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性急的棺材匠

　　列宁的宗教信仰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列宁的上帝，而列宁则是暴力革命的圣徒。但是毕竟有很多共产党员认为他是个右派，而他则不止一次地反对左派。

　　1920年3月29日一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建议对再过几天就要到来的列宁的五十诞辰庆祝一番。列宁对此不赞成，所以当同志们在庆祝会上开始发表颂扬他的演说时，他站起来走掉了，“而后来代表大会主席团便从自己的办公室里一直不断地写了很多字条和打了很多电话，催促赶快结束演说”。①列宁不能容忍“对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

①《回忆列宁》俄文版第2卷第36一37页。

　　在列宁五十诞辰后过了4天，他写完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他要是能给这本小册子加上个《怎样在民主条件下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标题，那该多好。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流露出列宁所特有的策略思想和他所作出的错误结论。这本小册子反映了列宁对革命前景的评价，并顺便说明了波兰战争的失败和苏维埃对外政策中当前的几个阶段。

　　苏维埃入侵波兰是一种左倾表现，是布哈林、拉狄克及其他一些人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的日子里进行鼓吹而遭到列宁谴责的那种革命战争（其中夹杂有右派的民族主义考虑）。但是左派拉狄克却反对列宁所主张的对波兰的入侵。在波兰战争之前，列宁属于右翼。在入侵波兰之后，他发表意见时，有时充满右派的精神，有时又充满左派的精神，但是在他的行动中却往往带着右派的精神，这就在国内招致了一个左派反对派。另外一些人也改变着观点：布哈林起初是极左派，而后来则成了极右派。当左派的思想遭到失败时，右派的思想就往往取得胜利，反之亦然。政策像个地球仪，是个圆的东西：你往西方走去，结果走到了东方；你往东方走去，结果走到了西方。政治方向不是在真空中选择的，而是由情况决定的，——这就是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的基本前提。它是用适应情况变化的方法来取得胜利的指南。“左派”和“右派”这些术语是极其含糊的，常常使人们产生误解。

　　列宁的这本小册子一开始就断言：“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①后来作者还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论断上来。他相信这个论断，这个论断给他提供了一个根据，使他能够在外国的共产党人偏离夺取政权这条苏维埃的道路时劝导他们走上正道。为了追求这个目的，列宁把绝对服从提得比道德标准还高。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33贞。——译者注

　　外国的共产党人们从小册子中的如下一段话里能够理解到列宁的思想方法，在这段话里列宁劝告他们不要退出工会，不要把工会作为礼物送给反动的工会“领袖”，相反，而要竭尽全力，不顾一切困难，打入工会。列宁是这样写的：“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用各种巧妙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段，可以保持缄默，掩饰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想尽方法在那里进行共产主义工作。”①作为例子，列宁举出了俄国工会运动中祖巴托夫的事件。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4页。——译者注

　　列宁既不是一位道德说教者，也不是一位反道德说教者，——他是否认道德的。使他感兴趣的，不是高尚品德问题，而只是合理性问题。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谁战胜谁？”既可以自由选择武器，也不禁止使用什么手段。

　　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现称“列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给道德下了个定义，并号召对当代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他说：“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否定道德，否定品德呢？是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申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我们否定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出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余粮，即他本人及其家畜都不需要的粮食，而别人却没有粮食吃，那么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至于别人，就让他们挨饿去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我们说：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我们说：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①这样看来，列宁只提到了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就是剥削，而这在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就意味着私人贸易。

　　列宁在自己的《“左派”幼稚病》里把从内部破坏资本主义称之为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剥削者的主要训条。为了证明这一训条的正确性，他提起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使得这一运动获得胜利的那些条件：“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条件当时在俄国是存在的。此外，“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②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的经验表明，在革命运动的道路上既有胜利，也有失败。“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在退却时，“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③西方的“左派”不同意这种退却。比较起来他们更愿意对议会和工会进行抵制，因此他们对实行妥协的那些温和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列宁则捍卫温和派。他劝告英国的共产党人加入工党。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88、289、290、29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35、13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39页。——译者注

　　妇女参政运动的拥护者和左派女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个别谈话时对列宁说，如果共产党人加入工党，“这些先生一定会把我们开除的”。列宁回答说：“这并没有什么坏处。”①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里写道：开始时需要谨慎。他提醒人们说（这一点被很多人忘记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在十月革命前只是当“苏维埃的成员和情绪”发生了对党有利的相应变化时才提出来的。他还重复了他先前提出的一个论断：在推翻尼古拉之后，“俄国就变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的共和国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仔细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这个胜利。”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49页。——译者注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40、142页。——译者注

