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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恽代英信
刘仁静
（1919年12月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0年9月。
代英：
你的共同生活，除了在城市中实行，我保留的赞成外，你的乡村运动是我极不赞成的。我不赞成的理由，是认定非实行大规模的发达实业，其余任何方法不足以改革乡村。这理由是农民听天由命的观念太深，保守的心理太利害。这种心理的养成完全由于生产状况和环境所致。（一）他们春耕秋收生产工具简单笨拙，生产方法，单调无趣，养成他们厌恶现世去想来生的观念。（二）瘟疫流行，旱疗时至，他们处处无宰制天然的能力，却为天然所支配；养成他们崇拜鬼神，迷信运命的观念。（三）交通不发达，商品的交换不盛；养成他们保守和厌新喜故的心理。（四）共同生产的机会太少，（可说绝无）彼此无利害可共，所以对于他人利害不起同情；养成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这四种心理，是佛教和个人主义的结晶，是最适应乡村环境的哲学。完全要发展实业后才能更换。若说教育能改变么？农民无困难要教育来解决，不感觉教育的需要。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是使小孩每日在学校里不在外打架，认几个字，能记账，会写信的教育。或者使他们学做官的教育。或者因大家读书，他们的小孩不能不如此，一种无目的的教育。受教育者除了便如George Eliot所说It is only when you masterd a restive horse or thrashed a drayman or have got a gun in your hand that these shyjuniors feel you to be an admiralle and enviable character他们除了服从父母和传说每日上学外，何曾有自发的目的去读书呢？哪里能如外国机器厂。啌咙啌咙的响，商业那样繁盛，……直接间接都需人才，直接间接都与儿童以刺激呢？（我们乡里的人听说有商业学校，几年毕业，都很稀奇。他以为学商还用得着学校么？如果要学生意很可在人家当徒弟，何必花钱住学堂？）你教他地球是圆的，绕日而行，或做化学试验他们看，他们只当死知识记着或玩戏法一般看待，一切迷信鬼神等思想丝毫不得摇动。哪能像地圆说在欧洲中世纪全洲震动呢？或化学变化在专门以上的学生那样有意义呢？如教他物质文明怎样热闹繁华，亦不过如我们听天文家说火星上一些现象何尝受丝毫的刺激呢？（以上是随便举的两个例，自然你教小学生不是这样。不过科学的发达实在是因为要振兴实业的原故。“The bourgeoisie,for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ndustrial production,required a science which ascertained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natural objects and the modes of action of the forces of nature.”很可说明科学的发达的原因。在乡村中靠教育灌输科学破除迷信，怕不能有好效果。）况且农民家境困穷，他们的小孩每日工作数小时后，他们为恢复他们的疲劳就要征逐于最低下的快乐，怎能用心读书呢？况且你们办小学，也不过因陋就简又怎能设备完全呢？即令能办到模范小学的程度了，能使小学生受很好的教育，但能抵得住环境的一切否定么？所以办小学来改造中国的希望是很少成功的。自然不是无相当效果可寻，但我们比较用力于大一点的事业，不更好些么？若要在乡村中发展实业，我想除了养蚕、植树与小工厂外别无可作，但这究竟能使农民丰裕么？能谋普遍的救济么？能使这些事含着教育的意义么？这都是我很怀疑的。总之我相信只有发展实业能使农民由克服天然的结果不信运命鬼神。由需用知识的结果，努力学问。由机器生产兴味浓厚的结果享乐现实不信来生。由工作时间减少的结果，才能努力学问。我不相信其他的方法，更不相信学校教育。因为学校教育，是适应环境的工具。有中国的社会情形才有中国式的教育。有美国的社会情形才有美国式的实用教育。有俄国的社会情形才有俄国的劳工教育。——能改造农民的环境，一新农民的观念。
