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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策、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
——1900年7月28日在德累斯顿“特里亚农”大厅的演说
威廉·李卜克内西
葛斯 李长山 译 梁建华 杨彦君 校
译自威廉·李卜克内西《世界政策、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1900年德累斯顿德文版。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9辑。
同志们：
我在这里受到的款待向我表明，敌人对我和我所代表的事业的攻击只是为我们作了最好的宣传。在帝国国会中众说纷纭，说什么殖民政策、舰队政策和强权政策虽然遭到我们这些“领导人”的反对，但是，在工人群众那里是得到拥护的；有人说，只要向人民发出呼吁，工人将会赞成这些据说是“伟大的、为民造福的目标”。我们对这种说法的回答是：“好吧，就这样办吧。”但是，人们却没有勇气去这样做，在我们党内投票赞成这种政策的连一票都没有。在党内如果一致意见占上风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开始就由我们的原则确定了。我在四个星期以前到过瓦登堡县，敌人在那里用“世界政策”给我们制造困难。我从这一最棘手的问题着手，坚决揭露了世界政策及其附加的监禁政策、救济政策、粮食和肉类的暴利政策。人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牟尔豪森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地方和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基于这个原因， 这次失败并不能对世界政策作出结论，假如有人用牟尔豪森的这次失败来反对瓦登堡的胜利，那么，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两地的候选人都宣布反对世界政策。舰队政策、殖民政策、强权政策、世界政策，所有这些都是最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整体并且是从同一个根源产生出来的。目前我们正处于十九世纪末期，看来十九世纪即资产阶级的世纪不仅证明了资产阶级的上升和成长，而且也证明了它的没落和衰亡。现今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衰亡，表现在资本主义恰恰在今天在每个场合对文化的全面敌视上。我说过，十九世纪是我们的世纪，凡是有计算常识的人直到今年除夕十二点以前都会这样说。历史上流传过一个德国皇帝的一段有趣的小故事。这位皇帝的管理能力很糟糕，拉丁语讲得也比较差。有一次，他的首相提醒他要注意避免语言上的错误。这位君主却反驳说：我作为皇帝凌驾于语法之上。今天在我们这里也有一些人凌驾于算术之上，他们打算用旧的、即将结束的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来开始我们正要迎接的新的二十世纪。
我认为，舰队和强权政策是十九世纪的特征。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公害及对文化的敌视就表现在这里。资本主义如同一只猛兽，它活着完全靠掠夺别人的劳动和财产，而且是比较大的资本吃掉比较小的资本；这样最后就形成了两个相互尖锐对立的阶级：一个阶级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个阶级则不得不使用和出卖自己的个人劳动力。资本主义像雪崩似的，在欧洲所有国家迅猛异常地蔓延开来，而且有计划地洗劫了这些国家。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再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时候，便出现了对殖民地和“扩张的世界政策”的追求，便出现了舰队和殖民的骗局及其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德国，而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质不可分的国际现象。资本主义一定要试图向外攫取和掠夺，因为它的利欲在本国已不再能得到满足了。
这个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个民族绝不会通过掠夺而变得强大，也不会变得富有。我们从所有侵略民族的下场中可以看出这 一点。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西班牙——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就是一个很值得借鉴的例子。这个帝国变成了什么样子？在这个国家中太阳永远不落吗？金制和银制的舰队运去了童话般的财宝吗？这个民族变穷了——它在财富堆积如山的两个大陆中间忍饥挨饿。这个帝国已经日薄西山了——它是现在又变得时髦的掠夺政策的牺牲品，或者说是世界政策的牺牲品。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在原则上就表示反对这种政策。唯有劳动创造财富和文化。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具有高度的文化，只有通过本国的劳动来努力实现。暴力不能带来文化，只能摧毁文化。一个民族的任何进步基本上都是以本国的劳动为基础的。明智和合理地组织劳动是人类伟大的文化任务。社会问题不能输出。
许多年以前我曾在萨克森邦议会中说过：如果萨克森埃尔茨山的贫苦纺织工人每天能多挣十个分尼，这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来说将比全部殖民政策更有价值。当时我由于说了这句话曾被人嘲笑过，可是今天没有人为此发笑了，因为，那时殖民政策还只是刚刚开始。今天殖民政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为此要付多少代价，人们可以从最近预算中的若干数字上看到这一点。
今年我们为殖民地共支出二千七百二十六万四千八百六十马克，其中仅为中国胶州湾肮脏的乐园就支出了九百七十八万马克。 而且开支在逐年增加。加上驶往亚洲、非洲船队的津贴费和用在我们的殖民地的其它间接开支，殖民政策的费用每年竟达三千三百五十万马克。这些费用绝大部分是通过征收食品税由人民来负 担的。那么，殖民地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去年，我们从殖民地的输入额是四十六万五千七百马克——连五十万都不到，而往殖民地的输出额是一千四百七十六万六千马克——可以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以致对我们的工业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去年工业产品 的输出额是四十三亿六千八百五十万，输入额为五十七亿八千七百七十五万。这种小量的殖民贸易，纯粹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贸易如果能有所增加也好啊，可是统计数字表明，同我们殖民地进行的这种贸易却在不断减少——甚至同胶州湾的贸易也在减少。
只要看看这些事实，我们就一定会说：我们一旦失去殖民地，就会把它看作是一个被放荡的男人抛弃的女人，如果有人想收留她，我们答应酬谢这位正直的人。我们的殖民地除了由于建立所谓的警察部队使军队增加、助长官僚主义并使开支庞大和不断上升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作为报偿和收获，彼得斯、莱斯特、韦兰、普林茨•阿伦贝尔格之流的坏名声玷污了我们正直的德意志的名字。这就是殖民政策的好处。但是，殖民政策仅仅是目前常常说的强权政策的另外一种叫法而已，殖民政策已经不用这个变得声名狼藉的招牌从事经营了。
但是，殖民政策是曾经获得过成果的！完全正确。英国人的殖民政策就获得过成果；但是，他们是在几百年以前这样做的，并且公开地找到了一些气候温和的国家。美洲就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能够垦殖这样一块殖民地将会是永久的光荣。美洲比英国大得多。那么，是怎样向美洲移民的呢？难道迁移过去的都是放荡的流氓、“天真的”贵族子弟等一些民族败类和废物吗？不，这次移民同我们德国在1848年前后所进行的那次移民相类似。十七世纪初充满着变换不定的政治斗争，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在不列颠群岛上资产阶级战胜君主专制政体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动时期，不久这个反动时期又结束了。在十七世纪的这种形势下，人民中最优秀的分子、清教徒、平等主义者以及那些以基督教的名义（当时宗教在英国同在我们这里一样已经不再是压迫的工具）为地球上的平等和自由而战的人们纷纷迁移到了美洲。他们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建立了许多自由国家。于是创建了一个新的大陆；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英国人最初占领了那里，然后又往那里移民，他们为文明赢得了第二个新大陆。
