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遷移於香港的托派組織

· 一、托派對中共取得勝利的決議
· 二、對中共取得勝利的爭論。第四國際對中共取得勝利的決議
· 三、中央機構改組。彭述之致中國共產黨的信
· 四、中共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而不斷革命論的托派卻無所作為。托派進行反思
· 五、香港的罷工鬥爭
· 六、托派組織的演變

一、托派對中共取得勝利的決議

　　1948年6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臨時委員會遷往香港，全國臨時委員會：戴顏（書記）、鄺稽（組織）、馬基。

　　1948年12月，召開廣東省代表大會，成立廣東省委員會，取消華南區臨時委員會。省代表大會選出臨時委員會：真漁（書記）、戴顏、陸績、李西、震炎。及後，中央派樸克到香港，參加省委，為省委書記。

　　1948年12月，在香港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犀照、耀如、碧雲、戴顏；尹寬沒有南下，由樸克補上為中委，後補劉毅（原應劉毅補上，劉毅讓給樸克補上）。

　　1949年底，收取國際寄來的信件及出版物的信箱為香港警方發覺，隨即把收取國際信件的幾個信箱的人拘捕：李禮德（托派黨員）的哥哥李騰蛟、印刷廠的信箱陸績，在銀行任職的謝秀山（謝越秀）信箱謝秀山，後又逮捕了劉家良、王凡西，判處他們驅逐出境。劉家良、王凡西、謝秀山、陸績等人去了澳門，後劉家良潛回香港，陸績去廣州，後來謝秀山去廣州。由於信箱信件使李騰蛟進行的商業受到破壞，陸績的印刷廠關閉，李禮德埋怨托派組織，而退出托派，陸績也有怨言。

　　信件案發生後，廣東省委員會改組：樸克（書記）、真漁、馬基。及後省委停止活動，成立特別委員會：樸克（書記）、鄺稽、馬基。

　　1949年底，香港劃分為5個區成立區委員會：第一區筲箕灣（區委書記李西），第二區、第五區荃灣（區委書記鄺稽），三區、四區九龍。

　　1950年1月17日在香港的托派中央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通過《對中共統治中國後的政治決議》：

　　「一、中共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二、中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是一種赤祼祼的邦拿巴特軍事獨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包含著極其複雜而深刻的內部矛盾，這種政權充滿爆炸性，極其不穩定的，在未來矛盾發展的進程中，尤其在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壓力下，政權不可避免地要進行『肅清』運動，排除某些資產階級分子，但他對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利益的革命派別的打擊，將更為嚴厲；三、在維護私有財產制的原則之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完全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經濟支配關係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在接收『官僚資本』只不過由新官僚壟斷代替舊官僚壟斷而已。中共所實行的土改，由於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生產，發展新富農經濟，土改是不澈底的。在財政方面，由於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的開支，全靠印刷機和苛捐勒索來維持；因此，通貨膨脹與民眾負擔，比之國民黨統治時代更為加速和加深。

　　故此，在所謂『新民主主義』路線之下便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下列的基本矛盾：A、在經濟上必須得到外來援助，沒有外來援助，經濟必然衰敗下去。蘇聯不可能給予援助，就必須向英美帝國主義妥協和屈服，然而這條路是致命的。Ｂ、在經濟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勢必加強工人勞動，壓低工人待遇，這樣在中共和私人資本家與工人間的矛盾勢必日益深化。Ｃ、新富農與貧農之間的矛盾，中農將兩極分化，土地將重新集中，貧農與富農的對立，將日趨深化與尖銳化。Ｄ、城市貧苦的小資產階級（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店員等），只有日趨貧寒。Ｅ、中共軍隊，城鄉經濟日趨衰敗，財政困難無法改善其生活，並且受城鄉階級矛盾的影響，大有可能分化、瓦解。Ｆ、經濟無出路及城鄉階級矛盾嚴重，反映到『聯合政府』內部，就會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黨派與共黨發生摩擦、衝突、甚至破裂，共黨本身也將發生分化、分裂。Ｇ、蘇聯將用一切手段控制中共，支配中國。美國則通過各種渠道來影響『民主派人士』，形成潛勢力或『第五縱隊』。這樣美蘇間的矛盾，以新方式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Ｈ、而克里姆林宮勢必對中共加強壓力，提出苛刻的要求，其結果將在中共內部引起『鐵托主義』。

　　以上這些基本矛盾，隨著國內外局勢的惡化，而加深和加速起來，如果沒有國際革命的勝利干涉，而中國就不可避免地投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中。

　　中國革命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是與中共的邦拿巴特軍事獨裁，新民主主義路線進行鬥爭，我們根據《過渡綱領》，針對當前現實，特提出如下的鬥爭綱領：

　　A、一切民眾必須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思想、罷工、組織政黨、批評當局完全自由，反對軍事獨裁的一切控制和壓迫。

　　B、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工人自由組織工會，按照物價指數增加工資，反對減低工資、凍結工資。

　　C、立刻沒收地主土地，由貧農委員會平均分配給無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農民。停止一切徵糧、借糧、獻糧、獻金等的苛捐勒索。規定單一合理的土地稅。

　　D、對一切小生產者，由國家銀行給予低息貸款，使其以改進生產。

　　E、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九龍、香港、澳門及旅順、大連，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產業，反對克里姆林宮企圖變中國為東歐國家。

　　F、組織工農民軍，代替現有的武裝隊伍和員警。

　　G、國內各弱小民族完全自決，得建立獨立的政權。

　　H、立刻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代替『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家當前的一切重大問題。

　　I、立刻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準備建立工農政府以代替『聯合政府』。

　　只有根據這一政綱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擺脫共產黨的控制，起來進行革命鬥爭，建立工農政府，一直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並把這革命運動推到整個東方及全世界，才能阻止第三次大戰的浩劫。

　　國民黨已被送進墳墓，但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共產黨』，其本身所含有的矛盾不在國民黨之下，它的命運不是被革命摧毀，就是葬身於第三次大戰之中，中國澈底解放的任務已落在中國革命共產黨的雙肩上，我們相信，一旦獲得群眾的擁護，就能夠有巨大的力量來完成中國的歷史任務。」172

　　這個《決議》在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初期制定，對共產黨所走的路向，還沒有看清楚，所以對《決議》所論述的中國革命前途，並不準確，而對共產黨的性質、政權的變化、政權、社會性質……等等問題後來都有不同的說法。共產黨取得勝利，走上政權，而托派過去的「革命綱領」卻沒有實現，於是托派內部進行「反思」（檢討），有各種各樣的「自我批評」。

　　1950年初，黨團合併。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臨時委員會取消了，各地的團組織亦取消了。

　　1948年下半年及1949年夏，從上海、廣西、廣州等地的托派人員按照托派中央的「應變措施」，有幾十人撤退到香港。

　　中央常務委會的彭述之、劉家良、陳碧雲準備離開香港時，在香港於1950年1月18日成立政治局和組織局。政治局為彭述之、劉家良、陳碧雲；組織局為真漁（書記）、戴顏、樸克。後來梅爾端（喻守一）到香港加入組織局。組織局受政治局領導，組織局對重大問題的決定，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

　　彭述之、劉家良覺得在香港站不住了（彭述之家人出入，經常有人跟蹤），於是彭述之、陳碧雲及女兒、兒子一家和劉家良，在1950年1月19日離開香港去越南。在越南西貢得到越南托派劉同志、葉內同志的熱情接待。1950年4、5月間滲入越南托派組織的越南共產黨越盟分子說，越盟佔領區有一個參謀長，以前參加過托派謝秋杜（又譯藉秋收，Ta Thu Thau）組織的托洛茨基主義派，邀請托派負責人葉內和劉以及重要的幹部到他管轄的區域中去開會，討論發展托派運動問題，並保證有軍隊保護，絕無危險。他同葉內、劉以及其他幾個幹部和劉家良一同去參加會議。他們開會之後，送他們回家，在半路把他們逮捕起來。劉家良病死於獄中，葉內和劉生死不明173。彭述之一家人1951年5月26日離開越南去法國。

　　1950年春，第四國際書記巴布洛認為，既然中國正進行著革命，中國同志應該回國參加正在中國進行的革命，應該滲入到共產黨組織去進行革命。1950年夏，留在香港的以梅爾端為首50多人，自願回國參加正在中國進行的革命運動。這批人回國後，就沒有消息了。後來，得知在1952年12月22日全國逮捕托派，這批回國參加革命的人大多被捕，有的一回到國內就立即被捕。蘇燕海回國時，雙手捧著毛澤東像回到廣西，文化大革命時，被紅衛兵批鬥至死。徐乃康（化名徐一清）回到廣州，在廣東省總工會工作，1952年12月被捕。

