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1]
(1894年春夏)
第一编
《俄国财富》[2]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这个杂志的头目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10期上就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里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学和生活》一文(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至于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第11期和第12期)中已作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第1页◎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第2页◎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 ①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6年前同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3]。那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②〈原文是◎第3页◎Das·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作Naturgesetz--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第4页◎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像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像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第5页◎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第6页◎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从总体上来探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各经济形态历史上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论》[4]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第7页◎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①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第8页◎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第9页◎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第10页◎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而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合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的例子)。要知道，这样的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要知道，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过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从形而上学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还不善于着手研◎第11页◎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什么是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抛弃那些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并且能够把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像一个在什么是灵魂这个问题上写了一辈子“学术著作”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解释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抛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直接去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基质(神经过程)，而且，譬如说，分析并说明了某个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这部著作时，称赞它，说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不错，但是并不满意。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对心理学有完全新的观点，有科学心理学的特殊方法，就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这部著作中不是“仅仅有一些事实”吗？其中不是丝毫没有◎第12页◎重新审查“所有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资本论》自然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他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的议论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问题和说明问题，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作社会概念罢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历史哲学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促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现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是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问题疑惑不解，那也许还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开始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宣布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的话，便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说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第13页◎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①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立即遭到马克思极其辛辣的反驳，见马克思为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而写的“信”[5])，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确切的意见(其所以确切，是因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出来，即把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②等语引出来，于是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1846年)，但这部著作[6]从未刊印。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③”于是米海洛夫◎第14页◎斯基先生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他们做这样一件事情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恩格斯说他们当时的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哲学历史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曲解成这样，好象“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作出《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制度所作的科学批判，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尝试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尝试之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太刻薄了，竟不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断定这种不足所持的理由以及他自己的更正和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哲学历史著作，而集中全力来科学地分析一种社会组织，这只表明他们有高度的科学诚实态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加上几句话来对此加以挖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自己承认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法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工作。他有一部专门的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imAnschluβ)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字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①，出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主义◎第15页◎原理许多年以后，同经济唯物主义完全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40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对历史科学的贡献，同达尔文理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贡献一样。”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但是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细心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是可以完全回避的，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表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无物，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那种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那么热心宣扬的“暴力论”。的确，对一部著作胡诌几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比认真分析哪怕是其中唯物主义地解决了的一个问题，要容易得多；何况这样做又很保险，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这部书，米海洛夫斯基先◎第16页◎生也就不必为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心，可以把这部书叫作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有教益的(为说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或赋予空洞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资本论》中有一些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页，但是〈这个”但是“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is“，译成俄语意思是”耳朵不会高过额头“[7]〉这些篇页也是按照此书的主旨，仅限于一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这个社会和它的上层建筑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体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著作。多么深奥呀！“不是确立”，只“不过是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既然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契约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来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是”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以他特有的谦逊，避免作实质性的回答，而直接从他的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作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第17页◎之谜，这是不足为奇的；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的确一点也“不足为奇”！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8])，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①。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也已表达◎第18页◎得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①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问题实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样证◎第19页◎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传下来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多么响亮！多么优雅的语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传下来的，还有非物质财富，这表现在关心用父辈精神教育子女上。”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双亲应努力进行家庭教育，培养他们〈子女〉的情操，并促进政府意图之实现。”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作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既然没有当作遗产传下来的生产的产品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那么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和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可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极了！)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说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9]鼎盛时代，土地不能继承的话(因为当时土地只是被当作有条件的财产)，那么，对这一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寻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的心理还不够复杂。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第20页◎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不提遗产对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转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就不可能产生。当分工渗入公社，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单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举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一种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正唯物主义：“至于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各文明民族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词，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词。究竟是什么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们本身的延续和普遍化中--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显然是从给学生们讲的儿童故事中得来的。按这个陈腐浅陋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①，然后家庭发展为◎第21页◎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不过是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连俄国历史的进程也一点都不了解。如果可以说古罗斯[10]有过氏族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11]，这些氏族联系便不存在了，就是说，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12]