当德国开始推行殖民政策时，一切早已就绪，适合于欧洲人进行殖民的土地已经瓜分完毕；给我们剩下的只是其他国家不屑一顾的地方。我们今天连英国人已经做过的事情都做不到，难道这是一个缺陷吗？目前，世界在二百年到三百年之间已经向前发展了：过去认为是好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就不一定仍然是好事情。我们不应让那些所谓的泛德意志者在这方面所作的野蛮的演讲所迷惑。对于这些吹牛大王，我们根本不必认真对待。在这里，我插一句话。现在，从我们的敌人那里常常听到关于政治腔调变得非常野蛮的议论。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些先生们应该自己照照镜子。在美丽的德国，特别是在以舒适而著称的萨克森，一些所谓的爱国者、排犹者、泛德意志者操着一种粗野的、夸夸其谈的腔调，这种腔调不会为我们的教育增添什么光彩。这说明政治败坏了道德。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阶级斗争教育了为理想而战斗的工人，但是，阶级斗争却使反对工人合理要求的资产阶级变得粗野了。这种情况在萨克森最为严重。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那样，尖锐的阶级对立造成了观点上的尖锐对立，并且使上层阶级由于失去体统而极其恼火。我熟悉我们的萨克森的情况。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五年，我不得不说：尽管斗争比较激烈，在我的私人交往 中我从来没有亲自听到过一次失礼的言论。但是，有人认为在公众生活中可以置道德和礼貌上的常规于不顾，并且对敌人可以采取在私人交往中认为是可耻的粗野态度，认为这是允许的，甚至是一种爱国的行为。最近几个星期我遭到萨克森报刊的攻击和谩骂，这使我想起《亚利桑那足球运动员报》——该报是有意地进行讽刺，而这里却是郑重其事地认为我稀里糊涂，根本不知道经济关系决定政治，甚至决定政治的调子。热中于强权的人不允许任何人有同他们相反的观点，为了发泄他们的愤怒，他们竟利用德国最卑鄙的一家御用工厂的产品来反对我们和我们的事业。
一贯大言不惭的泛德意志者准备同上帝和世界建立联系——当然，如果警察准许他们这么做的话。英国仅仅是一顿他们要吃的早餐。我们来看看这些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的狂热的代表们的目的和愿望：德国究竟怎样，他们想要建立的泛德意志国家在哪里， 是什么样子？他们设想在所有的国家都住有德国人——或者说得更准确些，他们设想在外国处处都有德国人。他们把这些地方都算作是德国的，这当然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首先，他们想到了北美，有七百万到八百万德国人住在那里，这就是说有的是德侨，有的是德国人的后裔。对，我十一年前到过美国，在那里看到过一些德国人。我在我们的会议上问他们，为什么从德国来到这里，一个人回答说是由于逃避兵役，另外一个人说是由于不幸的政治原因，第三个人说是由于贫困的社会状况而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这些人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理由以仇恨和教训人的姿态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他们会立即把那些为可笑的舰队和强权的愚蠢行动效劳的使者们驱逐出境。
其次，这些先生们想到要向巴西移民。因此人们不得不问问，这些先生们所想象的世界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美洲比德意志帝国强大十倍，它绝不能容忍外来势力或者外来的君主国在那里立足，它并且知道要时时加以防范，必要时甚至准备使用暴力。
泛德意志者还经常想到南非和布尔共和国。这种幼稚行为给布尔人带来了很大的害处，对此我现在不想多说。
由于要贯彻殖民政策，我们才打算或者不得不推行舰队政策。 有人对我们说，没有舰队就没有贸易——如果我们的舰队不增加，德国贸易就不能继续发展。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如此无知的主张！法国拥有的舰队仅次于英国，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这个舰队给法国的贸易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二十年前法国的进出口贸易是超过德国的，但是，今天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却远远地超过了法国。舰队不仅没有给法国的贸易带来丝毫的好处，反而严重地损害了法国的贸易，因为舰队花费了从生产中抽出来的几十个亿。德国的工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德国的贸易在最近十几年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卑躬屈节的家伙主张的那样，把这些成绩归功于政策，归功于“皇帝和帝国。我们把这些归功于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活动（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在经营方面非常能干，而在政治方面则不那么能干），并且首先归功于我们工人的勤奋和才智。有人曾对我们说过，我们不仅急需一支强大的舰队，而且这支舰队还能够同最大的舰队进行较量。厄尔特尔先生是位大腹便便的萨克森的农业主，当然他的情况也不妙，他一语泄露了天机，说出了最大的舰队指的是哪个舰队。他说，我们应该武装起来抗击英国。我不知道厄尔特尔先生说的这些是否同他的良知相一致，我无法 加以证实。但是，这件事现在到处都已经传开来，而没有加以辟谣。尽管如此我仍乐于认为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因为，对于那位说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舰队建设得像英国舰队那样强大的人是否有清 醒的认识和健全的理智应该表示怀疑。英国没有常备军的负担，它虽然远比我们这个相对说来贫困的德国要富足得多，但它也不能够同时维持庞大的军队和舰队的开支。英国由于是岛屿国家才不得不建立一支大型的舰队，而且它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大块的领土。英国的舰队是在英国历史的整个特定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在我们这里，建设舰队的主张、把德国变成一个海上列强的计划以及这一计划的制定都应归功于一种现代的投机，即个人的情绪。如果要同超过我们十倍的英国作战，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船只呢？去年夏天，当一艘英国船在迪拉果阿港扣留和检查德国邮船时，泛德意志者便急于同英国交战。他们谴责政府错过了这个同英国算账的有利时机。由此可见，这些先生们的“果断”同他们的无知是相等的。根据目前的海事法规则英国无可指责，掌管德国对外政策的毕洛夫伯爵毕竟比泛德意志者看得更远些，他没有进行愚蠢的威胁，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哈赛先生当时是外交大臣的话，他有可能要对英宣战，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后灾难肯定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行驶在海上的每艘德国船只都会被消灭，甚至于对泛德意志者来说那些非常宝贵的殖民地也一定会丧失——怎么能说一点损失都没有呢？！
德国整个的舰队政策都是一些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东西，如同为它所进行的广告式的、巴纳姆式[1]的宣传一模一样；这一政策部分依靠私人的支持，部分依靠我们国内一些极有影响的集团的支持。这一政策进行战争恫吓，以大吹大擂的空话掩盖其内在的空虚，目前在德国用这种可怜的方式进行吹嘘很流行，目的是为了耍弄外国，但是，外国非常清楚，在这个轩然大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例如现在伊尔蒂斯号小型军舰正在大沽口参战，从中应得出什么结论呢？官方拍发的电报说：“我们是整个行动的灵魂，如果我们竟这样装腔作势和自我炫耀，那么，我们就要被别国人民嘲笑；这使我们想起关于小蝗虫的寓言，一只小蝗虫从一辆满载货物的车子上跳了下来，朝着马喊道，现在车子轻多了，你们能够拉得动啦。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最坚决地反对这种舰队政策及其造成的一切恶果。有人说：工人希望建立舰队，因为造船会给他们提供许多就业的机会。但是，从中得到好处的不是工人，而是那些入股的大企业主，例如克虏伯、施图姆等等。他们捞到了好多个亿。就德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言，扩建舰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干脆把钱扔到海里，也许比现在把钱投到愚蠢的舰队和强权政策上面所得到的益处更多一些。正像有人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的未来不是在海上。但是，假如现在这种流行的政策还要长期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的未来就会付诸东流！
