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1895年底--1899年1月)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76]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却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1901年的示威运动[82]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对种种统计资料进行的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分析了俄国阶级结构。这个分析，现在已为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政治行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第160页◎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①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第161页◎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83]。从工役制[61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的特点。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由于剥夺地主土地有利于农民而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将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是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柱；由此，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者和地主将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状况恶化，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84]式的赎买办法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将是近似十月党人[85]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任务是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在革命时代，国家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遽，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演进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第162页◎主党人)，都在坚定地、顽强地和一贯地努力按第一种形式完成革命。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86]，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牢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何况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比较坚决地、比较一贯地、比较自觉地力争达到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这种斗争总是不顾一切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87]和劳动派[88])，显然沾染上了温和谨慎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莫尔恰林习气[89]和自满这种立宪民主党精神，这种斗争还是在“劳动派”政党[90]即民粹派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①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肩负着党的直接责任，也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2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查和订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资料、收成的统计资料、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资料等等。
作 者
1907年7月◎第163页◎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弄清楚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这些部门以商品形式生产专门的产品，并用以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单独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数量增加。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生产部门；而且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准备好以供消费的各个工序都变成单独的生产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12]
、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类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第164页◎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178页，俄译本第526页。①黑体是我们用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用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把产品的各种加工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生产部门的那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②)，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业性的(和资本◎第165页◎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把这种发展过程说成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是“离开道路”的结果等等，极力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极力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20]第7期)一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347页)，宣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深处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硬挤进去”(第338页)。尼·-逊先生在其《论文集》中，关于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没有任何资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代，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第166页◎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①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很大，因为它既与工业的演进，也与农业的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完全忽视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8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漏掉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②◎第167页◎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假定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困化”、“破产”为前提。有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上引尼·-逊先生的书第185页，和第203、275、287、339-340页及其他各页。在瓦·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资料，这些资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考察。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只从小生产者破产这一事实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面注释中所指的文章①)。他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第168页◎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决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拥有货币；早先主要经营自然经济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上〉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①“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②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想从这个破产中作出的结论相反，是国内市场的建立，而不是缩小。如果同一位尼·-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论文集》第71页和第114页)，那么，这只证明这位著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
现在谈国内市场理论的下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1)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第169页◎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2)第二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3)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逊先生和瓦·沃·先生那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头两部分的实现(即找到相当的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65]的“困难的出路”。(尼·-逊《论文集》第2篇第15节整节，特别是第205页；瓦·沃·在1883年《祖国纪事》[24]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79页及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必须有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产和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年轻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请看，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
尼·-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谈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论文集》中讲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同，而瓦·沃·先生我们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因为即使怀疑他只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己的学说，好像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问题◎第170页◎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两人神气十足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而且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2卷详尽批驳了的旧错误①。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个幼稚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民粹派实现学说的其后一切错误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其产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瓦·沃·先生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目前发展水平下的机体消费能力〈原文如此！〉”(上引书第149页)；“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俭朴和节欲，而是因为人的机体有局限性或者缺乏伸缩性〈！！〉，不能用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来扩大自己的消费能力”(同上，第161页)。尼·-逊先生则竭力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好像他注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03-205页)，这◎第171页◎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①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分，见该书1897年莫斯科版第237-245页)，况且要证明刚才对尼·-逊先生的论断所作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作的最终结论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逊先生的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道理呢？