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仅仅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空话转到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里去了。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着，收拾打扮，弄得污泥浊水四溅。例如，他◎第22页◎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作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13]来对待国际[14]，说“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作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变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他◎第23页◎并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的空话中到处插入无聊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呢？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进行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作污泥浊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愿费神去诚实地和确切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一个论点，然后给以直率而明确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片断论据加以歪曲。请你们自己判断吧：“马克思太聪明，太博学了，所以他不会以为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 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的〉下①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探明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确能够影响一些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批评家在这些人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战而胜之”(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同事就是这样来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章的)。凡是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和浮夸。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第24页◎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怎样证明这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怎样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必然性的由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整个理论归结起来就在于“必然性”一词(“在复杂的实际情况下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他自己竭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一枚“磨光了的金币”，现在却又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和满意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15]上抚摸了一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顶[16])，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向马克思吠叫吧：“马克思同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申论战的理由，“也是单方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作吠叫，因为他◎第25页◎确实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验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无法回答这种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17]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之后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不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瓦·沃·先生一起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人士中间博得的称号)的一部分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模糊不清的”。也许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弄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第26页◎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保证能使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在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里？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当怎样吸引群众参加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的看法，对构成俄国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不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人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严肃的批评应当是：或者反对那种认为我国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反对关于这种制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触及这些严肃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18]对待，先把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一个太一般的括弧！这个掩盖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关于当前俄国现实是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什么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一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个“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第27页◎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默然抵制①，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还举了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大学！)，他说：“马克思想到的决不是这类读者〈工人〉，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很少有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科学界人士会持公正的态度和作出科学的批评，所以他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groβetheoretischeSi)，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②
还有一套颠倒黑白的把戏，也是针对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被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命题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中(像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个别具有历史内容的很好篇页，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页考虑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在这一和弦中经济的弦音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第28页◎
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首先是曲解它，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①)，接着又确认，“实际上”唯物主义者用经济“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个事实显然击了的作者自己)，最后作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套颠倒黑白的把戏倒是很妙地站住脚了！
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任何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随便问一下什么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生产关系是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究竟提出过什么异议呢？他用什么反驳过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以及这些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那些即使是他提到的作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正确的呢？任何人都◎第29页◎一定会回答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举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竭力用空话掩盖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词。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第2期上继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难指望他会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他那种颠倒黑白的发明能力已经穷尽，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
首先他大谈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伽法尼电学也同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伽法尼的实验对黑格尔也“发生了影响”。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了！这除了说明有人以胡说为乐事，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我们又听到这种老一套的责难，说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责难看来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够滥的了。这帮先生不能从实质上对这个学说提出任何反驳，就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动摇这个理论的根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一章①成了他的借口。恩格斯在反驳攻击马◎第30页◎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育)和社会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既然已经断然声明，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事物都是荒谬的，说谁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表露了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作理论的罪过。但是，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就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丝毫也没有。相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这个公式从这个内容上去掉，就像从杯子上去掉盖子一样，并不会改变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把有关未来的问题作为例外，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什么又这样热心地和这个并不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公然撒谎骗人，说他是在攻击科学社◎第31页◎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无论对科学唯物主义还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呢？根据有二：第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歪曲捏造的手法。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简单那还好)，他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属于这个概念)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尽力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凡是读过恩格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条注解和第2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会看出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第32页◎点，我把《欧洲通报》[20]1872年第5期上描述辩证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21])全部引来，这段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版《跋》中引证过。