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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托洛茨基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2024年8月23日
马城 译


　　在墨西哥城科约阿坎的托洛茨基博物馆讨论会上的演讲稿。2024年8月22日，为纪念列宁逝世（1924-2024）和托洛茨基逝世（1940年8月21日）周年，在墨西哥城托洛茨基博物馆发表了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演讲（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两名小组成员是胡安·卡洛斯·焦尔达诺（Juan Carlos Giordano，来自阿根廷Socialist Left）和卡拉·托雷斯·贝尔特兰（Carla Torres Beltrán，来自墨西哥Revolutionary Left - CWI），小组讨论由博物馆馆长加布里埃拉·佩雷斯·诺列加（Gabriela Pérez Noriega）主持。
　　原文链接：Lenin and Trotsky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和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在地下革命中的别名：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身份的核心与他们毫不妥协的革命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任何今天或明天的革命者，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非常熟悉他们是谁，他们说过什么，他们做过什么。[1]

　　至少有四个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列宁，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托洛茨基，而如果没有托洛茨基，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列宁。

　　在这些事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在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胜利和1918-1921年残酷的内战中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政权的胜利中的合作——列宁作为核心锻造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革命组织——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有能力组织和领导1917年的起义，然后组建红军并带领其取得战争的胜利。

　　使这种至关重要的合作成为可能的是他们两个所具有的特质——从20世纪初到他们生命终结，他们每个人都运用了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值得花时间去探索的。

　　列宁简洁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作为教条，而是作为行动指南的必要性，认识到一般的理论观点必须通过应用于“历史进程的每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经济和政治条件”加以修正。列宁不止一次地抱怨说，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太迂腐了”。他们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即它的革命的辩证法。他们甚至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关于革命时期需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的明确陈述。”根据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对革命的态度是他们“走来走去……就像猫围着一碗热粥一样。”[2]然而，列宁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尽管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绝不是肤浅的。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那样，年轻的列宁将“跟随马克思思想的演变”，体验“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并“在引言或注释中发现横向的结论”，对它们的“灵巧和深度”印象深刻。托洛茨基总结道：“马克思从未有过一个比他更好的读者，一个比他更深刻、更感恩的人，一个比他更专心、更投缘、更有能力的学生。”他补充说，列宁“事先就不信任那些自鸣得意的无知之徒和博览群书的平庸之辈，他们企图用其他更实用的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身上也有这些特质。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信奉格卢卡奇所说的“革命的现实性”——或者像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所说的那样，拒绝“那些谈论革命，喜欢思考革命，但不‘认真做事’的人……那些谈论革命但不打算制造革命的人”[3]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列宁的一生中所代表的意义，可以在他19世纪90年代早期作品的一篇长篇摘录中找到：

　　“工人不可能不看到，他是被资本压迫的，他的斗争必须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目的是满足他眼前的经济需要，改善他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要求工人组织起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战争，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任何地方压迫和压迫劳动人民。…

　　当它的先进代表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掌握了俄国工人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当工人中间形成了稳定的组织，把工人目前零星的经济斗争转化为自觉的阶级斗争的时候，那时，俄国工人就会站在一切民主分子的前列，将推翻专制主义，并领导俄国工人阶级（与各国无产阶级并肩）沿着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正路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4]

　　这也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从他早年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直到他在科约阿坎被斯大林主义者暗杀。

　　值得注意的是，杰出的马克思学者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评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评价对列宁政治取向的重要性。在《讲话》的要点中，我们发现了这些话：

　　“民主派小资产者希望尽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任务是使革命持续下去，直到所有多少有产阶级都被赶出统治地位为止。”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在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世界上一切主要国家——取得足够的进展以前，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至少决定性的生产力就会集中在工人手中。我们所关心的不是简单地修改私有制，而是废除私有制；不是掩盖阶级对立，而是消灭阶级；不是改善现存社会，而是建立一个新社会。[5]

　　根据梁赞诺夫的说法，列宁熟记这些词，并且“喜欢引用它们”。梁赞诺夫强调了关键点：“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推动革命，使其持久，而不是让它消失……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胜利。”每一块被征服的土地都必须作为进一步征服的一步。[6]