难道我们果真像别人常常说的那样主张不用武装去对付其他的列强吗？至于说到我本人，任何人也拿不出一条站得住的理由来指责我，说我不想看到德国的强大。当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时就已经为德国的自由和强大战斗过，我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但是——我仍然忠实于我的观点和理想！我一向期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和自由的德国——这是一个包括全体德国人民的德国，而不是一个以普鲁士—德意志为主体的帝国。因此，我不得不反对那种政策，它通过1866年可恶的兄弟阅墙战争把我们住在奥地利的德意志兄弟赶到了斯拉夫人那里。我们应该把这种分割归功于俾斯麦的所谓天才的和民族的政策，因此，假如俾斯麦的追随者现在突然想用推行殖民政策来扩大德国的地盘，这是极其可笑的。如果我们期望有一个更大的德国，就必须设法使阿恩特的诗歌成为事实。如果没有1866年，德国的移民地区就不可能处在俄国的暴力之下。让我们看看出现了什么样的矛盾：奥地利是德国的前哨，是我们插入东方沿地中海去君士坦丁堡的楔子，这个国家是以德国的名义推行的非德国的王朝政策的牺牲品，这一政策得到那些人的颂扬，他们至今还向我们游说：他们热衷于大德意志！这是舍近求远，而且将一无所获。现在人们想用一种错误的殖民政策 和世界政策来掩饰丑恶的事实，这种政策同明智的政策是不相容的。
我们大家都希望德国强大，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可能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加真诚。但是，为此我们并不需要比其他各国人民更加强大的百万大军和舰队。那么，一个民族的强大依靠的是什么呢？确实不能依靠长枪和大炮。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历史吧。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总之，征服了一切专制主义的国家，但是，他却不能征服自由的英国，因为英国是一个自由的通过劳动而富强起来的国家；因为英国的力量是建立在人民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用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比旧的军事专制国家，甚至比革命的法国都能发挥更大的威力。自由的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军队，当奴隶主和地主阶级举起反对进步共和国的叛逆旗帜时，是怎样应付这一危急时刻的呢？在内战的第一年有三十万人参战，一年以后达到五十万。这个国家所以能够组织起这么强大的力量，并能够承受这么巨大的负担达四年之久，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平时没有由于搞军备而被消耗殆尽。我们不妨作个比较，对法战争虽然仅仅持续半年多，但我们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现在，通过布尔战争不是再次证明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民军队比精锐的常备军更有战斗力吗？英国的常备军是由优秀的士兵组成的；但是，今天一位细心的观察家丘吉尔（他是著名的英国国务活动家的儿子、有名望的统帅马尔波罗的后裔）说，他从前认为，一个布尔人能顶五个英国人，而现在他发现，一个布尔人能顶二十个英国士兵。一国人民具有这种优越性是由于对青年进行有效教育取得的。布尔人从青年时期就学习射击、骑马和行军。难道每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像我们所要求的这样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吗？难道非 要在兵营里学习两年射击吗？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人到了二十一岁才想学点本领，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也学不到的。布尔人胜过英国人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在南非有二十五万英国兵同一支可能只有一万二千布尔人的小部队对峙着，但是，英国人并不能取胜。这正说明真正由平民组成的士兵是何等可贵！
现在谈谈舰队！我们应该有一些海上巡逻的船只。这是需要的。但是，要求有一支比其他的列强更强大的舰队，甚至要求有一支同海上霸权一样强大的舰队，这有什么必要呢？难道我们没有国际公法吗？难道强权统治着海洋吗？各处的海盗已被消灭，船只可以任意航行，国际海上警察保护着它们的安全；为什么还要大舰队呢？泛德意志者说：“我们是唯一品行端正的人，其他所有人都是胆小鬼和穷光蛋，海洋是属于我们的。”妙极了，我们这样做，就等于那种手握枪支的无赖，跑到大街上打倒他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当然警察要立即制止这个家伙的暴行。我们在海上准备向谁开枪呢？攻击我们的又是谁呢？确实，英国不会攻击我们，它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英国人民和我们是有亲缘关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我们的老师，在经济和管理国家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因为英国的发展从中世纪起直到今天从未间断过；因为容克势力、军国主义和警察统治在那里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效力；因为英国始终有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民事法庭和刑事陪审法庭。英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英国也是一个了解并且知道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国家。我们的利益从来没有同它的利益发生过任何敌对性的冲突。英国总有一天要反对俄国，但是要釆取行动反对德国，对英国来说是毫无理由的。我们在帝国国会中一再表明，我们相信在欧洲战争中英国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英国不能容忍俄国和法国在战争中打败我们，尽管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由于其切身的利害关系不得不站到我们一边。因此，我再说一遍，要求有强大的舰队有什么必要呢？是要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我们一边的国家吗？这完全是胡闹。
如果现在有人说，我们若是没有一个强大的舰队就不能受到别国人民的尊敬，那么我们说刚好相反：德国在为自由和人类的进步而奋斗；德国在为科学而工作，它还在发展艺术和传播自己思想的成果，这些都会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这样的德国，今天比军人的德国、警察的德国和战舰的德国受到的尊重强出一百倍。任何有理智的人毕竟不会尊敬长枪和大炮的。毙人的本领是一切本领中最卑劣和最可耻的，它可能是从最愚昧和最野蛮那里学来的。英国文化史学家巴克尔曾经说过，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崇拜是同一国人民的教养成反比的；在英国，目前更加重视国内的自由。如果我们把常备军连同舰队一块解散，这对德国来说也是一件幸事。由于帝国国会刚刚批准建造大批船只，所以我们不再受人尊敬。相反，英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投机家们却大喝香槟酒，因为我们决定要建造铁甲舰，这就给他们提供了借口，说什么克虏伯和施图姆之流也要做舰队生意。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投机家们也在大喝香槟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交了好运。
