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李卜克内西 ->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第一部分 军国主义 第一章 概论 1．军国主义的性质和意义军国主义！在我们的时代里，很少有其它口号使用得这样频繁。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口号表达出这样复杂、这样多方面、这样形态万千的事叙；表达出从其起源与性质、方法与效果来看是如此有兴味，如此有意义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如此深深地根于阶级社会的本质，但却可以在相同的社会制度之内，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所特有的自然、政治、社会和I经济条件，采取如此异常多种多样的形式。 军国主义是大多数社会制度的最重要和最活跃有力的生活表现之一，因为它以最强烈、最集中和独一无二的方式表现出民族的、文化的和阶级的自卫本能，而自卫本能是一切本能中最基本的。 军国主义的历史，如果最深刻地加以探讨，就将揭露出人类发展史的最内在的本质和它的原动力。而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进行解剖，就要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隐蔽的和最细致的发根。军国主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以及一般文化上互相冲突的历史，而在个别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体之内，又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自然，在这里我们谈不到试图去写这样的一部历史。我们只想提出一些概括的观点。 2．社会支配关系的起源及其基础归根到底，物质力量的优势［注：自然也包括精神力量（作为物质力量的调节者，并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精神力量）的优势。只要这种精神力量能尽好地利用物质力量，同时还能役使属于别人的物质力量，并且通过这些如此被利用和获取的体力去发挥作用的括，在这一范围内，这样一种对物质力量的利用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出现的，即所谓按照大多数情况和一般规律，在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对抗的情况下出现的，社会支配关系的形态是和它们互相吻合，并且在本质上通常要决定于这些利益集团的经济地位，关于这一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将在下文加以论述。］是社会支配关系的决定性支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物质力量在形式上并不表现为某些个人在躯体上比之别人具有更大的力量，倒毋宁假定，平均来看，每个人的体力是相等的，因而优势纯粹决定于在数量对比关系上谁占优势。这仲数量关系，并不一定和利益互相冲突的不同集团的人数相适应。只要当人们并不全都知道自已的真正利益，特别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时，只要当人们并不全都知道和承认自已的阶级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时，这种对比关系主要是取决于阶级意识在纵度和深度的发展。这种阶级意识的发展又决定于个别阶级在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发展阶段。这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发展阶段，却又是由不同利益集团（阶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而社会和政治状况毋宁是作为一种后果，——当然，这是带有强大的反作用的一种后果，——作为社会支配关系的一种表现而出现的。 纯粹的经济上的优势，也直接助长这种数量对比关系的推移和纷乱，因为经济压力不仅影响智能和道德的发展水平，因而影响对阶级利益的认识，而且还对多少已被认识的阶级利益发生一种反作用。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的政治机器，还给予那个阶级以进一步“调整”数量对比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统治利益集团的手段。这一点，已由四个人所共知的组织——警察、法庭、学校和教会（教会也必须算入这些组织之内）——所证明了。这些组织是政治机器通过它的立法机构创造出来的，并将它们作为法律执行机抅和行政机构来加以利用。前两个组织主要是通过恐吓、威慑和暴力而起作用；学校的任务是尽可能有效地阻塞那些阶级觉悟可能借以深入人心的通道；教会则有一种最有效地给人蒙上眼罩的方法，挑起人们对天堂极乐世界的向往，同时充分利用他们对地狱里的油锅，刀山所怀的恐惧心理。 然而，经过如此改变的数量对比关系还不能够看成为社会支配关系的决定因素。一个武装的人，会因他所持的武器而倍增自已的体力。至于究竟增加到多大，就决定于武器技术的发展，包括堡垒建筑和战略的发展，而它们的形式又主要是武器技术发展的结果。一个利益集团对于另一个集团所拥有的知识上和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统治阶级拥有武器或拥有较好武器的桔果，可以直接转化为体力上的优势，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有阶级意识的多数人完全被有阶级意识的少敉人所支配。 如果说阶级的划分系由经济情况所决定，那么阶级之间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是首先决定于不同阶解的经济状况，其次才是决定于许多体力上、知识上和道德上的权力手段，而这些权力手段又都掌握在经济上占优势的统治阶级手里。所有这些权力手段不能影响阶级的继续存在，因为阶级的存在系由另外一种不依存于它们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这种情况以一种自然必然性迫使某些阶级（即便这些阶级在人数上是大多数）在经济上依赖于并继续依赖于其他阶级（这些阶级在人数上可能是少数），阶级斗争或任何政治斗争手段都不能把这种情况加以改变［注：“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340-341页）］。