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再版）

译者的话

（再版）

　　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再版之际，笔者想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一、这部译著从初版到现在已过去12年了。在这12年的时间中，有许多读者常因听说此书却买不到而十分焦急，于是便纷纷向我询问何处可以买到，当得知此书早已售罄时，便感到无限遗憾。有一位读者是从空军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今年已78岁。在退休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博览群书，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书籍，以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当他从友人处借读了这部著作后，被书中的精彩内容所吸引，为列宁的伟大所感动，于是他急切地想同译者见面以倾吐他的读后感。我们终于见面了。见面后他对我说，这部长篇列宁传记确实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名著”，确实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划时代的巨著”，是他读过的大量书籍中写得最精彩的一部著作，他向我谈了他读完此书后的种种感受，也提出了一些不理解的问题，同时对译文也作了极高的评价。而当他得知此书目前正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准备再版时，便立即给该出版社负责人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热诚地希望出版社能以更高的质量、更大的印数尽快再版此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二、再版此书，首先需要更换书中大量的《列宁全集》中的引文。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引用《列宁全集》中的话竟达1300余处之多。十多年前当笔者翻译此书和出版此书时，新版《列宁全集》（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还正在修订和出版过程中。当时已经出版的新版《列宁全集》只有《国家与革命》卷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因此书中的大量引文，除使用《国家与革命》卷中的新译文外，其余大量引文皆采用《列宁全集》旧版（即《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译文。而现在，当此书再版时，新版《列宁全集》60卷已经全部出齐。在此情况下，自然应当将这1300多处《列宁全集》旧版的译文转换成新版的译文。由于新版的译文对旧版的译文绝大多数都作了重大的改动，因此将这1300多处的旧引文转换成新引文无疑是一项相当烦琐和繁重的任务。不仅如此，凡是其中引用《列宁全集》的译文被收入新版（即第3版）《列宁选集》的，也应当从中一一找出来，将其转换成《列宁选集》的译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选集》比《列宁全集》拥有更大的读者群。这项转换工作也是烦琐和繁重的。然而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质量更高的译本，笔者必须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地完成这两项转换工作。此外，在本书第1版中作者还从《列宁文稿》（中文版）、《列宁文集》（俄文版）和《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中引用了列宁大量的书信和文件等，而这三种著作中列宁的许多信函和文件，都已收进了新版《列宁全集》中。不言而喻，这三种著作中凡是为本书所引用而收进新版《列宁全集》中的引文，也必须一一找到而采用新的译文。这项工作虽不及前两项数量之大，但其烦琐程度并不亚于前者。然而为了使这个译本达到更高的质量，笔者也必须耐心认真地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项工作中，凡是在新版《列宁全集》中能够找到本书所引用的这三种著作的译文的，笔者自然都将其转换成新的译文，而少数经过反复查找实在找不到的，也就是未收入新版《列宁全集》中的，则只好悉仍其旧，注明其俄文版的卷次页码。

　　二、本书对《列宁全集》中文新旧版（即俄文第5、4版）正文中一个错误的重要更正。

　　笔者在前面第一个《译者的话》中曾指出：“真实”是本书三大特点之一，那里笔者曾列举出了6个例证。这里笔者再举出一个作者对列宁的话的正确引用，从而对《列宁全集》新旧版正文中的一个错误作出的重要更正。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405页即《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1卷第416页上有列宁做工作报告时转述美国商人万德利普的这样两句话：“假如你们把堪察加卖给我们，那我敢向你们保证，美国人民的热情就会大大高涨，使我们承认你们。……假如你们把堪察加租给我们，我可以说，那时就不会产生这种热情。”（这里“卖给”和“租给”意思是相同的）这后一句话与前一句话联系起来读，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语气是不通的。原来，这后一句话的前半部分中丢掉了一个“不”（“He”）字，而只有加上这个“不”（即俄文的He）字，逻辑才通，语气才顺，前后才能呼应起来。新版《列宁全集》相同的地方，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65页（俄文第5版第42卷第62—63页）上依然存在着这个错误。而本书作者在引证列宁所转述的这两句话时，在上面指出的那个地方就赫然地存在着一个“不”（He）字。因此按作者正确地引证列宁所转述的这两句话，译出来就是：“假如你们把堪察加卖给我们，那我敢向你们保证，美国人民的热情就会大大高涨……假如你们不把堪察加租给我们，我可以说，那时就不会产生这种热情。”显然，只有这样，逻辑才通，语气械，前后才能呼应起来。这就是本书作者对列宁转述别人的话的正确引用纠正了《列宁全集》旧版（即中文第1版，相当于俄文第4版）和新版（即中文第2版相当于俄文第5版）中的一个错误。