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如果我们建造很多船只，这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也还是不能马上达到英国的水平。现在泛德意志者叫嚷什么必须立即再提出一个新的舰队计划。当然，如果我们想要立即赶上英国人，我们就不仅必须批准微薄的六十亿马克，同时还必须为此化费四百到五百个亿，然后我们才能像可恶的女妖对玫瑰小姐[2]那样，让约翰牛即使睡不了一百年，也要沉睡三十年。三十年以后我们唤醒约翰牛，我们可能才把六十个亿扔到了海里！拿这笔钱能做多少有益的事情啊！而现在这样做对我们毫无好处。无疑，我们加强我们的舰队，但是，其他的国家也加强自己的舰队，这样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简直就是用军队进行疯狂的竞赛！最后的结局将是怎样的呢？我们把自己的钱扔了出去，力量对比保持了均衡。——德国的势力不比从前更强大。我们只是变得更穷了。有人说，由于建造军舰许多工人就会有工作了。说得对，我们也想给工人找些工作干。但是，有两种工作，即有益的工作和无益的工作。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48年在柏林发生的事情：在那里的雷贝尔根常常把沙子从一个地方铲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项愚蠢的、毫无成效的工作，就像在精神病院里一部分病人挖洞、另外一部分病人填洞一样。这种工作只是为了吸引和转移可怜的病人的注意力，除此之外毫无意义。这种愚蠢的工作不会创造财富：然而，建造军舰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确实，如果我们关心一下学校，以便使我们的人民受到教育，这将会是一项有益的工作。我还想起，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伟大先驱约翰·布莱特从前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说过：“一个国家要成为最富有的国家，它就必须有最有教养的工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进一步说成：一个最富有的国家，必须有最有教养的人民。因此应该把一切用到文化开支上面，应该促进教育，促进民族的身心健康。
我们从教育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德国有数百万学龄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几乎所有的校舍都非常简陋和矮小，甚至有不少已经倒塌。情况最糟的是普鲁士。军人的国家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国家。关于文化设施方面的情况，前不久召开的结核病会议已经向我们表明了。在这次会议上，普鲁士的一位大臣说，国家没有钱为了使生病的工人恢复健康而设立疗养院。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事情该办！难道像住宅问题不该解决吗？工人的居住条件一般说来十分简陋，上百万人的住处简直不如有钱人的狗窝，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为教育事业、疗养设施和工人住宅应该比为整个舰队化费更多的钱。这笔钱很值得用，它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然而，我们丢到大海里去建设舰队的那几十个亿，却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些钱对我们毫无用处，既不能为人民造福，也不能为人民培养人才。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说过，假如有人指出建设舰队可以使六万到七万名工人得到就业，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会有比这多出十倍的工人可以在合理的国家经济建设中为有益的劳动找到更值得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当前由于舰队和世界政策，尤其是由于中国的动乱，已经有无数的工人在饿着肚子。恰好萨克森在这方面遭受的损失最严重；在德国的许多地区，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限制，如果世界政策这样继续执行下去，劳动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釆取这种方式，各国人民是得不到和平和富裕的。我们不愿意要一个贫穷软弱的德国，而愿意要一个人民生活在幸福和自由之中的德国，在这里人民能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可以在各国人民面前不亢不卑地说：“我们前进在文明的最前列。”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威力所在，但是，我们的这种威力通过舰队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舰队和舰队政策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们是为掠夺服务的。我已经说过，资本主义已经感到自己的国土太狭小了，它要竭力向外扩张，因此，人们也把这种最新的政策叫作扩张主义政策。人们首先希望在非洲找到发财的机会。但是，当他们发现在那里什么也捞不到的时候，他们便盯上了中国。
如果说有一种谎言由于一再被重复而已经不成其为谎言的话，那么，说什么在中国看不到任何进步，便属于这类谎言。事实上，中国曾经进行过多次伟大的革命，它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是，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同我们西方国家的文化发展道路是有所不同的。现代工业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手工业仍占优势，农业经济是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着的。中国不擅长黩武，所以外国人往往讥讽说中国人不大会开枪杀人。但是，军国主义是同任何文化不相容的，假如一个民族敢于蔑视战争，那么宁可支持这一民族，而不应反对这一民族。军国主义的一套是很容易学会的。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神经，所以，很容易让他们成为士兵。中国人以具有机械方面的技能而著称，这样一个民族一旦把他们在机械方面的才干运用到杀戮方面，它就能在这方面作出惊人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听听要把中国的部队训练成欧洲的军国主义的那些德国教官们所说的话吧，他们说中国人同德国人相比是当兵的更好的材料，因为中国人在机械的盲从方面超过了德国人，中国人更容易成为机器，而这些都是军国主义所理想的东西。今天，他们为了证明我们受到了损失，又说什么中国人非常会打仗。然而，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就更高一些吗？对此只能说难以作出判断。假如有人抱怨 说，中国人是靠不住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质问，当时的欧洲外交 官是不是遵守了诺言？一家瑞士报纸，即《圣加伦公报》写道：“中 国政府从欧洲各国政府那里学会了耍弄两面派和‘相互欺骗’的本 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欺骗和杀戮都是容易学会的本领。假如有人在公使被杀[3]事件上大喊大叫，而且对此加以严厉谴责，甚至企图把这件事描绘成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件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指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法兰西共和国的使节在拉施塔特[4]曾遭到至少一个德国政府的有意杀害。如果有人对北京的大屠杀表示愤怒，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质问：为什么在巴黎的五月流血周有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在国际资产阶级一片欢呼声中惨遭屠杀，或者被送上断头台呢？有人会说，这样的事情在文明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发生的！难道今天充斥我们所有报刊的复仇喧嚣声能为我们的高度文化进行辩解吗？我们唆使我们的士兵去屠杀所有的中国人，甚至那些没有战斗力的和已经丧失战斗力的中国人。口号是：把他们扫地出门！《中国兵法》告诫中国士兵：“军队绝对不准沾染任何污点。——普天之下人是最宝贵的。所以，你们应该爱惜人的生命，并尽可能地减少人的痛苦。一愿你们强大，但绝不可残暴。你们要爱护庄稼和一切有用的工具。你们不要伤害没有抵抗力的人。对负伤的敌人应加以照料，在他们恢复健康以后，发放足够的旅费遣送他们回乡，从而证明你们的人道。”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的司马已经写下了这些条例，并且一直到今天仍是有效的。那么，高度文明在哪里呢？或者说得更合适些：哪里是文明？哪里是残暴？
此外，有人说中（央帝）国是个严密的闭关自守的国家。这种说 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同其他许多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可以证明在我们公元初期中国已经同罗马帝国建立了关系——，但是，中国人从中碰到了一些讨厌的事情。事实是：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世纪时就在那里旅行过，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还不知道畏惧；但是，后来欧洲人到了那里，他们不仅想出卖自己的商品，而且还企图为了极端可疑的目的来传播他们极端可疑的基督教。从而，传教士的不法活动开始了。这些传教士指手划脚地对中国人说：你们的宗教是可悲和可鄙的，宗教只有一种，即基督教；这一宗教告诫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人应该爱自己的敌人，等等。
