之不对，是很明白的。我们的敌人要利用每一个我们的缺点与错误来进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我们除经常提高警觉性之外，应该在党内每一次缺点与错误发生之时，尽可能减少给敌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机会。这是每一个爱护我们党的同志所应有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顾及这一点，如果他只图当时斗争的胜利，一时的痛快，甚至不拒绝坏分子的援助，而与坏分子结合，或者还假借党外的某种力量与援助来达到党内斗争的某种目的，那么，他就在政治上、党的纪律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们的党员，在党内应该反映正确的思想，学习好的模范，而不正确的思想和坏的样子就不应该学习，而且应该反对。但是在党内竟还有某些同志除反映正确的思想、学习好的模范而外，多少还要反映些不正确的思想与学些坏样子。对于某些同志来说，似乎是学坏容易而学好难，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这些同志当党内有某种错误发生时，常是有意无意的要助长扩大这些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则常常站在错误的一方面，或者由于某种立场而站在优势的一方面。对于这些同志如果不给以严重的刺激和锻炼，是很难有进步的。 至于第三种对党内各种错误缺点及坏的现象抱自由主义、官僚主义态度的同志，当然也是极错误的，是完全非布尔塞维克的态度。我想，这对于你们马列学院的学生是很明白的。因为在你们学过的“党的建设”内有整个一章论到党内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的必要，列宁、斯大林在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很深刻，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论政党”一书第四章第五章讲得很多，你们可以去参考，所以我在这里用不着多讲。现在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在我们党内抱这利，态度的同志的确还是不少，真正负责的、正式的、诚恳的进行自我批评，揭发党内各种错误与缺点及一切坏的现象，而加以改正与清除，常常是表现得不够，特别由下而上的这种自我批评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大大加以发扬。然而，在党内那种不负责任的、非正式的、怯懦的、对于这个人或那个人、对于这件事或那件事的批评与不满，背地里的议论与闲话，却是不少；这是党内自由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这是表示某些同志在政治上的发展、革命斗争中的勇气还不够，党内民主的正确发扬还不够。某些同志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别人，怕引起别人的抱怨和对于自己的反批评，而宁愿放任各种错误、缺点在党内存在，采取“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了事的态度，然而却又在背地里去议论人家，这对于党是无益有害的。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与议论，可以引起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不团结的现象，可以给党内暗藏的奸细分子、坏分子以机会来进行破坏党的活动。而党内的错误与缺点也绝不会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而得到改正。所以，在六中全会通过的党规上就禁止这种不负责的批评与议论，而提倡党内负责的、正式的、对党有益的自我批评。 党内既有各种缺点和错误存在，既有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存在，而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之每一种都可以在某种时期发展成为党内某种倾向，产生党内某些原则上的分歧，影响到党的行动之一致。这种情形，如果不正确的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经常揭发与纠正各种错误和缺点，不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不进行党内斗争来征服党内的分歧，而采取折中的态度与“中间”路线，而得过且过，敷衍了事，那么，“就不能正确的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斯大林）“我们就不能前进，就不能发展”；“我们就不复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一定陷于灭亡”。（列宁）“在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便是闭塞头脑的‘路线’，抹煞分歧的‘路线’，党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线’，党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线’。‘中间’路线底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这是萎缩而日趋于腐化的政党底政策。这一个政策不能不使党变成空洞的官僚主义的机关，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脱离工人群众。这个道路决不是我们的道路。”（《斯大林选集》二卷二一九页） 所以，“以斗争来征服党内曲分歧，乃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我们的党是在征服党内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选集》二卷二二二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是不对的，而必须发展自我批评，进行党内斗争，来反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征服党内的分歧，才能使党巩固发展和前进。 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还表现在另外一种现象上。就是当着党内某种争论已经发生的时候，许多同志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整天整月的进行空洞的争辩，或者任意的放纵起来，咒骂党内一切，并且在这种争辩中使党内的团结松懈，使我们的干部解体，使党的纪律削弱，使领导变为无能，使党的威信破坏，把我们战斗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机关变为争辩的俱乐部。这种现象在过去我们党的某些组织中是不只一次发生过的。这也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这并不是自我批评，而是丑事”，“而是污蔑工人阶级。”这是异己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所谓“自我批评”。这与我们所主张的自我批评毫无相同之点，我们的自我批评之所以需要，不是为的破坏党的威信，破坏党的纪律，减弱党的领导，而是为的提高党的威信，巩固党的纪律，加强党的领导。 至于第四种抱着绝对态度的同志，也是不对的。 这种态度，是上述第三种自由主义态度之反面。因为他们不了解党内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绝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党内的同志在各种不同的时候，都可能多少不一的反映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只有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的纯洁坚定，那样正确、敏感而深刻的去认识事物，才可以完全不受这些思想意识的影响。所以孙中山先生称列宁为“革命的圣人”，也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要在工作中犯一些错误，也是每个同志不能死的。如果说，所有多少反映社会上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同志，所有犯错误的同志、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坏份子，都不要，都不能容纳，都绝对的拒绝他们，或者肃清他们，那末，我们的党就不能建设。这样拒绝肃清的极端结果，可能使这种抱绝对态度的同志自己，也不能不从党内肃清出去。因为他也不是“革命的圣人”。他也不能不犯错误。如过去某些在“肃反”中犯错误的同志，就抱有这种绝对的态度。抱这种态度的同志，特别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路程中极大的艰苦工作，是要把人类改造成为大公无私的共产社会的公民。如果他们了解这一点的话，了解带有各种弱点的人类都要使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教育、改造成为高等文明的共产主义者，那末，今天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教育与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带有多少旧社会思想残余的党员呢？自然改造与教育这些党员，需要长时期的、耐烦的教育与锻炼工作，是很艰苦的工作。但是，如果这点小的艰苦工作都不愿做，都畏难，那又还说甚么改造世界与人类呢？！改造世界与人类的空前艰巨的工作，我们都下决心做，都不畏难，那末，现今世界上还有什么艰苦工作可以使我们畏难的呢？！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的党员，是大无畏的，是不怕一切艰难与困苦的，同时了解世界事物的进程是曲折的。所以，那些抱绝对态度的同志是还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他畏艰，想走直路，想一下就肃清一切不痛快的东西，一下就跳到他理想的世界去，那末，他要碰壁，是一定的。但及至他在壁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他就悲观失望，丧失他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与信心，这就暴露了他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本质。可惜多少抱这种态度的同志在我们党内还是不少！ 党内斗争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及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这时候“只有为了拥护这个或那个原则而实行斗争，为了确立这个或那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了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此目标的斗争方法而斗争”，（《斯大林选集》二卷，二一九页）才能征服这种分歧，解决这种矛盾，任何妥协都无济于事，党内斗争就是必要的，而并不是由于我们嗜好斗争，欢喜争辩。这就是说，当着问题已经发展到原则的高度，非用斗争来解决不可的时候，我们应毫不躲避的进行党内斗争，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说我们在一切时事政治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所有一切不同的意见，均非小题大作、绝不妥协、板着面孔来进行党内斗争不可。斯大林同志说：“在时事政治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是可以而且应该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作一切妥协的。”（同上） 当着党内发生机会主义思想，存在原则上的分歧，那我们必须进行反对各种错误原则与机会主义的斗争，来加以克服；而不是说在党内并无原则上的分歧与机会主义发生之时，主观的硬要扩大同志间在某些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之不同的意见，并把这当作“原则分歧”，硬要“搜捕”某些同志当作“机会主义者”，来作为党内斗争之射击的“草人”；并且以为党的工作，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胜利，就靠对于这种“草人”的射击之火力的强度，而得灵验如神的开展。