　　列宁列举了布尔什维克党从1903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中所实行的大量妥协，描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如何迁就其他政党，同它们合作，借用它们，等等。他举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并没有说服力。因为，大家知道，列宁所一贯遵循的准则是：“决不同其他政党接近”。他甚至拒绝同本党内部那些不接受他的纲领、不服从他的领导的派别进行合作。列宁在1917年11月之前早就是一位独裁者了，当他说服不了自己的论敌时，他就实行分裂，单独创办报纸或单独建立政党。他不是从内部来削弱反对者，而总是从外部来打击反对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德国、荷兰和英国的共产党人的观点称之为“左的孩子气”，因为这3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愿意从他在1917年之前所进行的活动中吸取教训，而不愿意从他在1920年所发表的那些意见中吸取教训。他责备西方的左派否定“党性和党的纪律”，而自己除了把这种纪律强加于他人之外，却经常犯这种毛病。

　　用列宁的话来说，左派关于“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这一对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不可救药的地步”。①他断言，两种专政是一致的，因为专政是通过群众组织（苏维埃和工会）来实现的。“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他们说：专政应当由“群众”来实行。但是，“造就好的领袖”“非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②至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是什么意思，列宁于1920年8月2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解释。他对外国的代表们说，要是各国都能通过武装起义来破坏议会，那该多好。但是既然这还不可能，“我们必须通过议会斗争来摧毁议会”。③俄国就是这样作的。列宁回忆道：“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④（实际上，当保卫“立宪会议”的武装的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时，他们根本没有考虑代表们属于哪个党派。）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抵制资产阶级议会是不对的。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5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74页。——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43页。——译者注
④《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71页。——译者注

　　列宁谴责德国左派，还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凡尔赛和约。他写道：“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①列宁预料，如果德国共产党答应同凡尔赛条约的起草人合作，那盟国就将允许共产党管理德国。他低估了帝国主义者。

　　列宁谈完了德国人，就来谈英国。用列宁的话来说，在英国，“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这两个条件是：“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②为了使共产主义在英国获得胜利，列宁建议：“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一乔治和邱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③为此，英国的共产党人就应当向工党党员建议结成联盟。如果工党党员接受了这个建议，那就可以从内部来削弱工党；如果他们拒绝合作，那时共产党人就可以揭露“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84、18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9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194页。——译者注

　　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梦想。因为列宁不去区分发达国家和落后的俄国有什么不同，忘记了苏维埃政权是当时已经结束了的世界战争的产儿，他既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和保守集团的资源有什么意义，也不认为工党党员的力量有什么意义，而认为西方各国的人民注定要重复俄国的革命经验。

　　在小册子的最后一章里，列宁从这些错误的论断中得出了一些简短的结论。他写道：在俄国夺取政权后“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也就是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①这种说法注定要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分裂和削弱工人政党的力量，而在德国则便于国家社会党掌握政权。用列宁的活来说，布尔什维克不仅应当同“孟什维克”即民主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而且应当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这样，列宁就像瞎眼的萨姆森②那样，站在两根柱子中间，企图用两只手顶住两根柱子，把它们都推倒。他不仅低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而且也低估了世界工人运动。此外，他还犯了个大错误，就是他认为虽然西方各国的工人阶级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发展，但它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要比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因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③这个先锋队的任务就是把广大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98一199页。——译者注
②萨姆森是圣经神话中的英雄，具有超自然的体力和大无畏的精神，他在同腓力斯丁斗争中建立了很多功勋。他曾用全力去推那支撑着一个大厦的柱子，于是大厦便被推倒。——译者注
③《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00页。——译者注

　　列宁喜欢统计，他引用的数字是准确的（虽然他时常利用数字自觉不自觉地使听众陷入迷误）。但是他往往从一些零碎的、不齐全的和常常是陈旧的资料中得出了一些过于匆忙的结论和过于广泛的总结。他那被先验判断的拘束衣所束缚的睿智遭到了内心教条主义的侵蚀。这就使他常犯错误，尤其是在他分析外国情况时更是如此。列宁当着卡尔·马克思这位预言家的胡子（是他产生了这种教条主义）发了誓。①宿命论奴役了列宁的智慧，使他在自己这本小册子的结论中竟写出了这样的话：“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②谁代表谁是由列宁决定的。谁战胜谁也是由列宁决定的。这一切全都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写出来的东西预先决定的。列宁认为自己身上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铠甲，能够用重槌击碎资本主义堡垒那不坚固的墙。这一切都是以救世主自居的自我欺骗。列宁曾经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实质和真正灵魂。但是在1920年4月时，他却没有对欧洲的情况进行这种分析。

①信仰伊斯主教的人一般都是当着穆罕默德的胡子发誓。作者对列宁的说法是从这里借用来的。——译者注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03、204页。——译者注