但是，这些欧洲人的言和行并不一致。欧洲的各国政府利用这些传教士只是为了捞到物质利益和干涉中国的内政。受过洗礼的中国人受到欧洲各国使馆的保护。于是，所有的暴徒和小偷流氓都去接受洗礼，然后他们就可以不受任何制裁地反对司法当局。 人们可以想象，这会使基督教受到怎样的尊重。这些情况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情况使中国人民强烈地敌视外国人。他们说，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后来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的新纪元又是怎样开始的呢？早 在三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就企图把用鸦片毒害人民的垄断权据为己有。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对中国的这种垄断，并严禁输入鸦片，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作法是十分正当的。信奉基督教的英国来了，对信多神教的中国说：我们要求你们让我们毒害你们的人民。当时中国的皇帝颁发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至今还值得一读，它庄重地指出，中国的野蛮出自欧洲的文明：众所公认，你们欧洲人比我们的装备要好得多，也比我们更会使用暴力，但是，我们如果让你们来毒害我们的人民，那是违背我们的良心和宗教的，我们认为，一个政府对上帝和人类有责任关心人民的福利，我们即使遭到失败，也要为之奋斗。之后，爆发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这是第一次纯粹资本主义的战争，是现代世界政策的第一次试航。当时英国对于英国的资本家来说已经太狭小了，原有的销售市场已不敷应用，为了掠夺，他们想开辟中国这块巨大的地盘。当时英国人获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很会抢劫、掠夺、杀人和摧毁城市。许多港口即所谓条约规定的港口统统对国际交往实行开放；传教士的胡作非为成倍地、甚至成三倍地蔓延开来。随英国人之后而来的还有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也想为自己捞取一些战利品。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在五十年代又重新被卷入战火之中；又重新遭受掠夺和抢劫，中国的无数财宝被弄走了，从元帅一直到普通的士兵见到什么 拿什么。这些事情当然不能使中国人尊重欧洲的文明。
除了一些内战以外，中国大约一直到1894年都处于平平稳稳的和平状态；后来同日本发生了冲突，日本是仿效欧洲的先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强国。它自信在东亚应当扮演普鲁士在德国扮演的那种角色，于是，通过水陆两路战胜了缺乏战争准备的中国。日本人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欧洲三国同盟的突然出现使他们感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受到了威胁。德国在这个三国同盟中名列第三。早在十年前，我们的国务活动家就以无与伦比的治国艺术，为了欧洲曾同意大利和奥地利缔结了反对俄国和法国的三国同盟。现在，他们为了亚洲又同俄国和法国缔结了一个三国同盟，他们本来是让前一个三国同盟负责同俄、法交战的。德国利用第二个三国同盟在世界政治中显示了自己的本领，但同时也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无能。德国的贸易在东亚本来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日本同我们保持着友好关系，许多年来，我们曾想在那里取得一个出色的销售市场，但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政策一下子毁掉了一切。自从对马关条约进行干涉以后，德国对日本的贸易就日渐衰落，不再有任何进展，长期以来，我们毫无希望地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超过。但是，我们还可以同中国交朋友！中国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销售市场，而且还有更大的扩展余地。那里尽管有种种正当的限制，事实上对贸易仍然是开放的。这一点可以数字为证。1870年，中国输出为六千三百万两银子，输入为五千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总计一亿一千九百万 两银子。1898年，输出为二亿零九百五十万两银子，输入为一亿五千九百万两银子，总计三亿六千八百五十万两银子，就是说两银子合六马克一超过了二十二亿马克，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 比1870年增长了两倍多，德国在其中占了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份额。况且这还不是固定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十分活跃地在继续发展着。只是不能经受干扰，可是仍然出现了干扰，而且基本上是由于德国政府的过失所造成的。我们看到，假如世界政策不再出现麻烦的话，那么，在中国，所有的一切对我们的贸易都会是很顺利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学到了一手聪明的办法——推行和平的 贸易政策，它釆取了明智的和缓态度，它不想侵占中国的土地，而是希望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它仅仅想使中国人和平地开放港口和河流。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文明的政策，这种政策同俄国人所采取的野蛮的世界强权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不开化的俄国人除了使用残忍的暴力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掠夺办法。他们想把中国的北部地区据为己有。于是，出现了一段可悲的插曲——德国被牵 扯进了俄国的掠夺政策之中。英国要求对所有的人一律权利平等，因为它认为否则就可能在中国问题上爆发世界大战；英国政策的目的在于逐渐地从思想上和道德上征服这个国家。而我们则“诉诸武力”，并且宣称有使用武力之权。我们实行租借，带引号的租借！这是一场喜剧，一场令全世界发笑的喜剧。一场喜剧而且是糟透了的喜剧。只要德国的现行统治制度继续存在，中国人就别想收回那块租借出去的土地。德国人民、忠实的人民应当言必信行必果，他们将来应当自愿地放弃租借，这种想法却被热中于德意志信仰和文化的泛德意志者哈赛斥之为白痴般的糊涂观念。人们曾经 轻而易举地枪杀了反对租借的中国人。人们烧毁了村庄，捣毁了庙宇，就像在敌对的国家内一样行事。中国人对此极为愤慨。继德国人之后而来的是俄国人，他们期望我们能扮演打头阵的角色：“喂！哈内曼请前面走，就这样在中国开始了夺取地盘和铁路租借权的竞赛！
所有这一切正是发生在中国开始推行新的改良政策的时候。对于泛德意志者来说，什么改良呀，中国呀，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但是，这一点倒是真的：年轻的中国皇帝确实开始进行了种种改良。他首先向人民阐明：应该有欧洲的教师，应该有欧洲的教育设施，并且为了同外界进行交往要逐步地使人民掌握一定的文化。学校应向每个人开放，因为，在中国盛行绝对的平等，但确实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自由。最穷的人可以成为最大的官，而且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不会看书和写字。人们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报社；1895年，有三十五个中国人参加出版报纸的工作，这些报纸都是传播改良主义文章的，1898年，人数增加到七十个；从而，对欧洲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在改良派的报纸上一再强调，人们应该尊重外国人，应该同他们进行贸易，并且学习他们的值得学习的东西。总之，以学识渊博的原清朝官员康有为为首的改良运动正在顺利地进行。我们再看看武装暴行！进攻来自四面八方。由于再次产生了误解，仇恨又被挑起来了。每个外来民族都想从所谓的“中国的糕点”上切下更多、更大的一块。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是谁使反动派放开了手脚呢？俄国人釆取了行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也许会捞不到战利品，所以，在他们的资助和赞同下，主张改良的年轻皇帝被关起来了，上了年纪的太后、外国人的死敌，把对国家的独裁权力抓到了手。接着就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最初，这一运动受到太后和想要耍弄英国人的俄国人的扶植和纵容。但没有多久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竟使他们无法应付。魔术师的故事果然成了真事。欧洲外交从来也没有这样辉煌地证实过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瑞典首相奥克森斯提尔那说过的话，所谓的政治家们职业上的和在愚弄人方面的智谋从来也没有遭到过这样可耻的失败。德国在声名狼藉的欧洲名列前茅。这样的荣誉我们必须让给我们的普鲁士德意志那些魔术师。人们曾经玩火，现在熊熊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人民不得不为了在上面干的蠢事而在下面作出牺牲。