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真正要郑重其事的进行党内斗争，而是对党开着玩笑，把带着极严重性质的党内斗争当作儿戏来进行。 对于党内某些犯了原则错误与机会主义思想的同志，当着他不听说服，不顾党的批评，而坚持错误，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抵抗党的方针，或者采取两面派态度的时候，应该给以刺激，公开批评，以至给以组织上的打击和处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并不坚持错误，经过讨论说服之后，愿意改正错误，放弃他原来的观点，或者正在冷静考虑他的错误，而与其他同志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之时，并不是也要给以打击与处分。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并不以面孔板得愈凶就愈好，也不以处分同志愈多就愈好，而以真能教育党，教育犯错误的同志，纠正错误，巩固党，为自己的最高目的。如果在和平的讨论、说服与批评的方式之下，能够达到这些目的，而不需要板着面孔争得面红耳赤，而不需要处分同志与打击同志，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的。然而，我们在以前某种时期内，常常很难听到党内的一种公开的公论，说这种并没有原则分歧的党内和平与党内团结是很好的，必要的。照某些似乎疯癫的人来说，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而必须“平地风波”的来制造党内斗争，才能算得“布尔塞维克”。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布尔塞维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药的人和以“布尔塞维克”来投机的人才这样。 同志们！这就是说，为什么上述四种态度都是不对的缘故。这就是说，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党内各种错误缺点和坏的现象的答解。本来，我们就是在反对党内党外各种黑暗东西的斗争中来改造世界与人类，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党和我们自己。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党是在党外阶级斗争中——在广大群众革命斗争中来锻炼、发展与巩固自己，同时，党又在党内斗争中达到自己的巩固与统一，而更有计划的、正确的、有力的去领导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所以，对于党内各种错误、缺点及坏的现象，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企图抹煞党内原则的分歧，躲避党内斗争，掩蔽党内矛盾，敷衍了事，是根本上不对的。是对敌人有利的，因为它与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相反，与我们在斗争中改造世界与人类的基本观点相反。所以使党内斗争脱离党外的阶级斗争——脱离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而变为空洞的清谈，也是不对的，因为，离开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就不能锻炼、发展与巩固党。但是，如果把事情弄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于一切有错误、缺点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抱着绝对的态度，机械的去进行党内斗争，主观的去制造党内斗争，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也要毁损党，给敌人以乘机攻击我党的机会。这也是完全违背党的发展之规律的。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忠实的同志，不是一开始就和他们决绝，而应该抱着爱护与同情的态度去说服、教育与锻炼他们，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不公开打击他们驱逐他们。当然，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来损害党的利益，我们也必须预防投机分子、奸细，托派分子、两面派分子，利用一切机会来损害党的利益。 虽然，在我们的党内今天还存在着某些错误与缺点，还有某些个别的部分的坏的现象，但是，我们完全相信，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中，是能够而且一定要肃清这一切东西的。中国共产党以往十余年来斗争的历史及它在各方面的伟大的进步，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都使我们对于这一点完全的深信无疑。 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同志，不独是应有党外斗争的锻炼与修养，而且应有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锻炼与修养。但是，这一点在我们不少的同志中，还没有真正深刻的体会到，还缺乏这一方面的锻炼与修养。这表现在党内许多无原则的斗争中，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即我们有些同志特别在部队中工作较久的某些同志，当他们与党外反革命斗争时，不论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艰难困苦，受打击、委屈与冤枉，他们是绝不动摇、抱怨与伤心的。但是，当他们在党内斗争中，他们就丝毫也受不起批评、打击、委屈与冤枉，甚至连一句话也受不起。或者他多疑，以为别人的某些话是暗示着他的，为了这些话，他可以抱怨、伤心至于极点。同志们！这种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的。 一方面，我们应该说，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坚决的和反革命斗争，他把自己的党当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是应该受到各种鼓励、安慰与爱抚的，而不应该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曲。他们的这种希望，也是应该有的。然而，有一点他们没有估计到或者估计不足，这就是我们党内还有各种错误、缺点，还有党内斗争，每一个同志也必须经过这种斗争，在党内斗争中受到各种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批评、打击，以至委屈和冤枉，是不可免的，每一个党员都是要经过的，这并不是党的无情，而是党在阶级斗争中不能避免的现象。但是，这些同志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一遇到这种现象，就觉得奇怪，就出乎意外的难过与伤心。 在这里，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的同志要注意和其他的同志团结，要用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待同志，不要随便的用言语去伤害其他的同志，不要挖苦刻薄，尤其不要在别人的背后不负责任的去批评同志，除开十分顽固、坚持错误、在党内作各种坏事的人以外，对一般同志的错误，应该清楚的、诚意的站在帮助与爱护同志的立场，当面的劝告与批评。这：是我们尤其是比较负责的同志应该注意的。应该记着中国一句古话：“利刀割体创犹合，恶语伤人恨不消。”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同志自己就应该经常有党内斗争的准备，应该受得起打击、批评、以至冤枉、误会。尤其不要为别人一些不负责任的、甚至不正确的批评与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除开同志间组织上正式的互相批评以外，只要自己的思想行为正大，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与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与解释一下，如果解释不了，只好让别人去说。也应该记着中国两句古话；“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任从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人是没有的。我们一方面应受得起误会，不牵入无原则的斗争，另一方面自己应经常警惕，检点自己的思想行动。 这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要用言语随便去伤害别的同志，但当别人用言语来伤害自己的时候，应该受得起。 党内无原则的纠纷，我们是在根本上反对的。党也是在根本上禁止的。因为它“无原则”，对党有害无益。因为它“无原则”，所以没有多大“是、非、善、恶”可分，所以我们不要在无原则斗争中去评判谁是谁非，去计较谁好谁歹，这是弄不清楚的。我们只有在根本上反对与禁止这种斗争，要求进行这种斗争的同志，无条件的停止这种斗争，回到原则问题上来。这是我们对无原则纠纷所采取的方针。但是，不管党的禁止和我们的反对，党内某些无原则纠纷仍然要发生或者在某些原则斗争中夹杂着许多无原则的问题，又怎样呢？或者这些无原则的纠纷特别要来光顾我，把我牵扯在内，又怎样办呢？那末，我们还只有着重原则问题而不要去着重无原则问题，还只有根据上述的方针严正对待这些无原则纠纷，始终站稳自己的原则立场，不被牵扯到无原则纠纷中去。不要人家来一个“不对”，我也还他一个“不对”。我应该始终站在“对”的方面，去反对人家的“不对”。这件事对于我们某些同志来说，是很不容易作到的。所以，也必须有锻炼和修养。 总而言之，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要我们在基本上锻炼成为一个忠诚而纯洁的前进的模范党员和干部。我们要：（一）从马列主义的学习与革命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与阶级的坚定立场；（二）根据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坚定的党的立场，去检查自己一切的思想行动，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同时，以此去观察问题，观察其他同志；（三）经常采用适当的方式与态度和党内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斗争，特别是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各种思想；（四）在思想、言论、行动土严格的约束自己，主要是对于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有严格的立场与原则来约束；除此以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与态度等）地方也注意到；但对其他同志的约束，除开原则问题与重大的政治问题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地方去“吹毛求疵”。 同志们！党员基本的思想、意识的修养，简单讲来，就是这样。 六 在政治上展开我们的思想 但是，同志们！仅仅只是这些，仅仅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思想上锻炼和修养的重心放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路线上来。因为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最完全最具体的表现在无产阶级对于当时政治斗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之上，表现在对于当时政治斗争所采取的方针和路线之上。我们的思想意识，不是抽象的与不可捉摸的，而是具体的表现在我们对于各种事物、各种问题的观察和言论、行动与计划、方针等等之上，而特别具体的表现在我们对于当时政治斗争中各种基本的重大的问题之观察和言论行动之上，所以我们看到各人对于当时政治斗争中各种基本的重大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看到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观察，对于这些问题的言论、行动与计划、方针等等，我们就可以知道：各人的思想在当时主要的是代表何种阶级的观点、嗜好、情绪和希望及利益与要求。