二、對中共取得勝利的爭論。第四國際對中共取得勝利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成立了聯合政府，共產黨的勝利，引起了托派內部意見紛紛，為了統一托派內部的思想，於1951年3月，以「黨報編輯部」的名義，提出《第三次革命與革命的任務》，作為黨內討論的基礎。

　　要點如下：

　　1.中共這次進行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第三次革命初步勝利，這次革命是一次歪曲的革命，整個工人階級沒有在革命中起到積極的作用，以農民戰爭為主要形式取得初步勝利。革命並沒有終止。它有可能，而且要保證勝利果實就不得不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底先奏。因此，這次革命是不斷革命勝利的第一階段。

　　2.中國共產黨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黨，共產黨的小資階級基礎，在奪取政權後，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它必須在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之間找尋社會根基，如果他選擇了資產階級，那它就完全喪失任何「革命」的色彩；如果它選擇了無產階級，那它就必須切斷與資產階級的任何聯繫，並對資產階級加以清除，就會轉變為無產階級黨。現今它卻意識地在工人階級中尋找社會基礎（吸收工人入黨），中共是經驗主義的進入中國第三次革命，國際與國內的力量將決定其從根本是機會主義的工人黨轉變為左傾中派主義的政黨，走向革命完成的道路。

　　3.新政權是邦拿巴特政權，是資產階級性的政權。新政權內部充滿了爆炸性矛盾，具備著兩種絕對不可調和的傾向。如果它不被社會兩大敵對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任何一方推翻，以解決內部矛盾，它就必須「一面倒」，結束小資產階級拿破崙主義。

　　4.第三次革命的初步勝利，使民族獲得了政治的獨立，並給土地問題的解決開闢了道路，但它並沒有造成充份的條件完成這兩個任務，並保證中國社會生產力飛躍的發展。目前，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如果土改完成，農業經濟獲得安定的復興。這樣剪刀差將更加擴大，以致引起嚴重的經濟危機，城鄉將形成對立局面。此時，矛盾必須加以解決，過渡狀態必須終止。或者是資本主義完全恢復對全國經濟的控制；或者是私有財產被沒收，土地自由賣買被禁止，富農財產受限制並且被徵收。而此一或那一轉變，也同時使階級關係和政權結構，作一次相應的改變。

　　5.革命的前途：一、資產階級和平恢復其統治；或者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直接軍事經濟幫助下，各派資產階級合流，利用新政權各種困難，內外夾攻推翻共產黨，重新建立資產階級統治。二、工人階級運動及時興起，並與農民沒收土地的鬥爭相配合；直接侵犯資本家財產權，在一個托洛茨基主義革命黨領導下，推翻共產黨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共產黨肅請黨內右傾分子，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把中國變為工人國家。中國革命共產黨，將願走上無產階級專政道路的共產黨並肩作戰，和它共同完成革命的使命。

　　「討論基礎」發到各個支部，引起熱烈的討論。

　　以重源、方興、遼遠、鄺稽、林斯、明明署名的《中共統治與我黨的任務》，提出與「討論基礎」不同的意見：

　　1.中共領導的農民武裝所進行純軍事的勝利，並不成為革命局勢，中共的勝利並不等於工農的勝利，中共的勝利並沒有開闢第三次革命；並非革命，卻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2.中共成為農民黨。

　　3.中共政權是邦拿巴特軍事獨裁政權，沒有民主，新政權的基礎是城鄉小資產階級，並不是以工農為基礎，中共政權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

　　4.前途只有兩種：一、中共統治受到自身的矛盾所動搖，或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刺激下，中國工人階級重新抬起頭來，與農民結合，在一個革命黨的領導下，推翻中共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澈底解決民主任務，走上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前途。二、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幫助下，以武力推翻中共政權，這是資產階級復辟的前途。

　　無論走上無產階級專政或資產階級復辟，都不能和平地達到。前者必須經過革命暴力，後者也必須經過血腥的戰爭。

　　5.中國革命共產黨應盡力幫助中共叛離克里姆林宮，並促使它向左分化。

　　兩種不同的意見，前者被稱為「基礎派」（基礎派主要的人：馬基、焦勵夫、戴顏、李西），後者被稱為「任務派」。在香港五個區的區委中，贊成「基礎派」的是第一區——筲箕灣；贊成「任務派」的是第二區、第五區——荃灣。在國內的托派組織並不知道香港托派的爭論，也就沒有參加討論。

　　正當兩派熱烈爭論的時候，1952年5月，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通過《第三次中國革命決議案》，傳到香港。

　　國際決議：

　　1.蔣介石政權的摧毀是解放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先決條件，是中國第三次革命的起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已得到證實。中國革命的任務，尚無一項澈底解決，資產階級革命任務只有在這一革命不斷生長為無產階級革命時才能解決。

　　2.中共從政綱、傳統、政策之動力來說，中共不可能同化為一個農民黨。在教義上是馬列主義，最終是要建立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共以其經驗主義的、猶疑的、矛盾的及機會主義的方式走向革命的道路，這便確定中共階級性為一機會主義工人黨。1950年起對農民入黨之停止徵收及招入工人黨員，更加顯示中共階級性質。

　　3.目前在中國各階級間存在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諸關係代表一種特殊的雙重政權的局面，雙重政權表現於：中共所控制的全國中央政權及其軍隊，另一方面經濟權利仍然大都操於資產階級手中。

　　4.中共政府是工農政府，該工農政府只將是真正無產階級專政道路上之一短暫的過渡階段，而本國與國際局勢的動力將愈來愈推動它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5.中國革命的前途：為第三次革命之爆發所解放的龐大爆炸性的社會力量所推動，中共不得不將愈來愈趨向於不斷革命的道路。世界大戰的爆發將可能是中共對於資本主義關係轉變的起端，直達到肅請國家機構內從上到下的雙重政權。這一轉變與資產階級財產沒收之完成則是工農政府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它的變化終告失敗的話，則是中國內戰的重新爆發。在國際方面極不利於帝國主義主義的階級力量關係，以及世界上革命鬥爭愈益擴大的前途，此第二個前途極少可能。

　　6.第四國際與中國革命：（一）第四國際無條件地保衛中國革命，抵抗其一切階級敵人。

　　第四國際完全支持毛澤東政府的要求，帝國主義由其供養的軍隊退出台灣或中國邊境地區。

　　第四國際提出中國與英、葡、蘇聯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應加以廢除，香港、澳門及新疆與外蒙等歸還中國。

　　第四國際支持中國人民代表立即參加聯合國。

　　第四國際要求對中國解除封鎖，並以平等地位與世界各國建立商業關係。

　　第四國際向亞洲各國及世界工會組織與工人呼籲：對帝國主義無須給予賠償，並在已經逃脫出帝國主義控制之國家間制訂亞洲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全盤計劃。

　　第四國際特別向西歐的工人組織呼籲：在它們的綱領內寫上對革命中國工業設備之無條件援助的原則，並當工人政府在該國成立時即付之實施。

　　第四國際的中國黨員為保衛中國革命成果的前列，參加進一切實現革命鬥爭的先鋒隊裡，不管這一鬥爭由新政權或是由群眾所發動的。

　　（二）第四國際與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毛澤東政府予以批評的支持。批評中共政府：

　　（1）中國國家無蘇維埃式的結構。工農委員會並非民主選舉，一般民主發展已由政府遏制，對革命的反對派的迫害，應加以特別的讉責。

　　（2）工會、黨與國家職責不分。黨與國家的責任是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資本家，不是「勞資兩利」。

　　（3）對革命「階段論」及「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等等之批評將一般地以建設性的方式進行。中國無產階級專政必須以一個比俄國新經濟政策更廣更長遠的時期，不完全取消城市與農村小型工業、商業、手工業等諸領域內的財產私有權。

　　為了實現無條件地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對毛澤東政府批評地支持的方針，第四國際的中國戰士們必須滲入本國群眾運動，推動中共黨及群眾組織前進以達到不斷革命在中國的完成，及為這些組織和政權本身的民主化而鬥爭。