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而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把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尼·-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用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能从流通中取得的只是在价值上与工资总额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203页)。试问，我们这位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呢？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撇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第172页◎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替换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替换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值，他却抛开这个必要前提，不去解决问题，而是干脆回避问题，谈论国外市场。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替换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要“完全撇开”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①。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自以为指出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就对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估计。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不仅在实现消费品产品时，而且在实现生产资料产品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各个单独的生产者为他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为了弄清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当·斯密谈起，因为这个◎第173页◎问题的错误理论是他创立的，而在马克思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分：可变资本(照他的术语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把商品价格总共算成三部分)。①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当作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作企业主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②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呢？亚当·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和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③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第2卷第366◎第174页◎页)①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92]”(第2版第1卷第612页)②。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为这三个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农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们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从产品价格中排除掉，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也就是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即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即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作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加上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积累过程》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第2节《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在第2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1卷第612页)[93]。亚当·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为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和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在新形态的有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有用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③。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第175页◎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的错误理论了。“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不占用资本就可以列入消费储备或用于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部分。”(亚·斯密的书第2篇《论储备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2章，第2卷第18页；俄译本第2卷第21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从国家总产品中排除掉，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当·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资本不包括在产品中，资本又怎么能包括在收入中呢？(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55页)①在这里，亚当·斯密自己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接下去的议论中，亚当·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有用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第176页◎备。”(上引亚·斯密的书)这里透露出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的想法：一种劳动提供能够加入“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机器，生产工具和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加入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绝对必须区分两种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投入生产)。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全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①，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于收入的种种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在关于是否可能发生整个商品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评论来说就是：“由于出发点不正确和问题本身的提法不正确，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的争吵。”(上引书第21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争吵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377-404页)
从以上所述自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第177页◎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个原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对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第Ⅰ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不是由人消费而是由资本消费的物品的生产；第Ⅱ部类是消费品的生产，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仅仅这一划分，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争吵更有理论意义。”(上引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7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划分，而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划分，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纳入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中去呢？问题是：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撇开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助于这种分析并且与这种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只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Stoffersatz。--《资本论》第2卷第389页)①，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第178页◎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即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Ⅱ部类的(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转化为资本)。其次，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第Ⅰ部类)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必须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如果假定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有积累，那么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来开始新的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它的实现，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需的材料或工具)，部分是通过直接投入生产(例如，为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而开采的煤，农业中的种子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们取自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这种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追加生产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考察实现论，而为了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为了能对国内市场问题作出一定的◎第179页◎理论结论，上面所说的就已经足够了。①
在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上，从马克思的实现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事实上我们看到，消费品(第Ⅱ部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Ⅰ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进行交换。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正如我们以前已经◎第180页◎说过的(第2卷第3篇)①，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马克思指的是经本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 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②
这里所谓更多地使用不变资本，不过是用交换价值的术语来表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所需要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生产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 “在这里〈即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像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第181页◎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资本论》第2卷第436页，俄译本第333页)①对自己同生产的关系的这种“明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因为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所生产的物品的种类完全无关紧要(一切产品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肤浅的、单个人的观点就被经济理论家用来说明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一些原理中也确认了这种矛盾，而民粹派却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所谓国内市场在缩小、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第182页◎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①