所以决定我们是否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或者还是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仅仅由我们主观的愿望来决定，而主要的是由我们对于当时政治斗争中各种基本的重大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与态度及言论、行动、计划、方针等等，是否真能代表无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中的希望与利益和要求来决定。不能说：仅仅我们主观上愿意代表无产阶级，愿意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而我们在客观上就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成为真实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还完全不够。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自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空想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俄国民粹派主观的社会主义，以及最近欧、美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俄国少数派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以至中国的叶青之流等等，他们都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任，或者还以“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自任；然而，在客观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及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法西斯侵略者的走狗与奸细，而不管这些人的主观愿望是怎样。至今真正能够代表无产阶级解放长远的利益与要求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只有各国真正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者，各国的共产党人。因为各国的共产党人，真正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者，他们不只是“自称”与“口讲”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他们在无产阶级的长年的反对国际资产阶级与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时期中，对各种基本的重大的政治问题采取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与态度，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观察这些问题，去规定无产阶级行动的方针、路线和计划，并且动员与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及劳动群众，去进行战斗，获得了伟大的革命的胜利。客观的无产阶级的长年的革命斗争，证明布尔塞维克主义者并且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利益的最好代表者，而其他一切“自称”与“口讲”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都是代表着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只是代表工人阶级中一部分已经投降了资产阶级的工人贵族之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观察一个政党或某些人们是否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否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只是要看他们的宣言、决议和言论，而主要的是要看他们的政治行为，看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与态度，所给予在斗争中的各阶级的影响如何来决定。 所以我们在思想上的锻炼和修养，必须首先着重的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进行斗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与经济情况，从历史上去研究社会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与力量对比及其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政治方针，政治任务和斗争方式等，并从历史上去研究各个政党在斗争中的演变，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无产阶级政党中的各种派别，和这些派别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对各种基本的重大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态度与方针、计划等等。以及许多这些派别又如何背叛无产阶级？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预测将来政局演变的趋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正确的政治战略战术去进行斗争，怎样并且从那里去开始与进行自己的工作，以便把革命和无产阶级推向前进。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积极的参加到当时的政治生活与政治斗争中去，经常研究时局的变化，揭破各种政治思潮在当时的反动性与错误，宣传自己的政治方针与要求，动员群众为切近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而进行战斗，在实践中去考验我们的政治路线。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在斗争中去研究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习惯、情绪和要求，以及群众的觉悟程度、政治经验等，以便采用适当的方式、口号和要求去团结与动员群众到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去，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与要求。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在斗争中向群众学习，仔细倾听群众中的意见与呼声，丝毫不要减弱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虚心的研究群众在斗争中各种新的创造与新的经验，吸取其中之好的东西，加以整理，给以理论上的根据，使之一般化，以便补足我们的经验与知识，充实和发展我们的理论与思想。总而言之，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积极的、勇敢的去参加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要注意研究各种政治问题，提高自己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使自己的思想在政治上展开，以及于其他各部分，并使自己的思想随着客观政局的演进，各种新事物的产生，不断的求得发展、进步与深入，并且要在惰势若有变化时，能够勇敢的、不怕负责的、独立的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改变自己的工作方针、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不怕负责的抛弃在斗争中已经过时的、陈腐的、旧的口号与旧的决议，而用新的口号与新的决议去代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仅使自己锻炼和修养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使自己锻炼和修养成为一个勇敢的前进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与革命家。 在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有各种不同的人材。共产党员需要分布到各种不同的工作部门担负各种不同的工作。但是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只是各个部门中一个简单的工作者，而应该同时又是一个自觉的政治战士——在政治上是有兴趣的、开展的、勇敢的、前进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战士。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从政治上来了解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工作在整个革命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把自己的工作和组织任务提高到政治任务的水平，服从于当时的政治任务。才能够使自己的工作作得更好，并推进其他工作者与其他部门的工作。在这里，我特别指出：党在军事部门的工作，也服从于党的政治任务，同时党的军事工作也推动党的其他部门的工作的开展。军事工作虽然目前是党的中心工作，但不能使党的政治任务去服从军事工作。 一切工作，一切斗争和一切努力，都服从于无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斗争（国际范围内的与一国范围内的）中所提出的政治任务。党内斗争也服从于党的政治任务，所以我们要集中注意力，集中火力，去反对当时妨害党与无产阶级实现政治任务的各种思想和行动，去反对当时的主要危险。所以我们不是在各个时期把党内各种错误缺点平列看待，平均的、不分先后与轻重的、没有中心的、琐碎的去进行党内斗争。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不应该对于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在精神上萎靡不振。这样的人，虽然他可以避免在政治上去冒犯某种可能的严重错误，但这绝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好的共产党员，一方面他在基本上必须是忠诚纯洁的、坚决反对人民公敌，克己奉公的、埋头苦干的、遵守纪律的、有很好共产主义道德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同时他必须又是积极勇敢的、前进战斗的、在政治上开展的、在各种变化复杂环境下行动机警不致迷失自己方向的、有创造活动和有能力影响于现实发展之规律性的无产阶级的先锋。只有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品质兼优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队伍中杰出的人物。 我们不能想象：某些党员如果在政治上采取了错误的路线，他在组织路线上、思想斗争上可以不犯错误，可以正确的提出组织任务，正确的进行思想斗争，正确的决定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等。这是不可能的。政治路线错了，根据于这一政治路线所提出的组织任务，斗争方式，干部政策，对待同志的关系和态度等，必然是不会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注意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尤其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我们的党员必须坚决站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进行斗争，参加各种革命的实践，才能在思想意识上锻炼自己，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如果在某些党员的思想意识中浸透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至剥削阶级的思想，他们在政治上、原则上可以完全不犯错误，可以透彻的看到真理，拥护真理。