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保罗·勒·布朗《不再需要阅读列宁著作的十个理由》(2008)

1.列宁简明传记



  先锋党和一党制国家理论和实践,不是列宁主义的中心学说(强调一下,不是)。它不是中心的学说,甚至不是一种特殊的学说。现在不是如此,过去也从未如此……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确实是有中心思想的。第一个是理论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崩溃为野蛮主义。另一个是社会层面上的:由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它所受的训练和它的数量,所以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防止社会的退化,并且重建社会。政治行动就是组织一个政党来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核心原则。

—— C.L.R.詹姆斯[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于1870年4月22日(按照当时俄罗斯使用的旧历法,是4月10日)生于伏尔加河沿岸一个省城辛比尔斯克(Simbirsk;后来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在家里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三。起初,这是个相对幸福的家庭。父亲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 (Ilya Nikolaevich Ulyanov) 是一位受尊敬的公立学校校长。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布兰克(Maria Alexandrovna Blank)是一名医生的女儿,她教导孩子们热爱阅读和音乐。1886年,父亲去世,1887年,他深爱的哥哥亚历山大被逮捕并处以绞刑,罪名是参与了一场革命派大学生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阴谋。
  1887年底,列宁本人因参与反对压迫性的沙皇政权的和平示威活动和加入激进政治团体而短暂被捕。这时,他刚刚作为一名聪明的学生进入喀山(Kazan)大学,但由于参与抗议活动,立即被开除并被驱逐到喀山附近一个小村庄,生活在警察监视之下。1888年,他被允许返回喀山,但他被拒绝进入任何一所大学,因此开始了严格的自习生活。1891年,他通过了圣彼得堡大学法律考试。列宁在成为一名全职革命者之前只做了几个月律师。

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列宁成为革命者时,贫困农民约占俄罗斯人口90%。19世纪晚期,随着俄国工业大幅增长,工人阶级及其家庭规模不断扩大,又占了总人口的7%。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富裕商人(资产阶级),而最上层是由君主专制统治的强大地主贵族。这个国家的特征是完全缺乏民主、限制言论自由、迫害所有俄罗斯东正教会之外的少数宗教、严重限制妇女权利、以及对100多个居住在俄罗斯帝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压迫——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各民族的牢狱”。这种情况促成了许多革命潮流。
  列宁深受19世纪早期俄国革命家的影响,尤其是作家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G. Chernyshevsky),以及被称为“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也译作民意党)的地下民粹主义革命运动。这股潮流由理想主义激进分子组成,他们专注于秘密行动,并试图组织一场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主要建立在有时也被称为“米尔”(“mir”)的存在于俄国各地农村的传统公社的基础上。列宁借鉴了这一传统,尤其是在他的地下组织概念中,但他最深刻地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发展起来的西欧工人阶级运动所吸引。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把这种倾向最有力地注入了俄国革命运动。列宁通过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 1899)等著作的研究,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俄罗斯正在经历资本主义转型,工业化正在造就一个以工厂为基础的新生无产阶级,它将成为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最有效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像“人民意志”那样对沙皇及其官员从事恐怖活动(暗杀等), 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应该建立工会,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应该组织大规模示威,以获取更广泛的民主和社会改革,并组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这样一场革命将为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扫清道路(大概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共和国)。然后,当工人阶级成为多数时,这一进程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次革命中达到高潮。工人们将控制经济,使经济为所有人服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他国家的工人应该也将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

布尔什维克主义兴起


  1898年,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ur Party;RSDLP)来推进他们的路线。后来,在1901-1902年,民粹主义者组织了社会革命党(Socialist-Revolutionary Party)与社会民主工党竞争。两党都加入了被称为社会主义国际(或第二国际)的国际联盟。列宁针对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许多论战,但很快他也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其它人产生了严重分歧。在《火星报》(Iskra)上,列宁、普列汉诺夫、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等人批评了所谓的“经济主义者”(Economists),这些人主张工人们应该只关注改善工作场所的经济问题,而民主斗争的领导权应该留给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列宁和其他“火星派”(Iskra-ists)主张建立一个强大、集中化的政党,将不同阶层的工人阶级拉入一场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推翻沙皇统治,促进工人利益。
  列宁在出版于1902年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书中推广了这些思想。1903年,“火星派”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获胜。但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前,他们自己已经分裂成两个有组织的派别——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来自俄语bolshe,意思是“更多”,因为他们获得了多数选票)和孟什维克(Mensheviks;来自俄语单词menshe,意思是“更少”)。列宁在1904年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一书中分析了这种分裂。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坚持要一个比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更有纪律的政党。此外,孟什维克支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联盟以推翻专制统治,而列宁,例如在他1905年的论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Two Tactics of the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中所写的那样,坚称如果想要在俄罗斯实现真正的民主革命,那么一个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以及随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必须被建立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列宁在革命地下组织中(1898年,与他最亲密的同志之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结了婚),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流亡期间,以及在俄罗斯境外流亡期间,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从1900年到1902年住在慕尼黑,1902年到1903年住在伦敦,1903年到1905年住在日内瓦。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协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地下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促进了诸如《前进报》(Vperyod)和《无产者报》(Proletary)等革命报纸的制作和发行。