　　这对托洛茨基的方法也是至关重要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后来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元素。正如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得出的的结论，“托洛茨基深深信奉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素，那就是它的精髓：不断的革命。”[7]革命理论家和活动家——寻求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他们周围的世界——自然会提出“不断革命”方向的公式。列宁自己在1917年之前的思想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早在1905-1906年，正是托洛茨基的精彩散文最清晰、最大胆地阐述了不断革命的相关因素。托洛茨基的构想将争取民主的斗争——封建特权的终结、言论自由、所有人的平权、人民统治——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中，绝大多数人将控制社会的生产资料，以允许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还把俄国的革命斗争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联系起来。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包含三个基本点。俄国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在农民占多数的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这场民主革命将在俄国开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所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都将继续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一过渡将是国际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并将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同时也必须得到国际革命进程的推动。随着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1919年共产主义国际的成立，这是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们的方向。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现实，强调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统一。在内战、外国干涉和经济崩溃的年代，在为革命政权的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他们使用了极端专制和镇压性的紧急措施。他们监督建立了一个官僚机构来监督这场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不止一次地粗暴地对待不满的同志、工人和农民，他们希望看到回归最初的革命理想。列宁和托洛茨基自己仍然相信这些理想，并且越来越担心他们帮助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的权力和滥用。在他们的托洛茨基传记中，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和纳塔莉亚·谢多娃（Natalia Sedova）这样描述列宁不断演变的观点：“列宁在1921年至1922年的演讲和著作中……并不掩饰他的不安和偶尔的痛苦。同时代人的回忆表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强烈批评那些赞成官僚独裁的党的领导人的观点和行为。”1922年，列宁因第一次中风而倒下，两年后去世。杰出的同志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拜访列宁回来，回答了“列宁谴责什么？”他指出，答案是：“非常重要，首先，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官僚机构。”[8]

　　约瑟夫·斯大林是这个机构的核心人物，他的权力急剧增长。列宁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试图招募托洛茨基与他一起对抗堕落官僚和斯大林的影响，但托洛茨基却无能为力，列宁在合作尚未巩固之前就去世了。列宁的两位同志——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Gregory Zinoviev）——目光短浅地与斯大林结盟，并在很早的时候就试图削弱托洛茨基的影响力。但正如德国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她对罗莎·卢森堡很有信心，后来又对列宁及其同伴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很有信心）在1924年写给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的信中所说，克鲁普斯卡娅“最近对我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所说的列宁从不信任托洛茨基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很喜欢托洛茨基，并对他非常尊敬。”[9]

　　到1926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感到有必要加入托洛茨基和其他人的联合反对派，反对官僚主义的堕落和斯大林的负面影响。但为时已晚，他们被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压倒了，后者很快就会实施所谓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苏联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的现代化，由官僚专政监督。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基本要素——如工人民主和革命国际主义——在斯大林政权的统治下被稀释成毫无意义的范畴，被背离得不复存在。

　　在他的余生中，托洛茨基继续他对官僚独裁和斯大林主义的抵抗——作为他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持续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未来。他尽其所能在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革命意识和革命力量，这是他与列宁共同追求的方向。这包括再次致力于打造列宁在俄国为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中所创造的那种革命党。

　　事实上，组织问题曾是两位革命家之间的一个尖锐分歧点。马克斯·伊斯特曼这样描述列宁帮助建立的革命党：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它结合了政党、职业协会、神圣教团、军队、科学协会的某些基本特征，但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一个教派。它的成员并不怀有宗派心理，而是怀有与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主流阶级力量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列宁决定的，并由列宁逐步调整，其精妙程度是马克思做梦也想不到的。[10]