“……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同上，第3卷第1部分第225-226页)②“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 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第3卷第1部分第232页，俄译本第194页)③“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④(第3卷第2部分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⑤在所有◎第183页◎这些原理中，只不过是确认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①如果从《资本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什么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说什么他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流通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②；但是这个分析也指出了这种“限制”的真正性质，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躲到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幻想中去。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而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根本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③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第184页◎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几个这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工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传》第2卷第200页，转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穷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为特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第185页◎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①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即利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时得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②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26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斯用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第186页◎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首先这样开始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分。”(第33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谈论“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49-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①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4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1884年柏林版)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②(《资本论》◎第187页◎第2卷序言第XXI页)①。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上述文集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地承认“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 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 Ertrag) 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能谈“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经济生活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出来，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第188页◎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hertrag)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产品(BruttoproduktsoderRohprodukts)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①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②？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第189页◎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3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3卷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第2卷中的这个分析①。
对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原理相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从没有对外贸易这个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说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这样来谈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能够用这些错误“理论”支吾搪塞，而无须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②。对他们来说，“国外◎第190页◎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察那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①。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未必能用“资本家不可能消费掉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考察--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商品流通发展史。考察了这个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道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像民粹派喜欢一本正经地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这只是说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国民资本另一种分配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第191页◎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去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呢？
第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徭役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规模上都没有变化，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民的村庄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附近小市场的界限。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决不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也还是历史性的原因。要弄清这些原因，就必须考察各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它在国内的发展，它向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化，--一句话，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事实，而民粹派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不可能”这种毫无价值的(和毫无内容的)空话作掩护，乘机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现在我们把上面分析的那些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理论◎第192页◎原理总括一下。
(1)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加工(以及这一加工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2)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
(3)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这些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承包人、木材业者、厂主等都一样)雇用工人所花费的货币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4)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因而也包括额外价值的实现)是无法说明的：(1)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为◎第193页◎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像亚当·斯密和继他之后而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解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2)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理论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指出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是完全错误的。
(5)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
由上述各点自然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就是要考察答复这些问题的资料。◎第194页◎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品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1865年的3819公里增长到1890年的29063公里①，即增加6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间(1845年为4082公里，1875年为26819公里，增加了5倍)，德国则用了较短的时间(1845年为2143公里，1875年为27981公里，增加了11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很大：例如，在1868-1872年这5年中敷设了8806俄里，而在◎第195页◎1878-1882年这5年中只敷设了2221俄里。①根据这种变动的幅度，可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时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路建设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半期。从1865年到1875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1500公里，而从1893年到1897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00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1868年为43900万普特；1873年为111700万普特；1881年为253200万普特；1893年为484600万普特；1896年为614500万普特；1904年为1107200万普特。客运增长的速度也很快：1868年为1040万人；1873年为2270万人；1881年为3440万人；1893年为4940万人；1896年为6 550万人；1904年为12360万人。②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③：
附图：◎第196页◎