这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基本上就不是或者不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从无产阶级解放的长远利益出发，去提出政治任务与组织任务，去决定斗争的目标，斗争的方式等，那么，他们要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修养，必须确定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虽然在政治上、组织上犯错误还有认识论上的根源），然后，我们才能自觉的、坚定的、毫无保留的站在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上进行斗争，去反对人民公敌，并在斗争中去发扬与充实党的这一正确路线。只有这样的党员，他才不仅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且他能在党的斗争中，不断的正确地去发展自己，成为党内活跃的、积极的因素与新鲜的血液，推动我们的党前进。 同志们！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我就讲到这里为止。关于党员在党的组织及纪律方面的修养，下次再讲。 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同志们！除开前面讲过的外，现在来讲：党员在党的组织和纪律方面的自我修养。题目或者可以叫做“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这，我也是就中国党内某些现象来说的。 一、党内团结的重要性 首先来讲一讲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来巩固我们党内的团结？因为在今天来说，我们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已经是比什么都还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党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关键与决定因素。每一个忠实的党员，必须严重的来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的党是担负了人类史上最伟大而艰难的改造世界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摧毁站在社会进化面前的敌人。但我们的敌人是强有力的，是组织得很好的，有全副武装的，而且有旧社会一切制度、思想，文化、习惯等等力量支持他们。要战胜这样的敌人，无产阶级自己必须有强大而坚固的统一的组织，必须有严格的铁的纪律，否则便不能战胜它的敌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与广大民众的革命的战斗的司令部和参谋部，它不独是要有“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造成的思想统一”，而且要有“由组织之物质的统一”（列宁）来巩固这种思想的统：——只有党的坚固的团结和统一，才能组织和率领本阶级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之大军去进行严重的战斗与获得胜利。这是一般的说来，党在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对于无产阶级争取胜利的决定的意义。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上说过很多，你们在“党的建设”上也学过很多。所以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之铁的纪律的必要性，我不在这里多讲。 但是就今天中国党所处的特殊情况来说，那末我们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胜利，就更具有特别重要与决定的意义。这是因为： 第一、目前中国正处在对日抗战的严重的时期，这一抗战的胜利与失败，要暂时的决定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民族的命运。而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条件，是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各党各派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但要巩固与扩大国内人民的团结和国共合作，必须首先巩固共产党自己的团结统一。共产党自己的团结统一，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推动者和坚持者，是抗战中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我们不能想象，在共产党分裂、不能团结与涣散的条件下，能够继续、坚持与扩大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坚持抗战到彻底胜利。如果共产党自己还不能团结，那我们来说全国人民与各党派的团结，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巩固共产党的团结（其他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团结一样要巩固），固然首先是全体共产党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是全国抗日人民的责任，在目前破坏共产党内部团结及国内团结的任何行动，都是自觉与不自觉的最大的帮助了日寇。 第二、目前日寇、汉奸、托派及妥协投降分子与反共分子，正集中全力来破坏共产党，首先就利用共产党中一切弱点来破坏共产党内部的团结统一。他们一方面从共产党外部来反对与破坏共产党，另一方面更毒辣的暗中派人到共产党内部来，利用一切的机会来进行阴谋挑拨，使共产党内部发生不必要的斗争，互不信任，使共产党分裂。因此，全体党员必须严加警惕，巩固党内的团结。 第三、目前党正处在与国内各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时期，党员在各地除开与下层劳动群众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联系外，还必须与上层社会的各色人物接触，甚至还必须派遣自己的党员去参加国家的、军事的、行政的工作，因此，旧社会的各种不良思想、习惯及物质的引诱，影响我们党员的机会就更多，因此，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及党的无产阶级的纯洁、与思想意识和行动的统一，也更加困难。而况在目前正有某些方面用了极大的力量，想了极多的办法，建立了庞大的机关，从各方面来引诱、贿买与动摇我们的党员。因此，我们的党员必须严加注意来巩固党的团结保持党的独立性与纯洁。 第四、目前在党内增加了大批的新党员与新干部，从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出身的党员在党内极多，个人无政府自由主义思想在党内之浓厚的存在，因此，在党的各个组织部门内经常有发生不团结的现象之可能。 第五、党在组织上工作中各种缺点与错误之存在，党员与干部彼此之间意见上的分歧和争论之不可避免，同时又由于全国是处在战争状态中，交通的不方便，党的工作在各地区被敌人与自然条件所分割，使党的中央及各地高级领导机关不能完全集中统一领导和负责人的分散等，使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更发生困难。 第六、党与革命正处在困难的时期，并有可能接近一个更困难的转变关头。在这种时期中党内个别的部分的动摇现象与不团结的现象更容易发生。 第七、共产党在全国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党员和干部在全国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与拥护。这种情形，一方面使投机分子更要来混入我们的党，另一方面也更容易助长我们党员和干部的疏忽、骄傲、风头主义及过高的估计自己等。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由于这些问题也可以影响到同志中的团结。 最后，第八，过去我们党内缺乏关于团结的经常教育，党内团结的传统也不很够。过去在党内思想斗争中某些原则上、方式上的错误与过火，某些同志对党内纪律与民主集中制的不正确了解和执行，以及无原则问题在个别党的组织中经常发生等，也可以影响到今后党内的团结。 虽然今天来说，我们的党是团结的。但由于上述党内党外的各种情况，继续保持我们党内的团结和统一，仍为我们全党同志特别是干部应当努力的严重任务。我们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个别组织中任何不团结的现象，都能给敌探汉奸反共分子利用，都能给党的工作以极大的损一头，甚至遭受悲惨的失败。特别是党的中央及全党对于中央的关系之正确与适当的建立，是团结全党的中心关键。如果在中央周围发生不团结的现象，那不只是对党而且对中国革命将要造成严重的罪恶的结果。过去在我们党内个别组织中及中央内部曾经有过多次这样的教训，今后，我们及全党同志决不能让其再重复。 党内团结，除开中央内部及全党对中央的团结之外，还有党的上下级组织的团结，新老党员及新老干部的团结，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内部的团结，党员同志间的互相团结及党所指挥的武装部队的团结等。我们全体党员，党的各级组织、机关和部队，应该在党的路线、党的立场上，在中央的领导下，亲密的团结起来，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那我们就能胜利地去克服困难，完成党在目前历史阶段中的一切任务。否则，不管你有如何高明的计划，如何正确的政治方针，而没有全党团结和统一的努力，亦将无法克服困难，完成党的任务。团结即是力量。团结战胜一切！这是我们党员今天最中心的口号。 有些人说：要全国的全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就不能要各党派各部分的团结和统一，就要解散及破坏各党派各部分的团结统一。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有意无意帮助敌寇汉奸与别有用意的。因为如果没有各党派、各部分、各部队、各地方在抗日救国立场上自己的团结统一，就决不能有全国全民族抗日建国的大团结和大统一。我们不能设想：在解散国共两党及各党派之后，会再没有人去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及各党派？我们更不能设想：在全国各党派、各部队、各地方分裂、破碎、涣散的情况之下，会有全国全民族的大团结与大统一。这种局面，只有敌寇汉奸需要，全国一切抗日人民是决不赞成的。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军队和地方政府，都应该巩固他们自己的团结，首先我们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巩固，决不容许有任何人来破坏。 怎样来巩固我们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呢？下列各项是党内团结的基本条件： 一、党内一致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党与无产阶级及革命群众的密切联系； 二、党员在工作中及对一切问题的处理有高度的原则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及关于个人问题的纠纷，反对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 三、正确执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党内一切规定，服从党的组织的决定，高度的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 四、同志中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及同志间的相互友爱与共生死共患难的团结精神， 五、同志间谦逊和气的态度与正确的适当的开展党内的自我批评， 六、经常与破坏党内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及两面派的行动，反对不负责任的批评及流言等。 只要我们全体党员和干部大家注意执行上述各项，就能保持与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并能监视暗藏在党内的敌探、汉奸、托派、反共分子等利用党内的弱点来破坏党内的团结。