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李卜克内西 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1] （1865年9月） 由于我国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缓慢，德国工人阶级进入政治生活，比他们英国和法国兄弟们要晚得多。只是在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人才第一次开始明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必要性。以前，在这方面，一切所思、所言、所行，几乎都只是出自那些严格说来还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们，或者出自那些住在或去过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工人们。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还没有扎下根。 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光荣的，然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在每一个街垒中，在每一个战场上，他们都搏斗在最前列，然而，并没有自己的关于阶级利益和劳资关系的明确概念，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旁人的事业搏斗。当时，只有一家报纸捍卫过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并努力使人民力量的溪流汇入正确的河道：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博士创办和主编的《新莱茵报》。这个报纸用原则代替了空话，它粉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谬论，而不是宣传模糊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乌托邦主义。《新莱茵报》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工人中间，这里的工业较之德意志其他地区要更为发达些，因而这里的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更加互相对立。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反动派很快占了上风，因而不可能得到任何直接的实际的 结果。人民的运动在全德意志都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新莱茵报》横遭封闭，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放逐，出版自由连同集会结社的权利一并被摧毁了。 曼托伊费尔政府并不满足于此。诡谲的本能提示他们，为了使人民完全屈从他们的政权，他们必须从最幼嫩的童年起来培养 人民，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养成年青一代的意识。杜撰出了要实施整整九年 的可耻的《学校规程 》。在大多数别的德意志国家里，反动派也都实行了这样的办法。如果我们注意到德国每个儿童都必须上学和教育事业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我们就能想象得到《学校规程》那种使人道德败坏，使人自暴自弃的效用。当1862年我返回德国的时候，我为这种方法给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性格发展所造成的损害，简直惊呆了。 普鲁士国王解散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即兴之作，在德国仿佛也引起了某种政治复兴。随时随地都毫无特色的资产阶级，从来就准备为了一时的蝇头小利而牺牲其虚有其表的原则，拜倒在威廉国王的膝下。这位君主，当他还是王太子的时候，就指挥过普鲁士军队来反对为“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而战斗的人民，而现在竟被资产阶级奉为争取“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的战士！这种愚鲁的奴颜脾膝品行的后果，现在满目皆是。 工人阶级也没有完全逃脱这种传染病。在《新莱茵报》停刊后，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他们被放逐了的领袖们所曾起过的那种影响，在反动年代里必然是很小的。在没有合法宣传手段的时候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差不多都被警察摧毁了。除了政府的鹰犬和牧师们所建立的工人组织，除了过去号称“民主主义者”而今早已改宗了的舒尔采—德里奇先生所倡导的无害的鹅会[2]和储金会之外，任何工人团体都是不允许的。然而，一当伪自由主义的《新世纪》出刊，舒尔采先生就获得了某些人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自由党人”，“进步党人”，“民族联盟”的人们）就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吹捧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工人阶级的恩人和用他的鹅会解决了社会问题的奥狄浦斯[3]。这种诡计取得了某些效果。大多数工人相信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报纸每天灌输给他们的东西。相对的工业繁荣时期到来了，许多生产部门的工资提高了，——这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确实不是特别有利的土壤。 舒尔采先生成了“大人物”。为恪尽职守——起初 他也谨言慎行，并不明白他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但是，自从他收下了他的老板们的五万泰勒的“赠礼”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安于“不知者不为罪”了，——为恪尽职守，他在工人中宣传其鹅会的福音书，并向工人证明他们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劳资对立只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虚构 ，工人在所有问题上都必须服从他们资本家兄弟的领导。舒尔采先生能言善辩；他有半打现成的套话，语调动听，最易记忆。他播弄这些东西，就象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因此，他虽然每一次都讲同一个东西，却总是花样翻新，他的每一次演说辞，不管是从末尾读起，还是从半截读起，也都象从头读起一样。 从1859年《新世纪》出刊时起，到1862年底，德国工人只扮演了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的合唱队的角色，在选举中，他们只不过是“进步党人”的——用一句美国成语来说—“投票手”。 