　　从20世纪初开始，列宁的政治取向就涉及到对革命组织必须如何运作的不妥协态度。他的战友和同伴克鲁普斯卡娅评论说：“列宁周围的同志对原则的承诺要认真得多，他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贯彻这些原则，并将其贯穿于所有实际工作中。”[11]这就造成了紧张甚至分裂，例如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之间的分裂。虽然托洛茨基起初与列宁关系密切（一位年长的同志普列汉诺夫曾称托洛茨基为“列宁的棍棒”），但现在他与列宁决裂，主张社会主义者团结，反对他所认为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派别主义、傲慢和不宽容，这导致了他与列宁之间长达十多年的激烈争论。托洛茨基最初认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必然会带来革命力量的团结，因此在此期间，不同派别应在同一组织中共存。然而，当历经事变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被证明是一个有凝聚力和有效的革命工具，而托洛茨基和其它人试图维持的政治上多样化的联合体却没有。托洛茨基后来解释说：

　　“派系之间的简单和解只有沿着某种“中间”路线才有可能。但是，如何保证这条人为划定的对角线将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呢？科学的政治学的任务是从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推导出纲领和策略，而不是从像政治派别这样的次要和短暂力量的（不断变化的）平行四边形中推导出纲领和策略。”[12]

　　1917年初，托洛茨基得出了这个结论，并意识到他自己的战略方向与布尔什维克的战略方向趋同，于是他与列宁重新加入了一个共同的组织——这使得列宁断言，从那一刻起，“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13]

　　这是构成列宁和托洛茨基基本统一的第四个现实。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托洛茨基和他在世界各地的合作者们，一直称自己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Bolshevik-Leninists）。他们保留了与列宁和他的革命同志有关的传统和方向，为今天和明天的活动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1] 参见Paul Le Blanc《Leon Trotsky》（伦敦：Reaktion Books， 2015）和Paul Le Blanc，《列宁：应对灾难，锻造革命》（2023）。

[2] 列宁：“Letters on Tactics，”，《文集》，第24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4年），第42页；列宁：“Our Revolution，”，《文集》，第33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5年），第476页。

[3] 列昂·托洛茨基：《青年列宁》（纽约：双日出版社，1972），第187、188页；乔治·卢卡奇：《列宁思想统一性研究》（伦敦：Verso出版社，2011），第11页； 马克斯·伊斯特曼：《马克思、列宁与革命科学》（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出版社，1926年），第150、151页。

[4]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卷1（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0），299年，300页。这一取向贯穿了列宁所有的政治思想，这可以从我主编的《列宁：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著作选集》（伦敦：布鲁托出版社，2008年）中看出。

[5]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讲话》（1850年3月），载于戴维·芬巴赫主编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伦敦：Verso出版社，2019年），第317-18页。

[6] 大卫·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简介》（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3），第100页。

[7] 《不断革命的时代：托洛茨基选集》（纽约：戴尔出版社，1964），第18页。另见：迈克尔Löwy《综合和不平衡发展的政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伦敦：Verso，1981）；迈克尔Löwy和保罗勒布朗，“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汤姆洛克莫尔和诺曼莱文，编辑。《帕尔格雷夫列宁主义政治哲学手册》（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8），231-256页；Richard B. Day和Daniel F. Gaido主编。，《不断革命的见证：文献记录》（芝加哥：Haymarket Books， 2011）。

[8] Victor Serge和Natalia Sedova，《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 2016），第103页；加米涅夫引用刘易斯·菲舍尔的《列宁的一生》（纽约：Harper and Row出版社，1964），第603页。

[9] 克拉拉·蔡特金：《致叶莲娜·斯塔索娃的信》，1924年3月29日，迈克·琼斯、本·刘易斯主编《克拉拉·蔡特金，书信与写作》（伦敦：默林出版社，2015），第126页。

[10] 《马克思、列宁与革命科学》，第159-60页。参见我的专书《列宁与革命党》（芝加哥：Haymarket Books， 2015）。

[11]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纽约：国际出版社，1970），第96页。

[12] 列昂·托洛茨基：《斯大林及其影响的评价》（纽约：斯坦因和戴伊出版社，1967），第112页。另见Dianne Feeley，Paul Le Blanc和Thomas Twiss合撰 Leon Trotsk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4）。

[13] 列昂·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2），第105页。