　　「基礎派」和「任務派」雙方都接受第四國際決議。兩派爭論結束。

　　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接受第四國際1952年5月決議，把《決議》作為中國黨的行動綱領。《決議》要中國托派實行「滲入到中共黨及群眾組織」推動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這點中國黨是無法做到的。因為中共統治非常嚴密，對托派是鎮壓的。從1952年12月22日大逮捕國內托派來看，中共是深知托派內部情況，而且掌握了全部托派人員的名單，才會在一夜之間把托派一網打盡，無一漏網。既然中共深知托派內情，第四國際1952年5月的決議就會落到中共手上，會不會《決議》對中共放棄新民主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促進的作用，就不得而知了。

　　基礎派把中共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革命，是不斷革命的第一個階段，說是第三次革命的初步勝利是一次歪曲的革命，彭述之說是「扭曲了的革命」。第四國際的決議，說中共的勝利是第三次革命的起始，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已得到證實。無論基礎派或第四國際、彭述之都是把中共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看作為中共進行第三次革命與不斷革命論掛上鈎的，這種看法並不合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本意。中共一向奉行的是革命階段論，毛澤東早就反對「畢功於一役的不斷革命論」，而是分兩歩走：第一步進行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第一步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經過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在15年或更長的時期才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所以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第三次革命的起始，或是第三次革命，或是扭曲的革命都是不對的，都是把中共要進行不斷革命而作出這樣論斷的；即使後來中共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這樣說，因為中間相隔有5年時間是新民主主義時期不能成為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我們只能夠說，中共革命的勝利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是為第三次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掃清道路，是打開了第三次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的大門。

三、中央機構改組。彭述之致中國共產黨的信

　　1952年8月，由於在國外的政治局三人中的一人劉家良喪生，組織機構進行改組，取消政治局和組織局，成立全國臨時委員會，方興（書記）、真漁、樸克、戴顏、劉毅。

　　彭述之以個人名義於1953年11月20日在美國《戰士報》上發表了《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1953年4月14日）》。

　　信中寫道：近兩年來，我不斷接到大陸來的消息，逮捕我們托派同志，大批逮捕並未經法院審訊，「為此，我不得不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向你們黨提出最強硬的抗議」。

　　是的，我們與你們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某些地方，在客觀環境壓力之下，你們經驗主義地做出重大的轉變和修正。」比如，在大戰結束後，你們與蔣介石進行妥協性的和平談判希望與蔣介石建立聯合政府。「我們批評與警告你們：你們的機會主義妥協政策不僅沒有出路，而且一定會錯失了革命局勢，幫助蔣介石爭取時間以穩定其極度動搖的地位，策劃軍事陰謀來對你們黨作全面的進攻。事變的發展不幸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批評與警告。」當和平談判失敗，蔣介石向你們進攻時，你們才被迫再度提出土地改革，最後以軍事手段推翻蔣介石政權，「無疑是你們黨的一個重大政治轉變。還是由於這個轉變，才有今天的勝利。」「你們黨政策的決定性轉變，是中國革命發展的一個歷史性跳躍。」當你們推翻蔣政權後，你們不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工農蘇維埃政府，卻建立「聯合政府」或「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完全違反馬列主義的基本學說與十月革命的傳統的。」「你們並不立即將生產手段與資產階級私有財產沒收和國有化，作為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反而給他們法律保護，這就使得資產階級能夠阻礙今天的國家經濟建設的實施，而且留給資產階級一個物質基礎，使它可能恢復反革命統治。」你們黨稱代表工農，工人階級為國家的主人，但實際上卻極力束縛工農，限制其民主權利，不許他們直接選舉自己的代表組織工農會議，而且工會農會的代表大部分都是指派的。剝奪工人罷工的權利。「這種情況成為革命進一步發展到最後勝利的制動機。」

　　「儘管我們上述觀點與你有極嚴重的分歧，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自覺到革命的責任，仍盡一切能力贊成和支持你們已獲得的革命成果（為推翻蔣介石政權與土地改革）。我們參加了你們黨發動的所有進步運動與鬥爭，如肅清蔣介石殘餘勢力的鬥爭，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鬥爭等等。而且我們隨時準備盡我們一切能力保衛這些革命成果，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進攻。」

　　第四國際，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美國給予蔣介石的支持及對朝鮮的侵略。錫蘭托洛茨基主義者支持你們的革命運動。25年來我們托派為了民族獨立，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解放，為了社會主義的前途，反對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曾經進行了最堅決的鬥爭。而今「你們又根據甚麼理由如此殘酷地迫害在同一戰線上的最堅決的戰士托洛茨基主義者呢？」

　　在這次革命中，你們推翻蔣介石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爭取民族獨立，「的確是偉大而且是劃時代的。你們應該引以為榮」，但是，「這些成就距離最後勝利的目標仍很遙遠。」

　　你們必須改變官僚集中制，代之以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建立蘇維埃代替四個階級聯盟的聯合政府，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手段，作為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步。「釋放所有被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為了推動革命向前發展，給托洛茨基主義者與其他一切以工人名義組織起來的政黨有發展革命的意見與批評你們黨現行政策的完全自由！」

　　「假使你們能拋棄斯大林官僚主義與機會主義而回到馬列主義及十月革命的傳統立場上，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來支持你們，以及在推動這個革命向最後完成中與你們共同合作。」174

　　中共並沒有理會彭述之的呼籲釋放托洛茨基主義者。1954年夏間，各地軍事法庭對被捕的托派分子實行宣判，判處三年至無期徒刑各個不等的刑期。大多數宣判後立即分赴各個勞改場勞動服刑，少數人留在監獄內服刑。

　　1948年東歐的新民主主國家，放棄新民主主義，實行社會主義，解散聯合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就影響到中共。1950年中共就有人提出消滅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在1950年6月6－9日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批評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傾向。」175

　　毛澤東說：「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176

　　1952年底共產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建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年－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農業合作——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在1955年7月時，說要在1960年完成合作化計劃。

　　農業合作化，也就是把農業的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不要說10年時間不能完成，就是更長的時間也不一定能完成。農業集體經濟生產，必須要有農業機器的生產，就要工業生產達到一定的高度的生產能力。而中國工業生產落後的國家，在10年、20年也不一定能生產充足的農業機器來供給龐大的農業集體經濟所需。中國農業合作化，經過多次的變化，折騰了幾十年，到頭來恢復為個體經濟。

　　毋需要農業合作化——農業集體經濟完成，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的把資本主義工業轉為國有（採取沒收或贖買政策），毋需用幾年時間，在幾個月時間內就可以完成，走進社會主義社會。至於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才需要農業集體化、社會化。

　　1956年6月，中共宣佈完成了社會主義對工業、農業、手工業的改造，和平的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四、中共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而不斷革命論的托派卻無所作為。托派進行反思

　　中共1949年推翻國民黨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1956年又進一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共產黨進行的革命勝利，引起中國托派內思想混亂。有人認為中共的革命路線、政策是正確的，而托派的革命路線和政治主張是錯誤的；有的認為托派的不斷革命論是正確的，而中共的階段論者推動不斷革命達到勝利，而不斷革命論的托派卻失敗……等等。

　　我們在這裡選擇有代表性的蘇達（向青）、彭述之、王凡西（雙山）三人的反思。

　　蘇達：「在抗戰時期本來是大好機會可以得到發展，但托派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參加戰爭活動，同工人、士兵、農民以及一切抗日的積極分子密切起來，取得群眾的信仰，但托派一點也沒有做到，沒有認真努力去做。」

　　托派沒有遵照托洛茨基說的：「中國一切工人團體的責任是積極參加現在的抗日戰爭，而且參加在第一線上，卻不絲毫拋棄其綱領及其獨立的活動。」

　　托派沒有由組織派遣和指導任何同志去參加抗日軍事行動。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在日本佔領下，托派無所作為，托派並沒有「有計劃地把主要的組織和人員遷移到大後方的中心城市去，或遷移到主要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去。」「彭述之等領導同志，則始終堅持在上海或附近的淪陷區」，無所作為。

　　1940年下半年起，托派公開宣傳工作都完全停頓了。這就是中國托派失敗的起點……這失敗不是客觀條件造成的，而是主觀因素造成的，是領導無能造成的。

　　「托派訂出一個正確的抗戰綱領，但只會拿它來作空泛的宣傳」，「卻不會拿它來具體運用」。中國托派領袖僅是宣傳家。「至於領導實際政治行動和群眾組織工作，他們是不勝任的。」只作宣傳，忽視具體的政治行動，這是中國托派致命的弱點。「抗日戰爭是歷史性大好時機，也是一次決定性的考驗。中國托派考得慘敗，這就差不多決定了自己以後的命運。」177

