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21） 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 （1936年9月25日） 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上吧。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论战的发展的过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渐克服了许多了。许多人的错误被批判了，许多人自己纠正了，我们得到的益处实在已很大。所以那些将这次理论上的论争，看成为“内战”，看成为“破坏统一战线”，我想是不正确的观点。自然，我们应当指出，一意坚持着自己的错误的意见，当然不是好的态度；但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那种在暗地里的离开了理论的造谣生事，利用小报等捣些没出息的乱于的行为，以及自己不了解论争的中心问题的所在，却来说些“分裂”呀，“攻击私人”呀等等的话，装着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实际上却是正在攻击私人，实行“分裂”政策的，是尤其坏了。但是，跟着论争的发展，尤其跟着文学界以外的抗×运动的开展，论争的基本点也更加明白起来，更加原则化了，这总是可喜的。 在这次论战的开始和在论战以前，在文坛的一角确曾存在着两派，即周扬先生与胡风先生的对立。但因有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后，形势变了。一边仍是以周扬先生为中心的原来的一些人，而胡风先生等却忽然中途不见了，当周扬先生等人大鸣胜鼓的当儿却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后来的吕克玉（即冯雪峰）先生出来给周扬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把他们的理论完全推翻了，同时也批判了和纠正了胡风、聂绀弩诸人的态度。形势就一变而成为新的两种对照：周扬等是主张用“国防文学”口号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茅等却是主张抗×联合战线应用抗×的政治的口号，而不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去限制它的扩大，但并不反对“国防文学”为自由提倡的口号，因此，“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也可用，因为和“国防文学”并不对立的。这里显然是理论上的两派，而不是口号与口号的两派了。我们也就很清楚：鲁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提的办法是正当的，适合于现在实际情形的；同时，论争愈发展下来，周扬先生等的意见的错误和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也完全暴露了，终于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而是改态度了。这就是这次论争经过的大概情形。所以，这次的论争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因为几篇最正确的论文的中心问题都在这一点上。譬如茅盾先生《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一文（《文学界》第三期），是自己站在正确立场上，毫不偏倚地为纠正两派人——一派是周扬等，一派是胡风、聂绀弩——的宗派主义而作的；又他的《再说几句》一文是为清算周扬的继续坚持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而作的。鲁迅先生《关于抗×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作家》八月号），也是站在正确立场上非常明确的，深刻的指摘了和解剖了徐懋庸先生和周扬先生等的宗派主义的理论与气质，不但对我们指示了正确的观点与办法，即于一个富有宗派气质的青年的徐懋庸先生的批判，也有着对于我们非常宝贵的教育和辛辣的教训的意义，看那文意，这辛辣的批判是全为了使运动的开展的，这就和理论问题一同涉及了。在那长文中，并没有一点争口号的态度。又如后来的吕克玉先生的《对于文学运动问题的意见》的长文（《作家》九月号）更是专对周扬先生的关门主义与机械论的批判，并且更明显地提出了正确的办法，而对于口号问题差不多没有说到。因此，如果以为这次论争是在争口号，那就表明还没有了解到正确的观点，将论争的真义抹杀了。 在现在克服宗派主义，实有很大的必要，例如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我们若从新文学运动历史上去看，则如创造社，太阳社，后来的左联，各个时期都有各色各样的宗派主义的浓厚的表现。并且它有着艺术理论上的根源，即机械论，以及还有着客观的原因。……这个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历史性和客观原因，就证明着我们克服的难困，但同时更证明我们克服的必要了。 克服的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联合战线的运动的确是从来未有过的“开门”，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当鲁先生和茅先生等提出开门的办法的时候，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开门也不能开到这么地步吧。”但这愈加证明在现在说明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的必要了。我希望这次论争能有更好的开展与结果。 最后因为刚才又读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论文《搜苗的检阅》（《文学界》第四期），觉得很高兴，但有些意见未能同意，再在这里说几句话吧。郭先生的态度与用心非常好，是使这次论争会有好的解决的表示；他以前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文，我也十分同意，但在现在这篇论文中，郭先生所了解的联合战线，似乎仍是鲁茅诸先生所指摘过的关门主义的主张，譬如他仍主张以一文学口号，并且只可以有一个文学口号，就是这种见解的表示。其次他以为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是中国普洛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不妥当的，我则以为妥当，因为鲁先生所说的“普洛革命文学”是指前几年的左翼文学的，鲁先生开头就“左联五、六年来……”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叫“国防文学”或“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我们怎么能切断历史呢？又对于郭先生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名词之“拆字法”的看法，我也不同意，譬如说，现在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当然是民族革命，这是无容疑议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现成的正确的名词，现在大家都懂得它的意义，我们大可放心的，而“大众文学”，我同意吕克玉先生的解释，是文学大众化的意思居多，因为文学大众化也是我们文学运动的急迫的任务。倘以为这口号有十一个字，太长了，则别人也可以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名词来反驳。所以这些理由都不是有力的妥当的理由，反而要使人误解郭先生也在争口号，将论争的中心问题掩起来了，未知郭先生以为然否？ （载《作家》第2卷第1号，1936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