我们相信，只要全体干部与同志的大家努力和注意，巩固党内团结的严重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为在我们党内具备一切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这些条件是：（一）党已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二）党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三）党有大批的经验丰富的中心干部，（四）党的中央有高度的威信；（五）全党同志要求团结，反对党内的涣散与分裂；（六）最近还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与领导。 现在我只想根据我们党已有的经验来说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其他的问题我暂时不在这里说）。因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是保障党内团结和统一最必要的条件。 二、党员怎样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原则？ 党内民主集中制一般的理论和原则，你们是已经学过很多了，我不必再来讲。你们知道在民主集中制中有下列几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一）少数服从多数，（二）下级服从上级；（三）个人服从组织，（四）个别组织服从中央，党的一切领导集中中央。服从共产国际。这几条基本原则，全党同志不论党的领袖或普通党员，均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这是你们所已经知道的。 但是根据我们党许多年米组织生活的经验，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常常不能无条件的绝对的执行上述各项基本原则，常常一到实际问题上就有一些同志在种种形式和借口之下提出各式各样的条件，特别最近一、二年来这种现象似乎在无形中还有发展的趋势。为了保障党的团结，对于这种可虑的现象不能不公开指出。 有人提出些什么条件呢？ （甲）以政治上是否正确为条件。 即是说，有人认为多数表决的，或是上级的、组织上的、中央的决议与指令，在政治上他认为是正确的，他就服从，如果是不正确的，他就不服从。他以政治上是否正确作为服从多数，服从组织与上级的条件。他说：组织上的统一是以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为前提的。现在多数或上级与中央在政治上既已“不正确”了，组织上的统一之保持就“不可能”了，就“没有”服从的必要了。或者他说：只要我在政治上是“对的”，我就可以不必服从多数或上级与中央了，在组织上有些不对，自由行动，那仅仅是“次要问题”。列宁不曾经反对与脱离第二国际而建立第三国际吗？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照列宁那样作呢？ 同志们！这对不对呢？不对的！为什么？ 因为：第一、他说多数和上级与中央政治上都“不正确”，而他是“正确的”，只是“他认为”如此。到底谁是正确？谁又不正确呢？这在当时的争论中，没有经过长期群众革命斗争的考验和上级的指示，是很难确切决定的（至少对于他自己所以认为正确的东西来说）。如果此时就不服从多数上级与中央，那是极端错误的。过去党的任何一个叛徒，当他要叛变党的时候，没有一个不说他在政治上是“对的”，而党是“错了”。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是如此。其他一切叛徒都是如此。然而后来历史事实证明：政治上正确的不是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诸叛徒，而是我们党。 第二、退一步说，即使他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真的正确，而多数与上级真的错了，而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多数与上级，亦不对。因为：（一）如果他不服从多数与上级，就会要自由行动，形成小组织，与多数和上级对立，引起党在组织上的紊乱与分裂。这就是在组织上破坏党。这就是绝大的政治错误。即使他在其他某些政治问题上是对的，也绝不能抵偿他破坏组织的大错，（二）如果党员仅仅根据“认为”多数、组织与上级不对，就都不服从组织、多数与上级，而自由行动，各自去执行自己的意见，那就根本不能有党的行动与组织的统，一，就没有党，没有纪律，只能剩下许多自由行动的个人及小组织，三、正因为他在政治上正确，他也只有服从组织与多数，留在党内，不脱离多数，才更有可能继续说服多数与上级，在以后革命斗争中逐渐证明他所提议的正确，而多数与上级是错了，协助党的组织与多数同志纠正错误，使整个组织重复回到政治上的正确。这样，对党对他自己都更为有益。如果他不服从，而脱离多数，分裂党，就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四）部分组织内的多数与上级虽然错了，但还有党的中央与共产国际，他尽可以向中央向国际提出他的意见，控告他所属的组织或上级，由中央与国际来纠正其错误，这样，对党对革命均属有益。如果他不向中央（与）国际提出与控告，而自由行动，这就是目无中央与国际，是反党。根据上述四点，所以即使他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真的正确，也必须服从组织与多数，为党与革命的更大的利益也只有服从，这即是说：多数与上级在某些问题上即是真错了，也只有服从，暂时照错的干，以待后来设法纠正错误，而不可破坏组织。 第三、思想的统一，正确的一致的政治路钱与组织路线，是达到组织统一的前提。这是真理。但我们任何党员不能以此作为理由与根据来进行任何反党与分裂组织的活动。因为； （一）我们没有说过；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可能在某种时期、在某些组织内有暂时的部分的不正确，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就一定不要维持，党员在这种时候就一定要分裂党的组织，并且非分裂不可，（二）我们只说：在这种时候，应该在党内依照一定的方式进行公开讨论，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与对党的职责，让党员充分发表意见，进行争论，（同时请示中央与国际）以便纠正与确定党的正确路线，（三）我们只说：在政治路线整个的长期的错误之情况下，党的组织的统一就不能完全维持与保障。而没有说：在路线暂时的部分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党的组织的统一就不要或不应维持与保障（就是说所有党员都要在这时分裂组织），（四）党内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思想既未统一，还没有一致的正确的方针，就是说关门这些问题的正确的一致的方针尚未在党内形成，或者还未取得多数。这时候的中心问题，是使正确方针如何在党内形成与取得多数？而不是立即分裂组织。因此，在这时服从多数与组织仍然是必要的。 第四、借口列宁反对第二国际建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事实作为理由来进行反党与分裂组织的活动，也是不对的。因为那时，有那时的具体历史环境，——那是列宁，那是已经被资产阶级长期贿买了的在大战时最后破产了的第二国际党，（在这个党内是没有民主集中制与纪律的，是容许小组织的）那时没有第三国际，而布尔什维克已在俄国胜利了三年，在世界各国已有初步形成。而且列宁和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了十余年之后（并不是一开始斗争就分裂的），所以那时列宁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建立独立的第三国际，是对的。而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的时候，在各国共产党内如果有人那样去作，就不对！因为他不是列宁，现在已经有了列宁的第三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及各国的共产党。而这都不是第二国际党。所以任何人在今天党所处的环境下，在形式上去模仿列宁的历史事实，而不管今天的具体条件，都是不对的！陈独秀、李立三、罗章龙、张国焘就正是这种机械的模仿者，所以得到完全的失败。 所以，第五、以政治上是否正确作为执行民主集中制中上述各项原则的条件，是不对的。所以在党内发生不同意见与争论时，假定他的意见是对的（而不是他错的或彼此都错），仍应执行上述各项原则，仍应服从多数、上级与中央。这时候，他只能要求在党内进行讨论，而这种讨论开始也只能在一定组织的范围内进行，超过组织范围的公开讨论，必须有组织的决定，不可自由的在党内发表与组织相反的意见。在讨论后仍不能取得多数时，他只能服从，或者他向上级向中央向国际控告（控告期间仍应服从），最后他还不悦服，也只能要求保留他的意见，留待以后再讨论，要求调换工作。或者他自愿脱党。但反对与分裂党的组织，是不能容许的，不应该的。 所以在六中全会关于党规的决定第十条上说：“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会的代表，除在各该委员会或代表会内部及向上级党委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与该委员会或该代表会之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 党规第十条是对的！那些提出以政治上是否正确作为服从党的条件的人不对！ 但是，组织上的绝对服从，并不是要我们的党员抹煞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尤其不是要我们去“苟同”人家的错误意见，也不是要党员变成只知盲目服从没有自动性创造性完全被动的机械人，更不是要压制与禁止党内各种对党有益的原则上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与不同意见的斗争；而是要保障党的组织与行动的统一。就是说：即使在党内发生了政治上原则上某些不同的意见与分歧，党的组织与行动的统一，仍要保障，使党的组织与行动不因党内一时的部分的政治上原则上意见的不同与争论而发生分裂和瓦解的危险，所以必须有组织上的绝对服从。同时也必须在党内尽可能的进行充分的讨论与批评，必须尊重党员的权利，必须发扬党员群众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必须揭发党内各种错误的意见，必须党内在政治上原则上有完全清楚的明确性，才能达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才能使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更有保障，也才能使党员自动的自觉的绝对服从党的组织，使这种服从成为很自然的事情，真正确立党的铁的纪律。所以政治上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充分讨论，与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和绝对服从，是分不开的，相互为用的。 （乙）以工作和领导能力的强弱为条件。 即是说：有人在实际上提出：以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在工作能力，领导能力上的强弱，作为是否服从组织与上级的条件。即是说：他只服从在政治上工作上能力强过他的人和组织’服从他个人所佩服的人和组织，如果领导人的能力比他弱或是差不多，他就不服从。他要求领导他的人和组织是万能的，要能在一切方面强过他，要能解决他一切的问题，如果不能这样，他就不佩服，不服从。他说：你太不行了！你领导“不了”或“不佩”（配）领导我！我比你都“能干”，我什么“都行”，实际“只能”是我领导你，你为什么能领导我呢？或者说：你在某些方面虽行，但你的什么什么还是不行的，你不能完全解决我的问题。因此，他可以不服从，可以自作自为，目空一切，到处批评，跳皮捣蛋，谁也管不了他，甚至以他个人为中心不很合，法的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来。这时，他的心目中在某种程度上说：目无组织了。 同志们：这样对不对呢？不对的！为什么？ 因为：第一，他的心目中只有个人，而没有党与党的组织。他实际只服从个人，而不服从党与党的组织。他并且把他自己与党的组织对立起来。 第二、他不了解党与党的组织的领导是集体的。党的组织吸收一切同志的好的意见，吸收群众斗争的经验，把它们一般化，去实现自己的领导。所以组织的集体领导总比个人领导要好，要更正确周到。 第三、他自逞能干，自作自为，对党的负责人采取不尊重的态度，这就要破坏组织的威信，破坏党内工作的秩序。并且发展个人英雄主义。 第四、党的工作有各部门。在各部门（如政府机关，武装部队，群众团体等）负责的同志，在能力上常强过当地党委负责的同志，若不服从党委则将分散党的领导，形成各部门的独立领导。 第五、党的干部各有长处与缺点，没有万能的十全十美的人。党员不能要求党的组织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丝毫没有错误缺点的。因为这是过分的要求，是空想，而且包藏着某种依赖性。 所以，党员不能以领导机关的能力强弱作为是否服从的条件。即使能力弱的领导机关，也应服从。或者某人不识字，文化程度不够，某人没有经验，只会空谈理论等，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组织的条件。 