马克思在《跋》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述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要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证明另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请那些因为人抱有自觉的“目的”，遵循一定的理想，而主张把社会演进从自然历史演进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者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精确地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第33页◎的发展阶段，而且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精确地把一系列已知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否定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无论对于过去或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与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表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严格科学地表述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精确的研究所应抱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对《资本论》的无数评论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这段对辩证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克思紧接着这段描述之后还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按照三段式的辩证规律，决定现实的发展。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因而全部问题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起着使庸人们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起黑格尔的字眼来了”，--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想批判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第34页◎到了，可就是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的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作特殊的社会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的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
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把这种“借”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且当然是洋洋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纯粹是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纯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来说，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一环上的”。
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是杜林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书(1879年第3版第486-487页)里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字不提杜林。话又说回来，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的独出心裁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而且他也引述了杜林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引恩格斯的答复[22]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杜林说：’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①，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第35页◎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 hoben--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词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 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将存在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第36页◎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①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 他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语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准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第37页◎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俄文版第30页〉①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
那么，--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648页②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俄文版前35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第38页◎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混乱交织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的那种概念的混淆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弄的戏法--据杜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第39页◎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
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断言，马克思把未来纯粹维系在黑格尔链条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①。
杜林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第40页◎第一，尽管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那部《批判史》①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②中断然反驳了那种说他是黑格尔主义的责难，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说明自己是怎样理解辩证方法的那段话(上面引过的那段话)却避而不谈。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动词时态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现在时呢？--我们的哲学家洋洋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时而不用将来时。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惊问道，他想装出非常激动的样子，把歪曲捏造的把戏弥缝起来。马克思对这点也给了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那就必须指明究竟什么地方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而不是胡诌一通，说这是黑格尔主义。
有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本人知道这个答复是什么，而且还教训过别人。他在1877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但是，他“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当然咯！茹柯夫斯基在1877年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回避问题，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4年却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了！也许是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吧？！[23]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发表在《祖国纪事》[24]上的一则关于对◎第41页◎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1883年第7期载有一位局外人①先生《给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理论”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以及还从事许多其他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谈得上什么劳动的社会形式呢？”
这立刻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算是把问题弄清楚了！“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做工”！！既然连最优秀的俄国杂志之一都有这种奇怪见解，还居然有人要我们相信《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的确，“公认的科学”既不能用稍为像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表现极其无知，重复着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陈词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好让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他按照自己的固定习惯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决不在于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做工(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在于随着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的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的减少，单独的工业部门数目的增多；就是说，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它来织布，工业部门并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单独的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业单独纺纱，织布业单独织布；这种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第42页◎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分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亚麻，自己纺麻和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句俗话，也就是说，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种棉花的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厂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任何一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都不行。显然，“人人为自己”这句俗话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已经是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上帝已没有立足之地，不管他是作为天空的幻影，还是作为人间的“金犊”[25])。制度的性质完全变了。在存在分散的小企业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了，只影响社会少数成员，并未造成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非常专业化的工业部门，而且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但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么，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只有有了这个企业的商品，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又由资本家各自经营，以他的意愿为转移，把社会产品归他私人所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同占有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也变成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做工。真是胡说八道！(我所说的只是物质过程，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第43页◎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现象，第二位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什么来反驳马克思在作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不是证明了在实际上(在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条件下)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有举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不是动摇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不是证明过一切资本家的劳动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同私有制和平共居呢？是不是能想出除马克思指明的出路外，还可找到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没有，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点。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黑白、歪曲捏造，靠无非是耍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批评家预先说了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然后煞有介事地质问马克思：“以后又怎样呢？”也就是说，在他所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历史将怎样前进呢？试问，对这种手法又能叫作别的什么呢？请注意，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26])。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即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第44页◎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实质，却提出他的“以后又怎样呢？”这个极其愚蠢的问题，并故作高深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再拿这样一段议论来说吧：“在中世纪，马克思所说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非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吗？〉却不主张研究这些东西…… 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甚至也不能表现出它的局部情况，而只能满足人们喜欢把任何事物都想象为有它的过去、现在、将来的那种爱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您的歪曲捏造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他在马克思的只求表述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公式(注：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和他们的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例如在英国)。)里，先偷偷塞进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图，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恢复的只是第一阶段的一个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随随便便地作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表现出历史现实的全貌！”