他们竟然如此巧妙地玩弄着世界政策和舰队玩具，简直就像聪明的魔术师一样。他们把这些玩具从纽伦堡的盒子里拿了出来：装甲舰是那么开心地在脸盆里驶来驶去，水兵和射击部队宜挺挺地站在非洲和胶州湾的地图上面。这可真有意思。突然从下面伸出一只看不见的拳头朝桌子猛击一下，于是，纽伦堡的盒子和纽伦堡的装甲舰和那些水兵全被炸毁。
这场游戏的后果极其严重，竟造成了流血事件。所以，把那些魔术师给吓得目瞪口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一着，因为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这种玩具竟会是用这么危险的材料制成的。
假如已故的奥克森斯提尔那再度重返人世，他会说些什么呢？ 显然，他从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政府那里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东西。“世界之谜”的大中华不论对我们老一代魔术师，还是对年轻一代魔术师来说都是一块可以瓜分的、可以任人切割的“糕点”。早在六、七十年以前，一位英国政治家，即后来的贝肯斯菲尔德勋爵，他真正的名字叫本杰明•迪斯累里，就把这块“糕点”看成是国际的潘多拉的盒子，世界上的一切祸害、掠夺和世界大战等总有一天要从这只盒子里飞出来——这会使我们那些心灵手巧的、在诗歌、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很有才干的魔术师的无忧无虑的心灵感到沉重。今天他们也许会像歌德的那个魔鬼一样感到惊讶、茫然和无援，我们说歌德不是魔术师，而是一位真正的世界政治家，尽管我们那些泛德意志的和其他的世界愚人在歌德时代还没有发现巴纳姆的“世界政策”。
纽伦堡的玩具盒子，以及装在那里面的全部“纽伦堡玩具”统统爆炸了，世界的体育运动一定会变成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大战至少在目前、在釆取新的行动以前毕竟是个严重的事件，即使是心情极其轻松和最快活的魔术师也会感到这方面的情况严重。年老的歌德曾经说过“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液体”这样的话，一场世界大战要付出很多、相当多的这种非常特殊的材料。我们曾经在布尔人的两个侏儒共和国作过一次小小的尝试。中国比这两个布尔共和国要大一千多倍。它有三亿人口，而不是三十万人口。果真像我所说的那样，是三亿吗？根据最新调查的结果，中国这个谜似的帝国在人口数字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当前，在英国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中流传的看法是：有五亿人口，就是说，几乎比德意志帝国的人口多出十倍。这个拥有几千年文化的民族对我们的年轻的暴发户的文化表示蔑视，因为这个民族是强有力的、勤劳的，并且擅长各种劳动，同时他们又是“没有神经的”人，就是说，他们不怕死；根本无所畏惧。这意味着什么，所有在中国住过的人都是一言难尽的。中国人是不会被吓倒的。假如他给政府当兵，他一定要逃跑，一定会这么做的，因为徒劳无益地去送死、去枪杀别人，按照中国人的文明概念就是发 疯。但是，如果他是完全自愿地去为自己的事业而战，那么，他就会像一头狮子似的顽强战斗；这方面法国人在东京曾遭受过损失[5]。
今天，欧洲列强的国际部队对此也有所领略。
五亿！我们德国人首先派出去一万五千人，他们9月份到达那里。这简直是蚊子叮大象。就算再加上我们的舰艇又怎么样！它们有什么用？无非是拿蚊子对付鳄鱼！决不会低估自己的实力的德国皇帝本人也强烈地产生了无能的感觉，不过，他却为每个被挽救出来的欧洲人提供金钱，以此表明，他与其说重视装甲舰和海军，还不如说更加重视资助每一个最好的、焦急的父亲——他答应给找到自己失散的孩子的人以报酬。
现在，有那么一些傻瓜，他们煽风点火并且向纵火者欢呼，大骂《前进报》和李卜克内西不爱国，因为我们认识真理和说出了真理。他们说我们袒护反对我们本国人民的中国人。我们不是伪君子；我们不是两面派；我们仅仅体现了对一切人实行平等权的原则。在中国已经推行了暴力政策，遗憾的是，这一政策是我们的政府推行的，政府在那里不能得到任何东西，由于它的行为，所得到的仅仅是对德国利益的损害和危害。假如我们不釆用暴力行动，那么，我们的贸易也许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害，我们也就不会在英国和俄国这两个敌对的世界强国之间左右为难。我们深受俄国敌视文化的影响，除了侵占胶州湾为俄国人火中取栗以外，在中国确实再也没有干其他的事。一场风暴掀起了；结果将会怎样呢？当每一个没有成见的、善于思考的人都应当预先看到的这场灾难来临的时候，当中国人表现出他们既不是木头也不是糕点，而像我们一样是有思想的、有感觉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推行世界强权的政治家们就一筹莫展了：他们就像玩儿童游戏的孩子用火柴点燃了一座房子时一样，吓得目瞪口呆。怎样才能熄灭这场熊熊烈火呢？他们不知所措。到底该怎么办？处处燃起烈火；而似乎是想要熄灭这场烈火的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比在大清帝国内部爆 发的革命更加迫在眉睫。他们看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项他们不能完成的任务。保守的和主张穷兵黩武的《十字报》甚至考虑要派人去北京看一看。那么人们究竟想往哪儿进军呢？想去反对谁呢？ 一旦像中国人民这样强大的人民振奋起来了，情况可就跟一个腐朽的政府打交道大不相同了。从前，中国人是没有战争准备的；几年前，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们的国土，而且在一次短暂的战斗中消灭了他们的舰队。不过那时中国人也不是孬种，他们不只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他们在东京曾同法国人进行过十年之久的战斗，在战斗中，法国人多次面临被逼入海上的危险。现在中国人把欧洲联军打得措手不及，他们目前釆取同对付日本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战斗。中国人同样也是人，他们同仇敌杭，义愤填膺，正像我们德国人在本世纪初为反对法国外来统治者而起来奔赴战场时的情况一样。这种精神在所有的小学课本中都是备受赞扬的。凡是对我们德国人合理的东西，对中国人也是合情合理的。
欧洲的外交家们在中国显示了自己的极度无能。他们不愧为资本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已不再了解自身的利益，它由于贪得无厌而破坏了自身生存的基础，并证明自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敌人。特使们在北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过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改良活动吗？没有。他们是反对改良派的。俄国和德国都曾赞助过那次反对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的政变；他们不希望有一个自身获得解放的中国，他们不愿意中国从内部新生。俄国当年就是这样对待土耳其人的。当1828年土耳其近卫军的暴力统治被推翻，在土耳其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活的时候，俄国就挑起了一场战争；当七十年代米德哈特帕沙为土耳其人制定出一部宪法并且局势开始巩固时，又是俄国迅速找出种种借口挑起了战争，以阻止土耳其帝国的新生。但是，现在这一政策在中国却没有得逞。中国代表着一种强壮的力量，此外俄国在反对中国人的时候扮演不了在反对土耳其人时那样的角色。在东亚，头号强国已经不再是俄国而是日本了。日本有一支更好的陆军和更好的舰队。各走各的路，日本人现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义和团。除日本外，在那里又出现了第二个新强国——美国。