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018） 肃清立三路缮的残余一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1936年4月10日） 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在各种基本的重要问题上，都克服过来了。但立三路线之中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残留在党内，还没有完全克服过来的，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因为这个错误长期残留在党内的缘故，因为在党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如果从今天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来看，那末，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今天的形势，是中国本部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入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愿意甘心作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共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那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不能前进。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过去若干年来所给予党的损害之具体事实，差不多每一个党龄较长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和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同志，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如果简单的说，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我们如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和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我们如果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组织时，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到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可以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作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戴上“和平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示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术战略。六次大会的决议说：“准备暴动”，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说：“蓄积工人阶级雄厚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与这些决议相反。当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作好了，就要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决斗，要这些工厂学校单独的举行政治的罢工、示威游行（如纪念节），给予超过他们当时力量所能眭任的斗争任务，党内许多同志跑到这些工厂学校去，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等。结果就没有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开始创立一点基础和力量，就这样消耗和浪费掉，这就自然不能蓄积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和准备暴动！所以每到一个伟大事变来临（如“一二八”、“九一八”）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是感觉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施展当时所提出的任务之痛苦。我们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知道只有那些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保存与巩固起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去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我们同志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而是盲目的莽撞。结果不能不使得我们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在红军中，要保有与爱惜我们的力量，要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作战，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较弱的一点，以取得胜利。那末，我们在白色城市中指导群众斗争，就完全是违反这种战略战术原则的。已有的力量，尤其是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与爱惜，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纪念节就和敌人作战，不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而盲目的爆发斗争，结果我们在红军的斗争中，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而在白区中心城市的斗争，则与此相反。 “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但问题是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群众的情绪与敌人的戒备和阴谋如何，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拿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为什么在形势与条件不好的时候，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不可停止这些事呢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承认形势与条件也可能对示威有不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是要作礼拜的。结果过去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很难以计算。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示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如何使党的基本口号和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的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而常常是由群众去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是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甚至不经过群众的同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如党一样的，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允许的宣言、传单和文件，对于任何一次群众斗争，不管条件怎样，都是要机械的“坚持到底”（即坚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费尽了才止）。都是在形势极不利于战斗继续延长的情况下，他们都认为“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战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提议，都是机会主义。这样就使得群众斗争不能发动，或者在斗争发动后群众离开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放弃了某些胜利的条件、机会，使斗争受到打击，直到最后的失败。领导群众的方式与领导党的方式一样，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结果在侦探严密监视下，就没有法子不使群众团体的组织也缩小到和党一样。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党一样，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积极去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达到他们的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要求。而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忙于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侮辱殴打他们的领袖。结果，把这些群众和同盟者完全关在门外。群众或某些人要起来抵制日货，我们同志是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不去参加、赞助这些人抵制日货，使之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群众与某些人提出口号要枪毙王正廷，我押9同志忙于批评这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口号。蔡廷锴、马占山起来和日本打，我们同志忙于批评他们是反革命，鼓动群众离开他们，而不积极去参加，援助他们，使当时反日战争胜利。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我们同志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反革命企图来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抗日，我们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装占领了整个满洲，而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口号，首先是“拥护苏联”，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去。这怎样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着我们在某种部分的纲领和口号之下，团结了比较大的群众和各种派别的人在我们周围，建立真正的群众组织时，我们同志是又一个纲领之后再加上一个纲领，一次冒险斗争之后再加上一次冒险，把这些组织中的群众和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直至剩下我们同志几个人。上海工联、反帝同盟、民众抗日会、左联、社联以至许多工会，开始时都是有许多广大群众基础的，我们的同志总不会把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而只会把它缩小到完全没有群众。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我们总不能容许其他派别有一个人和我们共事，而必须是“清一色”。我们夺取了黄色工会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我们是忙于把它“转变”成赤色工会，以至弄到消灭。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似乎是不许党外再有群众组织。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而我们同志常常是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的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总的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与半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去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来进行。但我们所作的恰与此相反。许多可以公开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许多可以公开发表的主张、论文和刊物，我们要拿到秘密刊物上来发表，或是发行秘密的传单宣言等。我们忽视与放弃公开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机关无限制的扩大起来，秘密的刊物文件是特别长、特别多，一般文件的机械化、“八股化”，这样就使群众工作极端缩小，而使秘密机关到处膨胀，结果是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错杂起来，这样就破坏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开工作。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群众行动、某些群众团体、某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在某些地方开了某些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某些事项，以便敌人来监视我们。在某些地方或工厂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组织时，我们的活动还可以避免敌人的耳目，但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完全无必要的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写出党的口号，使敌人好从这些地方来找我们。公开的群众团体，不是设法让他更公开些，范围更广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开的范围都逐渐缩小，直到完全不能公开，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开的附属组织，都要转变成为赤色工会，叫什么“赤色工会的中心作用”。结果就是取消一切公开工作，使一切附属组织都秘密起来。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轻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每一个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要机械的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而我们硬是一成不变的，这多纲领这多口号，少了一行也不行，结果是拒绝了这些同盟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表现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在党内斗争上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那些在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到的错误，关门主义者硬要依照他直线的理论，说这是“系统的机会主义”，替他造出系统来。下层同志的自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是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害怕说话，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那里？负责者是谁呢？自然我们不能怪那些幼稚的同志，而是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不采取同志的、诚恳的爱惜同志和干部的教育态度，而许多是过分的打击同志与干部。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党内斗争方式，认为是“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推动下级和干部的工作。我们没有在党内造成同志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并且欢迎批评，放手工作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是发展下层同志自动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这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表示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而在另外一方面，就帮助了取消派、右派向党进攻的资料，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帮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消灭党的企图之实施。过去我们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如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天津、北京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在这些中心城市我们现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那里？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的结果。 关门主义的根源，因为他们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要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他们对目前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在目前许多中间阶层、社会的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他们不要统一战线。这些完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基础，形式上“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 “左”倾关门主义还常常作一种空洞的对目前形势夸大的估计，在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可以估计在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的样子。所以他们敢于冒险，不必要作长期艰苦工作，聚集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去和敌人决斗。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示威，他们一样可以估计到这次示威，如何是“成功的”，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的信号……以及还有什么一些缺点，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在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不愿意看见。似乎这不算什么，不要紧，明天革命胜利，这些损失马上就可以恢复起来。这种空洞的夸大的对于形势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没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现在，是有九年了，为什么上海、汉口、天津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苏维埃？倘若他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准备以九年的艰苦工作来聚集他们所需要的力量，那他们也许不会那样浪费他们的力量，而有积蓄力量和保存干部的必要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立三路线时代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在四中全会以后，是有了许多的改正，但在基本上没有转变过来。直到现在党内还是残留着，而这些错误的恶劣影响也还是残留着。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这种错误给予党的损害，有这样严重。在以前我们没有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应有的打击，更说不上致命的打击。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组织弄塌台，我们没有拿住每一个这些事实来研究，开展斗争，给这些同志以应有的必要的处罚，以教育同志。这就是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为什么能在党内严重的长期存留的原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的让我们的党、同志和干部跑到广大的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和干部在这里可能犯到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我们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党，有无数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干部与同志，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致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上去，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载《六大以来》上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