欧俄内河货运量，1881年为89970万普特；1893年为118150万普特；1896年为155300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18650万卢布、25720万卢布、29 000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1868年有汽船51艘，装载量为14300拉斯特①，又有帆船700艘，装载量为41800拉斯特，而在1896年则有汽船522艘，装载量为161600拉斯特②。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1856-1860年这5年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18901艘，装载量为3783000吨；在1886-1890年，平均每年为23201艘(增加23％)，装载量为13845000吨(增加266％)。因此，装载量增加4/3倍。在39年间(从1856年到1894年)，装载量增加了4.5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39年间增加了2.4倍(从823艘增加到2789艘)，装载量增加了11.1倍(从112800吨增加到1368000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16％(从18284艘增加到21160艘)，装载量增加了4.3倍(从3448000吨增加到18267000吨)。③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1878年为1300万吨，1881年为860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准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第197页◎
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①：
俄国居民数目 进出口总值 人均对外 年 代 (芬兰除外, (单位百万 贸易额 单位百万) 纸卢布) (单位卢布) 1856-1860 69.0 314.0 4.55 1861-1865 73.8 347.0 4.70 1866-1870 79.4 554.2 7.00 1871-1875 86.0 831.1 9.66 1876-1880 93.4 1054.8 11.29 1881-1885 100.6 1107.1 11.00 1886-1890 108.9 1090.3 10.02 1897-1901 130.6 1322.4 10.11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1860-1863年的11300万卢布(1864-1868年是170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62000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1864-1868年的335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149500万卢布。②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的与工业的)周转额，从1872年的275万卢布(1875年是2180万卢布)增加到1892年的8260万卢布，1903年的18960万卢布。③土地抵押贷款从1889年到1894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估价额从139500万卢布增加到182700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79100万卢布增加到104400万卢布。④储金局的业务在80年代与90年代特别发展。1880年，这类储金局有75家，1897年则有4315家(其中有3454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1880年为440万卢布，1897年为27660万卢布。年底存款额，1880年◎第198页◎为900万卢布，1897年为49430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的是1891年与1892年这两个荒年(5290万卢布与5050万卢布)以及最近两年(1896年为5160万卢布，1897年为6550万卢布)。①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1904年，全俄共有储金局6 557家，存户为510万，存款总额为110550万卢布。附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机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什么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1904年)与法国(1900年-1901年《劳动局公报》第10号的资料)的这些储金局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俄 国 存 款 数 目 存款数目 百分比 存款总额 百分比 (单位千) (单位百万卢布) 25卢布以下者 1870.4 38.7 11.2 1.2 25-100卢布者 967.7 20.0 52.8 5.4 100-500卢布者 1380.7 28.6 308.0 31.5 超过500卢布者 615.5 12.7 605.4 61.9 共 计 4834.3 100 977.4 100 ------------------------------------------------------------------- 法 国 存 款 数 目 存款数目 百分比 存款总额 百分比 (单位千) (单位百万法郎) 100法郎以下者 5273.5 50.1 143.6 3.3 100-500法郎者 2197.4 20.8 493.8 11.4 500-1000法郎者 1113.8 10.6 720.4 16.6 超过1000法郎者 1948.3 18.5 2979.3 68.7 共 计 10533.0 100 4337.1 100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12类行业◎第199页◎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的人，达22850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化，靠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所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生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改革后时代欧俄(50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①：◎第200页◎
附图：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①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增长快1倍：从1863年到1897年，全部人口增加了53.3％，农村人口增加了48.5％，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97％。在11年(1885-1897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计算是250万人②，这就是说，每年有20万人以上。
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快得多。居民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1863年到189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13个到44个)。在1863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约27％(610万中的170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1885年，则约有41％(990万中的410万)③，而在1897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大约53％(1200万中的640万)。因此，在60年代，城市人口的性质主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19世纪90年代，大◎第201页◎城市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14个在1863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430万，即增加了153％，而全部城市人口只增加了97％。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我们在上面(第1章第2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①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而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域去。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的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更快的话。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1)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新的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第202页◎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60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像巨流般地向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掩盖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人口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50个省分成几个类别。我们举出1863年和1897年欧俄9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资料。①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3个地区的资料：(1)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11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省)②。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2)中部农业地区(第3类的13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到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3)农业边疆地区(第4类的9个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33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第203页◎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14.1％增长到21.1％。农村人口的增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105％与97％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像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1885年到1897年，从这里移出约3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1/10强。①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11.2％增加到13.3％，即100与118之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9.94％增加到12.76％，即100与128之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均数高得多(130％与97％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87％，而俄国的平均增加数则为48.5％。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盖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1897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仍然与1863年一样(19.6%)，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至降低了(从25.9％降到25.4％)，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的增长稍微◎第204页◎
附图：
各类所包括的省份：(I)圣彼得堡与莫斯科；(II)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III)沃罗涅日、喀山、库尔斯克、奥廖尔、奔萨、波尔塔瓦、梁赞、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坦波夫、图拉、哈尔科夫与切尔尼戈夫；(IV)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奥伦堡、萨马拉、塔夫利达、赫尔松与乌法；(V)库尔兰、里夫兰与爱斯兰；(VI)维尔纳、维捷布斯克、格罗德诺、科夫诺、明斯克与莫吉廖夫；(VII)沃伦、波多利斯克与基辅；(VIII)维亚特卡与彼尔姆；(IX)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与奥洛涅茨。◎第205页◎慢一些(增加131％与135％，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141％)。因此，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的更大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并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二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①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内特别多。②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9个工业省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1863年为7.3％，在1897年为8.6％。问题在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工业村。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的“城市”中间，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3000、2000、甚至1000的，而许多“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2000、3000或5000。