但是，组织上的绝对服从，并不是要我们的党员去降低自己的工作能力，去降低领导机关的能力，也不是要同志去空空等待那些无能的领导人及领导机关而自己毫不负责、毫不努力、毫不前进。而是要我们同志尤其是那些能力强的同志把自己看成是组织中的一员、一分子，或者还是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之一，自己对组织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同时自己在组织中还有发言、提意见、批评、表决、控告等权利，能够有推动组织前进的积极作用。如果领导机关或主要负责人无能，而你真能干，那你就应该计划全盘，观察全局，提出意见与计划，请求领导机关讨论，并说服领导人，帮助领导机关去实现党的领导，使自己的意见，自己的领导，变为组织的意见与领导，推动组织与整个工作前进。这是对于一切能力强的同志的要求，也是有能力的同志在党内应负的责任，所谓“贤者多劳”。如果能力强的同志对组织不采取这种态度，而采取不服从、独干、甚至与组织为难的态度，那他的能力愈强，可能对于党的工作妨害愈大，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 不是不服从组织，也不是等待与依赖组织，而是服从组织，同时又积极推动组织前进。 就目前各地党的领导机关的情况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各地党的组织中工作同志，很少是各地已有威信的干部，他们中之大多数能力均不甚强，理论与经验都不很丰富，甚至还有入党不久的同志，或者是有斗争经验而文化理论水准不高的同志。他们大多数虽然热情，肯干，肯学习，然而他们对于现在所负的责任，不是完全都能称职的。他们在工作中要发生一些错误与缺点，是不可免的。对于这种情形，一方面我们要教育与锻炼这些干部，要使他们快些成熟；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求大家同志给各地领导机关以帮助，和领导机关及领导入团结起来，积极提供意见到领导机关，帮助领导机关进行工作，反对一切妨害领导机关工作的言论行动。如果大家同志能用这种态度对待各地领导机关，那即使各地领导机关能力弱一点，亦不要紧，亦能很好的进行工作，完成任务。但是如果大家同志或甚至只有少数同志不采取这种态度，而采取不服从，咒骂，对立，甚至捣乱的态度，那领导机关的工作将一定作不好。即使有能力强的同志来，也将作不好。所以中心的问题，还不是各地领导机关及领导人能力强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今天一下子所能全部解决的，而是要大家同志采取和领导机关团结及帮助领导人的精神与态度之问题。党员的这种态度与精神，对党对革命将有极大的益处和帮助。 在这里我要指出在某些由学生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中，还存在着下列不正确的观点：就是他们过分夸大自己在学校中与书本子上的知识，而轻视实践斗争中的经验。因此，他们常有不服从文化理论水平较低而有战斗经验的工农干部的领导。这也是妨害我们新老干部和党员相互团结的思想之一。我们应该说：党员有较多的文化理论水平，是很好的。如果他们能够舍得身段再到实践斗争中去加紧锻炼和修养，那他们将发展、长进得更快，成功得更大。然而，如果他们因此而发生骄傲，轻视实践斗争的经验，舍不得身段去锻炼，不虚心向有长期斗争经验的同志学习，甚至因此而不服从组织的领导，调起皮来，以能够背诵一些马列主义的公式和名词而自满，而便以马列主义者自居，那就将大有害于他们自己的发展和长进，并大有害于党的工作和团结。这是必须要求我们这些同志注意的。要求我们的新老干部新老党员很好的团结起来，在工作中在学习中相互帮助，那对党才有更大的益处。 （丙）以党内资格深浅及地位高低为条件。 有人在实际上提出这样的条件，就是说，必须党的组织与上级的负责人在党内的资格、声望和地位比他高，他就服从，如果是比他还低或者是平级的人，他就不服从。这种单纯形式上的讲究与计较，偶象的崇拜，在我们党员中还是有的。甚至是党外的资格地位也拿到我们党内来计较。比如：他是一个大学生，如果在他所属的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只是一个中学生，他就不服从。组织的上级的负责人，如果是党龄比他长，资望比他高，名声比他大，在党内地位比他高，他就服从，如果不是这样话，如果都比他低或在某方面比他低，他都不服从。（如省委委员到县委工作不服从县委，老党员不服从负责的新党员，团长不服从由只有营长资格的同志组织起来的支委等）他觉得这时候不是他服从组织，而是要组织与上级及其负责人服从他。由于他的资格地位比较高一点，他觉得他有特权，可以不服从党的组织，不受组织指挥，而要指挥党的组织。 同志们！这样对不对呢？不对的！为什么？ 因为：第一，这是一种特权阶级的思想，虚荣心的表现，单纯形式的讲究。同时这也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只知个人不知组织。这种思想与现象在党内发展，可能造成党内个人包办独断的危险，同时这也不是老党员老干部进步的表现。 第二，这种现象要阻碍党内新党员新干部的提拔与发展，阻碍下级干部的提拔与发展，特别阻碍党外非党干部的发展。而在今天我党的情况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关门主义；因为今天我党在许多地方有许多工作非用新党员新干部及非党干部来担负不可。 第三，这种现象要削弱党的组织的权力与威信，造成党内对于个人资格、地位与威信的崇拜，特别要使下级组织无法工作。 最后，第四，这种现象如果在党内发展，就要使党内的团结统一，发生极大的阻碍。特别阻碍新老党员、新老干部及党与非党工作人员的团结。斯大林同志说：“有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摆着党员的架子，不准非党员接近自己。这是不好而且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共产党员的力量就在他们善于把千百万非党积极分子团结于吾党周围。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过去不会争取千百万非党工农对党的信仰，那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胜利。但要争取千百万非党工农对党的信仰，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党员不致与非党员隔绝，需要使党员不致闭塞于自己党的甲壳之内，需要使党员不要摆着党员的架子而要顾到非党员的意见，需要使党员不仅要教导非党员，而且要从非党员那里学习”。 “不要忘掉，党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记着：各个党员过去有个时候本身也是非党员。今天是个非党员，而明天他会成为党员。其实有什么架子可摆呢？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不少的人在党内工作二、三十年。但须知我们曾有一个时候自己也是非党员哩！假使二、三十年前，当时的党员曾贱视我们而不准我们接近党，那我们当时的情形怎样呢？我们当时也许和党再隔离了几年。……” “应该记着：使布尔什维克有声有色的，不是傲慢，而是谦逊。”（斯大林选集五卷八十四页） 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话，说明我们党员夸耀自己党员与老党员资格，可以引起党的严重损失，可以使党员与非党群众隔离，可以使新老党员及党员与群众不能团结，这是一种严重的关门主义，这将使党不能获得胜利。 党龄长，有革命历史，经过锻炼，有地位声望等，是值得尊敬的东西。然而，正因为如此，就应该有高度的共产党员的品质与度量，应该作新党员及非党工作人员的模范，给他们以好的影响，和他们很好的团结，正确的带领他们，并向他们学习。若是不如此，若是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摆着老党员的架子，甚至因此不顾到党的组织的威权，这就恰恰证明他没有经过什么锻炼，不能作为新党员的模范。“老资格”，若果不能与新党员及广大群众联系，若果不“具备着绰绰有余的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是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作者的宝贵品质”（斯大林），不跟着全党前进，而一经骄傲自满，那，这样的“老资格”是一文钱不值的。若果因此而使自己驾临党的组织权力之上去，那就更加是有害了。 “党在自己的实践中，如果想要保存自己的队伍之统一，就应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的纪律，这个纪律是为一切党员——无论是首领也好，无论是普通党员也好——所同样务必遵守的。因此，在党内不应有什么不必服从纪律的‘上等人’和务必服从纪律的‘平凡人’之分。没有这个条件，则党的完整性和党队伍的统一性，就不能保存”（联共党史五十九页）。所以以资格深浅地位高低作为应否服从组织与遵守纪律的条件，是不对的！这要使党的完整性和党的队伍的统一性，不能保存。所以在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章第八条第十七条上均说：“中央委员在各地党委担任一定职务者，仍须服从该党委。”所以我们不能容许在党内有任何不服从组织与纪律的“特殊人物”。 （丁）、以态度好否？有无成见等等为条件 有人提出以组织与上级的负责人态度好否？对他有无成见？曾否和他争论过？对他个人感情好否？能否满足他私人的要求？对他个人是否有利等作为服从组织与上级的条件。就是说，负责人对他感情好的，能够帮助（不一定是有原则的）他，满足他私人的要求，对他有利，不批评他的短处，和他“合得来”的人，他就服从，否则不服从。他只认“人”不认“事”，对“人”不对“事”。只要“人”好，真理对于他是次要问题。他不一定服从真理，“人”好的时候，真理可以牺牲的，不对的事情他也可以赞成、拥护、服从；“人”不对，即使是真理，是党的组织，他也可以反对，攻击，不服从。 同志们！这对不对呢？不对的！为什么？ 因为：第一、这是一些无原则性或原则性不多的关于个人的小问题。共产党员必须把这些无原则性的小问题抛开。 第二、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少数人的私人结合，这是党内小组织的萌芽，这是一种行会主义的残余。 第三、这种少数人的团结，彼此互相照顾，而不以党的利益与工作为中心，必然要妨害整个党的团结和统一。这种情况发展起来，可以最大的妨害党破坏党。 共产党员是有最高原则性的。是一切服从真理服从党的利益的，是对“事”不对“人”的。只要组织的负责人忠于党，有办法，领导是对的，指示是真理，即使他态度有些不好，曾经责罚过我，对我个人有些不利，亦应该而且必须服从、拥护与赞成。否则，即使是私人感情最好，亦不能拥护与赞成。共产党员是不能离开原则与真理去服从任何个人的。只知服从个人的人，就不是共产党员。任何共产党员也不应要求别人无原则的来服从自己个人，这种要求对党员对自己都是一种侮辱。 总结上面所说的，可知：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各项原则的执行，提出上述各种条件，都是不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应提出，而应该是真正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这是达到、保持与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所必须如此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常有人在口讲的时候，绝对服从的口号唱得很高，讲得头头是道，也没有人起来反对过。然而一到实际问题上，正需要绝对服从的时候，他们却不能绝对服从，他们不声不响的提出了各种条件，或在各种借口之下，违反党的组织的方针与决议，超越组织去进行工作与活动，甚至把自己个人的权力提到组织之上去。这就证明着在我党内部还有不少关于纪律的空谈家。 我们不要关于纪律的空谈，而要我们党员…不管他是领袖或普通党员——在一切实际问题上，能够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原则。反对提出任何条件，反对任何借口，反对任何不服从多数、组织、上级与中央的任何行动，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党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并使我党完成目前历史阶段中的艰巨任务。 有人间：如果组织与上级“不对”怎样办呢？我们答复说：那除开你个人能想的办法外，你可以向更上级控告。一直可以控告到中央。目前我们下级党员的控告倒是很少的，然而这不能证明我们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工作已经作得很好，而是党员不知道控告，不愿意或不敢控告。所以他情愿去违反纪律。控告太少，而违反纪律与自由行动的事就太多，这是党内不很好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禁止一切违反纪律的行动，而允许控告，并须给控告者以各种便利。 这种绝对的服从，是不是太集中、太不民主了呢？