　　「那些早已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托派），雖然掌握了正確的革命戰略路線，有了正確的綱領，但是沒有成熟到懂得客觀形勢具體地運用革命策略和選擇每時期最主要的實際的工作。反動的年代，不但不能增加他們的經驗和提高他們的政治能力，反而使長期關在小圈子裡的他們不知不覺間滋長一種孤芳自賞、憤世嫉俗的宗派主義心理。因此在抗戰期間和其後的內戰期間，他們都雖然曾有正確的戰略路線，卻限於一般的宣傳工作，反覆背誦不斷革命的公式，而不曾努力去和當時中共領導下的廣大群眾的鬥爭建立聯繫（在抗戰時沒有參加敵後武裝鬥爭，內戰時沒有真正積極支持解放戰爭和土改鬥爭，沒有利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這樣，他們就始終站在革命運動的邊沿上，幻想在現實的群眾運動主流之外，掀起一個革命，對大事變只有批評沒有行動，完全談不到積極影響事變，更談不到爭取領導權。工人運動因為完全得不到政治領導，也就不能上升到革命的高度，所以中國革命一方證明不斷革命論（客觀革命的規律）的偉大力量——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共終於被迫走不斷革命的道路。所有違反這條路線的政策都令革命和它本身遭受到打擊和腐化；另方面也證明僅掌握到革命理論而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策略，也是不能起作用的。正因為中國不斷革命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中國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的身上。」178

　　蘇達（向青）所提出的問題：1.中共為甚麼會取得勝利；2.階段論的中共卻進行不斷革命而取得勝利；3.奉行不斷革命論的托派反而失敗了。

　　彭述之對這三個問題作出解答。

　　彭述之認為中共取得勝利的原因，一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特殊條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特殊條件綜合下所促成的。這種特殊條件的基本點便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趨於極度的衰朽和解體，而中國則是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的自動崩解，僅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衰朽和解體之一個極端的表現。彭述之對中共取得勝利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說服力的，資本主義直到現在並沒有解體；蔣介石政權並不是「自動崩解」的，蔣政權在大陸一直支撐到最後。在大陸站不住了，就逃往台灣，在台灣的蔣政權，還揚言反攻大陸。

　　彭述之認為中共取得勝利的第二個原因，是美國放棄對蔣介石的援助；第三個原因是蘇聯援助中共，把從日本投降繳獲的武器交給中共，中共得到這些新式的武器和重型武器得以攻打堅固防禦工事的城市佔領城市。

　　至於革命階段論的中共實行了不斷革命論而取得勝利，而奉行不斷革命論的托派卻失敗了。彭述之解釋道：在20年來托派始終是一個小組織，未能成為群眾黨，一方面是受到國民黨的多次逮捕，托派的革命幹部被困在監獄裡；另方面斯大林黨對托派的汙衊、誹謗，對托派史無前例的迫害，而在托派內部又經常爭吵，不斷陷於分裂。所以，托派組織始終是一個小組織，未能成為群眾黨，也就無能力領導群眾進行革命。

　　彭述之承認錯誤的，只是對1947年形勢估計錯誤。179

　　王凡西、一丁檢查錯誤，「自我反省」是與彭述之的不同。

　　王凡西、一丁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客觀上恰恰說明不斷革命論的完全正確。這個事實，今天已不僅為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所認識，而且連中共的領導層都不得暗自承認的了。」「錯誤的史派何以會勝利，正確的Ｔ派（托派）何以反而失敗。對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回答是：在客觀革命過程的壓迫下，中共能夠在實踐上而非思想上，多少拋棄斯大林主義的教條，能夠多少依了不斷革命的路子走；中國Ｔ派卻不能在實踐上多少改變自己一向確定的工作方法，我們把革命鬥爭始終祇限於一種特定形式，這乃是一勝一敗的主要原因。

　　「中國Ｔ派過去無疑是有正確的戰略路線，但沒有實現這條路線的合適方法。具體說來，情形如下：從我們的基本戰略方針出發，中國Ｔ派堅守了這樣一條工作路線：集中力量於大城市，在工人階級中進行宣傳組織，以革命民主要求為基礎，發動並領導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由此去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強大的革命黨，並由此去推動全國城市和鄉村中被壓迫被剝削群眾起來革命，推翻國民黨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

　　在第二次革命後的局勢，使我們的工作方法得不到任何結果，國民黨在城市進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托派在上海從1931年5月至1937年8月，中央機關差不多每半年遭受一次極嚴重的摧殘，「談不上發展，更談不到發展成一個群眾的黨。」那時候，農村有普遍的農民鬥爭，反動統治在農村不甚厲害，我們本可以到農村去開闢戰場；「但我們堅決反對這樣做」，是違反我們既定方針的。

　　中共當時在城市中的遭遇比我們嚴重，他們不是原則的空談家，而是實幹的經驗主義者，他們便傾全力在農村中開展工作。他終於保存了一個數量大、組織嚴、行動性強的政黨，同時「保存了能征慣戰、政治覺悟遠較國民黨軍隊為高的武裝部隊。」

　　「中國史派保有這兩個支點，一直到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這兩個『特殊條件』出現，他們便能利用這些『特殊條件』來取得革命勝利。」

　　Ｔ派緊守城市，專心工人運動，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在重重打擊下不考慮變換工作地區與對象，「這在原則上說來無可非議，這情形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在那個時期，革命實際經驗終究不曾給我們指出過可以保證工農革命勝利的其他道路，而且真要進行武裝鬥爭，對我們當時那樣的宣傳小團體，在事實上也確實極難開始的。」

　　1937年8月以後，全面抗戰開始，沿海地區被日軍佔領，大部分工業癱瘓；另方面政治中心移到內地，「政治生活完全以戰爭為樞軸，一切社會矛盾透過了戰爭問題表現出來，此時武裝鬥爭成為唯一可行的鬥爭（放棄這項鬥爭便是放棄任何鬥爭），而革命者想要接近武裝是相當方便的；這時候，中國Ｔ派的領導機關仍死守在陷敵的上海……在租界上空談擁護抗戰，毫不計劃在行動上參加戰爭，藉以拿起武器，藉以在戰火中建立起一個戰鬥的黨，在戰火中培植與增加自己的力量，這至少在今天的回顧中，應該坦白承認是大大地錯了。」中國Ｔ派不參加與領導武裝鬥爭，「註定了中國Ｔ派的終於失敗。」

　　要想在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與中共三方面的敵對中托派進行獨立的抗日遊擊戰，確實是極為困難的，但絕對不是註定要失敗的。更為重要的，在日敵佔領地區，不僅不可作為，甚至連最起碼的生活也難維持，更說不上其他工作了。

　　我們長期以來不肯認識中共的勝利是革命的勝利，主要因為我們認為中共是農民黨。在當時，就理論來說，不能算是錯的。馬克思主義者判斷一個黨的性質，是以其黨員的社會成份和其政治立場這兩個標準。不過在事後的回顧中，我們應該承認「斷定中共是一個農民政黨是錯的。」

　　「在殖民地半殖地國家中，一個決心要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革命組織，祇要它有一個革命的政綱，切實進行革命活動，具有相當長之的革命傳統，在國際上與別國的工人革命保持著兄弟般的聯繫，在組織路線上始終注意階級差別，而且充份准備一有可能便大量吸收工人中的優秀分子入黨——具有這樣條件（或品質）的組織，其工作地區並非一定要無時不離城市，其黨員的爭取對象也並非要無時不限於工人，其階級性質仍可在相當時間內保持不變的。」在某些落後國家中，吸收農民入黨，是唯一可能建立一個革命政黨的，「並不違反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路線。」

　　我們從中國T派的消極經驗中，得出教訓：「只要政治上和組織上能堅守階級路線，那未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之下，主要屬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者集團，一時被迫離開城市與工人階級，去組織並率領廣大貧農進行革命的民主鬥爭，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也可能（當然不一定）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在這樣的黨的領導之下，農民的武裝鬥爭也不是沒有勝利前途的。」180

　　王凡西這個反省所得出的經驗教訓，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五、香港的工人罷工鬥爭

　　托派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植根於工人階級土壤中，她為工人階級爭取各種權利、改善生活待遇和改善勞動條件而鬥爭。在抗戰勝利後，香港發生多起的工人罷工鬥爭，都有托派工人參加。比如1948年華機大罷工，托派工人大力支持，十個工人代表中就有三個半是托派工人（半個是托派的同情者）。