《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的编者说得对(第2编第191页)，在改革后时代，“城市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姆两省，1863年为3.2％，1897年为4.7％，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市人口为◎第206页◎6400人(1897年)，但是根据1888-1891年地方自治局[62]人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的居民为84700人，其中有56000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只有5600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据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65000人是无土地的，81000人则只有割草场。这就是说，单是这两个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市人口还要多(1897年为195600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它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站附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6章第2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和城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率通常比较高。①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城市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汇集》提供了关于该省8个县村庄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市为8个，人口为56149人(1897年)。而在村庄中，有4个村庄◎第207页◎很突出，它们共有9376户，居民达53732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些村庄中有商店240家，工业企业404个。总户数中有60％完全不种地，有21％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71％既无役畜又无农具，有63％全年购买粮食，有86％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口列入工商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因为在这8个县中，共有21956户完全不种地。反正，在我们所举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中的少。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①城市所提供的◎第208页◎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8.3％和12.8％之比)。但是，该省1896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1491600个月；以12来除，得出外出人口为124300人，即“约占总人口的11％”(上引书第46页)！把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1897年为97900人)上去，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①：
附图：◎第209页◎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①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②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第21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34]的情形。(第28、48、149、150、166页及其他各页)③
◎第210页◎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工的工人人数不下500-600万。实际上，在1884年，欧俄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467万张①，而身分证收入从1884年到1894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330万卢布增加到450万卢布)。在1897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9495700张(其中欧俄50个省占9333200张)。在1898年，为8259900张(欧俄占7809600张)。②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630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3章第9节第174页)③，11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200万对170万)。现在我们可以添◎第211页◎上6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1287800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1298600张。(注：这6个省份是：莫斯科(1885年的旧资料)、特维尔(1896年)、科斯特罗马(1892年)、斯摩棱斯克(1895年)、卡卢加(1895年)与普斯科夫(1896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这样，在欧俄17个省(11个黑土地带省和6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有300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90年代，这17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330万张。在1891年，这17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52.2％。因此，外出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600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500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能的”。(注：1896年7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20个省126个县的资料。)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绝大多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16页)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注：参看上面第174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9-210页。--编者注)脚注。)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1862-1863年度“各◎第213页◎种捐税”收入分布(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注：《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00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我们拿11个非农业省来看，--我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2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1885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18.7％(1897年占18.3％)，而身分证收入在1885年却占42.9％(1891年占40.7％)。(注：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1884-1885年度和1896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1885年，身分证收入在欧俄每1000居民为37卢布，而在11个非农业省份每1000居民则为86卢布。)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38个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90％)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注：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得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图拉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的意义夸大了。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3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11章。《1895年图拉省省志》第6篇第10页：外出做零工者人数为188000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50 000剩余工人！--其中北部6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107000外出做零工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7县的外出者大部分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8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资料。)。◎第213页◎
附图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厉害些…… 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1886年《事业》第7期第134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50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1884年未列入的12个省也按这三类区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北部各省，共9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发出的居民证的总数 省 别 1897年 1898年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 的17个省………………… 4437392 3369597 二、过渡性质的12个省……… 1886733 1674231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 21个省…………………… 3009070 2765762 50个省总计 9333195 7809590◎第214页◎ ①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至少有300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增长。身分证收入从1868年的210万卢布(1866年为175万卢布)，增加到1893-1894年度的450万卢布，即增加1倍多。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1877年至1885年增加了20％(男的)与53％(女的)；在特维尔省从1893年至1896年增加了5.6％；在卡卢加省从1885年至1895年增加了23％(而外出的月数增加了26％)；在斯摩棱斯克省从1875年的100000增加到1885年的117000，1895年增加到140000；在普斯科夫省从1865-1875年的11716增加到1876年的14944，1896年增加到43765(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1868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每100男子中占23.8，每100妇女中占0.85，而在1880年则占33.1与2.2，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①及觉悟②，使他◎第215页◎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①。“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②“一切乡村居民都被叫作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③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18页)。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④…… “人民中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就在雅罗◎第216页◎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 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89-190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楚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庭；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①“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 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罕见的事情……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来。”②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③下面是卡◎第217页◎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县 别 外出男性工人 每月的工资(单位卢布) (以外出做零工的 对全体男性 外出工 农村年工 人数为标准) 人口的百分比 业 者 一、 38.7 9.0 5.9 二、 36.3 8.8 5.3 三、 32.7 8.4 4.9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1)外出做零工对农业生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2)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力量。”