从1905年革命到1914年


  1905年,沙皇军队向圣彼得堡一场和平示威活动开火后,工人们的自发起义引发了一场革命高潮,数百次罢工和农民暴动推波助澜,迫使沙皇政权批准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允许更大的政治自由,以及成立一个名为杜马(Duma)的软弱的议会机构。
  尽管列宁最初拒绝参加杜马(但他在1906年改变了立场),但他支持参加由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委员会),即在领导革命活动的工作场所和工人社区自发形成的一种民主机构。他还强烈支持开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尤其是其布尔什维克派,让大量激进主义的工人涌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政治差距缩小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数量激增。一个左翼孟什维克、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甚至提出了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概念(在他1904年至1906年的文章中),即民主革命将导致工人在农民支持下获得政治权力,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俄国革命会帮助在更先进的工业国家引发工人革命。虽然列宁当时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观点,但这一概念后来出现在了他对1917年革命的看法中。
  然而,1905年末和1906年,沙皇保守主义势力成功地遏制了革命浪潮,废除了许多早先批准的改革。革命者被迫再次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士气低落。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再次激化,但列宁也发现自己与由亚历山大·A·波格达诺夫(Alexander A . Bogdanov)领导的一群布尔什维克发生了冲突。这些“极左”布尔什维克诋毁工会工作和其它改良活动(他们希望进行“武装斗争”),并质疑布尔什维克参加选举和进入杜马的行为。列宁坚持认为,参与杜马为革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进行合法鼓动和教育的有力工具,而改良斗争使工人阶级运动在斗争经验和政治效果上取得了进展。他在1909年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反对他所认为的波格达诺夫等人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严重修正。与此同时,他还在进行一场与“取消派”(Liquidators)的激烈斗争。“取消派”是孟什维克中有影响力的一股力量,他们希望取缔所有革命的地下组织,代之以严格合法和改良主义的结构。列宁还对由托洛茨基以及一些布尔什维克组成、试图维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团结的“调和派”(conciliators)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的结论是,一个有凝聚力、纪律严明的组织,是建立在一个结合合法和地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础上的,是不可能通过寻求与其他纲领各异的社会主义者的妥协而建立起来的。
  1912年,列宁和那些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他派别决裂,建立了自己单独的布尔什维克党。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党出版了《真理报》(Pravda)。他们不仅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方向,而且首先有了一个明确方案,突出了三项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有利于工人; 土地改革,有利于农民; 以及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宪会议。这三个要求被用来突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布尔什维克还有一个严肃而有纪律的组织结构,将合法的改良努力与非法的革命工作结合起来。1912年至1914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革命运动中超越了所有其他势力,在有组织工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与俄罗斯工人阶级中急剧增长的新一轮激进主义浪潮是一致的。1912年,政府对西伯利亚东北部勒拿河(Lena)金矿罢工工人的暴力行为,加上以密集剥削工人为特征的工业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引发了巨大的骚动和越来越多的抗议。到1914年,一些观察家得出结论说俄罗斯正处于另一场革命的爆发边缘。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遏制了这种激进主义抬头,沙皇当局利用一战镇压了所有异见人士。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爱国主义”的和“反战主义”的,不仅在俄罗斯是这样,而且在所有卷入冲突的国家都是如此。在俄罗斯,只有较为温和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者才被允许公开行动,他们因此在工人运动中超过了现在受到政治压制的布尔什维克。
  1912年,列宁搬到了奥地利占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1914年战争爆发后,他被驱逐到瑞士。列宁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曾预料到战争爆发。然而,令他深感震惊的是,在各自统治阶层的“爱国主义”要求面前,第二国际各个大众党竟然屈服了——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此前,他曾将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民主议会体系中正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典范。除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其他少数人,大多数社民党领导人要么支持德国战争目标,要么克制自己不反对战争。列宁,连同卢森堡和其他革命左派分子,都认为帝国主义——各个“列强”侵略性的经济扩张主义——是随后发生的血腥战争的根本原因。他对交战国家的工人阶级被鼓励在这场冲突中自相残杀感到愤怒,他从未原谅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象征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对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出的粉饰。
  在1914年至1917年期间,列宁致力于建立一个反战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派。在齐美瓦尔德(Zimmerwald)和昆塔尔(Kienthal)会议上,他与各种反战社会主义思潮一道,批评第二国际未能信守其坚决的反战声明,并呼吁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的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他还制作了一份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的报告,也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 1916)。此外,他还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区分了发达的、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不应该支持),和受“列强”压迫和剥削的各族人民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应该支持)。他的观点强调了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并不普遍的一种倾向——赞赏和支持亚洲、非洲和美洲被压迫的“非白人”的民族解放斗争。
  列宁当时也对那些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提出了异议,尤其是卢森堡和托洛茨基,而他们政策实际上与列宁的政策最为接近。他拒绝了卢森堡在《尤尼乌斯小册子》(The Junius Pamphlet)中和托洛茨基在《战争与国际》(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中关于呼吁立即和平以及提倡“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论点,而提出了最顽强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尽管只有一些他最亲密的伙伴们接受了这个口号,如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Gregory Zinoviev),但这一事实对列宁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将使他无法与“中派”(centrist)社会民主党人妥协,比如考茨基和法国的让·龙格(Jean Longuet)。到1916年,“中派”已经放弃了最初对战争的接受,但仍不愿与他们政党中支持战争的大多数人彻底决裂。列宁认为,只有把革命社会主义者从这些妥协者中分离出来,才真正有可能为厌战的群众提供领导,达成真正革命的变革。