因此阶级斗争只能是一种激发阶级觉悟的斗争，包括促使本阶级的成员随时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并为本阶级的利益作出牺牲，同时也是一场为夺取那些对启发或压制阶级觉悟有着重要关系的权力手段、以及那些体力上或知识上的权力手段（拥有这些手段就意味着体力增加若干倍）而进行的斗争。 从上述这一切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武器技术在社会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它决定：如果不存在或已经失棹了这样做的经济上的必要性，少数人能否通过军事行动（这一种"最集中的政治行动”）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对大多数人进行或继续进行统治（即便在短期内）。除了阶级的划分，支配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到处是和武器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只要人人（甚至那些在经济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能够在实际上同等困难的情况下掌握实质上具有同等价值的武器，那么民主政治，即一切取决于大多数的原则，将是社会的通常的政治形式。即便在那些划分为不同经济阶级的社会里，只要具备这一个条件，应该也会是这样的。然而，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阶级的划分（这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与武器技术（包括堡垒建筑术和战略）的发展是平行前进的，武器的制造因而愈来愈成为—种专业；更之，由于阶级统治通常就是由一个在经济上占优地位的阶级实行统治，而武器技术的进步又使得武器的生产愈来愈变得困难与昂贵［注：武器就其确切意义说来，还应附带有各式名样的军需品和防御工事器具，也包括照明设备，例如对炮台和军舰来说还要加上军用通讯工具（马匹、载重车、道路桥梁的建筑、内河航船、铁路、汽车，电报、无线电报、电话等等〉，同时也不应忘记了望远镜，飞船、摄影术和猎犬。］，武器的生产逐渐为在经济上占统治位的阶级所垄断，而民主政治的那个物质基础也就随之消失了，于是人们就开始这样说：占有了东西，你就是有理。甚至一个丧失了其经济优越地位阶级，只要它手上任然拥有政治的权力手段，它就至少暂时还能够保恃自己的政治统治。 如此看来，不但政治统治关系的形式和性质要受武器技术所制约，而且阶级斗争的方式也在种种方面要受其制约，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无须详加叙述。 然而为了保证民主政治的继续存在，仅仅让全体公民人人同样地武装起来，并保有武器也是不够的。因为武器的平均分配并不排斥正如瑞士的事件所业已表明的那样一种可能性：这种分配办法会被实际上正在变为少数的大多数人所废除，或者甚至被组织得更好和更有效的少数人所废除。全体居民均等地持有武器的作法，只有当人人普遍能够进行武器的生产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来而不被废除。 布威尔在他那本不大为人所知的著作“The Coming Race”（未来的人种、未来的社会〉这个奇特的乌托邦中，曾出色地描述了武器技术的发展在促进民主化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他想象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有一天使得每个公民都能设备一种小指挥棒，这种指挥棒蔵有像电力那样的神秘威力，可以在任何时间发射出破坏性极大的力量。的确，我们可以预期，人类借以轻易地驾御巨大自然力量的科学技术，在遥远的将来能够进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已不可能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战场上去杀人，因为这将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自我毁灭。到了这个时候，科学技术进步的充分利用将再一次从某种富豪政治转变为一种民主的，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 3．军国主义历史中的一些事实在文化发展的最低阶段里，人们还不知有所谓阶级划分，武器通常是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它们被用来获取食物（用于狩猎、挖掘植物根茎）也用于保卫自已不受野兽的袭击，防卸或者进攻敌对的部落。这些武器在性质上是这样的原始，以致每个人在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它们（石头、木棒、带石尖的矛、弓，等等）。防御手段也是同样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劳动分工——只有最原始的分工即男女之间的分工箅是例外，社会中各个成员根据他们的不同性别都履行着相同的社会职能。因此那时还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或政治上支配关系，而武器也不能成为这种社会内部的支配关系的支柱。即便有这种支配关系存在，武器也不能支持他们。当武器技术仍然处于原始的发展阶段时，只有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支配关系才是唯一可能的支配关系。 在文化发展的这种最低阶段里，武器在社会内部最多只能用于解决个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但一旦有了阶级的划分，而武器技术也向前发展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在低级的农业民族和母权制度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并不知有所谓阶级的社会支配关系，因而通常也不存在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一般说来，这时军国主义还不能发展。