但是我们如何能大规模发展实业呢？我以为只能盼望革命，只能盼望社会革命。在现在制度之下，能发展实业与否，很是疑问。即令有了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亦不过是畸形的。不过本着最有利于自己的原则，求实业发展。不过造成生产上的安那其。不过造成周期的Crisis失业者众多，愈使社会不安。怎么能救济民生？只有社会革命以后，对于生产通盘筹划，分配各种生产能力，不像现在资本主义之下资本家只图私利将机器集中工业毫不顾及农业，成了畸形的发展。不像现在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流连忘返，劳动者堕落不堪。
我以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也是必然的。断不至如你所想像的英国式的进化。我们研究历史，总觉得后进的国比先进的国进化得时间上快些，制度上强些，手段急激些。美国比英国快，德国的进化更比美国快，日本更比德国快，现在俄国更快了。将来中国一定比俄国好，是可断言的。后来居上，是进化的好例，这原因也很容易明白。先进的国当时所遇的困难较少，所受他国的压迫较轻，搅起来参加解决这困难的人也不多，所以解决这问题的方法较为温和，进化很迟。至于后进国，他受了先进国的压迫比较很烈，受痛苦的人也较普及，参加解决这种问题的人也多，所以进化就快了。中国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南北战争的痛苦，正如德国昔日受法国的压迫和自国内的分崩离析一样，受痛苦的人一定很多，可是将来解决这问题的人，一定较为彻底。这就是有大破坏才有大建设！
中国的社会革命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因为Kautsky所说的在民治国家或能做到。因为集会言论自由公开，两阶级间知识相差不远，都能互相了解彼此的实力，所以一有事故便和平妥协了。不作无谓的牺牲。而且劳动者境遇也很安适不十分寻总解决。（总解决是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的事。）但在中国军阀财阀与革命阶级知识相差太远，能平和的互让么？而且集会言论均不自由，革命只有秘密进行。其间自然免不了误算彼此的实力，虽极力免除无谓的牺牲，但亦不能完全没有。而且军阀的横行，不到山穷水尽，决不歇手，我们果然能用纸片儿征服他过么？（德国的William Ⅱ和俄国的Nicholas Ⅱ是最近的例，）（俄国专制最利害，秘密党会很多，手段也很激烈。很可供我们的参考。所以如此的缘故，便是他们国内没有如kautsky所说的“the safety value of Society,(i,e, Democracy).”
你想流血的解决太过牺牲么？其实我们将来不流血，一些军阀财阀他们杀的人更多了。不过现在决不是流血的时代，在未研究出一种建设的方案和未联络着很足的人数去革命的时候，决不能轻言流血。Marx说“But we do not assert that the way to reach this goal is the same everywhere we know that the institutions,the manners,and the customs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must be considered and we do not deny that there are countries like England and Amerlica where the worker may attain his object by peaceful means but not in all countries is this case.”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titutions Customs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
