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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意义
刘仁静
（1923年6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先驱》第16号，1923年6月1日，署名：敬云。
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在中国是最近二年来的事。像劳动运动一样他是为欧洲大战后的革命潮流所影响的。可是中国自有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以来，他所具的性质及其发展都与欧洲的全不相同。此种运动输入中国也与其他的学说输入的结果一样，被误解而且变色了。
中国产业不发达的结果，劳动运动发生较迟，但是关于青年工人的运动直至现在还未发生。各国的少年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青年劳动群众——工人学徒和农民——中托足的，在中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信奉和宣传这种主义。各国的少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为改善少年经济地位而行经济斗争；为反对少年服兵役，改善少年兵士待遇而举行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利导青年的特性而施以共产主义的教育。在中国这种运动只偏于反对军阀的示威，和纪念日的开会。我们一年来运动的成绩除去得着一部分学生的同情外，千千万万的青年工人几不知有我们团体名字。我们与群众隔离，不能在民众中伸张势力，不能引导民众，我们忽视我们的正当工作，我们的损失是没有比这个还大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在初期发达时代，他已充满了初期资本主义所用的凶恶的剥削方式。在纱厂矿山中都雇用着几百千儿童。五岁以上的儿童都逼迫在工厂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每日所得的工资最少的只有六分。因为机械生产简单，许多工厂都以童工代替成年工人。上海的丝厂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妇女和儿童。以脆弱的身体当强烈的剥削，成年劳动者又毫不过问青年的利益，劳动者的心身退化，神经麻木几乎回到原人时代的状态了。
中国的兵士从来是招募土匪充当的。但是近来进步的（就是狡猾的）军阀吴佩孚冯玉祥等经过许多战争，竟觉悟得要使打仗胜利，非用最精壮的兵士不可。所以他们只是挑选十八岁以至二十岁的青年，供他们的训练。一般生活落伍的穷苦同胞竟为一月八九元的饷银，替军阀做炮火，为军阀扩张地盘和压迫无产阶级。我们倘若不伸张势力在这些军队当中去，使军队解体，我们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社会革命便永无实现的可能。
中国的小工商店的学徒的情形更是苦不可言了。从早至晚作十六七小时以上的工。无休息的时间，无固定的工作。在学徒的期间直成为师傅的奴隶。加以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强烈竞争的结果，逼迫着一般师傅少雇工人，多收学徒，强迫他们作成年工人的工作，日夜不断以冀苟延手工业的残喘。学徒在这种情形之下生活状况更低落到悲惨的境地了。
在中国真正受痛苦压迫的，是这些劳苦同胞，在中国负社会革命的责任的也是他们。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团体，为什么不注意组织和教育这些青年？看呵——资产阶级，国际帝国主义者，他们比我们聪明，他们已领先知道他们将来的仇敌在哪里，已预防得周到十分了。他们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势力在各处“教育”和组织一些工人。救世军沿街宣传他们的“福音”，麻醉工人的心理，消除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力。他们伸张势力到军队中去，将冯玉祥的军队尽化成基督教徒。他们在青年运动的团体——基督教青年会——之下聚集着几十万的学生，这些学生有时也插进劳动阶级中去，组织工人。这些学生都是处处直接间接与我们的运动反对。我们看我们的仇敌是如何集中他们的能力拥护巩固资本主义。而我们的势力比较起来是何等的轻微不足道呢！
我们须认定中国能革命的只有劳动阶级，他们的普遍的痛苦和被压迫，他们居人民之大多数，这些事实使他们永远无与资产阶级妥协放弃革命之可能。我们的责任是在努力唤醒无产阶级青年的阶级觉悟，预备他们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驱。我们的组织当严密完整，与工人群众有不可分解的关联。我们的组织当为最先的，勇敢的实行经济斗争的团体。我们的宣传当继续不断的为工人的工资问题，工作时间问题改良工人待遇问题。鼓吹一切理论，介绍和翻译现在都证明不是能动人的宣传的利器了，只有一些干枯的事实，一切真实的统计材料，将他们的真实苦况铺排摆在他们前面，才能促进他们愤恨现在的制度，逼迫他们取革命的手段。现在横在我们的前面的紧要问题不是学生运动，乃是怎样组织这些工人，怎样改变他们的奴性心理，怎样打倒基督教在工人间的势力，怎样要求改善军队待遇，怎样帮助军队争得政治的权利，怎样使兵士反抗军阀。我们假如不注意这些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我们偏安于学生运动，结果徒使反动派的势力在工人中日渐增长，延宕革命的潮流罢了。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与欧洲的运动应当完全相同。中国并不是没有劳动者，中国的学生并无与欧洲学生经济地位的不同之点，可以证实我们改变活动方针的必要。过去一年的我们的活动，偏于学生当中的发展，只是病的现象。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多大的直接的助力的。我们在这一年之末，重新估量我们的活动方针，明了少年运动的意义和我们的责任的结果，我们在第二次大会以后便可引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便可以减少许多错误了。
我以为任何革命运动，都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产生的；绝不是由某一国输入某一国的。中国的青年运动，也是如此，并非是从“西洋”输入而变了颜色的，中国青年运动之所以发生这种“病的现象”，一定有他必然的原因，决非误解“西洋”青年运动之故。我们的方针本没有错，只是因为钱和人的问题，弄得现在还没有做青年工人的运动，只向学生方面活动。不仅学生团员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就是工人团员也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我们固然一面当注重青年工人运动，同时也须注重青年学生运动。我们的青年运动，意义不妨与欧洲的相同，方法却不一定是一样的。（光亮附志）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