不错，外来的纠纷迫使这些民族进行备战。因而甚至会暂时产生军事的专制政体，而且这对于游牧民族说来还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因为他们通常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划分为阶级。 问忆一下希腊军队和罗马军队的结构，人们可以从中看出—种按照阶级划分，并以阶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纯军事的等级阶梯制度，军队中每一个阶层的士兵携带什么武器，要看这些士兵属于甚么阶级。读者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封建骑士们的军队，附随着这些骑士的是一些装备得更坏和防护得更差的随从，据巴特里斯·拉洛格说，这些随从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战斗员，不如说是战斗员的肋手。那个时候的统治者所以容许甚至实行把下层阶级武装起来，其原因远不在于国家要给那些它认为应该保护的个人利益提供一种程度甚为微小的一般安全保保障（反之，缺乏安全保障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倒使全民武装成为必要），而毋宁说是在于有必要尽可能地武装整个民族或国家，以使对外敌实行进攻和防卫。对社会上不同的阶级给予不同的武器装备，这不论在甚么时候都是为了保证武器技术尽可能用于维持或确立统治关系，罗马的奴隶战争十分显着地阐明了问题的这―方面。 徳国的农民战争和德意志的城市战争也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造成德国农民战争那种不幸结局的各种主要的直接原因当中，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僧侣封建军队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然而，城市在14世纪对于同样这些军队进行战争却获得胜利。这不仅是由于武器技木，特别是制造火器的技术，在当时比较在1525年农民战争期间还处于一种十分落后的状态，而且是首先因为城市拥有巨大的挺经济力量。这些城市是在地域上把各种社会利益范围组织起来，把属于这些范围的成员集结在一处地方，而不让任何值得重视的在利益上互相冲突的分子渗杂其中；更之，由于城市本身的建筑，使得它们一开始时就占有一种像封建贵族们所拥有的那种重要的战术地位，正如教会和皇帝在他们的堡垒和要寨中所拥有的战术地位（堡垒建筑——这也是军事科学中的一个要素）；最后，城市本身是武器的主要生产者，它们的公民的确是那些能使骑士们的军队遭到歼灭的专门技术的优秀代表［注：15世纪在意大利的发展情况就这方面说来也十分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且吸引人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它自始至终证实了我们的基本概念。参看布尔斯哈达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Die C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rlien）第9版，第1卷，第103页，］。 对于农民战争和城市战争进行研究后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们应该予以特别的注意。这个结论就是：不同的社会阶级是在不同地方分开生活，还是在同一地点混合在一起生活，这一点很关重要。当阶级划分和他们在地区的分布一致时，阶级斗争就得到推动，这不仅是由于阶级意识会因此得到发展，而且也由于——从一种纯粹的技术观点来说——阶级成员的在军事上进行集中以及武器的生产与供应都比较来得容易。这种阶级在地区上集中的可喜现象，曾有利于所有资产阶级革命［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能够说明这种特征的无数例子中，有—个是：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之异常坚强，其原因在于城市居民群众和战斗的革命者（顺便指出：这些革命者人数并不多）的合作。在莫斯科得到很好发展的城市游击战术，将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却几乎不存在［注：然而应该考虑到工人们在工厂中结集在一起工作等等，以及在“工人区”中的聚居。］。 直到今天还存在的展佣军队，也和武器装备一样，说明了经济力量可以直接转化为体力，那就是按照靡非斯特的办法去做： “我假如出钱去买了六匹马儿，
并且还遵守“分而治之”（dvide et impera ）这条准则。这两条原则也适用于军队中所谓精锐部队的建立。另一方面，意大利的佣兵队长［注：意大利的佣兵队长——14－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部队的分队队长。当那些在意大利境内各自割据一方的小国家彼此进行封建战争时，这些人被雇用于进行掠夺和实施各种暴行。——俄译本注。］，也和古代的禁卫军［注：禁卫军系古罗马拥有特权的禁卫军士兵的称号，在古罗马的最后一百年期间，近卫军是帝国的支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巨大作用，参与所有宫廷政变，“禁卫军”一语已成为从事反对人民的雇佣兵的一种象征，——俄译本注 。］一样，淸楚地告诉我们：通过武器的占有、军事操练和战略艺术，政治权力又能够发挥多大的力量。：雇佣兵曾大胆地夺取了诸侯的王冠，把它像皮球一样任意抛来抛去，并且很自然地成为谋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候补人物［注：参看前引布尔斯哈达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第1卷，第22页。］。当动荡和战争的时期，军事权力为个别的人所任意操纵，这种现象是经常出现的。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例如拿破仑及其将军们，还有——布朗泽尔［注：乔治·布郎泽尔（1837—1891）——法国将军，双手染满血污的刽子手师团长，1886—1887，任陡军部长，，主要的复仇主义者，他在其党羽——布朗泽尔旅的支持下实行政变，推翻共和国，在法国建立独裁统治，但于1889年不得不逃出法国。