　　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之所以对国外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其部分原因在于列宁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却是一个“俄国中心主义者”。他在瑞士住过多年，但是无论在书面上或口头上发表的意见中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他对这个公社国家的实质有所了解。他熟悉瑞士的民主制和英国的民主制，但他对这些国家的自由的基石——议会制是仇视的，他认为自由是一个骗局，苏维埃定将消灭它和代替它。由于俄国曾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专制制度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一切形式，不管它们多么民主，都是列宁所不喜欢的。他想按照莫斯科的榜样，用“民主”专政来取代它们。他号召外国的同志们要根据本地的情况来模仿俄国的榜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除了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殊性而外，不会丧失任何东西，而你们所得到的将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俄国。西方各国不响应这种号召是不奇怪的。于是列宁便来埋葬它们，但是当谈到自己的坟墓时，谁也不喜欢性急的掘墓人。

　　为了使埋葬资产阶级的时刻提前到来，列宁建议不仅不要怕牺牲从正门即从欧洲去进攻资产阶级，而且要抄黑路即经过殖民地去进攻资产阶级。他嘲笑资产阶级的个人平等，他认为只有消灭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中的阶级差别，才能达到平等。只有“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①“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称，只要承认民族平等就是国际主义，同时却把民族利己主义当作不可侵犯的东西保留下下。”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注定是要在殖民地遭到失败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64页。——译者注

　　列宁写道，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解放运动去同“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①但是，列宁警告说，共产党不能够同解放运动融合起来，而“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因为它们的任务不仅是为争取殖民地的独立而斗争，而且还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②

　　列宁的反对左派的小册子《“左派”幼稚病》于1920年4月问世。③他的在落后的殖民地实行苏维埃主义的极左纲领于1920年6月发表。④但是实际上，列宁甚至是对在与苏维埃俄国毗邻的地区（如在波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都抱着批判的态度。列宁不想找多余的麻烦。⑤在1920年，红军在追击退却的白匪时，闯进了波斯。列宁认为，必须根据1921年2月苏维埃同波斯所缔结的条约从波斯撤出军队。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用武力推翻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布尔什维克在梯弗利斯的总督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以及他那个在莫斯科的教师斯大林，违反列宁的意志，竟往伊朗北部的一个省份吉兰给红军派去了增援部队。苏维埃驻德黑兰的大使费·罗特施坦向列宁提出了抗议。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6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165页。——译者注
③这里说的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时间与《列宁全集》中的介绍有出入。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一个注释（见该卷第469页）中说，这本书于1920年4月27日脱稿，增补部分于5月12日写成。该书俄文本于同年6月12日出版。——译者注
④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极左纲领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59一166页。——译者注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45页。——译者注

　　他证明说，落后的、贫穷的、没有工人阶级的波斯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而输出革命就有可能使得同波斯王的关系紧张起来，就有可能使英国重新占领伊朗南部。列宁回答罗特施坦说：“我认为，您是正确的。”①

①当我写关于苏维埃的对外政策一书时，费·罗特施坦把他的日记中记有他自己的原信和列宁的回信的那一段话读给了我听。他请我在他在世时不要发表这个情报。

　　罗特施坦由于得到列宁的支持而受到鼓舞，他便建议里扎汗（波斯的实际统治者，后来成了波斯王）往吉兰派去军队迫使当地部落的领袖、尤其是斯大林的傀儡库契克汗服从自己。库契克遭到了失败，逃进了山中，冻死在那里。里扎汗把库契克的头弄到德黑兰示众。契切林恶狠狠地冷笑着对我说：“在里扎汗捉到的俘虏中，有一些是图拉省的俄国农民。他们是斯大林的吉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士兵。”

　　斯大林大发雷霆。他指责罗特施坦破坏了他要在伊朗北部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并且他把问题提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契切林向我叙述了这次会议进行的情况。斯大林在发言中对罗特施坦进行抱怨。

　　列宁目光炯炯地向速记员口授说：“好，由于罗特施坦同志杀害了库契克汗而给他以严厉警告。”

　　政治局的一位委员反驳道：“不，要知道杀害库契克汗的是里扎汗。”

　　列宁表示同意说：“好吧，那就给杀害库契克汗的里扎汗以严重警告吧。”

　　斯大林打断了列宁的话说：“给里扎汗以警告是不行的。因为他不是苏维埃的臣民。”

　　这时列宁哈哈大笑起来，于是问题也就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列宁在接受了右派的、反革命的观点之后，讥笑了斯大林，因为虽然从历史上来看，斯大林是个右派，但是在伊朗的冒险行动中他却奉行了与民族帝国主义的方针没有什么区别的左派革命的方针。

　　可见，列宁对欧洲宣传的是温和态度，但他对亚洲和非洲所准备采取的却是极左的措施，而作为一位对本国命运负责的国务活动家，他是以右派所特有的谨慎态度行事的。列宁出色地把坚定不移的教条主义同实践中的灵活性结合了起来，他是一块花岗石同蟒蛇的混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