某些自由主义者及机械论者是会这样想的。我们说：这种想法不对！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懂得这种服从，恰恰民主。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组织，难道不是民主吗？难道要多数服从少数，整体服从部分，组织服从个人，才是民主吗？所以那些自由主义者，极端民主主义者，只根据个人或少数人的意见去行动的人，是最不民主的人，因为他们不服从多数与整体，不尊重多数与整体的意见和决定，他们自由行动去破坏与妨害多数和整体，他们或者还要多数与整体去服从他们少数的决定与意见。这样作，绝不是党内的民主，而是党内民主的破坏（当然也就是破坏集中），而是不民主。所以最能懂得绝对服从多数、组织与中央的党员——他也最能懂得和执行党内的民主。那些提出条件的人，那些自由行动的人，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懂得我们的集中，也不懂得我们的民主。 这种绝对的服从，是不是要我们的党员机械去执行党的决议与上级的指示呢？是不是我们就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和新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吸收来补充、发展甚至改变党的决议与上级指示之某些个别条文、个别结论呢？不是的！只有机会主义者和机械论者才这样认识，这样作。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员决不这样认识，这样作。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党的纲领决议和上级的指示，也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情况变动，党常常改变自己的决议，发出新的指令。以至提出新的口号与任务。而每一次新的决议与指令，也常常要拿到群众实际革命斗争中去检验其正确性，由群众实际斗争加以校正。所以党的决议与上级的指示，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动，新的革命斗争经验之吸收，来加以补充，发展以至部分的或大部的改变，而不能在一切情况下去机械的执行。 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怎样才能在执行决议与指示中去正确的补充、发展甚至改变决议和指示的某些部分呢？要作到这一点，必须：（一）他真正从实质上了解决议与指示的精神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与任务，而不仅仅是皮毛的形式的了解，不仅仅是熟读决议指示的文字，记取其条文；（二）他必须真正了解当地群众斗争各方面的情况，并了解大局，又知道大局和这些情况会怎样变化？（三）他真正了解当时党的总任务总路线，而对党的总任务总路线抱着绝大的信心，并有相当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四）他有绝对服从决议指示的精神，忠实有效执行决议指示的能力，（五）他有很好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并有冷静考虑问题，倾听群众意见，细心研究并吸收新的经验，活跃、前进与创造的精神和态度。有了这些条件，他就可能根据当时情况的变化，根据党的总任务总路线，根据他对于具体经验的研究及一般化的结果，去发现决议指示上那些是正确的？在实际上证明了的，那些还须加以补充与说明？那些还不够？那些还要加以改正？才能对于党的总任务有利，甚至还可能发现决议指示有某些错误等。我们的党员如能这样作，就真是在实际工作中去检正与发展党的决议指示，这对于党有莫大的利益。 但是我们的党员干部这样作了，就应该立即向组织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党与上级考虑、讨论并改变决议指示的某些部分，或作新的决议指示。如果上级与组织明白否决自己的意见，那仍须服从，并继续研究，因为自己的意见并不一定保险是对的。也许对某部分工作来说是对的，但对全局说来就不对的。因此，需要经过正式手续，需要组织或上级认可，如果不可能经过上级的话（如路途远，时间来不及等），那自己熟虑之后，自己负责的决定，然后再经过上级追认批准。 我们的党员如能这样作，这不是表示党员违反决议指示，而是表示他最认真的、深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执行了决议指示，最忠诚的，负责的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形式上绝对服从了决议指示。这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好的党员。 机械论者不是这样。他只熟读决议指示的条文，以背诵这些条文为满足，并把这些条文认为教条，希望适用到一切实际情形中去都会“见效”，他不研究实际情况与新的经验，他不敢对这些条文有任何形式与字句上的改变。这样，单从形式上看来似乎他对决议指示“最忠实最服从”了，然而实质他是不管的。所以实质上违反着决议指示，他还常常不能自觉。这样的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服从与执行了决议指示。 这种绝对服从，也不是说当着组织与上级的负责人反对国际、中央与高级党部时仍须服从。也不是说在发现某某负责人在基本上有重大的不忠于党的事实时仍须服从。这时候应服从国际、中央与高级党部，应向中央或高级党部控诉，以待中央或高级党部的解决。因为我们的党员不能跟着任何人反中央，反国际，以及在基本上反党。这是很明显的。在中国党内罗章龙、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以与党中央对抗的事实，李立三反共产国际的事实，应该成为我们全体党员的教训。在这时候，任何跟着罗章龙、张国焘、李立三反中央和国际的党员，都是在组织上犯了错误的（且不讲政治上的错误）。虽然，在当时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与缺乏党的修养而来的。 此外，在某种特殊的时候，即是当着党的领导机关与负责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犯有整个路线上的错误，他采用许多非常的手段对待其他不同意见的党员——完全不允许并压制党内正式的批评与讨论，阻止党员向上级控告，采用不正确的组织手段对待不同意见的党员，并使用某些非常的办法去危害某些同志，这时候，这些党员已经断绝了一切可能使用正常的组织手续去纠正领导机关与负责人的错误，而被逼到不能不采用某些超正常的组织办法去抵抗，并在党内设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对于领导机关的批评，我想，这是允许的。比如在立三路线最利害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这时候，党内的干部如陈绍禹同志等就完全不能依照正常的组织手续和李立三斗争，而不得不采用某些超正常的组织办法。在这里，我们还应该说，在政治上正确，组织上也正确的，是陈绍禹诸同志，而政治上错误，组织上更错误的是李立三。因为李立三破坏了党的经常生活，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自然，这种情况，在今天我们党内一般是没有的。所以也不能允许我们的党员有超组织的行动。 同志们！你们不应该这样去想：即你们要为正确路线与正确方针而斗争，就非违反组织原则不可，如果要绝对执行民主集中制中上述各项原则，就会要妨害你们为真理为正确的政治方针而斗争。我认为这种想法，这种忧愁，是不对的，多余的。事实常常不是这样，事实上当你们在政治路线上方针上是对的，那你们就会要求依照正确的组织原则在党内进行斗争。如果你们在政治路线上方针上是错误了，那你们在组织路线上也必然要犯错误，必然不能正确的执行民主集中制，这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事实证明。因为你们所主张的正确，是真理，你们就绝对不怕公开讨论与批评，不怕服从多数与上级。只有当你们所主张的不正确，不是真理，那就会怕讨论、批评，怕多数与向上级报告。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你们不要耽心：绝对服从多数、组织与上级，会使你们不能为真理为正确的方针与原则而斗争。你们让诡辩家，让那些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去耽心好了！ 最后，这种绝对服从，也不是说，对上级和组织关于每一个纯粹带着实际性质问题的指示，也不能在执行时依据情况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比如说：今天组织决定，明天要和敌人打仗，或者明天某工厂要罢工。但到明天，因为情况变化——敌人跑了，或敌人加多了，工厂关门了，或军警把守了，我们派去执行这个决定的同志，也非要机械执行决定……打仗、罢工不可。自然，这是要不得的。这时候，只有改变决定之一法。这也不叫违反组织的决定，因为这种决定是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中国有句古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想也是这个道理。这我在下面讲领导方式时，还要加以说明的。 总之，党的民主集中制中各项原则必须绝对的无条件的执行，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多数、组织、上级与中央。这样才能保障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与团结；否则是不可能的。但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即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各级负责人怎样执行民主集中制中各项原则？怎样领导党的工作的问题。 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 同志们！为了达到党内的团结与统一，上面已经讲过，一切党员必须绝对执行民主集中制中上述的各项原则，必须绝对服从组织，服从上级与中央。但只是这，还不够，这还只是一方面。还必须有另外一方面：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也必须能够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采用正确的组织原则与方式去领导党的工作。在这里，我觉得，领导机关与负责人主要的应站在自己所处的特殊的领导地位，对于自己所领导的党员和下级组织，要克尽自己领导的职责，要采用尽可能的方式去实现党内的民主生活，要有充分民主的工作精神，然后才能与党员和下级的绝对服从配合起来，达到党内团结与统一的巩固。如果没有这一方面，单只有党员与下级的绝对服从，而没有领导机关与上级负责人的正确领导与民主，那还是不能使党内生活走到正常的健全的境地，巩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这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所必须注意的。 党的各级负责人除开注意上述民主集中制中的各项原则外，我认为还必须特别注意下列各项原则： （一）服从多数的原则， （二）在可能条件下，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或者在当地多数干部同意下由上级任命， （三）在可能与不妨害秘密工作条件下，领导机关应经常定期的向党员或党的代表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并请求审查与批评自己的工作。经常召集可能的各种会议； （四）对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在可能与不妨害秘密的条件下，要经过党员或相当会议的充分讨论；要在党员中发展对于政治问题工作原则问题的讨论，发展由下而上的自我批评； （五）尊重下级组织与党员个人在党内的权利； （六）倾听与尊重下级和党员个人的意见，政治上原则上的说服精神，适当的诚恳的对待同志的态度，大公无私的处理问题， （七）正确的领导方式，详细研究下级的报告与工作经验，慎重的作出自己的结论和给予下级指示，还不要过分去干涉下级对具体的组织的问题的处理。 上面这些原则，大部也是包括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的。如党员的权利，党领导机关之由选举产生及某些负责人之由党员撤换，领导机关向党员报告自己的工作，各种问题在未决定前一切党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等。执行这些原则，是领导机关与负责人的义务。没有根据的违反上述各项民主原则，亦即是违犯党章与纪律。集中的原则不可违反，民主的原则一样不可违反。违反者均系破坏纪律。 但是充分的广泛的执行党内的民主原则，必须有客观的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如果环境恶劣，党是处在地下或半公开的条件下，那末党内某些民主的形式不能不停止，民主生活不能不缩小。