一的德文本编者注。］。这马几们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御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像我有二十四只脚杆一样。” ［注：见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第86页（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注。］ 关于外都政治局势如何影响军队制度和军国主义的发展，德国的“解放战争”［注：指德国人民反对法国入侵的战争（1807—1803）——译者注。］的历史对此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当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同盟战争遭到惨败之后，腓德烈二世的封建军队于1806年被法国的平民军队全部击溃，束手无策的德国政府面临者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向科西嘉的征服者［注：指拿破仑一世，他出生于科西嘉岛。——译者注。］无条件投降，就要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用一支武装全民的平民军队去击败他。这些政府受到自卫本能和人民的自发的激动情绪所驱使，选择了后一个作法。于是就开始了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由于外部压力而实行的民主化的伟大时期，在这时期里，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紧张状态得以暂时缓和下来。人们需要金钱和热心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人的价值增加了。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和税收的假定缴纳者的人之社会职能，以及作为蕴藏着力量、知识和热情的人之自然体质也茯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而使得人的价值上升了。这种情况每逢处于总危机的时期就更是如乂，这时阶级划分的影响也有所降低。有一个军事周刊说：“将鲁士人民在长期的外族支配下，学会了应该制止一切内部倾乱”。正如常有的情况一样，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起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很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障碍被淸除了，在财政上占有首要地位的工业和商业，正在按照普鲁士德国的小型管撩政治的精神尽可能的得到扶植。甚至政治自由也得到实现，或者最少可以说已被许诺。于是人民起来了，风暴向前袭击。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瑙的全民武装的军队，在这个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就将“世仇的敌人”追逐到莱茵河的彼岸，给这个破坏法国大革命的震搣世界的人物驱进可耻的下场，虽然这支军队甚至还不是香霍斯特和格耐斯瑙所想要创立的那样一种民主的组织。其后，德国的人民就像摩尔人［注：作者这里显然是指席勒名剧“裴哀斯柯”中的那个摩尔人。这个摩尔人为裴哀斯柯做了很多事，最后反被裴哀斯柯所杀。（参看“裴哀斯柯”中译本，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版：）——译者注。］一样，在尽了他们的义务之后，也适当地得到了“哈布斯堡族［注：哈布斯堡系1273至1806年间（当中有间断）所谓神圣罗马皇帝的皇朝，西班牙国王（1516—1700），奥地利皇帝（1804—1867）和奥匈帝国皇帝（1867—1918）的皇朝。这个扼杀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于1918年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被摧毁，——俄译本著。］的感谢”。在莱比锡战役［注：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最大战役之一。1813年10月16日—19日联军在莱比锡战胜拿破仑——俄译本注。］之后，跟着就是卡斯巴特的决义［注：卡斯巴特决议——是一个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反动措施之―，这是由哈布斯堡族及梅特涅所倡议并且是遵循他们的意旨于1819年德意志联邦在卡斯巴特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决议规定由政府对大学教授们实行管制，禁止学生结社，实施苛严的检查，设立特别的的中央审査委员会以镇压“蛊惑民心和革命的阴谋”，1848年的革命废除了卡斯巴特决议——俄译本注。］。当外部压力已经消除之后，所有国内的反动魔鬼又被放出来，而在梅特涅［注：梅特涅——奥地利政治家，德意志与欧拥反动派的头子，这个德意志的作恶多端的能人在1848年以前一直控制着德国的事务，1848年在维也纳的愤怒人民面前，惊惶地逃往伦敦。——英译本注］违背其誓约的种种罪恶活动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废除解放战争中的民主军队。德国其它有着高度文明的地区可能具备了接受这支军队的成熟条件，但这支军队却在易北河东岸的布鲁士［注：指普鲁士对德国的统治，普鲁士的基本领地位于易北河以东。普鲁士是这个国家最反动的军国主义力量的集中点（布鲁士系普鲁士的新拉丁语的称号），管制德国委员会于1947年2月25日通过关于取消普鲁士国家的一项法令。——俄译本。］的不文明统治的重压之下，连同几乎人民大起义所带来的全部美好事物突然崩溃了。 粗略的看一下军队制度的发展历史，就足以表明军队的编制及其大小不仅密切地决定于社会的组织，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武器技术的发展。例如火器的文明在这方面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就是战争史上最突出的事实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