1862～63年冬天，一个名叫艾赫勒的工人，在柏林进行过争取解放的第一次尝试。他在柏林一家大工厂里做工，同另几个工人一道被雇主们派去参观1862年的伦敦博览会。在伦敦，他偶尔碰上了德意志工人协会（现在加入了国际协会）举行的纪念巴黎六月起义的集会[4]。艾赫勒惊愕不置，他在那里听到说，自己了解到并且很快就确信：舒尔采先生发明的摆脱一切社会贫困的手段——鹅会，自由竞争，开业权等等，英国很早很早就已完全实现，然而那里的社会问题仍然 没有得到解决，工人的锁链并没有被砸碎。他回到柏林，对雇主们说舒尔采先生是江湖骗子，因而被解雇了。他召集了一系列的集会，向工人说明，为了争得自由，必须走自己的路，从资产阶级那里期待不了什么东西，并建议召开德意志工人代表大会 。这个建议得到了普遍的赞同，但是，“进步党人”的阴谋诡计到底遏制住了这个计划，他们说这位发起人是“反动派的工具”，企图瓦解“伟大的自由党”的统一。艾赫勒找不到工作，他确实在流落挨饿，最后弄得走投无路，在柏林警察局 的电报局里找到了一个报务员的职位。当然，他走这条路是不对的，但是主要的罪孽无疑是在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有系统地剥夺了他正直 谋生一切机会。 同时，《新世纪》的泡影也破灭了。政柄从孱弱的“自由派”手中溜走了，并为冯·俾斯麦先生所攫取。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地，“自由派”都哀嚎起来：但是，墙壁因高嗓门饶舌家的嚎叫而坍塌的时刻过去了，——冯·俾斯麦先生平安无事，再也不会被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推翻。这位投机政客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留过学。他不愧是波拿巴的同道。他竭力追求无限制的专制政权，但是，他狡狯伶俐，完全懂得争取不到群众的政府在今天是不行的，他马上仿照他的巴黎朋友的样子，投给工人阶级以社会主义的诱饵。当西里西亚发生了企业主和工人的冲突的时候，政府佯装站在后者一边。有人向一个刚从伦敦回来的前流亡者[5]建议给政府报纸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并且答应他完全自由发表意见[6]——不言而喻，他拒绝了。冯·俾斯麦先生寻找过社会主义的宣传员。 这期间，拉萨尔先生登上了舞台。即使他自己不在场，人们也想像得到他。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详细介绍拉萨尔其人和叙述他参加德国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伦敦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拉萨尔具有革命的智慧 ，更加具有革命的性格 ，或者无宁说是革命的气质 ，他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深恶痛绝。他看到了他们不可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纲领，并决定诉诸工人阶级。他着手向工人介绍马克思（他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是马克思的学生）、恩格斯等人的著作的部分内容，可是没有说明来源；他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他野心勃勃，热情奔放，贪求立竿见影，然而忘记了他是生活在一个强暴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偶一触犯 ，这个政府就会把他变成齑粉。他请求在英国的旧友的支援。他们答复他说，现在尚非其时，象他所设想的那种运动是不可能的，这种运动要不就会变成一场滑稽剧，要不就得去迎合政府。但是，拉萨尔已经走得太远了。他已经深深陷入了华衮贵胄的网罗之中，再也不能回头了。他的朋友们给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为了他所开创的运动不立即止步，他不得不向当权派让步，就是说，他不得不放弃他曾加以发挥的那些原则的宗旨。一年之后，他进退两难，处境尴尬：或者承认他犯了错误，或者转向政府一边。自尊心 不许他做到前者，而诚实又不许他做到后者。1864年8月，他在决斗中死去，对手的子弹使他摆脱了这个严酷的尴尬处境。 到拉萨尔死的时候，他的联合会总共约有四千个会员；这是联合会在实际上而不是在纸面上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数目。拉萨尔在社会问题方面的著作，可以说，如莱辛有一次谈过一本书时所说的：里面有许多好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可惜的是，好的不新，新的不好。好的是，拉萨尔说了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但是，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早就说过，而且说的好得多。坏的，而且带来巨大危害的，就是拉萨尔所说的必须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协作社 。他指的是 另一种国家，并不是现在的国家，然而他的大多数听众不可能不以为他说的就是冯·俾斯麦先生的国家 。这个国家帮助的倒霉教义，也败坏了他的争取普选权 的宣传。在普鲁士，也象在大多数德意志国家一样，选举是间接的，选举人依据其纳税额划分三个等级：工人和大多数居民属于第三等级，这一级的票数，只和少数富人组成的另两级中每一等级的票数一样；可见，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投票权显然落空了。现在，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权的要求，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因为德国工人看清了拉萨尔本想把俾斯麦变成自己的工具，他反而成了俾斯麦的工具，他的“国家帮助”助了政府一臂之力，他们就不再理睬他了。要不是这样，联合会会员人数就会有二十倍以上；然而，那时候政府也就不会这样宽容它了。 拉萨尔死后，俾斯麦先生全力以赴地想把工人运动完全直接抓到手里。他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向工人许诺普选权、取消反结社法和其他让步；作为报答，要求工人支持他的兼并 政策，并帮助他根本消灭“自由”资产阶级的运动。诱惑是大的。拉萨尔的许多朋友倾心拜领。 这期间，去年〔1864年〕12月，拉萨尔的几个朋友在柏林出版了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报纸。他们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全体同人同他们合作。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这个建议在下述必不可少的条件下被接受了：报纸不得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现存的政府 ，它要直接向工人阶级说明它的地位和责任，并训练它进行独立的活动 。 