　　1946年夏天，印刷工會醖釀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那時，新成立的左派「印工業餘憩廬」（勞工處規定一個行業只准許成立一個工會，故此，以俱樂部的形式建立工人組織），印刷工會怕它破壞罷工，遂與印工業餘憩廬簽訂協議：雙方互相支持，不得進行破壞。

　　梁蘇是活版印刷業工會主席，是工人代表，另外兩個工人代表是楊基和黃福。黃福是國民黨人，印刷工會主席。他們選定首先在《成報》館進行罷工，因為《成報》館資金薄弱，受不起工人罷工。在《成報》館罷工成功，就能夠使全印刷業工人受益。

　　《成報》館工人罷工了，老闆揚言：「你們罷工我們不怕！」

　　罷工的第二天晚上，黃福卻要工人開工。當梁蘇得知黃福破壞罷工，立即向工人說：「不是停止罷工，立即繼續停止工作，恢復罷工。」使黃福破壞罷工不成。

　　工人把報紙印好了，卻不發行。老闆無可奈何，只好接受工人提出的條件：一、發給工人飯錢；二、給予工人宿舍；三、給予工人假期。於是，罷工勝利結束。

　　梁蘇受到工人擁戴，被選為印刷工會主席。

　　梁蘇早在1937年在廣州的梁顯德吸收他為托派。

　　1950年，美帝國主義封鎖中國，不許國外的物資、原料、食品、鋼材、藥物運入中國。「禁運」對香港影響很大。物價上漲，工人微薄的工資難於維持生計，於是連續不斷地發生工潮。

　　香港政府於1949年4月，製定《違法罷工與罷僱條例》，所謂禁止非法罷工，就是禁止公共事業的水、電、電車、電話、煤氣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不得罷工，勞資糾紛先進行調解或仲裁。調解不成，要罷工時，就必須等待資方派人來接替工作時才能開始罷工。作出這樣的限制，就使罷工難於進行，即使罷工也使罷工降低效力。

　　在公用事業的「三電一煤」中，工會決定電車打頭陣，要求增加生活津貼。

　　電車工人出了一個「絕招」，就是「賣大包」。工人照樣上班，電車照樣開，但不收乘客車費，這樣就不是罷工而是怠工。1949年12月24日，即聖誔節的前一天，開始「賣大包」。因為乘車不用買車票，乘客特別多，於是工會立即組織休班工人為糾察隊，到各個車站去維持秩序，同時做宣傳員，向市民解釋電車工人這次鬥爭的作用，爭取市民對電車工人的支持。

　　原定怠工進行三天，27日結束，與資方進行談判。不料是日早上，電車公司貼出告示，解僱全體售票員。於是電車工會立即在電車公司寫字樓外佈置糾察隊，向來應徵者進行說服工作。大多數人退走，上寫字樓應徵者很少，資方這個辦法無法實現。電車罷駛了。

　　1950年1月2日電車工會提出調解，1月5日電車公司提出仲裁，電車工會不同意仲裁，主張談判，雙方僵持不下。

　　這次電車工人鬥爭如果失敗，對公共事業工人影響很大。「三電一煤」工人極力支持電車工人的鬥爭，他們去慰問電車工人，其他行業的工人亦紛紛前來慰問，支持電車工人的鬥爭。他們捐款慰問工人。前來羅素街電車工會慰問的各行各業工人甚多。羅素街熱鬧非常。

　　1月30日有38個青年團體前來羅素街慰問電車工人，是晚9時舉行慰問大會，警方在日間架起鐵碼，把附近的交通道路封鎖。是晚，員警數人到羅素街，要把擴音器拆下，工人不許拆。員警退出後，工會立即加強樓下羅素街的工人糾察隊。不久，大批防暴員警進入羅素街，見人就打，並施放催淚彈，衝上樓上，搗毀工會的設施，逮捕工會負責人。這次員警的暴行，被稱為「羅素街血案」。被打傷的人共有一百多人。

　　托派的電車支部全體人員參加這次電車工人的鬥爭，有一個托派工人吳榮被打傷頭部。

　　2月7日勞資雙方恢復談判，是否增加生活津貼，要等待牛奶工人要求增加生活津貼仲裁的結果而定。2月10日電車恢復行駛。牛奶工人要求增加生活津貼經過仲裁，獲得增加每月30元的生活津貼，於是，電車工人便獲得增加生活津貼30元的結果。

　　托派在多次工人罷工鬥爭中吸收多名工人參加托派，托派在香港有了很大發展，太古船塢是托派一個重要的工人基地，在1949年就有餘佩山等十多人建立了三個支部，在九龍紗廠有遼遠等9人，在大中針廠有8人，在電車有4個支部十多人，印刷廠有兩個支部。所有的紡織工廠、馮強鞋廠都有托派工人，有的建立支部，有的建立小組。全港有20多個工人支部。最盛時期全港托派工人有150人左右。工人黨員佔85%。

　　1950年初，大中針廠，廠方要縮減工人。托派領導工人進行罷工，結果解僱工人獲得一定的補償工資。

　　1950-1952年曾經發生多起工人罷工鬥爭，都有托派工人參加，罷工失敗了，有多名托派罷工工人被驅逐出境。

　　1950年美國封鎖台灣海峽，香港工廠、商業受到影響，紛紛辭退工人。香港政府對左派──共產黨、托派的活動以及工人採取強硬政策。工人為增加工資而罷工，為了反對關廠而罷工，為了反對資方削減工資而罷工，香港政府就把工人代表逮捕，遞解出境，而工人代表大多數是托派工人骨幹。故此，中共和托派工人大批被遞解出境，這些人回到大陸後，就脫離了托派組織。

六、托派組織的演變

　　1950年組織局指定香港地方委員會：戴顏（書記）、李西、鄺稽。

　　1950年美國封鎖大陸，對香港經濟有很大影響，工廠停工，商店遏業，有的工廠轉產，有的產業轉營。如，太古船塢、改為建樓房，幾千太古工人被解僱。因此，托派許多工人失業，不得已紛紛離開香港，返回大陸謀生，而托派的罷工工人又被驅逐出境。到1953年以後，工運萎縮，在托派一些工人成員間逐漸情緒低落，以致後來不斷地退出運動；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取得革命勝利，在托派內部產生思想混亂、迷茫、失望，例如震炎、黃斧和少數派毛鴻鑑等人回大陸，自謀出路（他們不久便被中共逮捕）。有些人是響應第四國際巴布洛號召回大陸參加革命，有50多人分批回大陸，香港托派人員大減。此外，有不少成員移居外國，又減少了一批人。

　　新中國成立後，有些托派人員純粹因旅遊、探親訪友、私事回大陸，但他們全部被捕。公安局不用他們提供香港托派組織及人員情況，只要他們回港後不再參加組織和托派活動，便釋放他們回港。他們回來說，中共人員對他們說，托派一切資料都已全部掌握，比他們所知道的還要詳細。他們之中有焦榮、陳仁、戴顏等人，他們回港後先後退出托派（戴顏在1975年（？）退出托派）。於是又減少一批人。從這些情況看來，香港托派組織早已有中共滲入，和國內情況一樣。

　　香港托派組織一方面大量人員減少，另一方面，香港托派沒有大力進行發展組織，工作保守，固步自封，沒有發展新的成員。

　　香港地方委員會改組：戴顏（書記）、馬基、鄺稽。

　　50年代和60年代，全國臨時委員會出版了為數眾多的對外宣傳及內部教育、討論的小冊子，如《嚮導》叢書、《海燕》，主要內容是對當時發生的國內國外重大事情的評析和表示立場，特別是對中國發生的大事件，如，中共1949年中共的革命勝利，以及經濟建設等諸問題、三反五反運動、反「右傾」運動、「大鳴大放」運動、人民公社、大躍進、全民煉鋼、「三面紅旗」、三年大飢荒、中蘇大論戰，……等等，都有及時的分析批評，而這些批評幾乎都經受得起往後的考驗。

　　1969年初，樸克在日本見到彭述之，他向彭述之反映了香港托派毫無發展的情況。彭述之寫信批評方興，方興辭去全國臨委書記職務。經過選舉，全國臨時委員會：李西（書記）、林斯、鄧強、樸克、鄺稽、方興、遼遠、戴顏。