沙皇主义衰落与“双重权力”崛起


  在俄国国内,对战争的日益幻灭在工人和农民中掀起了一股激进主义新高潮。1917年3月,彼得格勒(圣彼得堡1914年更名为彼得格勒)的女工们在国际妇女节这天自发举行了一场起义,随后演变成了一场成功的革命。当时,俄罗斯军队——主要是“身穿军装的农民”——加入了起义的工人队伍,反对沙皇政府。
  当工人和士兵代表组成的民主选举的苏维埃(soviets)以及由国家杜马的政治家建立的亲资本主义的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都试图接管国家权力时,就出现了“双重权力”(dual power)局面。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一些布尔什维克,起初都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4月,列宁结束流亡回国,便开始挑战这种普遍的倾向。
  沙皇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列宁就拼命地想方设法回到俄罗斯。他被拒绝通过英国和法国旅行,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他会威胁到俄罗斯继续参与战争的前景。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德国政府允许列宁和所有其他俄国流亡者通过德国。后来,那些对列宁怀有敌意的人利用这一点(以及布尔什维克从德国获得过资金的传说)诽谤他为“德国特工”。
  在抵达彼得格勒后,列宁指出,临时政府无法将俄罗斯从战争泥沼中解脱出来, 不能保证工人在城市将有足够食物, 并没有拆散贵族大量的庄园来给农民分配土地。因此,他认为工人和革命者不应该支持临时政府。相反,他们应该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呼吁“和平、面包和土地”。民主革命必须发展成为由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革命。这一发展将刺激德国、奥匈帝国和法国等国厌战和激进的工人与他们的俄国同志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他的这些“四月提纲”(April Theses)震惊了大多数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的许多人,但很快就赢得了布尔什维克的普通党员、以及托洛茨基这样的前对手的支持。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了一场反对临时政府的大规模武装游行,临时政府现在由温和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领导。暴力活动在示威当中爆发,导致临时政府采取镇压措施。许多布尔什维克(包括著名的新成员托洛茨基)被逮捕,列宁则越过边境逃往芬兰。在那里,他开始撰写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对工人革命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幅自由意志的、民主的愿景。在他完成这项研究之前,政治事态的发展使得列宁意识到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呼吁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一转变中起了关键作用。1917年9月,拉夫·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发动右翼军事政变,旨在同时推翻临时政府和各苏维埃。临时政府不得不将所有革命武装分子从监狱释放,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一起保卫革命,而科尔尼洛夫被打败了,他的军队在革命煽动者的影响下溃散了。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国内战