①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100名工人中有60人以上外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资为69卢布或123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40-6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64卢布或125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不到4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59卢布或116普特黑麦。②在这几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58％-42％-35％。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很多通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的发展(茶、印花布、靴、钟表等等)，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影响”③。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很缺少，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做工或在那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民，他们出卖鸡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其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想多拿钱不干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大家都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④。这种对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第218页◎称之为民粹派的评价。例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过剩的工人，而是由外来的农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利的”。①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多低级的文明习惯，尚奢侈和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钱”②；在这种奢侈等等上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③。赫尔岑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荒淫”等等。④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外出谋生的需要”。⑤卡雷舍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⑥◎第219页◎
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社的自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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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差不多具有最大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只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这个趋势在改革后的俄国是怎样表现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详细地考察过了，现在应当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首先把前几章所引证的劳动力出卖者人数的资料计算在一起，然后(在下一节)再叙述劳动力购买者的总数。
全国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出卖者。据计算，这种人口约有1550万成年男工。①第2章中曾经指出，下等◎第220页◎农户无非是农村无产阶级；同时曾经指出(第122页脚注①)，这种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将在下面加以考察。现在把前面列举的各类雇佣工人作一总计：(1)农业雇佣工人，其数目约为350万人(欧俄)。(2)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铁路工人，约为150万人。总计职业雇佣工人共500万人。其次，(3)建筑工人，约为100万人。(4)从事木材业(伐木、木材初步加工、运木等等)、挖土、修筑铁路、装卸货物以及工业中心的各种“粗”活的工人。这些工人约为200万人。②(5)被资本家所雇用在家中工作的以及在未列入“工厂工业”的加工工业中做雇佣工作的工人，其人数约为200万。
总计--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除去其中大约1/4的女工与童工③，还有750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即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左右。④在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中，有一部分已完全与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里包括绝大多数的工厂工人(无疑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矿业工人与铁路工人)，其次包括一部分建筑工人、船舶工人与小工；最后，还包括不小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为资本家进行家庭劳动的非农业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一部分雇佣工人尚未与土地断绝关系，他们◎第221页◎的支出一部分是以他们在很小一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来抵补，因而他们形成了我们在第2章中极力详述过的那一类有份地的雇佣工人。前面的叙述已经指出，所有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主要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出现的，现在还继续迅速地增长着。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工人后备军人员)问题上的意义。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雇佣工人总数的资料，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民粹派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错误。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评论集》第38-42页①)已经指出的，这种错误在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尼·-逊先生及其他人)大谈资本主义使工人“游离出来”，但不想研究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具体形式；其次，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大批后备工人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他们凭着对“工厂”工人人数发表几句抱怨的话和进行一些奇怪的算法②，就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变成了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错误、无根据等等的论据。事实上，如果对小生产者的剥夺没有造成千百万的雇佣工人群众，使他们随时准备一有号召就去满足企业主在农业、木材业与建筑业、商业、加工工业、采矿工业、运输工业等等中最大限度的需求，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发◎第222页◎展到目前的高度，而且连一年也不能存在。我们说最大限度的需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跳跃式地发展，因而需要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人数，应当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我们刚才计算了各类雇佣工人的总数，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想说资本主义能够经常雇用这全部工人。不管我们拿哪类雇佣工人来看，这种经常的雇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千百万流动的与定居的工人中间，有一部分经常留在失业后备军内，这种后备军在危机年代，或在某一区域某种工业衰落的情况下，或在排挤工人的机器生产特别迅速地扩展的情况下，达到很大的数量；有时候则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往往引起个别年份国内个别区域的个别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抱怨工人“缺乏”。由于完全没有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即使大致算出通常年份的失业人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数目应当是很大的，不论是上面多次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所肯定的下等农户家庭收支中的通常亏空，都证明了这一点。被驱入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农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至于谈到雇佣劳动形式，那么它们在各方面都还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和设施所缠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忽视这种多样性，将是重大的错误。谁要像瓦·沃·先生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容纳100万-150万工人的角落而不超出这个角落”③，他就会陷入这种错误。这里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是大机器工业。但是，在这里把这150万工人圈定在一个特别的似乎与雇佣劳动其他领域没有任何联系的“角落”里，这是多么随◎第223页◎心所欲和多么不合情理呵！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为了说明这种联系，只须举出现代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就够了。第一，货币经济是这种制度的基础。“货币权力”充分表现在工业中与农业中，城市中与乡村中，但是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它才得到充分发展，完全排挤了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集中于少数大机关(银行)，直接与社会大生产发生联系。第二，劳动力的买卖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即使拿农业中或工业中的最小的生产者来看，你就会看到，那种既不受人雇又不雇人的生产者是例外的情况。但是，这些关系也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与以前的经济形式完全分离。因此，某一位民粹派认为极小的“角落”，实际上体现着现代社会关系的精髓，而这个“角落”的人口即无产阶级，才真正是全部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前卫和先锋。①因此，只有从这个“角落”中所形成的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整个现代经济制度，才有可能认识清楚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从而考察这种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相反，谁要撇开这一“角落”而从宗法式小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那么历史进程就会把他或者变为天真的梦想家，或者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大地主的思想家。
为了总括上面叙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引证的资料，我们只谈◎第224页◎欧俄工人流动的情况。以业主陈述为基础的农业司出版物①，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工人流动的情况，使人对劳动力国内市场如何形成有一个总的认识；我们在利用这一出版物的材料时，只是力求把农业工人的流动与非农业工人的流动加以区别，虽然该出版物所附的表明工人流动的地图上并未作出这种区别。
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2)从北部黑土地带省份移到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3章第9节和第10节)②。(3)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4章第4节)③。(4)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主要从非农业省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大城市。(2)从上述地区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中。(3)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a)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b)南部矿业地区；(c)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夫、里加等等)；(d)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e)乌拉尔矿业区；(f)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g)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h)铁路工作等等部门。◎第225页◎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28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它们分为6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