同这样一个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作出准确引证的人，难道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明这个公式不对在哪里，就硬要大家相信这个公式“显然”不符合现实，◎第45页◎难道这值得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实际内容，却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练习自己的机智。譬如说，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基督教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论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我认为历史分期的一切三分法，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啊！可是，谁不知道，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譬如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谈的只是“现在”)只限于上述三个阶段吗？难道曾想断言封建主义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道德思想的尝试，却拿最空洞的词藻来款待我们！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一开始就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说到这种“批评”手法，提一下这位作者曾经知道这些著作之一并对它作过比较正确的评价，也许不无益处。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去掉《资本论》的笨重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在1877年”黑格尔辩证法“是”无用的“，而在1894年唯物主义却成了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么，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第46页◎物质条件的关系这个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为一定的领域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唯物主义学说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定的解决。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黑体是我用的〉研究的是一经产生的社会形式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式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从属于自己，使之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最后，这个形式又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式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哪部著作里去找这种唯物主义的叙述了！
在1877年，《资本论》是“研究”“这个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可不是吗？〉怎样经受不住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而在1894年却变成根本没有任何研究了，资本主义形式经受不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纯粹”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式和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黑体是我用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
真是变得叫人吃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70年代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对自由“嗤之以鼻”，曾同那些竭力掩盖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派”作过斗争，而且幻想过◎第47页◎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经完全变质了，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不受自由派批评家的攻击为己任，而且是那样专心致志，竟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互不相容。可是有人向他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之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文章和书就说明了这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说明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看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像他在1872年和1877年所表现的那样)[27]，而是躲在居心叵测的赞词后面向他乱吠，并且大叫大嚷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最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仍然想作“热血志士”，主张社会革命，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理由”归纳起来作一总结。
他想要摧毁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中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有过分的企求，他捏造说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来，◎第48页◎批评家查阅了马克思主义者原来的声明，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说这样他们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人说明制定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便捏造说唯物主义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承认(在1845-1846年)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从未刊印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了这样一些前奏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各个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份量并且很重要，所以只得承认唯物主义从未被科学地论证过。接着又用这样一件事实来反驳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这个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了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表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批评家在继续他的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连忙宣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清楚人们究竟认为什么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单方面的”，可是只字不提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第49页◎待主观方法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把它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家大卖气力来驳斥似乎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闭口不谈辩证方法决不是三段式，不谈它恰恰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偷偷加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在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批评家就得意洋洋地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观察这些胜利，岂不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弄清楚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却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欧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面已经引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说法，他说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说，这个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就，即它以未经批判地检验过的形式广为传播，那么，这种成就并不是侧重于科学方面，而是侧重于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日常生活实践方面。”未来的远景所“确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对领会它的德国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对热情关心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所要求的，既不◎第50页◎是知识，也不是批判的思考。它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话说，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答应给工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只要稍微知道一点社会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第51页◎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①，并且马克思严格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谁都知道，在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写的东西多得多，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吸引人类，说那时人们不需要有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剥削上，而是建立在合乎人的本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一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华的人物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大机器工业还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还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发现这个口号的是马克思，是很久以前(1872年)曾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评为“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的马克思。马克思发现这个口号，根本不是靠指出什么远景，而是靠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下剥削的必然性，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的读者武断说，领会这种分析既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考，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对这种分析所探明的起码真理一窍不通(我们将会看到，他那位经济学家同事更是如此[28]))，所以他的这种说法自然只能使人付之一笑。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回避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其手法是对这个学说如何对待“远景”作了与事实真相根本不符的介绍，现在他又开始用最庸俗的小市民的方式来嘲弄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实在举不出一个理由来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却非常放肆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和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演进”的道路，那时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富》第11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可是暂时……暂时工人还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自信心”来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想彻底摧毁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声色俱厉地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词典里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科学居然◎第52页◎是只值几文钱的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掩盖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庸人们觉得有失体面的廉价出版物叙述这个科学。请看，这些人盲目自信到了何等地步！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和庸人的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同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自己起来斗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