几年前，也就是在最近那次竞选活动时，我就说过，美国人已经占领菲律宾群岛，这样一来他们就超越了迄今为止的政治界限，这一事实对于世界政策来说比德法战争更加重要，由于迄今为止的这一中立的大国参加欧洲各国的共同行动， 整个世界政策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在我起初讲到这件事时，有人曾反驳过我，但是今天每个人都承认，我是对的。菲律宾群岛靠近日本，也靠近中国。正由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群岛，所以，今天在世界强权政策所到的每个角落都有美国的势力范围，它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说比俄国有利得多。美国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釆取联合行动的国家首先是像英国的那样国家，是拥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和能起比较重要作用的国家。日本人釆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并没有立即向北京进军，而是想要同中国进行结盟谈判。 这样一来，俄国的企图完全被打乱了，因为只有日本人是俄国的对手。美国是什么态度呢？它也不想打进北京；坚决主张中国独立和不受侵犯。它但愿在中国不要干那种势必酿成世界大战的掠夺国土的勾当；它想在那里贯彻英国所主张的那种门户开放政策。俄国只想实行掠夺和采用暴力行动，它只要能够做到，就一定会发动进攻；一个国家越是残暴，就越是不怕战争，但是，俄国没有资金，而它的那条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西伯利亚铁路也不允许它发挥其战斗力，因为这条铁路有一部分还仅仅停留在纸上，总之，俄国打不了仗。俄国的政策仍然是三十年代的那种政策；当时尼古拉皇帝曾开玩笑地对法国使节居斯丁说过：“纸上的兵团往往能像真正的兵团一样创造出同样的功绩。”这句话由居斯丁发表在尼古拉皇帝的言行录中。可以说，这句话是在重复波将金村[6]的政策。俄国这个强国在东亚的处境是十分恶劣的。英国也没有理由发动世界大 战；但是，假如俄国人陷入绝境，英国也不会逃避世界大战的。即使仅仅英国一方，它也不会那么惧怕这场战争，更何况还有强大的盟友。人们现在可以明确地预言，英国、日本和美国将会结成联盟，而这些列强比其他一切列强都联结得更紧密。按说欧洲文化 本来是不必去瓜分中国、犯下这种罪行和干这种蠢事的。然而，可悲的是，现在一个亚洲国家不得不捍卫文化而反对欧洲。人们想起克纳克富斯的一幅画，题目是《欧洲人民，保护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在日本，人们又画了一幅与此相对立的画，并且在上面写道：“亚洲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欧洲野蛮人！”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危害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的文化、那种金钱万能和贪得无厌的文化 倒的确危害了中国。俗话说“多么坏的事情总有它好的一面”。为资本主义效劳的欧洲各国政府的欺凌压迫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使各国人民认清了，所谓的世界强权政策或世界政策是荒谬透顶的。凡有眼睛会看东西的人，现在都看到，世界强权正在把我们拖向深渊，正在使我们倒退到野蛮时代。各国人民已经有所警惕。他们必须联合一致，以避免发生不幸事件。
德国的政策是一切政策当中最目光短浅的政策。俄国至少还有与大清帝国毗邻的地区，它有在那里掠夺的可能性，并把掠夺到的地区据为己有。法国也有毗邻地区。但是我们在那里有什么呢？我们在那里任何东西都得不到，却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中断了同中国的极其繁荣的贸易。在1895年的愚蠢行动以后，人们期望我们的政策能有所改进，可唯独这个政策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德国曾反对过英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且站在俄国一边，占领了一块地盘，从而把我们应该与之友好相处的中国人民当成了敌人。假如我们今天公开宣布和发表谈话说：中国人对我们釆取了可怕的不义行为，所以，我们要像从前野蛮的匈奴人那样向他们进行报复，让他们几百年以后都怕我们，那么，这是不能使中国人尊重我们的文化的，而且我们同中国的贸易一下子就会崩渍。假如今天中国果真敞开了大门，那么，德国必定会和俄国一样被中国人彻底赶出他们的市场，因为它侮辱过中国，对中国釆取了极其敌视的政策。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工厂已经部分停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就是依靠世界强权政策糊口的。这就是世界强权政策的结果，即暴力行动的结果，这一政策的所谓目的就是：不发展贸易，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毕竟不能拿走中国人的国家，这个国家很大，中国人又非常之多。即使是阿提拉的匈奴战 争也没能把他们完全杀死。人们所说世界强权政策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我们釆取和平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我们同亚洲进行贸易的美好前景就是这样被越来越反动的世界强权政策给断送了。英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假如英国人想要发动一场战争，并且 想要对其在海外居住的同胞的遭遇予以补偿，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在海地那样，当一只军舰在那里可能要求对一个德国人釆取的 警察暴力行动进行报复时，不需要别人对自己说：“首先，你还是打 扫干净自己的门口吧！ ”假如每当一个德国人遭受警察非法对待时，我们每次都要在国内派出一只军舰，那么，我们德国的所有城市就一定会变成威尼斯，众所周知，在威尼斯每条街道都是运河，并且在各条运河上驻扎着拥有几千只舰艇的海军舰队。英国人在其本国有充分的自由，他们也把自由和文化带到了其他的国家。只是他们在同古老的文明民族发生接触的地方，也还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我们的朋友海因曼（英国社会民主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和一位非常精通印度情况的专家）近来在《前进报》上为我们描述了英国在印度的可耻行径。如果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成功了的话，而且俄国的掠夺政策在德国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印度的种种暴行就会在中国再现。只是所涉及的范围会更加广泛。幸运的是，现在英国终于釆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它并不想去干这事了，并决定同美国和日本共同促成中国的独立。今天，对英国人有很多误解，我们必须公平地对待他们。我们不该忘记，他们曾对人类作了些什么。英国在结束拿破仑战争以后，粉碎了今天人们又要建立的神圣同盟。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为那些受各国迫害的欧洲的自由战士提供保险的避难所；英国是我们在1849年德国反动派戒严法的子弹下能够前往求援的唯一的国家。英国在文化方面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使我们不能忘记英国，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英国是坚决反对企图对政治先锋战士设下国际警察网的唯 一国家。但是，英国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布尔战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大打击。这场战争并没有为英国在南非争得霸权。说什么借助布尔国家建立一个反对英国的危险同盟，所有这一切都是可卑的骗局和张伯伦的捏造。除了几个泛德意志者以外，任何人也不会想到这种蠢事。极力追随英国人的荷兰人在南非逐渐地同他们沆瀣一气。人们在英国已经对于建立南非联邦取得了一致意见，最后必将付诸实现。主要是从事农业的布尔人民抵挡不住资本主义，因为一旦金矿被发现，金刚石矿被开釆，资本主义掠夺就会猖獗起来。这些有活动能力的占有者要当矿山的主人，因此，当时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最卑鄙的掠夺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这场掠夺战争是无罪的。正像德国人民对侵犯中国的掠夺战争和复仇战争是无罪的一样。犯罪势必遭受惩罚，英国在东亚碰到了复仇女神：如果说现在在东亚少一个士兵都不行，那么当前英国在非洲也脱不了身，它现在不得不通过日本人在东亚把这场战役进行下去，同时，德兰士瓦战争还长期不能结束！我曾谈到过布尔人具有骁勇善战的才干；只要全体人民都参加了战斗，战争就永远不会停止，英国在南非终归是要让步的。我们等待着复仇女神的裁决。