　　只是換了書記並全國臨委改組，但沒有改變工作方法，還是以保守秘密的方式不敢邁開大步開展群眾工作，故此，托派仍然無甚發展。

　　1968年法國托派發動的青年學生的革命運動，香港的青年深受影響，趨向於左傾、社會主義。

　　1970年1月，吳仲賢（胡從善）、莫昭如創辦《70年代》雙月刊，何仁在創刊後不久參加《70年代》，團聚了一批左傾年青人。吳仲賢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吳仲賢等人在香港與樓國華接觸，樓國華介紹他們去法國找彭述之。

　　1972年間，彭述之在法國巴黎與吳仲賢、何仁、葉寧等人談話，改變了他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並吸收了吳仲賢、何仁、志萌、葉寧等人參加托派。吳仲賢加入法國巴黎托派支部。吳仲賢屬於國際多數派，何仁屬於國際少數派，葉寧屬於美國少數派。1973年4月他們回到香港後，加入中國革命共產黨。葉寧、何仁等人在革命共產黨屬下，建立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社。

　　不久，何仁不滿於革命共產黨的組織作風以及在政治空氣容許公開宣傳社會主義時仍嚴守秘密的工作方法，1974年9月離開香港去英國，並在英國建立復醒社托派組織，參加英國托派支部。吳仲賢於1973年夏退出革命共產黨，於1973年6月成立革命國際主義同盟，多數是《70年代》的年青人。社會主義青年社一部份人於1974年5月與革命國際主義同盟聯合成為社會主義同盟。1975年3月，改組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及後，宣稱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為托派組織，出版《戰訊》，以托派立場活動。

　　70年代初，香港發生許多大規模的青年學生運動如「保釣」運動、「反貪汙、捉葛柏」運動等，社會風氣大為轉變，迫使香港當局放棄政治的強硬政策，容許反英、反帝、反殖、反官僚的刊物存在。

　　1974年初，何仁、穀和（樓國華）等人共同發起出版《十月評論》。及後《十月評論》變成為革命共產黨的喉舌。

　　1974年第四國際世界大會通過決議，要香港所有的托派組織統一起來，委託日本支部和美國支部調解在香港的各個托派組織，統一起來。

　　日本、美國同志在香港調解各個托派組織無結果。香港的托派組織進行過四次談判，始終達不到統一的目的。

　　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門事件，清明節北京群眾悼念周總理，並聲討「四人幫」，受到鎮壓。香港革命共產黨發起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和其他的團體舉行一次公開集會，要求釋放被捕的群眾。這次集會有千多人參加。

　　中共在集會之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向香港政府施壓；企圖制止這次集會的召開，沒有成功。會後，香港中共發動了一次空前的反托運動，在他們的報紙以及支持中共的所有報紙和期刊上，以及受中共影響的工會、學校內的集會上，對托派進行猛烈的攻擊和汙衊。對此，托派的期刊予以反擊和答辯。

　　這是香港托派與香港共產黨的第一次公開鬥爭。

　　1977年4月10日，革命共產黨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有16人（票），有海外的代表（委託香港代表代），有日本、澳大利亞代表列席、國際主義工人黨谷和被邀請為觀察員列席。

　　大會議程：（一）全國臨時委員會書記李西作「目前中國局勢」的政治報告，及過去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的報告；（二）《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綱領草案）的討論；（三）《香港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綱領草案）的討論；（四）《目前組織工作的任務和方法》（草案）的討論；（五）對黨章的修改的討論；（六）選舉中央委員會；（七）臨時動議。大會對各個草案均以多數通過。

　　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李西（書記），遼遠、鄺稽、方興、張葵（女）、阿立（女）、大木。後補：葉寧、蘇達、犀照、王強。

　　同時，大會通過了《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決議首先評論第三次革命的成果，革命後中共的各項政策，經濟政策的多次改變、冒進、失誤，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最後提出「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針對中國的情勢，提出如下的任務和主張：

　　（一）堅決保衛中國革命成果

　　保衛國有財產、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土地改革、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權、計劃經濟等等。

　　推翻英、葡帝國主義在港澳的統治，推翻台灣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澈底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

　　堅決反對任何資本主義的復辟，抗擊帝國主義的進攻。

　　（二）爭取工農群眾的基本民主權利

　　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武裝、罷工、示威、居住、遷徙、旅行、受教育、選擇工作和創作等的完全自由；

　　國家應提供物質幫助及方便，使人民能充份行使這一切自由權利；人民對政府及執政黨有完全的批評和監督權利；任何侵犯、壓制人民這些自由的，應受到嚴厲的懲罰。

　　反對強迫知青下鄉下放；除真正的刑事罪犯外，國家不得對任何人強行勞動改造、思想改造等官僚手段。

　　戀愛、結婚、生活、生育、墮胎等應有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官僚干擾限制。

　　（三）改善工農生活及工作條件

　　每日工作不超過八小時，根絶失業；禁止強迫提高生產定額；禁止違反生命安全的操作，防止工傷事故；以勞動者自覺的熱情和紀律，代替官式的勞動競賽制度。

　　按照實際生活的需要，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逐步減少工資等級之間的差距；反對工人貴族特權與勞動者生活窮困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婦女同工同酬，生理病假分娩等應獲得特別照顧，反對對婦女的任何歧視。國家應普設托兒所、公共食堂、洗衣場等，以幫助促使家務社會化，消除婦女的家庭重擔。

　　糧食、副食品、日用必需品等應供應充足，定價低廉，以保證工農大眾吃飽穿暖，澈底改變國家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出售日用必需品的政策。

　　沒收一切房屋歸公有，首先分配給受迫切需要的勞動人民。

　　（四）工人管理生產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地修訂經濟計劃，重訂積累與分配間的合理比率，使輕、重工業之間，工、農業之間和諧地平衡地發展。

　　所有廠礦交通單位都由工人自己選出工廠委員會執行國家經濟計劃，管理生產，保證產品質量，禁止追求虛偽數字。

　　以民主方法組織消費合作社，監督產品品質、種類、數量和價格。

　　國家經濟和政府工作的詳細情況應經常定期公佈，使人民能行使其權力，監督全國經濟計劃和政府政策。

　　（五）按照勞動者意志改組社隊

　　廢除土地私有制，宣佈全部土地歸國有，由勞動者無償地按平均原則使用，禁止轉讓。農業應走集體化、機械化道路，國家應用物質力量盡力給予幫助，配合民主化示範及思想教育，健全集體化組織；由農民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會議，依照社員的意願和利益，改組或重組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實行真正民主的管理，自行決定生產計劃及指標，決定積累和分配之間的比率，提高社員的工分及生活待遇。

　　農民應有完全的自由，以決定參加或退出公社等集體組織。在禁止剝削他人勞動及制止富農生長的前提下，容許農民有選擇單幹及非農業人口選擇個體經營的充分權利，國家應保護他們不受歧視或打擊。在目前時期，反對官僚強迫取消現有的小量自留地、家庭副業或自留畜。

　　（六）一切團體組織、機構，實行民主化

　　工會組織應由工人群眾民主選出領導機關獨立自主地代表工人群眾的意願及利益而工作，不受國家機關或當權黨派的指揮。

　　軍隊及民兵組織應由下層戰士民主選出指揮部，指戰員工資待遇基本上應該平等。軍隊、民兵與人民打成一片，絶不充當官僚派系鬥爭或鎮壓人民的工具。

　　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有權獨立組織自己的團體，不受政府或當權黨派的干擾約束，有完全自由地創作的權利。

　　學校教師、工作人員和學生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處理學校行政及教學等事務，反對軍隊或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的進駐和監管。

　　（七）建立工農兵的代表大會（蘇維埃）

　　以不記名投票，按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各級代表大會，構成各級權力機關。由各級代表大會選出各級政府負責人，排拒資產階級地主份子及舊官僚政客參加。由工農兵全國代表大會構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廢除現存的一黨專政；廢除獨裁點綴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新制定社會主義民主憲法。

　　一切政府公職人員均可隨時由人民加以撤換，他們的工資待遇不能高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待遇；廢除任何特權享受。

　　（八）實施社會主義民主

　　工人有組織政黨或派別，參預國家事務；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政黨都有合法存在及公開活動的權利；廢除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治特權。反對利用國家機關替任何私黨私派利益服務。