这个条件没有得到遵守。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退出了报纸，并揭露了它的编辑们和其余的撰稿者都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的阴谋结了果。拉萨尔的联合会和拉萨尔私人朋友创办的报纸归附了政府 。在柏林和别的地方，叛徒们当即受到了打击，经过艰苦的斗争，他们被开除出他们自己的联合会。《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大约有三百个订户，而“拉萨尔派”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人骗人的或者被骗的，他们分裂为两个宗派，进行着两败俱伤的战斗，可恶而又荒唐可笑。主要是在柏林从事阻止政府和工人阶级“联盟”活动的那个人，已被驱逐出了普鲁士，而联合会在普鲁士的所有分部，因为它们对政府再也没有什么用处，统统被封闭了。 由上所述，容易了解到为什么国际工人协会一直不能在德国站稳脚跟。协会的原则得到了每一个有思想的德国工人的赞同。去年冬天，纲领从伦敦寄来了，柏林所有多少大一点的工人团体 都宣读过并作过解释，它得到了一致而热烈的赞同 。按照德国的法律，禁止各团体同别的团体，特别是同国外的团体联合，甚至通信。这使它们不可能直接加入协会。因此，打算以个人 会员的方式来加入；要是没有政府的阴谋把各工人团体引入我所说的危机的话，这一点就已经做到了。 目前，在普鲁士干不了什么事，因为我们的党正处在肆无忌惮的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终究有 事可干，也会 干成。 在普鲁士以外，只有一个德意志国家有工人运动的良好土壤，这就是萨克森。在这里，所有的工人团体——除了很少几个其残余现在正迅速衰竭的“拉萨尔派”团体之外，——一直处在舒尔采先生指导之下。可是，它们现在完全摆脱了束缚，虽然它们还必须学会许多东西，但它们已经上了正路。确实的，除了极罕见的例外，所有所谓舒尔采式的联合会 都摆脱了束缚；上个月，它们在斯图加特召开了年度代表大会，会上，他们一致主张争取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废除反结社的法律。要知道，舒尔采先生和他的资产阶级老板们已经尽了可以说是超人的努力来劝导工人，说他们不应该干预政治，联合（联盟）的完全 自由对他们是有害的。 我认为，从我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前进。不管怎样，最近几年来，他们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已经懂得了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对抗，他们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战斗，以及为了能够完成他们的社会解放，他们必须掌握政权。 p.s.〔再者〕；我只能匆匆忙忙写一个梗概；有协会会员出席代表会议，他们会说明这其中的原因，也会说明为什么我这一次不能亲自出席。
注释： [1] 这个报告，是威·李卜克内西为1865年9月25～29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国际代表会议用英文写的，共十一页。 马克思在1865年9月11日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希望他能作为德国的代表来参加伦教代表会议，马克思又在9月20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敦促他务于9月25日把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寄到伦敦。李卜克内西没有出席代表会议，马克思也没有在代表会议上宣读李卜克内西写的这个报告。马克思在1865年11月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490页。） 这个报告保存在马克思的书纸堆中。莫斯科政治书出版局1961年出版的《1864~1866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5年伦软代表会议。会议记录》，第一次用俄文正式发表了这个文件，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第一次按原文发表。 [2] 鹅会（goose club）——贫苦人集资合伙买鹅过圣诞节的互助团体。（译者注） [3] 奥狄浦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城的王子，他的父亲听信了自己会被儿子杀死的预言，把他弃在野地，他长大以后，偶然杀死了一个人，以后作了忒拜城的王，娶了该城的王后；后来他知道了被他杀死的是父亲，所娶的是母亲，就弄瞎自己的双眼来赎罪。他曾猜出怪物斯芬克斯所出的无人能猜的三个谜，因而使忒拜城避免了吸血怪物的毒手。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智慧、会解决难题的人的同义语。（译者注） [4] 指的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每年同法国流亡者举行的纪念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会。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最初几年，协会处在威廉·魏特林的空想平均主义的强烈影响之下。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教育协会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同“民主派兄弟协会”和法国社会民主派的各组织保持经常联系。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加了协会的工作。在1849年11月至1850年9月，马克思在这里举行过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共产党宣言》重要原理的讲座。 在马克思和思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重新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 后来，在六十年代，除了设在索荷区拿骚街2号协会会员亨·博勒特小饭馆的总部之外，教育协会在伦敦的东区和南区还有两个分会，即：“和谐协会”和“条顿尼亚”。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作为协会的代表出席了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国际成立后，协会的许多会员——考布、列斯纳、博勒特、罗赫纳等人参加了总委员会，并在它的活动中起了重大作用。总委员会于1865年1月10日通过决议，接纳整个协会（包括总部和两个分会）为国际的附属团体，其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5]、[6] 威·李卜克内西——原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