如党的代表会，党员大会，领导机关的选举及工作报告，某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其至负责人的姓名等，均不能不加限制。因为我们不能为执行这些民主方式而置党的生存与同志的性命于不顾。如在此时拘泥于这些方式，那就真是帮助敌对我们的侦探（最近反共分子咒骂我们党内不民主，也带着有这种作用）。但是即使如此，党的领导机关与负责人仍须有充分民主的，平等的精神，去进行工作、处理问题与对待同志，而且只要环境一有可能，执行这些方式不致妨害党的实际利益，就应尽可能的执行。这对于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及在工作上，均有极大的益处。 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能时，亦不能很好的很正确的实现民主生活。首先是我们领导机关的某些负责人不能正确的执行上述各项原则，在他们中还存在一些错误的思想。 有那些错误的思想与错误的现象呢？不是很有系统的来说，可以举出下列数项： （甲）在我们机关中似乎还有这样的人，他似乎是这样想：以为服从决议，服从党内纪律、条规等，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是除外的。或者党委的书记是除外的。他们领导机关的决议及条规，大家都要遵守服从，不可破坏。如有破坏者，他必须起来“主持公道”，加以制裁，但是他――党委的书记或负责人，是写决议、条规的人，对于这些决议条规，可以不必遵守、服从，可以随便改变或破坏。他似乎觉得决议条规是为别人，为大家遵守服从而写的，而不是为他自己遵守与服从的。或有个别的党委书记，他独断一切，似乎觉得其他委员都要听他的话，而他自己不必听别人的话，不必服从多数的意见。同志们！这样想法的人，在我党领导机关中，是否可以说，完全没有了呢？我们还不能说的。然而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第一、这是一种反民主的特权阶级思想的残余；第二、如果领导机关自己的决议、条规，自己就不遵守、服从，就要失去决议条规的威信，即将不能责备其他的人不遵守决议条规。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第三、党委书记与负责人必须首先自己遵守自己的决议条规，建立决议条规的威信，作为其他同志的模范，然后大家才会遵守服从。列宁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把自己看作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在这里表现的特别明显”。“随着我们的真正党之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底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辞藻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底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来履行党员的责任”（列宁全集六卷二八二页，三一二页）。 （乙）在我们的领导机关也还不能说没有这样的负责人：即当着他们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认为可以不必经过党员干部充分的讨论（在可能条件下），可以不必仔细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领导机关的决议，党的决议，不允许党员有任何怀疑，不允许党员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仍照正确的手续）。或者压迫党员必须立即放弃不同的意见与怀疑，而不加以说服。还不允许党员批评领导机关及领导人（站在正确的立场，采用正当的方式），不允许下级组织批评上级组织，不允许党员向上级控告并阻碍控告，压制下级的批评，打击批评自己的党员。他认为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不容许怀疑与异议，而他没有服从党员多数的义务，不必征求与倾听大家的意见和批评。有时他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对待批评他的人——如故意加入以大帽子等。 同志们！多少犯这样的错误的人，在我们的机关中也并不是没有的。这对不对呢？显然，这是不对的！ 因为：第一、党员关于重大问题在未决定前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党部亦须尽可能使党员充分发表意见。党员有依照正当手续站在党的立场在一定组织内部批评党的任何机关任何负责人的权利，对组织的决定有不服的可以向上级控告。这些都是党员法定的权利，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尊重，不可侵犯。特别阻碍党员向上级控告，陈述他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的意见时，党部应给以帮助，不能阻止。因为这种阻止是直接破坏党规的。如果负责人不择手段，采用组织上不正确或组织以外的手段去对待在组织上采用正确方式去批评他的党员，那更是不能容许的。 第二、斯大林同志说：“我们领导者，不应当骄傲。而应当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已具有为实行正确领导所必要的一切知识。职位本身并不能给予知识和经验。称号更不必说了”。“只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只靠领导者之经验，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除自己的经验外，除领导者之经验外，还须用群众之经验、用党员群众之经验、用工人阶级之经验、用全国人民之经验以补不足”。“必须仔细倾听群众之意见，必须仔细倾听平常党员之意见，必须仔细倾听所谓‘无关重要的人’之意见，必须仔细倾听全国人民之意见”（斯大林选集五卷三一九页）。我们领导者倾听党员与群众的意见，向党员与群众学习，乃是实行正确领导所必要的条件，必须如此，才能集中大家好的意见和经验去实行党的领导，单靠领导者的经验，就是联共中央委员也不够，何况我们的各级领导者呢？如果我们的领导者不好好倾听党员与群众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那领导是一定不能满意的。任何聪明人，如果他一骄傲，一拒绝听取人家的意见，他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作出极愚蠢的事。中国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当个诸葛亮”。可见臭皮匠的意见之不可轻视。我个人领导工作的经验也如此，我常常在最困难的问题上弄到没有办法的时候，群众中给了我很好的办法。我常常在工作上提出很好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并不是我想出来，而是群众创造出来我加以改造整理使之一般化的结果。我也常常想出很多办法，但这些办法一拿到群众中去，就要受群众运动的校正与补充。能够这样作的人，他在工作中一定很少失败。反之，如不能这样作，他在工作中一定要碰大钉子。自然，要虚心倾听人家的话，并不是要我们随便相信人家的话，使自己失去一定的主见。 第三、斯大林同志说：“我们，领导者，只是从一方面，可以说是从上面看见事物、事变、人，可见我们的眼界是有多少限制的，反之，群众却是从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从下面看见事物、事变、人，所以他们的眼界也有相当的限制。为要得到问题之正确解决，就必须把两方面的经验总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能是正确的”（同上三二。页）。“……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他们的错误，并指明改正这些错误之办法。这种审查，乃是最有效的审查工作人员的办法之一”（同上三一四页）。所以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必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的批评，因为他们是亲身受到你的领导之经验的，他们是从下面来看你和你的工作的，必须吸取他们的经验并与自己的经验总合起来，才能全部的发现缺点错误，才能使领导正确。否则，我们的眼界就受到片面的限制。所以不允许下面批评是不对的，对党无益有害的。而且压制批评的结果，将更有可能逼使下级与党员和领导机关对立。或则使党员在党内发展不负责任的批评。或则窒息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这都对党有极大害处。 第四、党员对党的决议，领导机关的决议，是否可以提出怀疑与异议呢？我认为在下列的条件之下是可以的：（一）服从与遵守决议，（二）依照正当手续，站在帮助党的立场（而不站在其他的立场），向一定党的领导机关或负责人提出，（三）不在党内及党外的群众中去随便谈论；而且（四）这些决议在通过之前，他没有参加讨论，没有发表过他的意见，或者他的意见没有机会充分发表；或者（五）是情况变动，需要用新的决议与代替旧的。在这些条件之下，党员是可以提出他对于决议的怀疑与异议的。领导机关考虑他的意见和向他解释，也是必要的。他如果不同意领导机关的解释，还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还可以在遵守纪律，行动上服从决议的条件下，保留他的意见。因为党员既对决议在原则上怀疑与表示异议，根本不让他提出，或者强迫他“取消”，都是不好的。因为他不了解，不心服，就可以产生违反决议的行动，或者在党内外随便谈论与产生小组织等。这是更坏的结果。党员有不同的意见，在原则上弄清楚，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弄清楚，敷敷衍衍过去，或者采用组织的强迫的手段去压迫某些同志“取消”他们的意见，都是不对的，抹煞原则分歧的办法。如果在原则上弄清楚了，组织上的手续是容易采取的。或者提付公开讨论，或者提到上级机关，或者暂时保留他的意见，或者是说服了不同的意见而趋于一致。 （丙）这样的负责人也不能说是没有的，即对下级组织对党员采取不尊重的态度。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要出人头地，下级与党员似乎是“天生的”要服从他，尊重他，他可以任意指挥、支配与咒骂。然而他不能服从党员的多数。至于某些负责人在领导上过分的去干涉下级组织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什么都替下级规定好，不信任下级组织能解决问题，侵犯下级组织之职权，或者随便超过下级组织去进行工作与处理问题等。这更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事实。 同志们！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第一、党的负责人是要服从党员大众与党的组织的。我们不应该有不服组织，不受组织支配，不服从党员大众的任何个人， 第二、下级组织与党员固然要尊重与信任上级负责人，但负责人同样应尊重下级组织与任何一个同志。绝不应该任意指挥、支配与咒骂下级同志。至于出人头地的思想，是特权阶级的思想。 第三、上级组织固然要在方针上，原则上去指导下级，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上及条件上去帮助下级，但不要侵犯下级组织应有的职权，不要在具体问题上过分去干涉下级，代替下级。比如我们指导边区各级党部提高生产，规定计划及生产中应注意的事项发下去，在下面去进行生产动员。至于某地党部某日开会，讨论什么议程？某时某日去到某个山上开荒等具体问题，上级就不要规定，由下面自己去解决。因为这种过分干涉，要使下级组织困难工作，也不能发扬他们的自动性。上级的督促也应在一定的时期去在检查工作中实现，而不要今天去检查督促。 第四、上级组织如果超过下级组织去进行工作与处理问题，这就要使得下级组织无法工作，破坏下（级）组织的工作计划与秩序，并使下级组织的威信不能建立。 （丁）某些地方的负责人还残存着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领导方式。他主要的依靠党内的法律，组织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并滥用组织手段。而缺少政治上原则上的说服。一切问题都用决定、决议、命令、指令等去解决，而缺少提议、建议及在政治上、原则上、工作上去具体帮助下级解决问题的东西。并且对于干部与党员采取“有罪必罚”，“平均处罚’的观点。 同志们，这也是不正确的领导方式！ 第一、领导人必须在政治上原则上方法上去说服他下面的干部和党员，使他们自己懂得怎样去进行工作？然后工作才会作好。
（“绪论”、“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两部分曾载于1939年《解放》第81一84期，延安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