　　四、关于笔者最初翻译此书时的一些情况。

　　此书于1964年首先用英文在纽约、埃文斯顿和伦敦三地出版。如前所述，此书出版后，不仅立即轰动了美国文坛，而且轰动了西方世界。我国很多英文水平很高的入和在美国留学的人，他们不仅听说此书，而且其中不少人还阅读过此书，但他们却未能将此书译成中文，因为此书不仅卷帙浩繁，而且需要译者对俄国当时发生的大量事件熟悉，尤其需要对列宁著作熟悉，因为作者在书中引用《列宁全集》中的话多达1300多处，如此大量的列宁著作中的引文，译者即使了解其意思，也不能自行翻译，而必须采用《列宁全集》中的译文。而更为困难的是，这1300多处《列宁全集》中的引文作者在书中几乎全未注明其卷次页码。由于翻译此书存在着如此多、如此大的困难，所以在此书英文版出版后的六年左右时间中，我国无人将其译成中文。1970年此书在伦敦出版了俄译本，此俄译本很快就传到我国。从俄译本来翻译此书有一个很大的优越之处，就是作者引证列宁的那1300多处的引文原本就是俄文。可是即使如此，就是说，译者即使根据俄文理解了列宁的话的意思，但他也仍然不能随意自行翻译。也仍然需要采用《列宁全集》中的译文，也就是说，原来从英文版翻译时所面临的那种困难依然存在。正因为这样，所以此书俄译本进入我国后在长达近20年的岁月里，仍然无人将此书译成中文。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国翻译协会会长、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同志对我说：“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写的那部长篇列宁传记在美国和西方各国那么轰动，影响那么大，可是这部书出版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中译本出版，这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原因是翻译这部著作难度太大。它要求译者对《列宁全集》和列宁事迹都熟悉，还需要译者具有很高的翻译水平。我考虑到你多年来一直翻译《列宁全集》，对列宁著作比较熟悉，你又翻译出版了几部列宁传记，对列宁的事迹也比较熟悉，中俄文水平都不错，也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因此，你是否可以下一下决心，把这部著作翻译过来？这样，一方面对国家来说可以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个空白，另一方面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一生中完成了一项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业。请你考虑考虑再告诉我。”我经过认真考虑后回答姜老说：“我经过考虑，准备翻译这部著作，不过我想，这么一部大部头著作，在翻译过程中肯定在外文方面会遇到一些疑难，您是否可以为我物色一位外文水平很高的人让我质疑？”姜老说：“那好办，就让李立三的女儿给你质疑吧。她的俄文水平比她妈妈莉莎的还要好。”转念一想，两天之后，我又对姜老说：“这部著作原文是英文，我虽是根据俄文翻译的，但遇到疑难问题时难免要查找英文原文，因此希望能找一位俄文和英文水平都很高的人让我质疑。”姜老说：“你讲的有道理。这样的话，得另找人，因为李立三女儿的俄文虽然很好，但英文不行，那就让刘华兰（刘泽荣的女儿）给你质疑吧，她的英文和俄文在我国绝对是第一流的。”这样，经过姜老的介绍，我在翻译过程中就多次向刘华兰同志进行质疑。起初，由于我过去没有和刘华兰同志直接接触过，质疑时不免有所拘谨，后来随着质疑次数的增多，接触较多，我们之间的关系便变得比较融洽和随和起来，一次质疑时她对我说了这么几句话：“彭卓吾同志，你应当认识到，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著作，你一生能翻译这样一部著作，可以说是三生有幸，我能为翻译这部著作出一点力。也感到很荣幸。”她的这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对我自然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通过向刘华兰同志的质疑，可以说解决了我的大部分疑难问题。但最后还有一些疑难问题，我同刘华兰同志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便将这些有疑义的问题和解决得不彻底的问题又向俄文水平甚高的徐立群同志进一步进行质疑，经过进一步研究，使这些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这些是我当年翻译此书时的一个大致经过。这都是十多年以前的往事了，在此期间，姜椿芳、刘华兰、徐立群三位同志都已先后作古。如今当此书再版之际，缅怀当年姜椿芳同志对我的鼓励与支持，以及刘华兰同志和徐立群同志对我在外文方面的释疑解难，我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和无尽的思念。

　　还需提及的是，当时这部书稿预先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式，即一边翻译，一边将已译出的部分交由出版社审查。当时该社的总编辑郑文林同志对这部书稿十分重视，他专门从中宣部理论局请了两位专家彭湘福同志和钱小芊同志来审查这部书稿。彭、钱两位同志作为此书第1版的责任编辑，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查，他们对书稿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并亲自到我家对书稿中的一些问题同我进行磋商，从而进一步保证了这部译作的质量。——这些也都是十多年以前的往事了，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加以记述，以作纪念。

　　最后，关于书名需要向读者作一交待。本书原书名是《列宁的一生》。本书第1版时所以没有使用这一书名是因为此前笔者曾经翻译了一部长篇文学小说，其书名就是《列宁的一生》（198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为避免重复，根据彭湘福同志的建议，故将书名改为《神奇的伟人——列宁》（他提出这个建议是受到书中有“一位神奇莫测的伟人”一语的启发）。现在看来这个改动并不理想，经过研究，再版时决定还采用原来的书名《列宁的一生》。

　　彭卓吾

　　2002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