　　實行無產階級的法治，反對任意亂加罪名給任何個人或團體，進行迫害或私刑迫供。非經公開、公正、合法的審判不得加罪任何人，應容許被告有自由答辯權利，不得剝奪任何人身自由或加以壓迫。

　　廢除秘密員警制度，停止公安特務人員隨意逮捕、監禁、流放或殺害任何人。

　　釋放一切未經公正審判的被扣押者，對過去一切政治犯實行公開而公正的重新審查，並由工人團體推選代表參加審判。

　　釋放一切擁護社會主義而對中共當權者的思想或政策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犯」。

　　（九）少數民族應有自決權

　　廢除民族自治區內的漢族監督和統治；反對任何形式的大漢族主義或民族壓迫。

　　國內各少數民族，不論大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

　　少數民族應享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願意共組或退出社會主義聯邦。

　　（十）確定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

　　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革命政策，代替現行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排除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的反動幻想。

　　支持、幫助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的革命運動，反對各國剝削階級對群眾的限制和鎮壓。

　　公佈一切外交條約和文件；反對秘密外交。爭取同一切工人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國家或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思想政策分歧不應妨礙這種團結合作。反對任何工人國家對其他工人國家的壓迫、掠奪或軍事侵佔。對各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錯誤應予以批評揭露，喚起工農群眾進行監督和改革（包括政治革命）。

　　一切工人國家應該根據完全自願及平等的原則，成立社會主義聯邦，作為未來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第一步。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

　　上列的任務和主張，必須歸結到以工農群眾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這個重要任務上去，因為沒有這個成功的政治革命，則上列的任務和主張是無法達成的；現時的官僚統治既不會自動地徹底完成上列的任務和主張，使中國最後走到共產主義，也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恰如古今中外所有統治階級或階層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臺一樣。

　　但要準備、進行這一政治革命，並保證獲行勝利，必須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黨的領導，這個黨就是托洛茨基所創立的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其中國支部就是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國際的一切革命傳統的直接繼承人，建立在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綱領的基礎上」。第四國際的綱領吸收了百多年來先進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也吸收了五十年來反對工人國家中官僚層獨裁統治的經驗。第四國際在組織原則上實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既保證了充分的黨內民主，又保證了對外的集中行動，這兩者都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黨所缺一不可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團集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世界而努鬥爭吧！

　　大會通過《香港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指出，港英統治者所實行的是「腐敗的殖民地主義制度、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完全操諸少數殖民者手上。」「廣大被剝削階級不能享有民主權利。」統治階級「同廣大勞動人民和中間階層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並且不斷挑起廣大人民的反抗。」

　　「廣大被剝削階級、廣大革命青年和中間階級淪於破產的層份，則基本上結集成為反殖反資運動連結起來，和使香港的革命運動同世界各地的、特別是中國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在推翻殖民統治的同時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解放香港，使它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謀求發展，是中國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務。」

　　而目前香港工人階級情況怎樣呢？「由於中共所發動的或領導的工人鬥爭接連失敗，相應地引致工人階級內部政治的意識低落。特別是在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失敗之後，原有的階級意識強烈同時擁護中共的大量工人群眾，已因鬥爭失敗失去原來的活動基地」，他們轉業了。但是，新興的行業，許多青年職工中心出現，許多人渴求投進青年激進運動，我們對青年工人的任務，就是「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逐漸引導他們在其社會崗位上從事階級鬥爭。」

　　「我們必須從今天起就著重地在工人區域中進行推動各種鬥爭和加強工人組織的工作」，「我們應首先推動工人階級爭取生活改善和勞動條件的改善」，「反對資方開除工人和官方種種苛例」。

　　70年代初起，廣大青年激進化，他們受到世界青年激進運動的影響，他們對一切不合理現象的反抗，「反映出他們對謀取自身解放的渴望。」自70年代初至今，激進團體不斷成立，學生組織活躍，幹預香港的社會問題，也幹預中國的重大問題和事件，擔當著鬥爭的前導角色。

　　青年運動不能取代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必須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才能獲致改變舊社會制度的輝煌成果。」激進運動將成為革命的搖籃，「有助於中國復興馬克思主義和建立革命新黨的運動。」

　　「解放香港，首先必須推翻英帝的統治，這是革命底直接任務。但香港人為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剷除一切資本主義力量，實行財產公有制，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有這樣，它才能與已實行了國有財產制的母體（中國）相結合。這結合可以給予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以有力的推動，也可以使香港在經濟上獲得充份的物質供應，和在政治上、軍事上獲得充份的支持，抵拒外來的壓力而向前發展──這是歷史規律所預示的必然方向。」

　　最後，提出行動綱領：

　　1. 規定最低工資和依照物價指數增加工資，物價指數要由工會編寫。

　　2. 八小時工作制，反對僱用童工。

　　3. 一切人種同工同酬、男女同工同酬。女性職工享有生理假期，產前產後休息一個月，工資照發。廢除一切剝奪限制工人權利的反動法例，代之以保障工人權利的法案。

　　4. 由僱主繳交職工的福利費和勞工保險費。福利費和勞工保險由職工團體建立的委員會處理。

　　5. 工人管理生產和監督生產。企業業務公開。

　　6. 工會民主化。

　　7. 教育普及化和民主化。

　　8. 人人有工作權。政府支付失業、半失業工人生活費用。

　　9. 撤軍裁警。各區自治。組織各區民眾自衛隊代替員警工作。

　　10. 全面管制租金和管理物價，成立租金評議會評定租金和物價。

　　11. 澈底消滅貪汙。

　　12. 反對現行小販政策。劃定小販區，由小販自治管理。

　　13. 妥善解決工人階級及勞苦人民的居住問題。公屋只能收取最低廉的租金。

　　14. 成立公共法庭。法官和檢察官民選。

　　15.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建立政黨和政治活動）、示威、罷工等的完全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墮胎自由。凡中國人民有在香港的居留權；撤銷一切遞解出境及制止入境的法例。

　　16. 召集普選全權的立憲會議解決香港一切重大問題。廢除殖民地法規，廢除目前的統治制度。

　　革命共產黨於1978年5月4日中央委員會決定召開特別代表大會，討論黨內多數派與少數派問題，討論社會主義青年社與黨的關係問題。

　　1978年7月25日，由蘇達起草的《成立黨內反對派發起書》，是由七位年青同志和兩位年老同志簽署的，向全黨提出。他們自稱為「反對派（統一派）」，由11位同志組成。

　　特別代表大會於1978年9月10日晨至11日淩晨舉行。出席正式代表15人（按二人選一代表，其中只有1人代表1人，故為半票）列席的是後補中委；被邀請列席的有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社會主義青年社、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的青年團組委會、英國復醒社，觀察員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丁同志。

　　在討論社會主義青年社與黨的關係問題時，社會主義青年社把革命共產黨和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看作為「一個黨兩個核心」，宣稱社會主義青年社不受黨意見所限制，而以自己的意見為主來投票。這些意見都與革命共產黨的見解不合，與黨的組織原則不合，而未能為黨所接受。

　　少數派蘇達（沒有出席大會，由別人代）提出「爭取立即實現中國托派的統一」的草案，認為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與革命共產黨目標一致，基本路線一致，所有爭論都是細節問題，所以兩黨統一的基礎已具備。

　　蘇達的草案未能為革命共產黨代表所接受，認為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與革命共產黨的分歧並非細節問題，而是政治原則問題的分歧，需要首先進行政治討論，澄清革馬盟文件上不明朗的意見，才能談統一。所以兩黨不能立即進行統一。

　　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代表宣稱，大會應通過革命共產黨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立即統一；否則，將終止統一談判。

　　召開這次特別代表大會，為了調節革命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青年社的關系，促進革命共產黨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的統一，毫無結果，反而更陷於僵局。

　　這次特別代表大會開過後不久，葉寧退出革命共產黨。

　　1977年10月，香港托派發表《寫給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

　　正當你們慶祝「四人幫」倒臺的一周年，召開第十一屆黨代表大會，並宣佈要「發揚民主」的時候，我們僅向你提出一個最起碼的民主權利要求。

　　廿五年前，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二日的夜間，你們秘密地，因而是非法地逮捕了全部留在國內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

　　現在我們要求：為了在行動上證明你們確有發揚民主法治的決心，你們應當將為數三百左右的被捕中國托派所遭受到的命運，立即公佈出來；並將一切現尚生存的在獄中托派，立即釋放。