  列宁在他的藏身处急不可当地对他的同志们坚持说,让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两个列宁的亲密追随者,反对如此大胆的举动,但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被党内的革命热情所淹没,也被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所压倒。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形成了一个支持布尔什维克要求的左翼派系。就像1905年一样,托洛茨基现在再次领导了苏维埃,采取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立场,并且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在托洛茨基领导下成立了,准备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
  1917年11月7日(根据现代历法),俄国爆发了一场激动人心但相对不流血的十月革命,这场革命被全世界不满的人视为希望的灯塔。作为二十世纪的核心发展之一,它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和现代的共产主义兴起。
  列宁是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Soviet Narodnykh Komossarov, 简称Sovnarkom)的领导人,由布尔什维克(很快改名为共产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新政权与德国进行和平谈判,以确保俄罗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退出。
  德国政府提出了领土割让和财政赔款的苛刻要求,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许多革命者,包括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列宁自己党内的一个左翼共产主义派别,都反对这些让步,要求对德意志帝国主义发动革命战争。
  作为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的苏俄谈判小组领导人,托洛茨基试图借着和谈机会来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目标,并“越过政府”直接向德国民众展开呼吁;他采取了中间立场,希望德国对这个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会因德国的工人阶级叛乱和罢工而受阻。托洛茨基主张,既拒绝签署德国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提出的要求,也拒绝用几乎不存在的俄国军队重新开战。这一妥协立场最初被苏俄政府采纳,但期待中的德国大规模罢工和叛乱未能变为现实,而当德国军队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时,托洛茨基撤回了他“既不战争也不和平”的提议,转而站在列宁一边。
  面对许多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愤怒反对时,列宁仍坚持俄罗斯需要和平,并以微弱优势赢得了投票,接受了德国的更加强硬的要求,从而在1918年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左翼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府,并采取暴力反对政府的立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一些孟什维克,也公开表示敌意。亲资本主义和亲沙皇主义力量致力于推翻新政权,许多外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政府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许多外国政府(包括英国、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法国、德国、日本、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和美国)以军事力量进行干预,帮助反革命的俄罗斯军队,使内战不断升级、愈发残酷无情。大批工农群众加入新的红军(Red Army),保卫革命成果。他们的努力受到经济的崩溃(过早国有化加速了这一进程)以及新政府经验不足、犯了不可避免的错误所阻碍。
  1918年,一些社会革命党人企图进行暗杀,列宁受重伤,其他一些著名布尔什维克分子被杀。在列宁倡议下,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指挥的“契卡”(Cheka)特种安全部队展开了红色恐怖(Red Terror),对所有被认为是“革命敌人”的人进行逮捕和处决。1918年初,人民委员会解散了它认为没有代表性的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理由是这个机构已经被更彻底的苏维埃民主所取代。然而,到1919年,这种苏维埃民主已基本消失。由于共产党对对立的左翼政党的镇压,以及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的相对解体(因为经济本身已经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苏维埃变成了空壳,变成了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党的政令的橡皮图章。
  为了回应反共的反革命分子(被称为“白军”,相对于左翼的“红军”)的血腥行动,共产党的政策愈发严酷。在越来越多反动的和亲沙皇的军官领导下,白军经常把反共产主义与反民主、反工人阶级、反农民和反犹太暴力结合起来。尽管如此,外国政府还是向白军提供了大量物质支持,希望结束俄国工人给本国工人阶级树立的“坏榜样”。
  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深信,把社会主义革命传播到其他国家对于他们自己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必不可少的。1919年,他们组织了共产国际(Comintern;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促使在世界各国成立共产主义政党。列宁担心这些新政党可能会犯下“极左”的错误(比如试图在没有工人阶级的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或者拒绝为“仅仅”改良而斗争),于是他在1920年写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在共产国际第二届和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他支持“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策略,即共产主义者将与较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保护和推进工人权利,以抵御资本主义和反动势力攻击。这也将赢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对共产主义政党的支持,因为他们将被证明是维护工人利益最有效的战士。列宁一直坚信着新苏维埃共和国的未来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革命传播到其他国家来实现,但他并未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希望实现。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在俄国内战期间,用列宁自己话来说,他和他的同志们犯了严重错误。例如,在击退外国侵略者过程中,红军在列宁支持下,不顾红军指挥官托洛茨基反对,入侵了波兰,希望在波兰工人和农民中间引发一场革命起义。相反,一场猛烈反击把苏俄军队赶出了波兰。
  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实行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工业的全面国有化正式将经济置于缺乏经验的国家手中,而严格的中央计划将威权主义和官僚因素引入经济。为了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控制,还努力使“贫农”与所谓“富农”对立起来。这样的工农业政策导致了官僚主义、瓶颈和短缺,工人的不满和农民的愤懑日益增长。
  与一些普遍观点相反,这些政策从来就没有被当作是什么通往理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所谓“捷径”;马克思曾坚称,要实现理想社会,就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高经济生产率、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及对生产资料的真正民主的社会控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有被解释为在面对内战和侵略时绝望的紧急措施才是合理的。到1921年,共产党的战争政策引发了农民暴动,工人和水手在彼得格勒城外曾经亲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发动反叛。
  列宁现在带头采取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些共产主义者所提倡的政策。在1921年,他推行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允许在农村进行小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并将市场机制重新引入整个经济。一个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后来几年里被看作是推行新经济政策改革的领头羊。这些变化,加上内战和外国干预的结束,导致了经济的改善,重要的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政策得以实施,帮助了这个遭受重创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数千万人民。
  但与此同时,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党也采取措施,加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甚至作为一项紧急措施首次禁止党内派系斗争,限制党内民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工会领袖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Alexander Shlyapnikov,或译作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和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为首的工人反对派(Workers’ Opposition)——呼吁工人阶级对国家机构和经济拥有更大控制权——被禁止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措施为建立一个永久的狭窄、压制性的独裁政权创造了先例和基本框架。