我们的世界政策竟然如此臺无计划和毫无目的，它使我联想到，有那么一辆特别快车，这辆列车轰轰隆隆地全速飞奔，但是，在它的机车上却没有一个司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会操纵机器的、知道去向的和了解目的的人。但这辆列车却载满了一批毫不相干的人，他们对前进的方向持各种不同的意见，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试图控制机器的把手，并且一会儿朝右搬，一会儿朝左搬，致使列车踉踉跄跄地、东倒西歪地以之字形摇晃着前进。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欧洲联军干出的这种冒险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明天我必须在美丽的易北河畔卑尔尼茨宫发表演说。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早在一百零九年以前，也就是1791年8月，在攻占巴士底狱两年以后，以及法国人民战胜容克和神权主义的中世纪专制独裁以后，中世纪旧欧洲的王公贵族和国务活动家们在卑尔尼茨宫集会，并商讨他们怎样才能使法国重新受旧的桎梏的束缚和怎样窒息革命。这是当时的世界政策，他们一致决定出兵法国，并向法国人民发表一份宣言，当时所使用的语言和他们今天反对中国人民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一样：你们触犯了上帝的世界秩序，对此，你们一定要受到惩罚。但愿你们忍受这一惩罚，否则就要拿鞭子抽你们了。你们屈服吧！否则你们要吃苦头的。我们要使玉石俱焚。对非法动用武器的人要处以死刑。这就是不伦瑞克大公的复仇宣言。
法国人嘲笑这些自称为欧洲联军的世界政治家们。王公贵族在1792年夏派兵镇压叛乱国家，先头部队是“老弗里茨”的战无不胜的部队。1792年9月20日，王公部队遭到法国的陆军——人民部队的袭击，这支部队虽然没有那种阅兵的步伐，但它是在自由和革命的鼓舞下进行战斗的部队。法国人高唱马赛曲发起冲锋。王公们连同他们的将军为此惊吓得茫然无措。这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新世界。战斗打响了，炮火轰鸣——法国人不单单是唱着马赛曲，他们也开始射击。他们顽强地进行抵抗。弗里德里希的部队，即所谓的大人物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冲上去，犹如前赴阅兵场。法国人歌唱、射击、巍然不动，而大人物弗里德里希的部队却像花冈石遭受澎湃的海水猛烈冲击般地溃散了。当时，在古老欧洲的王公贵族和将军当中非常明智的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 他的锐利的目光就如同X射线一样透视了人和事，并向暴乱者欢呼：
“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就从此时此地开始！”
说这句话的人和有这种预见的人就是歌德。第二天，反动世界政治家们的军队就开始撤退，同时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几星 期以后，反动世界政治家们的军队被击溃，四个月以后，法国叛国的国王在断头台[7]上身首异处。
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一革命改造了世界。如果一切征兆都大致不错的话，那么，中国革命也意味着世界的大转折。
伟大的变革已准备就绪。未来已从现实中诞生。“未来国家”是在现在的母体中发育出来的。透过旧世界我们发现了新世界的轮廓。除了这个罪恶的、危险的旧世界的世界政策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世界政策——新世界的世界政策正在兴起，比如，我们最近已经在柏林召开的国际纺织工人代表会议上看到了新世界的缩影，这是一种真正的、新世界的世界政策，资产阶级报刊对这次会议的粗暴攻击和咒骂是最能证明这一世界政策意义的事情了。有人说，在国际织工会议上是有争论的。是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诸如此类的问题有过争论。同我们一样，英国工人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容易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发生分歧。但是，摆脱资本主义这个目标到处都是一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共同进行阶级斗争。参加那次会议的工人没有任何戴勋章的和戴官衔的人，也没有一个外交家，然而，他们却完成了一件比一切外交家都完成得更出色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进行竞赛的情况下，只要各国工人受人唆使相互攻击，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一旦组织起国际性的劳动，这一制度就会被废除。崭新的社会结构就会形成，并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把它建立起来。美好的目的提高了人的价值。在柏林召开的织工代表会议上，人们已不再相互倾轧、相互攻击，而这是旧世界政策最拿手的好戏，旧的暴力政策只能起破坏作用，而绝不会创造。人们可以用充分的理由相互展开争论，就像有教养的人惯于做的那样，在争论中，明确地制定出未来世界的路线。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形成未来社会的结晶体。谁也没有看到冬天在窗子上的冰结晶体是怎样突然在寒风中出现的，起初它们很小，而且是一颗颗的，然后越来越多，逐渐蔓延开来，直到整个窗子都被冰花覆盖，再也没有一丝儿空余的地方。国际组织就是这种突然出现的未来社会的结晶体。而且这项工作是一项真正的文化工作，国际工人组织是推动未来国家、未来 文化向前发展的场所！过几个月，我们将在巴黎召开一次规模巨大的国际和平代表大会，一次引起世界注目的最大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同海牙和平代表大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海牙和平代表大会应归功于半野蛮的暴君情绪。我们从描写这些代表大会的无数场面上看到，当代社会争取和平的努力是违反逻辑的、是不可能的。在海牙，当外交家们签署和平决议的墨汁还没有干的时候， 长枪就肆无忌惮地伸向了非洲，今天又伸向了亚洲。目前，列强正在那里密集，假如各国人民不能使列强更明智一些，那么，开了唯一不幸的一枪则会点燃可怕的世界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将被置于同样可笑而危险的被动地位。德国人民的要求是：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不能跟着俄国跑。在近期将要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上将会看到世界各地的工人。那里将向公众表明未来社会的基础。在那里，将公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摆脱资本主义以及劳动组织等方面共同釆取的世界政策，一个自由的、平等的和博爱的社会将从那里建成，这一社会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把劳动组织得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人类的尊严那样地生活，并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参加艺术、科学等文化研究工作。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政策——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世界政策。
注释：
[1] 泰勒·巴纳姆（1810—1891），美国私营剧院老板，专演各种离奇古怪的戏剧。——译者注
[2] 参见《格林童话全集》第五十篇，1947年中文版第332页。——译者注
[3] 指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一事。——译者注
[4] 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5] 1882年法国在越南北部（东京）发动殖民战争，后扩大为对华战争。1885年 3月，中国军队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重伤法军前敌统帅尼格里。谅山大捷沉重地 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引起了法国政局的动荡，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译者注
[6] 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南方出巡，大臣波将金为了显示新并入俄国版图的克里木的繁荣，沿途假造村落，进行欺騙。波将金村在这里是指实际上不存在的骗人的东西。——译者注
[7] 指路易十六。——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