　　我們，下面具名的社團，並非都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有的是，有的不是。但我們一致認為：將數百名的異己者秘密拘禁，不以公開與公正的審訊，並且一直監禁達廿五年之久，這是極端的不民主，這是肆無忌憚的違法亂紀！

　　我們又認為中國托派和國際托派一樣，始終是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在過去數十年中，他們堅決反對中國的反動勢力（最初反北洋軍閥，後來反國民黨），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堅決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為了這些鬥爭，他們中間有不少人曾經受過長期監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此，不管他們和你們之間在有關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上有過多大歧見，他們卻絶對不是像斯大林所誣陷的甚麼「反革命」派。他們絶對不該被捕或監禁的。

　　在被捕者中，我們知道有鄭超麟、何資深、尹寛、劉廣秀、李洛明、周仁生、林松褀、蔣振東等老革命家。關於這幾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前輩戰士的生平，你們該和我們一樣清楚。他們之中，有不少都是二十年代初期起便參加了革命。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他們都曾以各級領導人資格作出過卓越的貢獻。革命失敗後，他們又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迫害。在迫害下，他們都始終不屈，矢忠矢誠於共產主義的事業。

　　像這樣的革命共產主義者，你們，如果是名實相符的共產主義者，那就絶對不該如此對待他們的，你們應該接受我們的要求：立即恢復所有這些人的自由，容許他們發表意見，讓他們無拘無束地進行活動。最低限度將鄭超麟、何資深、尹寛、蔣振東，以及劉廣秀、李洛明、周仁生、林松褀等人的遭遇和近況，先行公佈出來。袛有這樣，才能表示你們真有決心去發揚民主與法治。也袛有這樣，你們宣揚自己與「四人幫」的惡劣作風有所不同，才有點真實內容。　　致

　　革命的敬禮！

　　簽名者：

　　赤道月刊
　　十月評論社
　　新思潮月刊
　　戰訊週報
　　信達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十月

　　共產黨並沒有接受請求，托派人員仍然被監禁在監獄或勞改場。

　　革命共產黨內有一部份人，以向青（蘇達）為首的反對派，主張立即與革命馬克思主者同盟統一，認為並沒有政治上原則分歧。他們反對黨的領導對兩黨合併問題的僵硬態度。同時他們又反對「嚴守秘密」保守工作方法，不能開展對外工作，至使組織毫無發展。因而他們分裂出去。他們是向青、平白、楊興、越之和青年團的張葵。

　　革命共產黨的反對派（向青、張葵等）1977年於9月14日召開全體會議，決定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統一。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於1977年9月間，邀請革命共產黨派出三位代表列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的全體大會。革命共產黨於9月15日派李西、鄺稽、張葵三人出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全體大會。

　　在1977年10月15日晚大會開始時，吳仲賢對革命共產黨列席代表李西說，由於統一運動有新的發展，革命共產黨的反對派決定和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復醒社、國際主義工人黨統一，故此，大會改為四個托派組織的統一大會。

　　隨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召開托派統一大會。參加大會的有：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命共產黨統一派（即革命共產黨少數派）、復醒社、國際主義工人黨。

　　大會主席團宣佈：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與革命共產黨統一派、復醒社及國際主義工人黨統一完成了。

　　大會選舉臨時常務委員會：吳仲賢、葉寧、張、華、陳平、陳肆、李炳。

　　大會通過越之臨時動議：統一新組織向革命共產黨多數派呼籲，立即參加統一組織。若革命共產黨仍拒絕接受，新組織要求第四國際撤銷革命共產黨作為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地位。同時要求第四國際承認統一組織為正式中國支部。

　　大會通過吳仲賢臨時動議：在革命共產黨確定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有合併基礎，並確定迅速合併之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拒絕與革命共產黨進行任何合併談判。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的主要工作，便是在第四國際內部向革命共產黨進行原則鬥爭，直至革命共產黨改變態度或被開除出國際為止。

　　社會主義青年社於1978年9月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領導的「進步學生」合併，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青年社脫離革命共產黨歸屬於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

　　1979年，第四國際第八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吸收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為中國支部。這樣，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有兩個：革命共產黨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

　　中國革命共產黨對第四國際第八次世界代表大會通決議，接納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為中國支部是不同意的。認為是違背了第四國際章程的：「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支部」的規定。「但是儘管這樣，為了執行世界大會經已明確作出的決議，我們反乎自己意願地承認RML為中國支部的一翼。」181

　　第四國際「香港──中國委員會」仍舊繼續調解兩個黨使之合併統一。革命共產黨始終堅持「有原則的合併」，堅持必須解決雙方政治的分歧才能統一的原則。國際調解毫無結果。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在1979年8月因一些小問題，而小題大作，發生分裂。

　　越之是黨派他在社會主義青年社工作，他在8月初進行組建讀書班。越之在8月21日已向社會主義青年社執行委員會及8月23日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的常務委員會報告建立讀書班的事情，並獲得批准。但是葉寧在8月26日的支部會議上卻指責越之，沒有在籌劃建立讀書班的事情向組織報告，直到建立讀書班已成事實時才向組織報告，這是沒有組織原則的行為。

　　越之把支部會議討論越之開辦讀書班是違反組熾紀律的事情告訴一位社會主義青年社社員，於是葉寧指越之洩露會議「秘密」，是違反組織紀律。

　　本來建立讀書班，培養新人是一件好事，而葉寧卻認為越之是以讀書班來搞小集團活動。於是就有人提出來，為甚麼越之組委會工作不做而專力去搞讀書班？有人就認為越之搞讀書班是有陰謀的，是想培養新人來改造黨組織。越之在支部會議上提出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是否屬實，但是支部會議否決他的動議。

　　事情一鬧開，就有人揭發越之把內部文件交給黨外人。越之承認是把黨內文件交給黨外人（谷和）（谷和曾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黨員，1979年退出革馬盟）；於是又增加越之一條罪狀，違反組織紀律——黨內文件不得外傳。

　　越之堅持不認錯，喬亞等人就組織「列寧主義派」反對越之、布雪。越之則針鋒相對，以「反官僚集中主義派」與之相對抗。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常務委員會9月2日決定，越之、布雪從社會主義青年社調回黨。

　　越之、布雪反對這個決定，9月20日發出「最後通牒」：「如果不撤銷9月2日的決定，以及9月18日黨團會議把我們倆人開除出黨的決定，我們二人馬上退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

　　支持越之、布雪的社青社的方平、一平、簫笙、提樓、亞炳、小丁等亦被開除。向青、平白、楊興三人退出革命馬克主義者同盟。這11個人於1979年12月25日建立「籌備組」，並向第四國際報告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分裂的經過，以及籌備組的工作方向是建立新的托派組織。

　　這個《籌備組》最初出版《學習通訊》（內部刋物），後改為《新苗》。

　　革命馬克主義者同盟在1978年「四方統一」後，建立一「中國組」，進行國內工作。他們多次派人回國，同國內各式各樣的民主運動分子接觸，並取得不少文件資料。

　　吳仲賢於1981年3月11日回大陸，進行組織大陸的民主人士工作，被大陸警方跟蹤，拘捕。他簽寫了《立功贖罪書》，承認在香港的托派組織為反革命，答應以後會向中共效忠，供出了與他接觸過的民刋組織和人員的情況，以及革命馬克思主者同盟和革命共產黨的情況。跟著，他帶同公安人員前去「訪問」大陸的民主人士，後來，這些人被捕。

　　吳仲賢回到香港後，在1982年2月9日，以書面回答訪問者，不承認他出賣過別人和組織，只「承認為了交換自由，我否認過我素來認為是正確的東西。」他承認在獲釋返港5日後即到澳門拱北向中共特工交「材料」，他解釋「是苦肉計、是緩兵之計」，盡量為自己辯解。

　　吳仲賢事件發生後，劉山青也到廣州去慰問民主人士家屬，帶一筆款項接濟被捕的民主人士和家屬，而被捕。他堅持革命的立場，毫不屈服，被判處十年徒刑，刑滿後返港，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他繼續從事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但已脫離了托派組織。

　　第四國際聞得吳仲賢事件後，立即宣佈開除吳仲賢出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遲至1981年11月30日才宣佈開除吳仲賢出黨。

　　吳仲賢事件發生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人心渙散，退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的人日漸增多，活動亦日趨沉寂。到1991年無聲無息地組織瓦解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不復存在。

　　1988年11月4日，中國革命共產黨在香港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決議：《中國當前形勢與革命者的任務》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