列宁的最后失败和遗产


  列宁越来越担心,用他的话说,苏联共和国正变得“官僚堕落”。1922年5月,他因中风病倒,在秋天完全康复,回到了工作岗位,却在12月再次中风。在这段时期以及1923年初几个月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克服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官僚专制,以及如何加强工人和农民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列宁反对一些党领导人对非俄罗斯民族采取镇压政策的倾向。在这些领导人中,1922年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是主要的一个。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概念包括“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而斯大林和其他现在负责党机构人扭曲了这个概念,使得官僚主义的“集中”排挤了党内民主,从而压制对自己的决定的任何质疑和反对。
  列宁寻求与托洛茨基结盟以在党内捍卫自己的立场,他果断地与斯大林决裂,他认为斯大林是自己所反对的派别的典型。在他的最后遗嘱中,他敦促将斯大林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撤下。但1923年3月的第三次中风使他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1924年1月21日,在他位于莫斯科郊外高尔基村(Gorki)的乡间别墅里,他遭遇了最后一次的致命的中风。经过精心准备的国葬后,列宁的防腐遗体被安放在莫斯科红场一座陵墓里。
  苏联数以百万计的人哀悼他,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也哀悼他,但列宁大部分成就都被斯大林政权后来的政策毁掉了(尽管这些政策被无耻地附会为列宁的)。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艰难的条件下也逐渐退化为了一党专制。但在他死后,它演变成一个更加无情的官僚暴政,首先捍卫的是官僚统治者的物质和其他特权。
  那些与列宁关系最密切的人发现他们的权威被斯大林的政治机器消灭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杀害,当时成千上万真实和想象中的异见人士被消灭,包括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替代这种斯大林式“列宁主义”的各种方案确实也被提出过,特别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在整个共产国际(1943年被斯大林解散)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方法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后来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在1956年谴责了斯大林,斯大林创建的官僚体制和缺乏民主的方法却纹丝不动。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开始质疑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和一个象征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列宁对政治理论的各方各面都有所关注,但他的独特贡献是对政党的概念化和组织,使得它有能力在1917年的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在列宁最严厉的批评者眼里,列宁的政治正直和个人无私也是无可争议的,而他作为20世纪的最伟大革命领袖之一,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无可置疑。然而,在整个政治光谱当中,激烈争论的是他对未来是否还有重要性——当然,这与我们如何解读他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息息相关。




[1] C.L.R.詹姆斯(C.L.R. James),《列宁与先锋党》(Lenin and the Vanguard Party),收录于安娜·格里姆肖(Anna Grimshaw)(编辑),《C.L.R.詹姆斯读本》(The C.L.R. James Reader)(牛津: 布莱克威尔,1992),327-8。本节是根据作者为《科利尔百科全书》(Colliers Encyclopedia)(1995年)和《国际革命和抗议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Revolution and Protest)编写的材料编写的,编者为伊曼努尔·尼斯(Immanuel Ness)等人(牛津: 布莱克威尔,2009,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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