共同生活在城市（包括近郊）中我是保留的赞成的。因为这种生活可以辅助中产阶级的子弟共产主义化，将来可以辅助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可以使他们的行为不与恶社会同化。但是能恃他为改造社会的利器么？我以为一定不能。我们不能像Robert omen那样拿几百万出来办工厂，所共同生活的人究竟有限了。我们希望这种生活能普及么？我们看见汉口租界市政上讲究得极好，租界外的人模仿他们过么？武者小路的新村计划，日本的人摹仿他们的有几多呢？所以靠模仿来普及是无望的。若靠推广么？依我们现在的状况看来，总从小企业下手。假定能赚钱，这所赚的钱，因职工不熟练，工作时间少，和不像资本家虐待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图扩张旁的工厂的缘故，这钱也很有限了。以我观察，与资本家竞争是失败无疑。因为他们职工熟练，货物精良，而且给劳动者最低生活费，做最多时间的工，他们所卖的货多而价廉。所以就压倒共同生活的企业家了。最近北京食劳轩的倒闭，是很显著的实例，他们的生意被旁人家夺尽了，所以不得不出于倒闭一途。（食劳轩是工读互助团的第四组。）怎能说推广怎能与资本家竞争？更怎能“靠这长驱直入的打破资本阶级？”在乡中“实业运动大概注意养鸡，养鱼，养蚕，畜牧，森林渐进为纺织的事”或者有成功的把握。（我记得马伯援在《建设》二卷四号通过一封信说，他办乡村实业的失败。现在原书不在跟前，不能查看，不过我记得里面说他办森林的时候他的森林被人砍了或被牛羊吃了，这种人为的障碍，假如实行乡村运动，也不可不留意。就是前几年我们乡里也曾经办过一回渔林公司，但所栽的树也是被牛羊吃了，或被人砍去，养鱼也被人偷打去了。当事的人只好摇头晃脑，长叹一声说“公德不修”也就算了。这也是我们应注意的。）但我们是否能感化他人模仿我们，或我们有充足的财力推广，尚是绝大的疑问。即令能推广了，也不过如俄国的Mir或德国的Mark式的共产。能征服城市里啌咙啌咙的机器，使他少杀些人么？即令能推广了，也不过如古代的共产屈服在自然脚下在完全受他的支配之下偷生，果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么？何况我们考察经济史，只见Mir或Mark式的共产为都市所征服呢？我想我们所希望的共产主义，应该是实业交通大发达，完全应用机器生产的合作共享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经济基础之下才能有优美的文艺和科学发生。因为在这经济状况之下，才能每人每日作工数小时，就够了衣食住的需要。这种共产主义非在城市中运动革命而靠乡村运动是决无效果可收。（因为城市中交通发达，见闻较广刺激较深，容易养成不平的阶级。至于乡村中乐天安命的分子受苦到极处，亦只怨天而已，决不能盼望他们有抵抗和反叛的精神。）而且共产主义一旦不实现，做善人用钱钱越用越少。做坏人用钱钱越用越多。
自然乡村运动，不是绝无效果可寻。不过将同样努力用在城市里，帮助青年有志的学生求学和自己谋高深学术的研究，不更好些么？
我因对于少年中国学会事毫无贡献，所以想脱离，后经寿椿解释，便将这意思取消了。我对于学会的意见，总是如与你以前所讨论的。我总盼望少年中国学会的学字是暂时的不是永久。我总不愿意他将来变成英国的Royal society或法国French cademy。假如能决定一主义会员在这主义之下各尽所能的活动，互相协助，也许比一个学会适应中国目前的需要些，因为一个团体的精神在有一定的主张。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活动，何用有这样会呢？主义是很难决定，因为这样或者引起学会的分裂。但是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主义，好像牢不可拔，其实是未应用的缘故。假如考察中国的制度风俗习惯，用原来信奉的主义作参考，定一个主张出来，各人原来的主义也许会变色，大家的结论归在一条路上来了。但是决定主义，不是靠几个评议员，能做得到的，是要在月刊上成年积月的讨论。所以我们以后应该注意研究学会将来进行的计划。少年中国月刊应仿照互助一样，注意会员间的通信，和讨论问题灌输科学的文章。
信写完了，倒来倒去还是这一桶水，说来说去还是这些抽象话。不过我很愿意你同我讨论乡村教育的问题。我反对乡村教育运动，完全是今年回乡观察的结果。今年来京看报，列宁要使农业电气化更坚我唯物史观的信念。我以前答应同你和业裕、际盛讨论革命问题，到今天才偿了这个愿！我很盼望业裕告诉我他乡村教育的成绩。
在你填的表上，我看见了你要研究社会进化论。你现在是用怎样研究法？现在你读完什么些书？我很怀疑，你为什么那样看重学校教育。（根据在北京的辩论。）我要问，假如没有社会环境的需要和刺激，教育能不能养成模范的人品？有许多人不能受教育，他经济的困难，使他困饿，我们应不应该先从事经济问题的解决？（至于在现在以教育为副业，不当他是改造社会的利器，我是很赞成的。）
仁静。十二月二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